『壹』 谁给我讲讲<旗袍>里关萍露的原型人物和她的事迹
《旗袍》关萍露原型黄慕兰 《旗袍》陆续在全面地面台开播,收视率居高不下,该剧的原型之一黄慕兰老人,104岁高龄的她至今还生活在杭州。杭州某小区,一条狭长的街道,通往一栋普通的居民楼。连邻居们也不知道,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党一部网络全书”的传奇湘女的老地下党员黄慕兰,现在就和两位保姆在此“隐居”。这位曾因出色的情报工作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的“女间谍”,今年已经104岁。 《旗袍》在剧本创作初期时,也对黄慕兰的传奇经历进行了深刻研究,把她的特工生涯经过艺术塑造后,才有了关萍露这样出色的角色,《旗袍》一剧正是意在歌颂和赞扬中共地下党员的英雄本色。
电视剧《旗袍》中的关萍露,她智勇双全,用年轻的生命做赌注,她从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学生,成长为临危不乱、忍辱负重的中共优秀谍战人员;她深爱自己的男友,甚至为了他深入虎穴,却被男友误认为是卖国求荣的女人,几次三番要除掉她;面对男友对革命的背叛,她毅然将其带到当年他们歃血为盟的地方亲手枪杀了他…… 根据黄慕兰老人等多位红色女特工改编的关萍露,她有着强大的内心力量,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但是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她也有属于她的柔情。但在这柔情的外衣下,关萍露必须做到的是忍辱负重,奉献青春与生命,谱成一典红色的生命之歌。如此精彩的谍战人生,也造就了现在《旗袍》的收视率为何会这么高的原因了。
如今的黄慕兰老人一直低调地生活在杭州,完全看不出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当年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杀汉奸,救周总理性命的女英雄。104岁的黄老现在依旧爱看电视,每天必看《新闻联播》;爱打麻将,中午必打一小时纸麻将;最大的爱好是照相,与她合影时,她先会捋平衣角,整理好头发,然后会强有力地握住你的手,并且露出灿烂的笑容。 当问起她是否会看《旗袍》的时候,黄慕兰老人高兴地说,肯定会看,可以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风采,是一件很激动的事情! 黄慕兰是一位奇女子。这位出身湘中名门的女性,本可以像大多数的世家小姐一样,读一所教会大学,或写诗,或学艺,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她却选择了终身以革命为业。作为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她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横跨差不多一个世纪,所接触的知名人士,所亲历的重大事件,足令后人喟叹。黄慕兰 - 人物简介
20世纪30年代从事地下工作时的黄慕兰。周南中学校友会 供图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出身于湘中名门,父亲曾任长沙岳麓书院主任教习,是谭嗣同、黄兴、蔡锷的儿子等的老师。1926年,年仅19岁的黄定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 黄慕兰天生丽质,长得非常漂亮,而且秀外慧中,能力强,有魄力,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如宋庆龄等全部到场,那年刚20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这位不到20岁的妇女运动领袖,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际广,工作有魄力,活动能力很强。黄慕兰在武汉工作时,在武汉三镇很有名。她认识许多社会各界上层人士,特别是妇女界的著名人士如何香凝、宋庆龄等,黄慕兰与她们都有过工作关系,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一些单身男子常常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 令人称奇的是,黄慕兰还被几位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作品。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写《蚀》借鉴过黄慕兰。一次黄慕兰到茅盾家作客,茅盾开玩笑说“听说你改了名字叫黄定慧了,为什么取了个尼姑的名字?”黄马上反正击道:“你胆敢取笑我,我还要找你算帐呢!你说,你为什么拿我做模特儿?人家都说《蚀》三部曲中的几个浪漫女性,原型都是我,逼得我只好改名‘定慧’了。” 国共分流后不久,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以一个令人瞩目的大美女形象出现,周旋于旧上海的各种场合,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演绎了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传奇。[1]黄慕兰 - 人物经历
1907年,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字淑仪)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开明之家,12岁被父母送进长沙周南女校。周南女校当时培养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是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 北伐前夕,黄慕兰逃婚后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下的妇女运动,19岁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际广,有魄力,在武汉三镇很出名。很多优秀男士都对她展开了追求。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据说茅盾写《蚀》也借鉴过她的故事。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主编、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国共分裂之后,宛、黄夫妇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用米汤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 1928年,儿子出生才三天,丈夫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前,她强忍着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日久生情,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三段婚姻。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黄慕兰后来才听到传达的消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陈毅曾写有悼念其牺牲的《哭阮啸仙、贺昌同志》。 1931年1月,党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委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2] 黄慕兰 - 智救关向应
黄慕兰还曾智救我党早期杰出领导人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上海领导全国工联工作的关向应在闸北他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
幸好关向应被捕时,当时负责中共地下党保卫工作的顾顺章正在汉口,对之并不知晓。4月21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这个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不仅供出了中共地下党中央几乎所有的机关以及领导人的地址,还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领导人都逐个指认了出来,当时在狱中的恽代英就是被他指认出来而牺牲的。
营救迫在眉睫,情况非常危急。周恩来找到黄慕兰,要她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黄慕兰分析再三,便向法租界的大律师、她的密友陈志皋提出,要求会会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这个陈其寿可不简单,他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当见到黄淑仪后,陈其寿对她很有好感,主动提出要收她为“过房女儿”,并要她担任自己几个女儿的家庭教师。
随着交往的加深,黄淑仪取得了陈其寿的信任,于是陈志皋便向父亲提出了请求,说是黄小姐有一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了进去,现关在龙华监狱,是否能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很爽快地答应帮忙。
数天后,陈其寿让陈志皋出面请龙华监狱的典狱长到陈家吃饭,同时将黄淑仪也叫了来。就在饭桌上,陈其寿将这件事讲了,并在介绍黄淑仪的身份时,称她为自己的“过房女儿”。典狱长将放人的事一口答应了下来。
但此后,关向应却迟迟未能被放出。这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向忠发的叛变。好在他还没来得及把关向应招出来,就被蒋介石枪毙了。虽说有惊无险,但周恩来担心夜长梦多,再次要黄淑仪加紧办理。黄淑仪只好又一次来到陈其寿家中,委婉地催促此事。
听说自己干女儿的事迟迟拖着未办,陈其寿非常生气,于是又把典狱长找来质问,典狱长说是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陈其寿非常了解此人爱好,让陈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又封了2斤上好的烟土去找李书记官。于是在龙华监狱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
营救成功后,欣喜不已的黄淑仪和陈志皋一道,亲自驾车到龙华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后任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120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等职。
1931年,黄慕兰调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解放前夕,她还在上海组建过渡性统战组织“牛尾聚餐会”,这个组织曾争取与劝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反正,可惜没有成功。
建国之后的黄慕兰命运十分坎坷。建国初期,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从事里弄居民工作,当她因党籍问题去找当年暗恋自己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求助时,却被他一顿奚落。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之中,于6月初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出狱后又多次上诉,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80年,在老战友邓颖超的帮助下,她的冤狱才得以平反。她著有《黄慕兰自传》,记述了党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黄慕兰 - 密报向忠发叛变
鲜为人知的是,黄慕兰是第一个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的人,使周恩来等得以及时的转移,使当时的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黄定慧1931年6月22日下午,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师陈志皋与热恋之中的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便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老同学相见,聊天的内容自然很随意。曹炳生感慨地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没聊几句,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慕兰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消失在人海里。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黄慕兰一直低着头,喝着咖啡,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50多岁的湖北人,他会是谁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是他。”潘汉年站了起来,“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了。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确实是向忠发。自从1931年4月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以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经中央决定,担任总书记一职的向忠发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为了安全,临走以前周恩来特别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时一再关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过夜。谁知6月21日夜里,向忠发从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来,到姘妇杨秀贞处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顺风车行要车,被人认了出来,刚抓到巡捕房就扛不住了,做了可耻的叛徒……
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当晚,只见一队特务,押了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他的寓所进行搜查……周恩来的住所只有三把钥匙,除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在黄慕兰的机警报信后化解了。 黄慕兰 - 感情生活
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她的第一次婚姻,由父亲包办配给了她父亲朋友的儿子,这个人又吃又喝又赌又嫖,她很痛苦,结婚一年不到就逃出来了。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的共产党员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黄淑仪与宛希俨于1927年“三八妇女节”登报结婚。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象宋庆龄、柳亚子全部到场,那年19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国共分裂后,她就开始转为地下,去了江西南昌当交通员。不久,生了个儿子,儿子生出来刚三天,黄慕兰还在医院里,丈夫就上山打游击了,1928年宛希俨在赣南领导暴动时牺牲,她把儿子送到男家,前往上海。 1928年底,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周恩来、康生、陈赓、潘汉年、李强的领导下工作。黄慕兰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很快便产生革命情谊,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结婚。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后担任了中央红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牺牲。 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追求。 《黄慕兰自传》记载:1930年6月的一个下午,她和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曹谈起了巡捕房最近抓到的一个共产党头头,说此人是湖北人,60岁左右,酒糟鼻子,镶一口金牙,9个指头,是悬赏10万元才抓到的。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突然,一个符合描述特点的人物闯进了她的脑海里:这个人很可能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这个人要是叛变就不得了! 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了潘汉年,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果然,当天晚上,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开门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向忠发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若不是黄慕兰的这次偶遇,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垮掉。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期间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黄慕兰 - 建国后的生活
黄定慧老人建国之后的黄慕兰命运十分坎坷。黄陈二人均未获工作安排,黄曾去找当年的同事——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却被他一顿奚落。其实饶乃是由爱生恨,现在当然要看黄的笑话。当时为打破经济封锁,决定派一批人去国外搞贸易,陈积极要求前往,实则他与初恋情人已在外同居,至此恰好可以一走了之。黄无可奈何,只好希望陈继续为党做贡献。陈表示国内一切由黄处理,并决不离婚。陈此去再也没有回来,给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 黄此后结束了通易公司,参加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居委会工作和救济总会的工作。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之中,于6月初在上海被捕,后被关入秦城监狱。63年,宣判她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同年被和宛希俨的长子接出监狱。黄的老同事吴德峰、阿英支持她上诉,期间陈从海外托人带信要黄去香港,黄未去。67年,黄再次被押入秦城,75年释放,黄表示要继续上诉,一直没有结果,连在地下工作时指导过她的工作的高级领导人,也无能为力,不能过问。直到1980年,得蒙邓颖超召见,她的冤狱才得以平反,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黄慕兰 - 评价
黄慕兰虽然出身名门小姐,但是没有丝毫豪门小姐的娇弱,而是一个有主见、敢作为、大胆泼辣的奇女子,特别是在中央特科工作中,做出了许多重大的成绩,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是在感情问题上能够服从大局,为了工作需要,放弃自己真爱的男人,而与陈志皋结婚,这种牺牲精神是非常可贵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才皆可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黄慕兰做到了,她奇就奇在这里。中共特科元勋陈赓大将曾说:“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周恩来称黄慕兰为“我党网络全书”
『贰』 民国时期旗袍的改良与演变过程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叁』 旗袍盛行于哪个年代
我喜欢那个永远会被载入史册的“海上文化”那年代,不会再有复兴,也不会被人遗忘。它默默的被历史铭记
旗袍的美是一种典雅而高贵的美,这种由旗袍内涵所决定的文化品位限制了它的普及、大众化,同时它对穿着者的要求也十分苛刻,这不仅仅表现在对身体的要求上,同时也表现在对穿着者内涵及气质表现上,而且,旗袍的出现对背景、环境、气氛要求特别讲究。旗袍的美是一种距离的美,一种静止的典雅美
人类文明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女性的服装也随着历史不断改变。比起科技带给世界 的巨大变化,人体却顽强地保持了原状,这虽然不能算是奇迹,却为服装发展史、提供了可能。
服装不能脱离人体而孤立存在,旗袍也一样。女性的头、颈、肩、臂、胸、腰、臀、 腿以及手足,构成众多曲线巧妙结合的完美整体。
『肆』 传统旗袍与近代旗袍的区别是什么
近代旗袍比传统旗袍更加多样化
『伍』 民国时期,女学生穿的衣服叫什么名字
民国时期,女学生穿的衣服有两种,一种叫新式校服,款式源于文明新装。文明新装是民国初年,融合西洋服饰元素和中国传统服饰特点而形成的服饰。还有一种就是旗袍。
文明新装形制为腰身窄小的大襟袄,摆长不过臀,袖短露肘或露腕,并呈喇叭状,袖口一般为七寸,称之为“倒大袖”,衣服的下摆多为圆弧形,并在领、袖、襟等处缀有花边。文明新装裙子也比较短,但不曾缩短到膝上(在这以前的裙子下垂及足)。
旗袍服装风格中西合璧,旗袍虽然是本土化的服饰,然后西风东渐之后,西式服装的腰身,拉链、亮片的装饰都在旗袍中得到表现。
(5)近代学生旗袍扩展阅读:
民国时期学生装的影响:
民国时期学生装的出现,让国人眼前一亮,其经典的款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追捧,青年学生们因此也成为时尚的引领者。
以女学生为例,民国初年的女学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规模化、系统化、公开化掌握知识的女性,学生敢于求新求变的热忱与激情,加上受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自然令民国的女学生装具有不同的意味。
时人竹枝词对他们有贴切的描述“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衣常素朴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女学生化淡妆或者不化妆,她们朴素淡雅的精神风貌掀起了一股文明之风,学生装也成为了“知性”、“高雅”、“文化高”的代名词,一时间成为这个时代女性的标准形象,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
人民网-话说民国女生校服:张爱玲上学时爱穿旗袍
『陆』 各高校学生晒“旗袍”毕业照,自带复古滤镜,符合东方审美吗
当然符合啊,旗袍本就是我国的传统服饰,也是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东方美,最近也是各个高校的学生穿着旗袍拍照,旗袍可以很好的突显东方女子的美,有一种华丽中不失恬淡的美感 ,再配上绝美的背景,这个毕业照真的是美不胜收。
一直觉得喜欢旗袍的女子,必定是喜欢旗袍特有的风情,或妖娆妩媚,或温婉娴静。妖娆处似一朵开得极盛的牡丹,在枝头顾盼生姿,让你情不自禁地就想要触摸它的身子,而沾染它的芬芳。温婉处则恰似一朵水莲花,开在水中央,在微风中低头颔首,有着不甚凉风般地怯怯娇羞!那是一种让人不忍触碰的美!
『柒』 中国旗袍发展史
旗袍起源于中国上海。
旗袍,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民族服装,被誉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它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的性情与气质。
旗袍是清代的旗人之袍,是贵族的衣饰,现代意义的旗袍,诞生于20世纪初叶,盛行于三四十年
代,是中国女性服装的代表。行家把上个世纪20年代看作旗袍流行的起点,三十年代它到了顶峰状态,很快从发源地上海风靡至全国各地。当时上海是上流名媛的福地,她们热衷于游泳、打高尔夫、飞行术、骑马,奢华的社交生活和追赶时髦,注定了旗袍的流行。由于上海一直崇尚海派的西式生活方式,以致后来出现了“改良旗袍”,从遮掩身体的曲线到显现玲珑突兀的女性美,使旗袍彻底摆脱了旧有模式,成为中国女性独具民族特色的“国服”。
经过多年的修正与改良,旗袍已经成为最能体现中国女性美的服装,用最中国的布料,丝绸、锦
缎,做成最中国的服装———旗袍,穿在发髻高挽身段窈窕的中国女子身上,那种东方的美、东方的神韵,令人叹为观止。旗袍在这里,已超脱了一般意义上的服装而成为一种象征,为什么它会成为经典,答案也正在这里。
旗袍的美是一种典雅而高贵的美,这种由旗袍内涵所决定的文化品位限制了它的普及、大众化,
同时它对穿着者的要求也十分苛刻,这不仅仅表现在对身体的要求上,同时也表现在对穿着者内涵及气质表现上,而且,旗袍的出现对背景、环境、气氛要求特别讲究,我们不能设想一个菜贩身着旗袍脚趿拖鞋的模样,这是对美的糟塌,我们同样也不能接受一个身着旗袍的女人不停地挖鼻孔和吐口水。旗袍的美是一种距离的美,一种静止的典雅美。
旗袍追随着时代,承载着文明,显露着修养,体现着美德,演化为天地间一道绚丽的彩虹。愿
旗袍连接起过去和未来,连接起生活与艺术,将美的憧憬、美的风韵洒满人 间。
旗袍是中华女性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服装。说到传统,人们总要想到封建主义的保守、 封闭,还
有封建主义对妇女的各方面的禁锢。数千年来,中华女性的着装是严肃的。直到现在,严肃而正规的“职业女装”仍然占据着中国女性服装的主要地位。
凤冠霞帔,母仪天下,如果说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把妇女的最高期望值定到这里, 那么最
能说明一切奥妙的关键字眼就是“表 现”。把美好的体貌表现出来的唯一媒介是好的服装。“霓裳羽衣”也好,“凤冠霞帔”也罢,除了对那种繁华尊贵的追求之外,无论如何也剪不掉那段渴望美丽、渴望风采浪漫。旗袍的出现或许就因为如此吧。
人类文明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女性的服装也随着历史不断改变。比起科技带给世界 的巨大变化
,人体却顽强地保持了原状,这虽然不能算是奇迹,却为服装发展史、提供了可能。 服装不能脱离人体
而孤立存在,旗袍也一样。女性的头、颈、肩、臂、胸、腰、臀、 腿以及手足,构成众多曲线巧妙结合
的完美整体。旗袍的审美,似乎可以从这里谈起 。
旗袍的起源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
故将其称之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满汉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
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
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
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
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
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
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捌』 近现代旗袍的发展
其实,提起旗袍,它还是起源于十六世纪中期满族妇女的民族服装,至于这种旗袍是谁设计的,又是怎样得以推广的呢?满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传说,从前镜泊湖畔有个满族渔家姑娘,因为长得脸黑俊俏,心灵手巧,人称她“黑妞儿”。她觉得穿着古代传下来的肥大衣裙,打鱼不方便,就自己剪裁了一种连衣带裙多扣拌长衫,既省布合体,又劳动方便。后来,她被选进宫中封为“黑娘娘”,因过不惯官廷生活,穿不惯又肥又大的山河地理裙,就穿起从前自己剪裁的多扣拌长衫。皇上认为她擅自改变官廷服饰有罪,就赶她出宫,并一脚踢中她后心而死去。关东满人听到黑娘娘死的消息,大哭了三天,还穿起她剪裁的那种长袍来纪念她。后来,在旗的妇女认为方便,穿的人多了,就叫它为“旗袍”。说也奇怪,凡穿上旗袍的妇女,都变得十分苗条、俊美,据说那是心灵手巧的黑娘娘在晴中帮助她们打扮哩。
当然,这仅仅是民间传说,但也说明这种满族的民族服饰旗袍由原始的宽腰身直筒式逐渐形成现代汉旗妇女喜爱的线条流畅、贴身合体的流线型旗袍,是经历了多少的漫长演变。最早,旗人穿的旗袍,一般不过脚。只有满族妇女出嫁时,才穿过脚旗袍,作为出嫁礼服。因为,满族贵族妇女都穿高跟木屐,所以,她们的旗袍过脚,以便将脚盖住。清世祖入关,迁都北京,旗袍开始在中原流行。清统一中国,也统一全国服饰,男人穿长袍马褂,女人穿旗袍。以后,随着满汉生活的融合,统一,旗袍不仅被汉族妇女吸收,并不断进行革新。特别随着辛亥革命的风云,旗袍迅速在全国普及。从二十年代未到三十年代初,吸收了西方女装盛行的短袍,旗袍亦随之变短,身长仅过膝,袖口缩口,滚边变窄。三十年代中期,旗袍又渐渐变长甚至曳地,两边的权开得很高,里面衬马甲,腰身变得极窄,以至贴体,更显出女性的曲线。四十年代,旗袍再度缩短,而袖子则短到直至全部取消,几乎又回到二百年前的长马甲时代,所不同的只是更加轻便适体,变成流线型。近年来,旗袍款式又有新的改革,出现了后装袖、有肩缝旗袍,暗褶式开衩旗袍、短连袖旗袍、无袖旗袍等等具有当代开放气息的新款式。
汉族妇女为啥喜爱穿旗袍?主要旗袍的造型与妇女的体态相适合,线条简便,优美大方,所以,有人认为旗袍是中国女人独有的福音,可起到彩云托月的作用。而且,旗袍是老少宜穿,四季相宜,雅俗共赏。根据季节的变化和穿着者的不同需要、爱好,可长可短,可做单旗袍、夹旗袍;也可做衬绒短袍、丝棉旗袍。并且,随着选料不同,可展现出不同风格。选用小花、素格、细条丝绸制作,可显示出温和、稳重的风韵;选用织锦类衣料制作,可当迎宾、赴宴的华贵眼饰。因此,当中国旗袍在日本、法国等地展销对,很受当地妇女人士欢迎,她们不借重金,争购旗袍,特别是黑丝绒夹金花、篓金花的高档旗袍,最为抢手。总之,旗袍正以浓郁的民族风格,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服饰美。它不仅成为我国女装的代表,同时也公认为东方传统女装的象征
旗袍的大概起源——旗袍最早是满族旗人的长袍,宽袍大袖,三百年来没有改变。
“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到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这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于世的歌谣,但已形象地反映出上海在当时的服装界占有多么显要的领先地位。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30年代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说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典型代表。被称作Chinese dress的旗袍,和加入西式风格的海派旗袍,很快地从上海风靡全国各地。让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实际上是三十年代的旗袍,旗袍比较适合中国女性清瘦玲珑的身材特点,尤其很受上海女性的欢迎。加上这一时期外国的面料不断地进入中国,各大报刊杂志上都有服装专栏,还有当时流行的月份牌时装美女画,都推动时装的产生与流行。各大百货公司也常常举行时装表演及展览。尤其是上海,成了全国的时装中心,因为当时欧美的追最新款式仅隔三、四个月就流行到上海,全国各地都以上海为样板,竞相模仿。国内外通商交流的机会越来频繁,欧洲进口的布匹、羽纱、呢绒、蕾丝等纺织品大量涌入,使得人们选择的范围广了、着装的观念也改变了。作为海派文化的重要代表,海派旗袍便成了30年代旗袍的主流了。三十年代的上海上流社会名门闺秀追赶时髦、享受奢华的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她们崇尚西化的生活:游泳、骑马、跳舞、打高尔夫球,这也就要求服装更美观、和体。加上30年代欧美流行收腰就更体现出女性美,这就注定旗袍会变得更修长而紧身,并有高叉,从而符合30年代精致玲珑、开放活泼的理想形象。
30年代旗袍的款式有两个特点:“中西合璧,变化多端”。当时爱美女性旗袍穿着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局部西化,也有在旗袍外搭配西式外套。局部西化是指领和袖采用西式服装做法。如西式翻领、荷叶袖、开叉袖、还有下摆缀荷叶边,或缀不对称蕾丝等夸张的样子,但这仅是一些明星和贵妇的社交礼服,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将旗袍和西式服装搭配起来穿。比如:在旗袍外穿西式外套、裘皮大衣、绒线衫、背心等,在脖子上系围巾,或戴上珍珠项链显得大方而别致。
当时修长而收腰的旗袍配上烫发、透明丝袜、高跟皮鞋、项链、耳环、手表、皮包,都是最时尚的装扮,女性角色的扮演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后来,还出现一种改良旗袍,就是在剪裁中加入很多西式剪裁方法,从而使旗袍更合体、更实用。旗袍,成为中华民族别具一格的“国服”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近代上海的开埠,没有“中体西用”,“西学东渐”就不存在旗袍西化,也就无所谓“海派旗袍”了。
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战国至汉代曾为时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与深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事实上,深衣与袍服颇有差异,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当于把上衣下裳连成一体;袍服则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义,后来袍服逐渐被接纳为一种稳定的服饰式样,与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起始多为交领、直据,衣身宽博、衣长至附、袖较肥阔,在袖口处收缩紧小,臂肘处形成圆弧状,称为“袂”,或称“牛胡”,古有“张袂成荫”之说。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制,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蔚成风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种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服饰上的宽衫大袍。褒衣博带,逐渐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旗女与汉女的着装
作为女性着装的旗袍,与旗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旗人,则是清代对被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满族为主体,融合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内。八旗中除清朝皇族爱新觉罗的宗室、觉罗以外,还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分别由归附的汉人和蒙古人构成。清初八旗汉军有26万之众,是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仅是满族人,还可以是蒙古族或汉族人。这样,把旗袍定义为满族人所穿的服装也就有失准确了。满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擅长渔猎并四处游牧,他们所穿着的袍四面开权,有扣绊束腰带,脱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后来归附于他们的汉人和蒙古人也采用了这种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确立,旗人的袍服有所变化发展,与满洲早期的样式也有所不同,这时旗女所穿的袍可说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国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旗袍,称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装与汉族妇女的两截装束,在清初有着明显差异。
『玖』 旗袍的历史演变
现代旗袍的起源
二十世纪初盛行内穿喇叭型宽大袖子的短袄,外套前后摆及地的无袖长马甲。此后旗袍在边、袖、襟、领等处作了一些改动,增加了装饰,出现繁复的变化。但仍保持旧式旗袍马甲的平直宽大风格,袭用传统的直线裁制方式,显露不出女性的窈窕身段。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旗袍在长短、宽窄、开衩高低以及袖长袖短、领高领低等方面的改动尺度有所反复。 1929年,受欧美短裙影响,原来长短适中的旗袍开始变短,下摆上缩至膝盖,袖口变短变小。后来又有校服式旗袍,下摆缩至膝盖以上1寸,袖子采用西式。这一改变遭非议,1931年后旗袍又开始变长,下摆下垂。三十年代中期发展到极点,袍底落地遮住双脚,称为“扫地旗袍”。原先能遮住手腕的旗袍袖子缩短至肘部。以后袖长越来越短,缩至肩下两寸,1936年后几乎无袖。
清代旗袍不开衩,旗袍在缩短袖子时也悄悄在左边开低衩。后来衩越开越高渐渐及膝部高到大腿。由于有人反对,袍衩一度回到膝盖以下。但舆论压力一减小,袍衩又迅速升高,1933年后流行大开衩旗袍。
传统旗袍是上下一条直线,外加高高的硬领。三十年代初期,袍腰开始日积月累地收缩,到一九三四年后,女性身材的曲线终于全部显露出来。高耸及耳的领子也逐渐变矮,后来有的成了无领旗袍。
传统满族旗袍的起源
顺治年间(公元1644年),清世祖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至此传统服饰汉服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汉服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
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从顺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较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界,此时的清王朝正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在中国学生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始。
民国时的旗袍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
30、40年代是旗袍的顶盛期,这时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旗袍源于旗人之袍,而北京是旗人聚居最多之地,所以直至清末民初,旗袍是属于京派文化的。清代的旗人之袍包括男袍和女袍,但由于旗袍是女装,所以也可以说旗袍源于旗女之袍。清初较为瘦长紧窄小袖素简的旗女之袍,到了清末已变得宽大繁褥。辛亥革命之后,旗人多弃袍服而着大褂与裤,故20世纪10年着旗袍者极少,20年代才略有回复。鼎革后的旗袍有了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发生之地,却是上海。
清末旗女之袍与民国旗袍的主要差别有三点:
1. 旗女之袍宽大平直,不显露形体;民国旗袍开省收腰,表现体态或女性曲线。
2. 旗女之袍内着长裤,在开衩处可见绣花的裤脚;民国旗袍内着内裤和丝袜,开衩处露腿。
3. 旗女之袍面料以厚重织锦或其他提花织物居多,装饰繁琐;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印花织物增多,装饰亦较简约。
正是这三点差别,使旗袍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传统的袍服变成可与西方裙服相类比的新品种。袍服是外套,是强调功能(防寒、遮体、表示身份等)的服装种类,其审美意味是传统的含蓄。裙服,法语中的robe或英语中的one-piece dress,虽也有着与中国袍服相仿的历史和强调功能的传统,但表现女性体态曲线却也是它悠久的传统之一;而现代裙装则加强了这一特点,由含蓄的、理想化的、局部的表现,变为暴露、性感和全身的表现。现代西方裙装的所有这些表现女性体态细微变化的表现而言,民国旗袍是无与伦比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穿旗袍的女性急剧减少。有一位知名人曾不无遗憾地说:"对身材较好的女子而言,不能穿旗袍实在是一大损失!"
『拾』 说说古代,近代旗袍的发展变化(简单点)谢谢
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战国至汉代曾为时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与深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事实上,深衣与袍服颇有差异,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当于把上衣下裳连成一体;袍服则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义,后来袍服逐渐被接纳为一种稳定的服饰式样,与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起始多为交领、直据,衣身宽博、衣长至附、袖较肥阔,在袖口处收缩紧小,臂肘处形成圆弧状,称为“袂”,或称“牛胡”,古有“张袂成荫”之说。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制,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蔚成风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种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服饰上的宽衫大袍。褒衣博带,逐渐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旗女与汉女的着装
作为女性着装的旗袍,与旗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旗人,则是清代对被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满族为主体,融合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内。八旗中除清朝皇族爱新觉罗的宗室、觉罗以外,还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分别由归附的汉人和蒙古人构成。清初八旗汉军有26万之众,是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仅是满族人,还可以是蒙古族或汉族人。这样,把旗袍定义为满族人所穿的服装也就有失准确了。满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擅长渔猎并四处游牧,他们所穿着的袍四面开权,有扣绊束腰带,脱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后来归附于他们的汉人和蒙古人也采用了这种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确立,旗人的袍服有所变化发展,与满洲早期的样式也有所不同,这时旗女所穿的袍可说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国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旗袍,称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装与汉族妇女的两截装束,在清初有着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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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源流枣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
旗人之袍与旗袍枣旗袍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把旗袍视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虽看似无大错,却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
民国之初——悄然过渡过的旗袍。
20世纪初,中国政治风云跌宕。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创立民国,剪辫发,易服色,摧枯拉朽,把属于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级制度送进了历史博物馆,这一切为新式旗袍的延生创造了条件。
20年代——倒大袖与新样式。
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城市女性中时兴过一阵“文明新装”。
30年代——黄金时代(i)
本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近代中国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30年代又可谓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
40年代——黄金时代(ii)
旗袍走向经典的过程,可说在30年代已基本完成,40年代是其黄金时代在时间上的延续。
50年代——也有过灿烂的一瞬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如果说服装也有流行的话,那流行的主导已转向平民。
60、70年代——被冷落的20年
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是传统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灾难。
80、90年代——辉煌难再
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经远去,被冷落了30年之久的它,在80年代以来开放后的国土上显得有些落伍了。
旗袍的审美
近十几年来,时装中重新出现的旗袍,在国际时装舞频频亮相,风姿绰约有胜当年,并被做为一种有民族代表意义的正式礼服出现在各种国际社礼仪场合。
旗袍的京派与海派
京派与海派代表着艺术、文化上的两种风格。海派风格以吸收西艺为特点,标新且灵活多样,商业气息浓厚;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
艺术家与旗袍
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设计师与旗袍
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演变,旗袍的各种基本特征和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旗袍成为一种经典女装。经典相对稳定,而时装千变万化。但时装设计师常从经典的宝库中寻找灵感,旗袍也是设计师灵感的来源之一。
总之,旗袍是中国妇女的传统服装,而并非已经湮灭失传的历史服装。它既有沧桑变幻的往昔,更拥有焕然一新的现在。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加之可欣赏度高,因而极富有收藏价值。现代穿旗袍的女性虽然不多,但现代旗袍中不少地方仍保持了传统韵味,同时又能体现时尚之美,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