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红帮裁缝旗袍继承者

① 红帮裁缝的独特之处

红帮裁缝在17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西服制作的“四个功”、“九个势”和“十六字标准”，成为中国缝制西服的经典。
1.“四个功”
即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刀功”是指裁剪水平。“手功”是指在一些不能直接用缝纫机操作或用缝纫机操作达不到高质量要求的部位，运用手上工夫进行针缝，主要有扳、串、甩、锁、钉、撬、扎、打、包、拱、勾、撩、碰、搀等14种工艺手法。“车功”指操作缝纫机水平，要达到直、圆、不裂、不趋、不拱。“烫功”指在服装不同部位，运用推、归、拨、压、起水等不同手法的熨烫，使服装更适合体型，整齐、美观。
2.“九个势”
是指胁势、胖势、窝势、凹势、翘势、剩势、圆势、弯势、戤势。如袖笼山头必须做到圆顺，袖子要做成有弯势，后背要有戤势使两手伸缩方便，子口要有窝势，不向外翘，前胸要有胖势，肩头要有剩势等。
3.十六字标准
即“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戤”。“平”是指成衣的面、里、衬平坦、不倾斜、门襟、背衩不搅不豁，无起伏。“服”指成衣不但要附合人体的尺寸大小，而各部位凹凸曲线与人体凹凸线相一致，俗称“服帖”。“顺”指成衣缝子，各部位的线条均与人的体型线条相吻合。“直”指成衣的各种直线应挺直，无弯曲。“圆”指成衣的各部位连接线条都构成为平滑圆弧。“登”指成衣穿在身上后，各部位的横线条（如胸围线，腰围线）均与地面平行。“挺”指成衣的各部位要挺括。“满”是指成衣的前胸部要丰满。“薄”是指成衣的止口、卜头等部位要做得薄，能给人以飘逸、舒适的感觉。“松”是指成衣不拉紧、不呆板、能给人一种活泼感。“匀”是指成衣面、里、衬要统一均匀。“软”是指成衣的衬头挺而不硬，有柔软之感。“活”是指成衣形成的各方面线条和曲线灵活、活络，不给人呆滞的感觉。“轻”指成衣的穿着感到轻松。“窝”是指成衣各部位，如止口、领头、袋盖、背衩，都要有窝势。“戤”是指成衣宽舒度，伸手时不扳紧，手放直时戤龙不绉。以上十六字，都是相互联系，统一在一件服装上，就能显示出红帮特色工艺的特点。在女式服装上还体现镶色、嵌条、滚边、切图、绣花等工艺特点，使女子服饰造型上更优美，有时代特色。 发起了中国服装史上最富有革命意义的一次改革，揭开了中国服装史上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服装史：在完成这一重大改革的征程中，开创了中国服装史上影响最大、最深、最久的一个服装流派——红帮。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服装改革。其中，以赵武灵王、魏孝文帝和盛唐时期的3次改革最有声势，影响最大，但所有的这些改革，无不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是在不根本触动服饰上的封建主义等差观念的原则下由上而下进行的某些改良。君主所好臣民必追逐之当时服饰的流行时尚并不是源于美感和生活需求，不是自我形象、个性的展示，也不是群体认同的载体显现。《韩非子·外储说》曾描述：“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齐桓公说：他讨厌紫色。于是，“是日也，郎中奠衣紫；是月也，国中莫衣紫；是岁也，境内莫衣紫。”这虽然是带有寓言色彩的滑稽喜剧，但却是击中封建时代服装变幻的要害的。
而红帮开创的近现代服装，是在中国社会出现次重要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在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延续时间特别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和展开的；从一开始起，就是由下层民众中的裁缝与民主革命者共同策划的，以后改革的全部历程无不如此。从裁缝师傅到革命领袖，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一起谋构、推广和完善，不管是男装、女装，其代表作中山装、西装、旗袍，穿着者都是没有阶级、等级限制的。从大总统到平头百姓，都可以按自己的条件、意愿自由选择。自由、平等、民主精神从这里得到了体现和高扬。正因为此，这项改革才随着革命的深入而越来越广泛越深刻，红帮也因此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和一个长葆青春活力的流派，走上了一条开放型的发展道路。 取众之所长是服装改革取胜的必经之路。这一规律，在红帮的改革中得到了空前有力的论证。洋为中用，古为今中，推陈出新，成为红帮参与市场竞争的有力手段。
应该说，中国服装现代化的春风，是从西方吹进来的。其方法大体上有两种：一是照搬，购置西方进口的服装，或向西方裁缝定做西装。这是开始阶段在外国的留学生、外交人士和商人，以及国内的极少数富有者采取的方法；二是借鉴，由中国裁缝参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缝制技艺，按照中国人的体形、性格、生活环境，不断加以改造，使之中国化，有的完全“化”为中国民族服装，比如中山装。这是红帮等裁缝群体采取的方法。
西装，在西方也是革命的产物。它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形成的。后经定型、规范，遂成为西方现代服装的主导品种，进而作为国际通用服装向全世界传播。正是在这种时代大潮中，西装传入我国。在中国社会历史大转型时期进入中国，是有其心然性的。
而引进西服，使西服中国化，正是红帮顺乎历史潮流，开拓的洋为中用的一条中国服装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中山装，是化洋为中的显例。它是受到日式西服的启发而创制的。红帮把它引进中国之后，使之彻底中国化了，使红帮再创作的成果，达到了洋为中用的极高境界。中山装几经改革，已不再是洋服了，而是中国的“国服”了。中山装的创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它是由革命家和红帮人为创制主体，以革命气概和科学精神相结合，以我国社会改革、人民生活的新需要和新的审美趋向为依据，博纳中外，一代又代人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从而使这种服装成为向传统的旧式服装挑战、中国服装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经过多元发展、大胆普及，不但成为我国现代男装最具魅力、最有代表的一种服装，而且在国际服装中独树一帜。
旗袍则是红帮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个典范之作。发展到20世纪后期，它已走向世界，进入中西台璧的世界女装艺术宫殿。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红帮人都参与了这个女装精品的创作。它是红帮和其他裁缝集体智慧、胆识和科学精神的结晶。
旗袍，本是满族女子穿的一种长袍，为了遮挡胡天的狂风飞沙暴雪，这种袍子长而宽大，是直筒式的，又称“大衫”。它无法显示女性的性感特征．缺乏女性服装的形象美，从清末起，旗袍悄然变化，辛亥革命以后，更出现了一个持续创新的历程。在具有先进服装文化素养的上海、天津、哈尔滨、大连、青岛、汉口、厦门、香港等地红帮裁缝和其他有现代意识的裁缝和服装企业，以及许多民间心灵手巧的中青年女性的共同参与下，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蒙古族女子穿着的长袍等民族服装的传统特色，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同时，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先进观念、现代人文精神和设计、造型艺术不断改进旗袍的款式、造型和剪裁、制作方法，把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入旗袍之中，成为魅力无穷的女装宝典。
如果说中山装是“西服东渐”的结晶，旗袍则是“东服西渐”的代表作。这两种中华民族的现代服装已成为中外服饰文化双向交流、互相融合的经典之作。正是它们促使互动式的中外服装文化交流驶进了快车道。 红帮的历史贡献还不仅仅于此，而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地将一些独特的文化内涵注入到服装中去。 一件衣服上要有几只口袋、袋盖的形状、纽扣的多少、领口的设计，都有独特的文化内蕴。即使是今天，红帮前人对服饰文化的精彩诠释，仍让后人们惊叹不已，受用不尽。正是有了一整套基于深厚的文化内涵，科学又合乎中国实情的制作体系和理论体系，红帮在发展了二三十年后，已不再是个只会实干、只求实功实利的民间自发的初级流派，而是一个有理论支持、名师辈出、名店林立、著名产品不断涌现，具有良好的培训机制，在全国服装行业中独领风骚，引导中国服装艺术新潮、主潮的主导性流派。1956年，“波纬”、“雷蒙”等20多家著名的服装店从上海迁往北京，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红帮发展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他们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服装界的最高水平。

② 宁波首富马建荣家族问鼎宁波首富，他是如何起家的

马建荣如今身价315亿，登上宁波首富宝座。但他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老板，为了解决员工过年回家买票难等问题，每年都花巨资去包车，把员工送回老家；为了解决员工吃饭的问题，他花9千万为员工建设了一个中央厨房。

舒适的环境，人性化的管理，员工自然心甘情愿地卖力工作，马建荣这个代工巨头自然是发展得越来越好。

③ 北京有哪些「高级定制」的服装店

推荐北京红帮裁缝文化体验中心，做衣服的师傅均为宁波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又称奉帮裁缝，始于1896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帮裁缝在服装史上创立了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件西装、中山装、旗袍、第一家西服店、学校等。

④ 罗蒙为什么叫罗蒙

“红帮”裁缝发轫于清末民初，作为当时最早与国外通商的口岸城市之一，宁波的不少裁缝曾为外国人缝制过服装，当时民间称西洋人为“红毛人”，因此“红帮”之名由此而来，影响波及全国20多个城市，及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苏联等地。 红帮裁缝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先后，培育出几代出类拔萃的传人，包括缝制师、裁剪师、高级工艺师、国服高手和高级管理人才等。他们曾为孙中山先生、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制作过精美绝伦的服装。 源自溪口的剡江沿岸江口镇（今称街道），是红帮裁缝的摇篮，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第一套西服、第一件中山装，均出自奉化裁缝之手。 “红帮”，一个传颂百年的名字。她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海纳百川、吐故纳新的红帮精神。罗蒙，红帮的传人，传承了祖辈的精湛技艺，并与现代科技结合，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诠释着新一代的红帮文化。 作为红帮文化重要的继承者罗蒙，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技术，以其东方的含蓄与儒雅，西方的严谨与经典，一直受到上流人士的推崇与喜爱，赢得政界，商务人士的青睐。 红帮文化，创造了中国服装文化史上的五个第一，为我国近代服装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望有用，望采纳

⑤ 宁波一老板身家超800亿，他究竟有何背景

马建荣（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今年56岁。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他在上世纪90年代末继承了家族企业申洲国际集团，公司主要从事服装生产，OEM国际运动品牌，包括阿迪、耐克、优衣库等，马建荣家族继续是宁波2020年福布斯上了中国400富豪榜。截至2021年3月10日，马建荣家族以800亿元的财富位列福布斯全球实时富豪榜第175位。

马建荣父子逐渐买下其他股东的控制权，把申洲织布变成了自己的企业。同时，马建荣代替父亲执掌公司。马建荣13岁辍学，和父亲一起在一家纺织厂做童工。后来，由于表现出色，他被派往日本留学。不同的是，他把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和彪马作为四大客户，分别占公司收入的30%、22%、20%和11%。可以说，它是服装行业的一个超级代工厂。

⑥ 有关宁波帮的小故事

虞洽卿、盛丕华、吴锦堂、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应昌期.童善长童涵春堂国药号 黄楚九的“中法药房”、史致富的“万国药房”、吴锦堂（1855～1926年），名作莫，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东山头乡西房村人，少时随父耕作，及壮东渡日本，经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为重，先后捐银数十万两，兴修水利，创办学校，泽被乡里。又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著名华侨。吴锦堂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11月14日）出生于慈溪北乡海滨小村东山头（今慈溪市观海卫镇锦堂村）。据吴氏族人介绍，元末明初，江西、安徽一带战乱频繁，长江中游一带居民纷纷南迁，东山头吴氏明初从江西迁来杭州湾南岸，开恳新涨涂地为生。传到吴锦堂的父亲吴麟初时，已是第12代。外地迁来海滨涂地的居民大都十分贫困，到吴锦堂祖父那一代，家境有所好转，试图通过对子女的教育，摆脱世代务农的现实。其父吴麟初，生育五子三女，吴锦堂是他的长子。吴家祖居坐落于东山头西房村，因吴麟初排行第二，故称“昂二房”，吴锦堂就出生在一楼靠西边的正房里。到其父吴麟初时，连年遭遇天灾人祸，家境越来越差。吴锦堂不得不辍学务农，帮父亲处理家事，成了主要帮手。不过，他父亲并未放弃对他的文化教育，安排他在耕稼之余跟从当私塾先生的伯父课读。吴锦堂16岁那年，母亲病故，父亲又娶唐氏。他待继母如同生母，村民们都说吴家老大将来定有出息。1880年，吴锦堂在宁波做磨豆腐的小工。在当年，“打铁、撑船、磨豆腐”是有名的苦营生行业，地位十分卑下。但对于年轻的吴锦堂来说，两年的起早摸黑、肩挑手推，受尽艰难人生的磨练，为日后在上海滩打拼乃至闯东瀛，奠定了思想、心理、体能上的准备。立足上海滩1882年，豆腐作坊的一位邻居见吴锦堂能吃苦，又有文化，心气也高，介绍他到上海红庙前的萃丰油烛店当帮佣。吴锦堂兴冲冲地从宁波回到老家东山头与家人告别。时年28岁的吴锦堂，就这样带着父辈的期望，来到他一直向往的上海，一年后成了正式店员。吴锦堂在上海工作3年，习算学文，揣摩商贾经营之道，勤奋精明，深得店主的赏识，曾被派到苏州等地代庖业务。油烛虽是小商品，但购买者各色人等都有，吴锦堂借此认识了不少人，对他了解社会各界、积累经验都很有帮助。特别是他在苏州分店的经历，更使他有独当一面开展商务活动的锻炼机会，显露出从事贸易活动的惊人才能。沪上赴东洋1885年，即中法战争的第二年，31岁的吴锦堂对我国工商业在列强欺凌下造成的不景气深有感触，意识到努力向外求发展是改变目前状况的一条重要途径。于是，在友人资助下携资银千两，毅然东渡日本长崎。到达长崎后，吴锦堂经缜密计划，与人合伙从事物资运销，业务活动就是代出口商在阪神地区采购物资并运送至长崎，又代进口商将进口货物运送至阪神地区交给座商。这种营生投入少，资金流转快，吴锦堂在短短的一年间，将资金扩大了5倍。就这样，吴锦堂靠着“单帮”式的经营，积累了资本，还通过购销环节建立了业务网络，为日后事业的辉煌打下了基础。1887年，吴锦堂与人合伙在大阪设立“义生荣”商号，他终于有了自己开设的第一家商行。商界树巨人这以后，他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延伸：由收购向制造业延伸，如“义生荣号”曾涉足火柴生意；由为出口商购运向自营出口延伸，如将火柴、阳伞运销中国；由代进口商运销，转向自己设行销售。在经营中，吴锦堂那谨慎灵活、恪守信用和极富开拓性、前瞻性的经营作风逐渐成形，引起商界同仁的注意，称赞：“他的先见之明、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随机应变的经商才能正是他的独到之处。”一位商界巨人的稚形初步显现。1889年，吴锦堂在濑户内海边的著名商港神户设立了“怡生号”，开始定居神户。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奋力开拓，业务不断扩大，涉足广泛的实业领域，成了大阪、神户地区著名的产业资本家。日本作家黑部亨曾撰文，把吴锦堂和神户纺织业奠基人武藤山治并称“为神户照亮前途的人”。同时，他也成了神户华侨的领军人物。1894年，吴锦堂被任命为“神户旅驻大清商人公举商董”，是神户中华会馆、神户三江公所的总代。在《浙慈吴锦堂先生六旬荣寿录》一书里，具名江义所写的《寿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以火柴为祖国日用品，创办红衣商标。以棉花为日本纺织品，购钟渊股份，开设行号，兼营实业，握贩运之权势，遂获资数百万。”这正是对吴锦堂那个时期经营活动的最好概括。仁义奉公益，情怀系故乡吴锦堂热心公益事业，关爱旅日侨胞。他是一位深谙经营之道的企业家，也继承和发扬了宁波帮商人相互提携、协作共荣的传统，在创建和发展华商组织、资助华侨公益事业、维护华侨权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万国医院、孤儿养育院、盲哑院、红十字会、同仁会、掖济会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巨额捐赠。直至今天，在日本兵库县还有以吴锦堂命名的村庄和水池，还建立了吴锦堂显彰碑。吴锦堂泽被乡亲，情系故乡。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吴锦堂常常为之辗转反侧，只要力所能及，常出巨款组织赈济。一开始捐给政府，后来他自己组织赈济机构，设法购米施赈或组织以工代赈，赈济范围北至东北，南至闽广，甘霖所至救助了无数的灾民，人们誉其为“万家生佛”。不仅如此，他在国内的投资范围涉及采矿、冶炼、纺织、铁路建设、金融、农田水利和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闯荡世界、造福桑梓”是宁波帮的重要特征。吴锦堂将资金转向国内，大规模投资国家建设的同时，开始捐资家乡水利事业和教育事业，投资数额庞大。1905年动工修建的杜白两湖水利工程，规模巨大，由四大核心项目构成：重建西界漾塘，遇汛期可藉以截姚北平原东注的洪水；加固两湖大堤，以增加蓄水量；增设减水坝，用于控制水位；疏浚通海大浦，增设大小桥闸，以完善排灌系统。全工程“竭五六年心血，费七万余金钱”才得以完成。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教育是国家争生存、争富强的必要途径，投在创办“锦堂学校”上的资金，累计达22万银元。因此，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把吴锦堂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为“办学三贤”。关心革命事，正义志不移吴锦堂非常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他在积极创业的同时，也热心支持革命活动。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的维新思想就在日本神户华侨界引起反响。变法失败后的1902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在神户登岸，吴锦堂隆重接待他，并与梁启超摄影留念。自1899年起，吴锦堂就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中山辛亥革命前曾11次到过神户，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革命党神户支部领导骨干的王敬祥、吴锦堂和杨寿彭等与孙中山关系密切。辛亥革命爆发后，吴锦堂等阪神华侨成立了中华民国华侨统一联合会，在之后的4个月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声援辛亥革命的活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吴锦堂更以鲜明的态度支持新生的共和政府，曾分别捐献上海、宁波军政府银2.65万元和1.64万元，并出任浙江省军政府财政水利顾问。1914年，吴锦堂迎来了他的六十大寿，这时离他初到日本正好是30个年头。为了庆祝寿辰，吴锦堂在松海别墅旁动工建造三层洋楼，次年5月完工，取名“移情阁”，呈八角形，俗称“八角堂”。从外部环境到建筑外形，从布置陈设到室内装饰，处处透露出中华文化的内涵。“移情阁”濒临大海，面对劲松，对出生在浙东海边的主人，定能引出无限的回忆和美好的遐思……病逝于异域1926年1月14日，吴锦堂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户养和山庄与世长辞，享年72岁。弥留之际，他一再嘱咐家人把他的遗体运归祖国，葬在家乡，还嘱咐后代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有损于祖国的事情。1929年，他的灵柩由吴家自备海船经上海运抵慈北。归葬到家乡吴公墓庄位于慈溪市鸣鹤镇，此地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有杜湖、白洋湖，既是游览胜地，又是慈北蓄水宝库。墓园石栏围绕，松柏葱翠，宏伟肃穆，系吴锦堂生前自建。陵墓面向白洋湖，墓碑由清代光绪年间状元张謇提写。碑旁一副醒目的对联，为吴锦堂生前自拟，上联为“为爱湖山堪埋骨”，下联“不论风水只凭心”，寄托了他对祖国乡土的深情眷恋。墓碑的上方镶嵌着章太炎先生撰写的墓表，篆体直书，约700余字，记载着吴锦堂的生平事迹。当时，出席追悼会的国内外各界代表达数千人，慈北广大群众也自发前来致哀，人数多达万余。这一天，白洋湖堤上人流不歇，从慈济祠到锦堂墓地，万头攒动，水泄不通。家乡人民敬献的挽联上，写道“抱济世热忱，推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推当代人豪”，高度概括了他卓著的一生。

⑦ 罗meng完美品相，商务休闲衬衫红帮真传人，红帮真传

他也非常适合这一种风格吧，可以把衣服的优点全都展示出来。

⑧ 孙穗芬的个人轶事

在任何场合遇到典雅的孙穗芬，都可以从细微末节处看出她是一位精致的女人：她的指甲油总是和着装颜色相协调；出公共场合时，几乎都不会忘记用特别小配饰或珠宝点缀当天的整体造型；她一直保持着非常中式的短发，因为这个发型“干净利落”。孙穗芬说话语速很慢，但谈吐优雅，在上海的社交圈里鼎鼎有名。孙穗芬是朋友们常常称呼她的名字，她的中文名是孙穗芬——孙中山的孙女，孙科的女儿。不过孙穗芬还有另一重身份——美国商务部商务领事，历任美国驻广州、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她还曾拥有自己的公司。
孙穗芬与母亲蓝妮
1938年出生的孙穗芬在上海的别墅有好听的名字——玫瑰别墅，是母亲蓝妮留下来的。别墅位于里弄的尽头，弄堂口标明了这里的建筑是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刷成粉红的外墙有点西式的味道。这片在旧时就住着不少达官贵人的地方，照样是名流们的住宅。只不过这里常年安静，住在这里的人们也保持低调。
走过里弄到达玫瑰别墅，有阿姨应声开门，一般会仔细地询问是否是孙穗芬约好的客人。推门进去，一股奇异的檀香伴随着玄关处古色古香的布置形成强烈的第一印象，拖鞋是大红中式花纹的，门口摆放着红木雕花的台几、牡丹花朵的白瓷瓶、铜质佛像，一切都非常中国。每一处都精心布置的细节让进入到这栋别墅的人变得轻手轻脚起来。“建筑师图样标明的日子是41年底，动工则是在42年。当时是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我妈咪买了地，请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国最著名的四个建筑设计师盖了这些房子，当时整条里弄是我妈咪盖的，一共七栋。”
话语间，孙穗芬环顾了这间再熟悉不过的房间。几十年过去了，经过几次波折，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的摆设都是孙穗芬按照记忆一点点还原的。
“妈咪是当时上海有名的美人。”
照片上的蓝妮细眉杏眼，穿着旗袍，有时候是戴着一串珍珠项链，有时候则是宝石耳环，看上去总是那么精巧别致。“我妈咪的审美观念很强，她的衣服都是她自己设计。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名牌的，没有Dior、Gucci。我们将裁缝请到家里来，挑什么样的料子、钉什么样的纽子、滚什么样的边，都是她说了算。甚至后来我去了台湾工作，缺什么衣服都会打电话给她。妈妈会帮我设计好样子找裁缝做好，我就去香港拿，然后带回台湾穿。”
孙穗芬孙穗芬的客厅里有洋式的沙发，也有中式的茶几，她觉得东西方文化对于她的影响也是一半一半。她从小在西式教育的学校读书，从上海当时的圣心小学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大学。然而，母亲的教导是东方的，“我觉得继承妈妈最多的性格是独立，她永远自己有房子，不是跟我父亲住在一起。她要比我能干得多，而且从不依赖于人。她非常有魄力，这一点我比不上。”其实孙穗芬没有谈到的另一点是，她保留了妈妈喜欢穿旗袍的习惯。她穿上定制的大红色旗袍，戴着许久以前在台湾买的福禄寿翡翠镯子，和旗袍同色系的大耳环，还有钻石戒指，带着一点点摩登的东方意韵伫立在那里，依稀透露出只有旧上海名媛才有的优雅风韵。
“以前工作的时候，没有多少时间用来考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时常是早上直接从抽屉里拿出来就穿上出门。我性子比较急，没有耐心，工作的时候觉得去美容太浪费时间。退休了，还会偶尔按摩、花时间修修指甲。但我有一个习惯，指甲油的颜色和服装的颜色一定要搭配。如果我的指甲油是涂的大红色，就会穿和大红色匹配的衣服，比如大红、黑色或白色系的衣服；而粉红色系的指甲油就会配粉色系的服装。我柜子里各式各样颜色不同的衣服很多，可以满足我的选择。同时鞋子、皮包以及佩戴的首饰也都必须是相配的。”
配饰也是孙穗芬保持美丽的法宝。你几乎很少看到不佩戴首饰的孙穗芬出人们面前，她甚至会佩戴一条粉红色小靴子的项链来搭配她粉色系裙装出席时尚派对，展示她的童心。首饰是随性买的，逛街的时候穿什么服装就购买跟服装相配的首饰。是否名牌，不是孙穗芬决定购买的关键。“偶尔也买一些名牌的首饰，但是总的来说很少。我觉得我很自信，把人家的牌子挂在我的身上当作自己的光荣不是我的风格。”
最令孙穗芬觉得可惜的是，旧上海曾经名震中国的好裁缝却一个都找不到了。她至今保留的定服装的习惯也无法延续。在广州工作的3年里，孙穗芬试过很多裁缝，却没有一个令她满意。后来回上海更是找过无数的裁缝，洋装做得好的几乎没有了。唯一一位让孙穗芬比较满意的老裁缝，从认识到已经十几年了，孙穗芬和妈妈的旗袍都在那里定制。孙穗芬大部分服装是买来以后做一些改良。“以前好裁缝在上海很普遍，就是街角的小店里也能找出技艺精湛的，全国最出名的都是上海的红帮裁缝，在上海几乎绝迹。也许有个别好裁缝，但我没有找到。那时候的裁缝很知足，是裁缝就一辈子当好裁缝，做好衣服就是一生的艺术追求。的裁缝哪会那么仔细，随便量量就分给手底下的小裁缝做。对客人的要求也不会仔细地去记录，常常你的要求他只听了一半。做出来的衣服往往不是我要的。一个裁缝为同一个人做衣服，可以一件大一件小。”这是典型的上海女人的精致与挑剔，对一切细节都无比重视。“年轻的时候总是在奋斗，偶尔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多数是去动物园这些地方，无法真正地享受一个人的旅行。到了的年纪，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了。如果让我把自己的旅行经历写出来，恐怕是一本书也讲不完的故事。”孙穗芬将这种游历称为“流浪”，她说她很享受这种状态。
“流浪”也是需要偶尔停顿的。孙穗芬在孩子长大后闲下来的时间里开始思考，虽然到处旅行，见识也算多，但不一定真能做什么。和太太们打打桥牌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39岁的孙穗芬考进亚利桑那大学，那一年，她的大儿子也是一名大学生。她依然像小时候在圣心学校那样勤奋苦读，成绩优异，每门功课都是A。毕业时因为成绩优异，孙穗芬荣获华尔街日报奖，由此成为美国媒体的新闻人物。这个奖由《华尔街日报》每年一度颁发给全美金融毕业生中最优秀者，孙穗芬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女学生。
围着世界绕了一圈，孙穗芬终究回到了她的出生地上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国的时候，上海和广州、深圳都一样，到处是灰灰的、脏脏的，房子全都看不出眉目来。但是一下飞机，一种亲切感就扑面而来。“上海有那么多中国的东西，所见、所闻、所感，全都是。我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和台湾，怎么都是在中国，更何况这里还有妈妈留给我的房子，有机会就要回来住。”
“名门之后”的传奇生活
翻开孙穗芬的履历表，几乎可以用“传奇”两个字来概括。她出生、成长在上海，幼时遭受过绑架，后移居台湾、香港，最后移居美国。17岁中学毕业后，孙穗芬成为一名空姐。其后在工作中认识了日后的丈夫，一位曾经参加过二次大战的美国飞行员。19岁的时候孙穗芬辞去工作结了婚，专心做一名贤妻良母，养育了三个儿子。孩子长大后，在39岁的时候，孙穗芬决定走出家庭，重新接受高等教育。她与大儿子同时上了大学，成为校园中年龄最大的一名学生，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86年，孙穗芬在美国商务部做商务领事，成为一名华裔外交官。1992年，孙穗芬因工作需要到美国驻法国巴黎大使馆任商务参赞。之后她曾历任美驻广州、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后来她辞去了大使馆的工作，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
朋友们都叫她Nora，这个名字在上海社交圈非常响亮，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孙女，孙科的女儿！可是孙穗芬却很反感人们这么定义和诠释她。她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过我的日子，我不能依赖祖宗过日子，而且在国外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不想把他们的名字贴在额头上，那很没有出息。我很骄傲有这样的父辈和祖辈，但一个人应该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人生。我不希望别人提起我就是某某名人之后，我在一定范围内也很成功，不是依靠他们的声名，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别人更加注重我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