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尚旗袍慈善

㈠ 旗袍深受世界女性欢迎，它来源于什么

旗袍是中国乃至世界女性的传统服饰，被誉为中国的国粹和女性的民族服饰。尽管对其定义和时代仍存在诸多争议，但它仍然是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现象和形式之一。

旗袍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有学者认为旗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的服饰。20世纪20年代以后，它成为最常见的女装，1929年被中华民国政府确定为民族服装之一。

他认为民国旗袍对旗袍有影响，但他不认为两者之间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所以认为不宜称民国旗袍为“旗袍”，因此，他主张将旗袍改名为“旗袍”，将“台北旗袍研究会”改名为“台北旗袍研究会”。

㈡ 旗袍是怎么来的啊

旗袍是女性服饰之一，源于满族女性传统服装，在20世纪上半叶由民国汉族女性改进，由中华民国政府于1929年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民国以后，上海、北平等地的汉族女性在其基础上予以改良。1949年之后，旗袍在大陆渐渐被冷落，尤其文革中被认为封资修象征大量毁坏。
旗袍是满族的传统服饰，二十世纪上半叶由民国服饰设计师参考满族女性传统旗服和西洋文化基础上设计的一种时装，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糅合具象。在现时部分西方人的眼中，旗袍具有中国女性服饰文化的象征意 甘婷婷旗袍照义。在浓厚的封建礼教氛围中，想要妇女如现在一般外露曲线是不可能的。传统旗袍的裁制一直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完全平直，使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尽管旗袍改于满族妇女的袍子，或称旗装、旗服，但旗袍并不是旗装。旗袍是带有中国特色、体现西式审美、并采用西式剪裁的时装。旗装是满族妇女的民族服饰。旗装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两边开叉，胸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在袖口领口有大量盘滚装饰。黄色是皇家独尊之色，民众是忌用。旗装色彩鲜艳复杂，用料等花色品种就多样，喜用对比度高的色彩搭配。在领口、袖头和掖襟上加上了几道鲜艳花边或彩色牙子盘滚设计。由于旗装是一种平面服饰，盘滚成为旗装除面料外的唯一设计空间，因而以多盘滚为美。清末曾时兴过“十八镶”（即镶十八道花边）。清代旗袍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

㈢ 简述旗袍的发展过程表

论及旗袍风尚的起始时间，通常认为在20世纪民国时期，郑逸梅先生即称 “原来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国后始御之” 。至于具体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对比较含糊。周锡保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均以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后，周氏还以1923年的画报等资料推断，所谓旗袍在其时的上海数十人中不过一二 。事实上，以当时上海的新闻界对社会现象敏感程度，一种新式样的风行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报》等报纸上很难查到有关于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资料为旗袍在1925年的出现提供了佐证 。在作为旧帝都的北京，也有记载表明旗袍时尚始于1925年 。因此，将旗袍流行的起始时间视为1925年当为合理。 旗袍的样式起源，在学术界争论很多，主要观点有四种：
第一种以周锡保先生《中国古代服饰史》为代表，认为旗袍即是从清代旗女的袍服直接发展而来。但也有学者认为：“民国旗袍虽然具有类似于旗女之袍的形式，却不再具有旗女之袍的涵义，如果完全认为民国旗袍是直接由旗女之袍发展而来，未免有失偏颇”
第二种以袁杰英教授《中国旗袍》以及包铭新教授《中国旗袍》《近代中国女装实录》为代表，认为旗袍和旗装袍有一定继承关系，但同时认为旗袍的源头应是西周麻布窄形筒装或先秦两汉的深衣。江南大学崔荣荣教授也在著作《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全集》中说：“有些人质疑旗袍是满族服饰……我认为这些认知是片面和表面化的，汉族的袍服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满族的袍和褂的历史渊源又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我想很容易得到 。”国学大师章太炎亦认为：“昔诸葛亮造筒袖铠……满洲之服，其筒袖铠之绪也 。”将满族服饰的源头追溯到三国时期的蜀汉服饰。
第三种以王宇清《历代妇女袍服考实》为代表，认为中国妇女所穿的袍，远溯周、秦、汉、唐、宋、明时代，并不是只有在清代旗女才穿袍服。他认为旗女之袍对民国旗袍有影响，但不认为二者有直接继承关系，因此认为民国旗袍称之为“旗”袍并不合适，所以他倡导旗袍改名为“祺袍”，并把“台北旗袍研究会”改名为“台北祺袍研究会”。多年以来，台湾服装界人士一直呼吁为“祺袍正名”。 第四种以卞向阳教授《论旗袍的流行起源》为代表，认为旗袍是中国服装传统的西化变异。融合了旗袍马甲和文明新装的特点， 同时又结合了西式裙装的配伍形式， 构成了既有西方流行的影子而不同于中国传统袍服，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象征的新时尚流行和服装审美的特点，可为中西服饰交融的设计典范。他同时认为“旗袍”名称的起源是一种“误称”，因为较早倡导旗袍的群体都是都市中受西学影响较深、追求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的新女性、学生等社会群体，她（他）们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她（他）们的祖先在清初经过流血抗争才为汉族妇女取得不穿满式服装的权利，她们不可能去复辟帝制时代的、还是异族压迫者的服饰，所以旗装袍在民国复辟的条件并不具备 。 而民国之时“旗袍”的称呼之所以最终会流行开，是因为整个清代，汉族女装依然保留汉族女性传统的“上衣下裳”制。除了贵族命妇礼服外，寻常女子一般并不穿袍服，而旗女不论贵族女性礼服还是寻常女子的日常服饰却都是袍服。因此在长达近300年时间的潜移默化下，普通人已经习惯了“女子穿袍=旗女之袍”的历史记忆，所以在民国旗袍开始出现的时候会给普通人一种这是“旗袍”的联想。实际上民国旗袍首倡群体并不承认“旗袍”这个称呼，而是“只叫它做长衫、长衣或长袍，与男性服装混为一词，1926年2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有短文《袍而不旗》，提议改称“中华袍”。又有人提议叫做祺袍的，但兜兜转转的，最后还是叫回旗袍了 。” “旗袍”是专指民国出现的旗袍，还是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在内，旗袍概念的界定，和旗袍起源样式一样在学术界颇有争议。
众所周知，旗袍在文革期间被当成“四旧”“封、资、修”的象征进行批斗备受冷落，对于旗袍的研究在学术界成了禁区，一直到了改革开放后对旗袍的研究才在大陆学术界才逐渐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早期，基于政府提倡的“中华民族是一家”政策，同时为了证明旗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高贵的出身，研究旗袍是学者有意识地把民国旗袍和清代旗人服饰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联系起来。“‘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观点并非特别之多，但也自成一派 。”
比如《辞海》中有关于旗袍的注解：“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绿。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并改良为：直领，右斜襟开口，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边开衩，袖口收小。”
例如郁风的观点：“旗袍，顾名思义，是指清朝满人入关前后八旗妇女的衣袍，即以满蒙为主体的关外妇女的常服……这种旗袍主要在北方流行，南方妇女仍多数沿袭明朝风俗习惯穿着较长的上褂，下露长裙 。”
又例如袁杰英的观点：“旗人的常装与军装不同，一般是袍服，……一直是以简约的直身为基本样式，均称旗袍。、”“旗袍在清代是男女通用的衣着，只是在穿着风格上略有不同，官制与民用在选料、配饰方面加以区别而己 。”
但是“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在学术界受到质疑。“在整个清代浩瀚的文献中，‘旗袍’一词从未出现，在清代旗人称呼自己所服袍服为旗服或旗装，满语称呼为‘衣介’。旗袍二字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词出现，最早见于1918年沈寿口述，张睿笔录的《雪宦秀谱》一书中：‘绷有三：大绷旧用以绣旗袍之边，故谓之边绷’。这里的旗袍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指代某种刺绣服饰的名词 。”
当今学术界主要的观点认为“旗袍”指民国旗袍，在民国时期发展成熟并形成较稳定形态的女子袍服，下面列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
周锡保在其著《中国古代服饰史》一书中认为：“满族妇女的长袍……这种长袍开始时极为宽大，后来也渐变为小腰身，其时间已接近于辛亥革命前夕。这种长袍，到后来却演变成为汉族妇女的主要服饰之一，即后来称之为旗袍者。

包铭新在其著《中国旗袍》一书中也对这个 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把旗袍视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虽看似无大错，却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旗袍的内涵要比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丰富的多。广义的可以说旗袍经历了清代旗女之袍、民国时期的新旗袍和当代时装旗袍三个时期的发展，其中以民国时期的新旗袍最为典型也最为重要。狭义的说，旗袍就是民国旗袍，当然也可以包括民国以后基本保持民国旗袍特征的旗袍 。”
卞向阳在其《论旗袍的流行起源》一文中说到：“所谓‘旗袍’，指衣裳连属的一件制服装（One-Piece Dress），同时，它必须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观表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叉的细节布置，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尽管有观点认为旗袍包含清代旗装的袍和民国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义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纪民国以后的一种女装式样 。”
在民国时期的杂志上，也有许多关于“旗袍”概念的讨论，如1937年《现代家庭》杂志上署名昌炎的作者撰文“十五年来妇女旗袍的演变”中写到：“什么是旗袍，可说是民国纪元后适合新时代中华女子经变演出来的一种新产物，也可以说是，中国女子仿制以前清旗女衣着式样的一件曾经改制的外衣 。” 民国旗袍风行的原因，有众多学者和当时的媒介认为，民国初女子为寻求思想的独立和女权的解放，效仿男穿子长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汉族女性自汉代后，服饰逐渐只穿“上衣下裳”式，俗称“两截衣”，穿袍服几乎成为男性的专利。女性穿“两截衣”也被成了封建礼教对女性压迫的象征，被视为封建礼教迫害歧视女性罪证的《女儿经》中就写到：
“为葚事 两截衣 女人不与丈夫齐
百凡事体须卑顺 不得司晨啼母鸡 ”
民国建立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大量涌入，国家饱受列强侵略和军阀战争之苦，思想先进的年轻人积极学习西方，特别是女性勇敢地追求解放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时爆发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以年轻人为参与主体的社会运动，为当时女性寻求思想解放和平等权利提供了巨大推动力。有许多学者在研究旗袍的缘起时，也是站在当时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比如吴昊的著作《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 一书。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还有WESSIELING 。
张爱玲女士就曾在《更衣记》里写道：“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王宇清先生也持有这种观点：“旗袍，这后来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女装，却原来竟是新潮女子们争女权争平等的副产品呢 ”。
辛亥革命前夕的许多积极参与革命团体的青年女性也喜穿长袍，周亚卫在《光复会见闻杂忆》中回忆1907年秋瑾的装束：“当时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给长袍（和男人一样的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年轻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
所谓女子为求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穿男子长袍之风气，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而结束。1920年《民国日报》刊登朱荣泉写给楚伦先生的信，讨论女子着长衫的文章——“女子着长衫的好处 ”，“长衫”最初是广东一带对男子长袍的称呼，可见当时上海地区女子着长衫者已经不罕见。
经过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女子放足、剪发运动，女性的解放到了20年代中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伴随女权运动的发展，女子服男子长袍的现象在全国也越来越普遍。北京的报纸载文：“如今的女子剪发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我们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将来的男女装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 。”不仅北京如此，“在广州通衡大道之中，其穿长衫之女界，触目皆是。……而无论贫富贵贱之家，若系女界之年少者，一若非具备一长衫，即不足以壮观瞻 。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年轻女性着男子长袍已是成为一种风气，但是在当时舆论之中并没有太多的鼓励，反而批评者不少。到了后来，北伐胜利之后，旗袍便己经完全恢复了女性的气质，很少再能见到服男子长袍的女性了。 1840年以后进入近代，西洋文化浸袭着清朝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文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的变革。
风行于二十世纪20年代的旗袍，是由中国传统袍服在民国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以千家万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20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矮，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风尚，为女性解放立了一功。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全国效仿，几乎成为20年代后期中国新女性的典型装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异，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其中如交际花唐瑛等人，最早在上海创办的云裳时装公司便是。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不穿着。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后来，旗袍还传至国外，为他国女子效仿穿着。
30年代和40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女装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这时的旗袍造型纤长，与此时欧洲流行的女装廓形相吻合。此时旗袍已经完全跳出了旗女之袍的局限，完全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新服式了。先是有了“别裁派”的说法。旗袍的局部被西化，在领、袖外采用西式的处理，如用荷叶领、西式翻领、荷叶袖等，或用左右开襟的双襟。这些改革的应用虽并不广泛，但表示了当时人们思想上的自由，旗袍原有的程式不再是必须遵循的。旗袍与西式外套的搭配也是“别裁派”的一个特点，这使得旗袍进入了国际服装大家族，可以与多种现代服装组合，说明它已经“国际化和现代化了”。20年代的旗袍仍然宽大平直；与当时流行的倒大袖相呼应，旗袍的下摆比较大，整个袍身也是呈“倒大”的形状。但肩、胸乃至腰部，则已呈合身之趋势。张爱玲说：“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这位以善于观察和描述时装的女作家所说的“初兴”，如果是指20年代，那“严冷方正”一定是她童年的印象了。
30年代末出现了“改良旗袍”。旗袍的裁法和结构更加西化，胸省和腰省的使用旗袍更加合身，同时出现了肩缝和装袖，使肩部和腋下也合体了。有人还使较软的垫肩，谓之“美人肩”。这表明女性开始抛弃以削肩为特征的旧的理想形角。这些裁剪和结构上的改变，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上海鸿翔公司的后人金泰钧先生对此坚信不疑。他本人虽未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全部，但他在40年代工作于鸿翔时，还可从老师傅处获得有关于此的很多
消息。这时旗袍已经成熟已经定型，以后的旗袍再也跳不出30年代旗袍所确定的基本形态，只能在长短、肥瘦及装饰上作些变化。全世界女性们所钟爱的旗袍，就是以30年代旗袍为典型的。而30年代的旗袍，就是以海派旗袍为楷模的。
二十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旗袍的样式很多，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 二十世纪初盛行内穿喇叭型宽大袖子的短袄，外套前后摆及地的无袖长马甲。此后旗袍在边、袖、襟、领等处作了一些改动，增加了装饰，出现繁复的变化。但仍保持旧式旗袍马甲的平直宽大风格，袭用传统的直线裁制方式，显露不出女性的窈窕身段。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旗袍在长短、宽窄、开衩高低以及袖长袖短、领高领低等方面的改动尺度有所反复。 1929年，受欧美短裙影响，原来长短适中的旗袍开始变短，下摆上缩至膝盖，袖口变短变小。后来又有校服式旗袍，下摆缩至膝盖以上1寸，袖子采用西式。这一改变遭非议，1931年后旗袍又开始变长，下摆下垂。三十年代中期发展到极点，袍底落地遮住双脚，称为“扫地旗袍”。原先能遮住手腕的旗袍袖子缩短至肘部。以后袖长越来越短，缩至肩下两寸，1936年后几乎无袖。
清代旗装不开衩，出现旗袍后，旗袍在缩短袖子时也悄悄在左边开低衩。后来衩越开越高渐渐及膝部高到大腿。由于有人反对，袍衩一度回到膝盖以下。但舆论压力一减小，袍衩又迅速升高，1933年后流行大开衩旗袍。
传统旗袍是上下一条直线，外加高高的硬领。三十年代初期，袍腰开始日积月累地收缩，到一九三四年后，女性身材的曲线终于全部显露出来。高耸及耳的领子也逐渐变矮，后来有的成了无领旗袍。
建国之初，人们对衣着美的追求已完全转化成了对革命工作的狂热。旗袍所代表的悠闲、舒适的淑女形象在这种氛围里失去了其生存空间……

50年代——也有过灿烂的一瞬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如果说服装也有流行的话，那流行的主导已转向平民。到1956年，据说前苏联的某领袖人物到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人的服装要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面貌，于是，政府号召“人人穿花衣裳”。
这时出现的旗袍比以往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气质。不妖、不媚、不纤巧、不病态，符合当时美观大方的标准，而且更为实用。
六、七十年代——被冷落的20年
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是传统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灾难。“文革”前夕，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四国，穿过旗袍，到后来文革期间被当成罪遭到被红卫兵批斗。
八、九十年代——逐渐复苏
为最能体现这种完美身材的旗袍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照说当年大受青睐的旗袍会再次回到人们当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旗袍并未再度流行，而是只有少数人在穿……
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经远去，被冷落了三十年之久的它，在八十年代以来开放后的国土上显得有些落伍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复兴
新时代女性理想形象又有所改变。高挑细长，平肩窄臀的身材为人们所向往。而作为最能衬托中国女性身材和气质的中国时装代表——旗袍，再一次吸引了人们注意的目光。随着传统文化重新被重视，旗袍也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不但领导人夫人、女性外交官员在外事活动中身穿旗袍，在中国举办的历次大型国际会议和体育盛会礼仪小姐的服饰也多选择旗袍，国外，还有不少设计大师以旗袍为灵感，推出了有国际风味的旗袍，甚至是中国旗袍与欧洲夜礼服的结合产物。 早在1933年，中国旗袍就曾在芝加哥世博会上获银奖。

2010年上海世博会组委会曾定制了60套缂丝旗袍作为中国政府赠送各国元首夫人的礼物，每件价值十万元。
各国驻上海总领事夫人也曾身穿旗袍参加慈善义演。
外国游客来上海，常常将订做旗袍作为第一个节目，视之为中国元素代表。
媒体报道过美国观众穿旗袍观看中国文化节演出。
法国著名服装设大师皮尔·卡丹曾说：“在我的晚装设计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灵感来自中国的旗袍。”
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瑞典女运动员出场服装选用的是中国旗袍式样，超过10位各国奥运冠军要求做一件中国礼服——旗袍用于自己的婚礼。
对欧美明星，公众场合穿旗袍也许更多是为自己添加异国情调。中外媒体曾发布过伊丽莎白·泰勒、帕丽斯·希尔顿、凯莉·米洛、艾玛·沃特森、珍妮弗·洛佩兹、比约克、滨崎步的漂亮旗袍照。
好莱坞巨星詹妮弗·洛佩兹、英国超模姬·摩丝、妮可·基德曼、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席琳·迪翁的旗袍风采更可以证明旗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现总理李显龙父子的夫人都以旗袍做为礼服，新加坡历代华裔的总统夫人都以身着旗袍彰显华裔身份。
越南官方认为越南传统服饰AO DAI（奥黛）源自中国旗袍，并且认为AO DAI的中文名称就是旗袍
马来西亚2006年8月29日发行了一套马来西亚各族传统服饰的邮票，其中的华族女性服饰为旗袍。

㈣ 旗袍的起源

旗袍是民国的国服，盛行于三四十年代。行家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看作旗袍流行的起点，三十年代它到了顶峰状态，很快从发源地上海风靡至中国各地。

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创立民国。民国之初，剪辫发，易服色，把属于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级制度送进了历史博物馆，这一切为倒大袖与新样式旗袍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二十年代早期，城市女性中时兴过一阵“文明新装”。

旗袍追随着时代，承载着文明，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的性情与气质。旗袍连接起过去和未来，连接起生活与艺术，将美的风韵洒满人间。

(4)风尚旗袍慈善扩展阅读：

旗袍，中国和世界华人女性的传统服装 ，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虽然其定义和产生的时间至今还存有诸多争议，但它仍然是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现象和形式之一。

旗袍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有部分学者认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代的深衣 ，民国20年代之后成为最普遍的女子服装 ，由中华民国政府于1929年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

50年代后，旗袍在大陆渐渐被冷落，尤其文革中被视为“封建糟粕”、“资产阶级情调”遭受批判。

80年代之后随着传统文化在内地被重新重视，以及影视文化、时装表演、选美等带来的影响，旗袍不仅逐渐在大陆地区复兴，还遍及世界各个时尚之地。

1984年，旗袍被国务院指定为女性外交人员礼服。

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起，历次大陆举行的奥运会、亚运会以及国际会议、博览会多选择旗袍作为礼仪服装。

2011年5月23日，旗袍手工制作工艺成为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2届APEC会议上，中国政府选择旗袍作为与会各国领导人夫人的服装。

㈤ 旗袍的寓意

1、风行于本世纪20年代的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是由汉族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的变化并不复杂。

2、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20多年，旗袍的款式几经变化，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臀的旧貌，让女性的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适合了当时的风尚，促进了女性解放。旗袍的诞生几乎成成为20年代后期中国新女性的典型装扮。

3、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无不穿着。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后来，旗袍传到了外国，被西洋女子效仿穿着。

4、发展至今，旗袍的样式花色都逐渐繁多，随着复古风尚的流行，旗袍重新演绎昔日的精彩。作为中国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旗袍，有着悠久的历史，象征着华夏文明，衬托东方女性的优雅气质，仍然在样式上不断创新，在时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二、袍的寓意和特点

旗袍样式多样，基本都有以下特征：右衽大襟为开襟半襟形式，立领盘组摆侧开衩,。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开衩只是旗袍的很多特征之一，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要的。

旗袍是美丽典雅的代名词，展现女性的端庄优美与迷人曲线，非常适合突女性柔美的特征。旗袍是传统的象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作为时装，章显女性的婉媚，承载着女性身上的隽永和优雅。

三、旗袍的花纹样式

1、花草图案

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花草图案，就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了，再有就是莲花等，具有美好象征意义的花纹图案。

【梅】

梅花凌寒独自开，所以坚韧、经霜傲雪等特质在人们心中具有美好的印象；梅花有五瓣，象征福禄寿喜财；梅花和喜鹊一起出现时，又代表着喜上眉梢的吉祥寓意。

【兰】

兰花清新淡雅，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在旗袍上以兰花作为装饰，也能够凸显女性的温婉气质。

【竹】

高风亮节，坚韧不拔，是想到竹的第一印象。旗袍纹样中的竹的形象，大多是翠绿的竹叶点缀在旗袍上。

【菊】

菊花的花型十分的饱满，虽然菊花的印象属于悠闲恬淡，但是在旗袍上的菊花图案却有着富贵长寿的寓意。

花草图案是旗袍纹样当中运用最多的花纹，既可以简单简约，也可以富丽华贵。

㈥ 旗袍怎么理解都有那些品类啊

论旗袍的流行起源
世界服装网 www.csfz.cn 2005-10-09 16:00:25.0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抑或设计界，旗袍在很多人看来属中国传统服装的当然代表，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服装传统的代名词。但是，站在21世纪的高处回首中国悠久的服装历史，旗袍真就那么传统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旗袍从流行之初就注定了它是拖着西化影子的中华国粹。深入考察旗袍流行的起源，不但有助于澄清中国的服装及设计史实，亦为中国现代服装设计如何将民族传统与国际流行交融提供一个生动的范例。

一、旗袍风尚的基本特征

所谓“旗袍”，指衣裳连属的一件制服装（One-piece Dress），同时，它必须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观表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的细节布置，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尽管有观点认为旗袍包含清代旗装的袍和民国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义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纪民国以后的一种女装式样。而所谓“旗袍风尚”则更多是从装扮行为模式和社会群体角度考虑，其基本特征为：以旗袍为基本品类，在配伍上则具有一件制服装的特点，下身基本不再配穿可能外露的裙或长裤，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风行一时。

二、旗袍风行的起始时间、地点和人群

论及旗袍风尚的起始时间，通常认为在20世纪民国时期，郑逸梅先生即称“原来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国后始御之”。至于具体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对比较含糊。周锡保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均以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后，周氏还以1923年的画报等资料推断所谓旗袍在其时的上海数十人中不过一二。事实上，以当时上海的新闻界对社会现象敏感程度，一种新式样的风行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报》等报纸上很难查到有关于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资料为旗袍在1925年的出现提供了佐证。在作为旧帝都的北京，也有记载表明旗袍时尚始于1925年。因此，将旗袍流行的起始时间视为1925年当为合理。

至于旗袍风尚的始发地，应在其时对中国服装流行影响最为广泛的上海或北京。尽管旗袍从名称上望文生义应与满族人有必然的联系，而北京的满族人非但在数量远多于上海，还在衣着上保持有本族旗装(Qi Style,也称满装Manchu Style)传统，且两地旗袍风尚的起始时间也较为一致，但是，旗袍在当时是一种新派的时兴，它与满族人旧时的袍在穿法上有诸多不同，但却和西式裙装颇为类似，以上海在中国唯一的时尚中心地位、西风东渐的先得之地以及追求衣着时兴的城市特征而言，1948年屠诗聘先生断言旗袍“开始流行于上海，逐渐流入内地”并非虚妄，而许地山先生早在1935年也曾有过类似论述。

关于旗袍风尚的始发群体，有诸多原始记载和研究结论表明为上海的女学生群体。以当时其“女界领袖”的衣着引领地位和对西化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而论，也只有她们才可能是旗袍最早的主要使用者。

三、旗袍式样的起源分析

关于旗袍的式样起源已经有诸多的研究。很多结论认为民国旗袍是清代旗装中的袍的延续，其主要依据为两者之间形的类似和名的联想，国外也有将其称为“Mandarin Dress”。但是，此类推论很难解读旗袍风尚中弃裙裤而穿袜甚至裸腿的迥异于此前中国传统的装扮特征。事实上，服装历史中很多款式的类似纯属巧合，断言其承袭却又不尽然。在清代，女式旗装袍一般称为衬衣或氅衣,却很少有旗袍之说。尽管沈从文先生在论述雍正四妃子便服时曾谈到其中两件长袍“已经具有后来旗袍规模”，但本意应该是求得对研究主体的形象说明而非指两者之间的因袭必然。张爱玲曾将最早的旗袍解释为1921年女学生对男装袍的款式借用，但少有论证。还有境外研究认为旗袍的起源是汉装、旗装和西方服装的元素结合，却又语焉不详。

作者无意否认旗袍与中国传统服装的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仔细考察旗袍的早期时尚，我们会发现它尽管具有中国传统服装的部分款式特征，但并非清代旗装袍的嫡生，如今被看作国粹的旗袍从风行之初就脱不了西化的胎记。

首先，必须看到传统的袍在中国女性中的普遍使用曾出现断层。清代的满族女性穿袍，汉族女子则主要为褂、袄配裙和裤。尽管满汉服装间的区别到清末已很模糊，但民国初年女性穿袍者“极不普遍”。其次，从历史的沿革角度考虑，自19世纪末起包括服装在内的部分旧传统习俗就被有识之士当作妨碍中国进步的障碍，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废除了清代的服装礼仪制度，还发生了短暂的排满风潮，其后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受西方文明影响最早也最大的上海，复制清代旗装袍的社会条件似不充分。再从旗袍的使用群体角度分析，旗袍初始的穿用者和最早的倡导者是都市中受西学影响较深的学生等社会群体，她(他)们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她(他)们的祖先在清初经过流血抗争才为汉族妇女取得不穿满式服装的权利，服装史上由此有了清代女装的“汉装(Han Style或Chinese Style)”和“旗装”之分，尽管自清末起上海女装就是西洋东洋、汉装满装兼而有之，但要让其照搬曾为之唾弃的旧传统服装少有可能。由此可见，旗袍与清代旗装中的袍应该不会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任何新流行的兴起在其偶发性的背后都有必然性。联系1925年前后的上海女装时尚，可以对旗袍式样的诞生作如下解释：自20世纪10年代起，传自留学东洋女学生的少有纹饰短衣长裙的“文明新装”成为新派女性的时髦；马甲原本是清代以来上海妇女的常用衣类，短可及腰长可至膝，20世纪20年代初时兴一种长至小腿的大马甲，类似旗装式样的袍而无袖，有人为求区别也为标榜新奇将它称为“旗袍马甲”；至旗袍风行之前，开始有将旗袍马甲着于褂袄之外而取代裙和裤的穿法，部分研究认为旗袍即脱胎于此；再将日常生活中的旗袍马甲加上文明新装中风行的及肘喇叭袖（时称倒大袖），构成了旗袍最早的流行式样。

但是，如此仅说明了旗袍本身的形的由来，却无法解释旗袍风尚中与旧传统完全不同的服装配伍方法，而这恰恰是民国的旗袍和以往传统衣着习俗之最大区别所在：自清代至旗袍风行之前，无论是汉族还是满族女性均通过与袍服或上装相配的裙和长裤将下肢基本遮盖。而在旗袍的配伍中,除1925年旗袍流行的萌芽期有少量袍中穿裤的记载外,其时尚主流基本为旗袍内不着可能外露的裙及长裤，而是配穿合体的袜，甚至不着袜而裸露小腿。

作者注意到，旗袍与当时的连衣裙等西式裙装在衣裳连属的制式和衣装搭配上均有出奇的相似，包铭新先生也曾将旗袍比喻为中国的One-piece Dress。早在20世纪初，上海已经于华洋杂处中见识并开始宽容地接纳了包括西式裙装在内的西方服装体系；10年代中期后上海流行跳交际舞（时称“交际茶舞”），摩登女子穿用的“茶舞服”中就有西式连衣裙；对于部分受西方文明影响较大的女性群体而言，西式裙装也常为其所用；而且作为旗袍母体之一的文明新装亦不同于日本和中国传统服装，它是西方服装体系通过日本再迂回传到中国的结果，裙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围系式而改为西式套穿，裙内也不再穿着长裤；加之上海“时髦机器”的城市特性对服装流行求新求变的诉求，在上海的西式学堂的女学生群体中最早出现了融旗袍马甲、文明新装和西式裙的诸多特性于一体的旗袍新流行也就不难理解。旗袍之所以“只不过略仿旗装，和真正满人的袍，相去很远”，其根本原因应在于此，而这又是过去的某些研究较为忽略之处。

四、旗袍称谓的由来推断

尽管自清代以来，袍就不是普通汉族女性的日常服装，在上海只有旗人和少数欲以衣装猎奇争艳者穿用，但由于男子的普遍使用，当时的人们对袍并不陌生，而所谓旗袍确实与其在外形上十分类似，将它归类为“袍”也很合理，何况还有男袍女穿之旗袍起源说。同时，因为汉族男性早在清初就改穿满式男装，而旗装中的男、女袍除大小和装饰不同外几乎形出一辙，加上旗袍前身之旗袍马甲也与旗装的袍多有相似之处，由此可以理出旗袍与旗装袍的间接联系。“旗”字则可从“旗袍马甲”中得到解读，“旗袍”称谓甚至还可能是它的直接衍化。非但如此，较先采纳旗袍的又是一个鼓吹男女同权的社会群体，她们不但要通过旗袍摒弃过去妇女上衣下裙两截穿衣的习俗以改变中国女性的弱势群体形象，更想无论在称呼上还是在式样上都取得和男性一样使用袍的权利。而且尽管其时的上海已经较为开放，保守思想仍有相当势力，对西式装扮和新奇时髦虽然见怪不怪，但在流行的推广过程中还是阻力重重。新式、样冠以看似传统的“旗袍”之名以强调中式模糊西化，也许是为体现五族共和及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更可能是期待以此减轻社会的群体压力。

五、旗袍流行的美学解读、消费保证和社会机遇

任何一种式样要成为时尚，必须为大众的美学理念所认可、消费相对便利并包容于一定的社会氛围。风行之始的旗袍是中式表观下的西化穿用，其既有中国服装传统的外观承袭，但又是西风吹拂下的传统变异。时尚美好出乎想象的强大力量，渴望和想往包括服装流行在内的西方文明的社会风气，加上民众重视衣饰的习俗和传统服装制作业的基础，以及北伐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终于成就了旗袍的在中国的全面流行。

对于旗袍时尚的美学解读，尽管有观点认为其在于类似西式审美所嘉许的人体曲线显露，但事实上旗袍风尚仍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的潜意识并构成了具有中国20世纪前期的时代特征的新的衣饰美学观⒂。早期的旗袍依然是传统的平面结构，其连身通袖强调的还是手臂下垂时传统美人的溜肩，腿也只在袍衩间得到意念上的完整；尽管旗袍在胸臀的最大处是合体的，但由于没有横向腰线分割和胸腰省道，腰部虽通过边缝内收但仍具相当的宽松度，在顺畅的廓形下，胸的突显依然较西式服装为弱，而东方人种臂的扁平却被忽略；至于纤腰则是概念想象的必然，身段婀娜者自不必说，即便是腰变粗腹显赘穿上旗袍仍有臆想中的苗条，最多只是使袍在腹前有一个不明显的凸出曲面，反而显出中国传统式的“富态”，这使得旗袍无论二八佳丽或六十年纪均相适相宜。如此构成的旗袍非但中国的女人喜欢它，即便男人也欣赏它，老派人物接纳它是因为其有传统的服装表征和审美意趣，西式因素的融入又迎合了当时所必需的开明 ；新派人物欢迎它则着眼于其中西交融的衣着方式，还具有紧跟西方的流行感和一个完全中国味道的名字。而旗袍对于服饰配伍的中西包容又体现出不同社会群体的审美偏爱。

由于早期旗袍的结构和传统服装脉络相承并不复杂，同时其简练的廓型和局部装饰又对材料具有极大的兼容性，服装制作因人而异相当便利，这使得旗袍的风行在物质上成为可能。旗袍可以到弄堂口胡同旁的裁缝摊或把裁缝请到家里量身而制，如果付不起工钱则干脆自做自穿或请人帮忙，而当时的时装店通常只卖西式服装，至多有一两个柜面承接那些不满意江湖裁缝又不愿自己动手的富家女子的旗袍定做。尽管其时并没有设计师的职业分工，但是具有优秀服装传统的中国女性特别如上海的时尚民众，将其流行主张通过裁缝之手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现代概念中的设计行为。正是由于旗袍的这种泛设计性使旗袍看似大同小异但有着丰富的局部变化，进而造就了旗袍个性充沛的风尚流行。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为旗袍的风行提供了有利时机。北伐革命的隆隆炮声和妇女解放的阵阵口号，成了作为新女性的标志之一的旗袍为社会接纳乃至赞许的最好理由。社会各界特别是商业功利驱使下的纺织厂、服装店等则对旗袍时尚的推波助澜。妇女特别是城市女性的时髦天性也使旗袍加速进入百姓衣装生活。自1927年以后，旗袍的流行逐渐由城市向乡村推广，至20世纪30年代，旗袍已经取代上衣下裙而成为中国女性的主要服装品类。

六、结论

旗袍风尚是中国服装传统的西化变异。它起始于1925年上海的女学生群体，1927年后风行全国。早期旗袍的式样融合了旗袍马甲和文明新装的特点，同时又结合了西式裙装的配伍形式，构成了既有西方流行的影子而不同于中国传统袍服、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象征的新的时尚流行和服装审美，并被现代人视为20世纪中国衣着传统的代表和中西交融的设计典范。鉴于旗袍风尚与以往袍服的区别，可将“旗袍”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全部具备或部分突出如右衽开襟、立领、盘纽、摆侧开衩等局部特征的一件制女装的专门指称，而将此前旗装中的袍称作“旗装袍”。同时，由于境外研究以及英文翻译对旗袍的表述多种多样，如“Mandarin Dress”、“Ch'ipau”以及“Cheongsam”等，建议统一以“Qi Pao”指代。

㈦ 陈数出席白衣天使基金活动，她做过哪些公益呢

娱乐圈在中国是非常盛行的，因为他承载着人们对于娱乐的期望。很多零零后都非常喜欢追随娱乐圈当中的明星，由此饭圈文化也就兴起来了。我们在作为粉丝给自己喜欢的偶像打榜的时候一定要理智，有些明星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打榜，而是靠自己真实的实力通过接戏来赚钱。注，很多网友的好奇他之前还参加过哪些公益活动呢？小编所知道的有他还参加了一些儿童的基金公益会议，可见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演员。

二、勇担社会责任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职责。

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然而他们的贫富差距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应当要认清自己的定位，如果自己能够达到为社会付出的地步我们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去帮助这个社会。其中陈数他就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知道他的钱财已经比大部分人多了，而且社会当中还有很多处在困难当中的人，如果自己能够伸出援手的话就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幸福，他的这份善良值得我们去学习。

㈧ 美女爱旗袍，那么旗袍又是怎么来的

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战国至汉代曾为时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与深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事实上，深衣与袍服颇有差异，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当于把上衣下裳连成一体；袍服则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义，后来袍服逐渐被接纳为一种稳定的服饰式样，与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起始多为交领、直据，衣身宽博、衣长至附、袖较肥阔，在袖口处收缩紧小，臂肘处形成圆弧状，称为“袂”，或称“牛胡”，古有“张袂成荫”之说。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制，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蔚成风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种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服饰上的宽衫大袍。褒衣博带，逐渐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出自网络知道，作者yyfreeliang】

㈨ 谁给我讲讲<旗袍>里关萍露的原型人物和她的事迹

《旗袍》关萍露原型黄慕兰 《旗袍》陆续在全面地面台开播，收视率居高不下，该剧的原型之一黄慕兰老人，104岁高龄的她至今还生活在杭州。杭州某小区，一条狭长的街道，通往一栋普通的居民楼。连邻居们也不知道，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党一部网络全书”的传奇湘女的老地下党员黄慕兰，现在就和两位保姆在此“隐居”。这位曾因出色的情报工作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的“女间谍”，今年已经104岁。 《旗袍》在剧本创作初期时，也对黄慕兰的传奇经历进行了深刻研究，把她的特工生涯经过艺术塑造后，才有了关萍露这样出色的角色，《旗袍》一剧正是意在歌颂和赞扬中共地下党员的英雄本色。
电视剧《旗袍》中的关萍露，她智勇双全，用年轻的生命做赌注，她从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学生，成长为临危不乱、忍辱负重的中共优秀谍战人员；她深爱自己的男友，甚至为了他深入虎穴，却被男友误认为是卖国求荣的女人，几次三番要除掉她；面对男友对革命的背叛，她毅然将其带到当年他们歃血为盟的地方亲手枪杀了他…… 根据黄慕兰老人等多位红色女特工改编的关萍露，她有着强大的内心力量，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但是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她也有属于她的柔情。但在这柔情的外衣下，关萍露必须做到的是忍辱负重，奉献青春与生命，谱成一典红色的生命之歌。如此精彩的谍战人生，也造就了现在《旗袍》的收视率为何会这么高的原因了。
如今的黄慕兰老人一直低调地生活在杭州，完全看不出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当年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杀汉奸，救周总理性命的女英雄。104岁的黄老现在依旧爱看电视，每天必看《新闻联播》；爱打麻将，中午必打一小时纸麻将；最大的爱好是照相，与她合影时，她先会捋平衣角，整理好头发，然后会强有力地握住你的手，并且露出灿烂的笑容。 当问起她是否会看《旗袍》的时候，黄慕兰老人高兴地说，肯定会看，可以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风采，是一件很激动的事情！ 黄慕兰是一位奇女子。这位出身湘中名门的女性，本可以像大多数的世家小姐一样，读一所教会大学，或写诗，或学艺，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她却选择了终身以革命为业。作为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她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横跨差不多一个世纪，所接触的知名人士，所亲历的重大事件，足令后人喟叹。黄慕兰 - 人物简介
20世纪30年代从事地下工作时的黄慕兰。周南中学校友会 供图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出身于湘中名门，父亲曾任长沙岳麓书院主任教习，是谭嗣同、黄兴、蔡锷的儿子等的老师。1926年，年仅19岁的黄定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 黄慕兰天生丽质，长得非常漂亮，而且秀外慧中，能力强，有魄力，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如宋庆龄等全部到场，那年刚20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这位不到20岁的妇女运动领袖，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际广，工作有魄力，活动能力很强。黄慕兰在武汉工作时，在武汉三镇很有名。她认识许多社会各界上层人士，特别是妇女界的著名人士如何香凝、宋庆龄等，黄慕兰与她们都有过工作关系，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一些单身男子常常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 令人称奇的是，黄慕兰还被几位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作品。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写《蚀》借鉴过黄慕兰。一次黄慕兰到茅盾家作客，茅盾开玩笑说“听说你改了名字叫黄定慧了，为什么取了个尼姑的名字？”黄马上反正击道：“你胆敢取笑我，我还要找你算帐呢！你说，你为什么拿我做模特儿？人家都说《蚀》三部曲中的几个浪漫女性，原型都是我，逼得我只好改名‘定慧’了。” 国共分流后不久，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以一个令人瞩目的大美女形象出现，周旋于旧上海的各种场合，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演绎了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传奇。[1]黄慕兰 - 人物经历
1907年，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字淑仪）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开明之家，12岁被父母送进长沙周南女校。周南女校当时培养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是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 北伐前夕，黄慕兰逃婚后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下的妇女运动，19岁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际广，有魄力，在武汉三镇很出名。很多优秀男士都对她展开了追求。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据说茅盾写《蚀》也借鉴过她的故事。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主编、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国共分裂之后，宛、黄夫妇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用米汤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 1928年，儿子出生才三天，丈夫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前，她强忍着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日久生情，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三段婚姻。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黄慕兰后来才听到传达的消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陈毅曾写有悼念其牺牲的《哭阮啸仙、贺昌同志》。 1931年1月，党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委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2] 黄慕兰 - 智救关向应
黄慕兰还曾智救我党早期杰出领导人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上海领导全国工联工作的关向应在闸北他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
幸好关向应被捕时，当时负责中共地下党保卫工作的顾顺章正在汉口，对之并不知晓。4月21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这个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不仅供出了中共地下党中央几乎所有的机关以及领导人的地址，还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领导人都逐个指认了出来，当时在狱中的恽代英就是被他指认出来而牺牲的。
营救迫在眉睫，情况非常危急。周恩来找到黄慕兰，要她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黄慕兰分析再三，便向法租界的大律师、她的密友陈志皋提出，要求会会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这个陈其寿可不简单，他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当见到黄淑仪后，陈其寿对她很有好感，主动提出要收她为“过房女儿”，并要她担任自己几个女儿的家庭教师。
随着交往的加深，黄淑仪取得了陈其寿的信任，于是陈志皋便向父亲提出了请求，说是黄小姐有一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了进去，现关在龙华监狱，是否能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很爽快地答应帮忙。
数天后，陈其寿让陈志皋出面请龙华监狱的典狱长到陈家吃饭，同时将黄淑仪也叫了来。就在饭桌上，陈其寿将这件事讲了，并在介绍黄淑仪的身份时，称她为自己的“过房女儿”。典狱长将放人的事一口答应了下来。
但此后，关向应却迟迟未能被放出。这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向忠发的叛变。好在他还没来得及把关向应招出来，就被蒋介石枪毙了。虽说有惊无险，但周恩来担心夜长梦多，再次要黄淑仪加紧办理。黄淑仪只好又一次来到陈其寿家中，委婉地催促此事。
听说自己干女儿的事迟迟拖着未办，陈其寿非常生气，于是又把典狱长找来质问，典狱长说是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陈其寿非常了解此人爱好，让陈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又封了2斤上好的烟土去找李书记官。于是在龙华监狱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
营救成功后，欣喜不已的黄淑仪和陈志皋一道，亲自驾车到龙华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后任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120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等职。

1931年，黄慕兰调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解放前夕，她还在上海组建过渡性统战组织“牛尾聚餐会”，这个组织曾争取与劝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反正，可惜没有成功。
建国之后的黄慕兰命运十分坎坷。建国初期，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从事里弄居民工作，当她因党籍问题去找当年暗恋自己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求助时，却被他一顿奚落。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之中，于6月初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出狱后又多次上诉，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80年，在老战友邓颖超的帮助下，她的冤狱才得以平反。她著有《黄慕兰自传》，记述了党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黄慕兰 - 密报向忠发叛变
鲜为人知的是，黄慕兰是第一个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的人，使周恩来等得以及时的转移，使当时的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黄定慧1931年6月22日下午，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师陈志皋与热恋之中的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便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老同学相见，聊天的内容自然很随意。曹炳生感慨地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没聊几句，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慕兰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消失在人海里。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黄慕兰一直低着头，喝着咖啡，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50多岁的湖北人，他会是谁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是他。”潘汉年站了起来，“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了。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确实是向忠发。自从1931年4月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以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经中央决定，担任总书记一职的向忠发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为了安全，临走以前周恩来特别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时一再关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过夜。谁知6月21日夜里，向忠发从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来，到姘妇杨秀贞处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顺风车行要车，被人认了出来，刚抓到巡捕房就扛不住了，做了可耻的叛徒……
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当晚，只见一队特务，押了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他的寓所进行搜查……周恩来的住所只有三把钥匙，除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在黄慕兰的机警报信后化解了。 黄慕兰 - 感情生活
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她的第一次婚姻，由父亲包办配给了她父亲朋友的儿子，这个人又吃又喝又赌又嫖，她很痛苦，结婚一年不到就逃出来了。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的共产党员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黄淑仪与宛希俨于1927年“三八妇女节”登报结婚。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象宋庆龄、柳亚子全部到场，那年19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国共分裂后，她就开始转为地下，去了江西南昌当交通员。不久，生了个儿子，儿子生出来刚三天，黄慕兰还在医院里，丈夫就上山打游击了，1928年宛希俨在赣南领导暴动时牺牲，她把儿子送到男家，前往上海。 1928年底，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周恩来、康生、陈赓、潘汉年、李强的领导下工作。黄慕兰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很快便产生革命情谊，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结婚。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后担任了中央红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牺牲。 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追求。 《黄慕兰自传》记载：1930年6月的一个下午，她和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曹谈起了巡捕房最近抓到的一个共产党头头，说此人是湖北人，60岁左右，酒糟鼻子，镶一口金牙，9个指头，是悬赏10万元才抓到的。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突然，一个符合描述特点的人物闯进了她的脑海里：这个人很可能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这个人要是叛变就不得了！ 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了潘汉年，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果然，当天晚上，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开门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向忠发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若不是黄慕兰的这次偶遇，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垮掉。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期间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黄慕兰 - 建国后的生活
黄定慧老人建国之后的黄慕兰命运十分坎坷。黄陈二人均未获工作安排，黄曾去找当年的同事——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却被他一顿奚落。其实饶乃是由爱生恨，现在当然要看黄的笑话。当时为打破经济封锁，决定派一批人去国外搞贸易，陈积极要求前往，实则他与初恋情人已在外同居，至此恰好可以一走了之。黄无可奈何，只好希望陈继续为党做贡献。陈表示国内一切由黄处理，并决不离婚。陈此去再也没有回来，给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 黄此后结束了通易公司，参加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居委会工作和救济总会的工作。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之中，于6月初在上海被捕，后被关入秦城监狱。63年，宣判她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同年被和宛希俨的长子接出监狱。黄的老同事吴德峰、阿英支持她上诉，期间陈从海外托人带信要黄去香港，黄未去。67年，黄再次被押入秦城，75年释放，黄表示要继续上诉，一直没有结果，连在地下工作时指导过她的工作的高级领导人，也无能为力，不能过问。直到1980年，得蒙邓颖超召见，她的冤狱才得以平反，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黄慕兰 - 评价
黄慕兰虽然出身名门小姐，但是没有丝毫豪门小姐的娇弱，而是一个有主见、敢作为、大胆泼辣的奇女子，特别是在中央特科工作中，做出了许多重大的成绩，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是在感情问题上能够服从大局，为了工作需要，放弃自己真爱的男人，而与陈志皋结婚，这种牺牲精神是非常可贵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才皆可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黄慕兰做到了，她奇就奇在这里。中共特科元勋陈赓大将曾说：“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周恩来称黄慕兰为“我党网络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