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之举，也是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治本之策。正在进行的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既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有利契机和重要平台，也是对深化改革的一次实际检验。这次换届要实现预期目标，为实施十二五规划、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要求，以运用成熟的改革举措为重点，务求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实现新突破。一、着眼于提高民主质量，着力在完善干部提名推荐方式上探索新办法 用人之源始于提名。做好提名推荐工作，对确保人选质量具有关键性作用。从以往实践看，按照常规方式进行换届人选提名推荐容易出现两个问题：其一，由于参加推荐的人员范围相对固定，容易导致拉票者众、拉票者得利、不拉票吃亏的局面；其二，由于对所有参推人员的投票结果同比计票，没有充分考虑知情和关联因素，并据此确定考察人选，容易导致简单以票取人。为此，这次换届中，我省首次在换届人选提名推荐环节推出了结构化复式民主推荐这一改革举措，即以会议投票推荐＋个别谈话推荐＋随机问卷推荐＋基层干部群众代表推荐的方式，全额定向推荐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其中，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在《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人员范围内进行；随机问卷推荐，在部门副职中随机抽取部分人员进行；基层干部群众代表推荐，在党代表、党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进行。统计汇总时，对上述四种推荐形式所产生的推荐结果，分别按40：25：30：5的比例确定权重，合并计算推荐票的权重结果后，确定考察对象。这种提名推荐方式尽管在操作上增加了一些程序和工作量，但打破了单一依据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的局限，特别是从部门副职这一重要知情群体中随机抽取一定比例人员参加推荐，从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扩大了民主，增加了拉票难度，降低了拉票行为对推荐结果的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拉票行为，提高了民主推荐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因为参与范围扩大，主体增多，尤其是推荐结果增加了权重变量，有效地提高了民主推荐的科学性，为防止和克服简单以票取人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有利于提高选人用人质量和公信度。 二、着眼于考准考实干部的德，着力在改进干部信息采集上探索新路径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标准。强调以德为先，在新形势下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干部群众对少数领导干部不满意，意见也往往集中在德的方面。但如何深入考察了解干部的德，一直是制约干部工作实践的难题之一。这次换届中，我省总结借鉴基层的探索实践，试行领导干部不良行为测评办法这一改革措施，即在民主测评票中列出干部队伍中可能存在不良行为的若干选项，让参加测评的干部群众以无记名方式对每名换届人选是否存在这些行为及程度进行评价，测评结果作为评价和使用干部的重要参考性依据。实行这一办法的实践效果比较明显：其一，有利于对干部在工作圈、生活圈和社交圈中的表现进行全面深入地考察，特别是有利于了解掌握干部在关键时刻、对待个人利益问题上的现实表现，便于组织上深入了解干部的德；其二，有利于增强干部监督管理的针对性，真正把干部置于组织和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其三，为有问题的干部绘制了一个直观的不良行为图谱，进一步昭示了组织上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有利于形成积极健康的行为导向。此外，我们还探索试行了考察人选诚信记实办法，对干部的各类测评结果和相关个人信息建立档案，全面掌握、深入分析其诚信情况，同时探索试行电话访谈和民意调查办法，全方位、多层次了解印证广大干部群众对换届人选的认可度。三、着眼于选好干部、配强班子，着力在完善干部考察评价上取得新成效 考察识人难，是长期以来困扰干部工作的一大难题，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一直以来，干部考察大多采取谈话了解、查阅档案等主要方式，手段单一、方法陈旧，难以全面了解干部的真实情况。同时，由于定性考察多、量化考察少，特别是缺乏对人选个性的深入解读，考察材料往往千人一面，远看谁都像，近看不知谁，考察结果难以适应合理使用干部、科学调配班子的需要。为解决这些问题，我省在换届中探索试行了多功能测评办法和个性化考察评价办法。多功能测评，就是在对现任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进行民主测评时，在测评票中增设对被测评干部使用意向建议栏，设置提拔任职、留任现职、向外交流、降职免职等选项，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测评。这种做法，与其他考评方法相印证、相补充，有利于了解掌握测评人对被测评对象的真实意见，为科学合理地使用干部提供重要参考。个性化考察评价，就是在对换届拟提拔人选进行考察时，在全面了解其德、能、勤、绩、廉等现实表现的同时，采用自我评述、心理学测试、谈话观察、个性特征测评等多种方式，突出对干部性格特点、气质类型、心理特质、行为习惯等个性特征的考察评价。在撰写考察材料时，尽可能用谈话人原汁原味的语言勾勒出考察对象的长短肥瘦，克服大而化之、格式化、脸谱化的评述，力求鲜活生动，务求看完考察材料就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此外，为全面了解干部的能力水平，我们还探索试行了专项领导能力测试办法，聘请专业的人才考试测评机构，采取人机对话方式，重点了解掌握换届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的领导执行能力、事物洞察能力、团队管理能力、战略制定能力等方面情况，形成综合性评估报告，作为甄选和配置干部的重要依据。 四、着眼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着力在严肃纪律上推出新举措 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是换届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换届风气出问题，对换届工作的影响极坏，对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杀伤力极大，对党的威信和形象破坏性极强。中央对严肃换届纪律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了5个严禁、17个不准、5个一律的纪律要求。我省坚决贯彻中央的部署要求，针对换届期间不正之风可能易发多发的实际，特别是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传播谣言和搭车提拔等五种歪风比较突出的问题，从换届一开始就把正风肃纪牢牢抓在手上，以有效办法抓警示、过硬措施抓监督、严厉手段抓查处，用铁的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一是突出责任落实这个前提。抓换届纪律，关键在有人抓、层层抓。我省通过探索实行两诺等措施，切实做到以诺明责、以诺自律。一个是保纪承诺，明确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对本地区换届工作负总责。下级党委主要负责人要与上级党委签订换届保纪承诺书，对本地区换届风气作出承诺，保证认真履行职责，严肃换届纪律，换届期间本地风清气正，不发生重大违反换届纪律问题。一个是守纪承诺，要求所有参加民主推荐人员、有被推荐资格人员都要与各级组织部门签订换届守纪承诺书，保证严格遵守换届纪律，坚决抵制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违纪行为，强化对重点对象遵守换届纪律的责任约束。二是抓住终端检验这个关键。加强关键环节的监督掌控，是实现换届风清气正的重要保证。我省通过探索实施两测、一评等终端监测措施，强化对换届风气的综合评价，以测督行、以考问责。两测就是在换届工作启动前、考察人选产生后两个节点，分别开展换届纪律知晓率测评、考察人选守纪情况定向测评。一评就是在正式选举前，请代表、委员对本地换届风气总体情况进行测评，对很好和好所占比率达不到80%，经综合评定确为失责的，党委主要领导要调离现岗位，并视情况进行追责。三是用好严肃查处这个利器。保障换届风气，关键在于两手抓，一手抓防范，抓早、抓小、抓苗头；一手抓惩处，有举报即查、露头就要打、查实就处理。我省通过探索实行两报、四查等制度，以报防范、以查保障，切实发挥查处的震慑作用。两报，就是日零报告和重要问题直报制度。从换届启动至换届结束，要求各级组织部门要将当日受理的举报、发现的违纪行为以及异常异动情况，及时向上级组织部门报告。没有上述情况的，也要实行零报告。县级组织部门遇到重大问题要向省委组织部直报，以便随时掌握情况，快速反应。四查，即组织部门会同纪检监察机关成立督导组进行重点督查，换届考核组配备专职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省委巡视组结合巡视任务进行巡视监督，聘请两代表一委员为义务监督员进行义务督查。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我省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乡镇党委换届试点工作中取得了零信访的良好效果。截止目前，市、县两级也未发现违反换届纪律的问题。（原题：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为振兴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作者为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❷ 为什么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重大改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腐败官场，以霹雳手段重拳出击，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记录。看到反腐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应当清醒认识到，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形成不敢腐只是反腐第一步，要实现不能腐、不愿腐尚需长远的战略谋划、严密的制度体系和完备的法治保障。实践证明，惩治是最好的预防，制度是最大的保障。只有集中全党力量，形成高压态势，通过严厉惩治，才能形成巨大的震慑效果，有效预防腐败；也只有加快建立制度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重建政治生态，建设廉洁政治。
为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称《条例》）。《条例》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有机结合的需要。十八大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有效的反腐败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特别是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是加强党对反腐败统一领导，形成制度化、法制化成果的需要，有利于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有机结合。
十八大之后，党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下级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提名考察，落实双重领导体制的同时强化了垂直监督，增强了对地方反腐败的领导。重大反腐败线索须上报上级纪委，有利于腐败案件的查处。纪检组派驻实现了全覆盖。中央派驻的45个纪检组，覆盖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社会团体等139个单位。巡视制度也不断完善，探索实行“三个不固定”，组长不固定、巡视对象不固定、巡视组和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巡视组长不搞铁帽子，一次一授权，建立和完善组长库。2014年在完成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巡视全覆盖的同时，又探索开展了专项巡视。由此可见，纪检机关在人事管理和案件查处程序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实际上在十八大之后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对国家机器的监督也提上议事日程。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有力武器。我们是一党长期执政，制度优势已经充分显现，但也面临风险和挑战，最大挑战就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破解自我监督这个难题，要以党内监督带动和促进其他监督，健全完善科学管用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毋庸讳言，随着党内监督的加强，已经实现了监督全覆盖，覆盖了所有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的党员；而行政监察机关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只负责监察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不可能覆盖到政府以外的机构和人员，由此便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尴尬局面。
为此，必须“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强化党内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使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保证我们的监督力量能够覆盖延伸到所有的公职人员，使得我们的监督体制和监督机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依法治国是重要战略举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求党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层次清晰、运行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使管党治党建设党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就国家法治监督体系而言，虽然政府内部有行政监察和审计，政府外部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检察院还有专门的反贪污、反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等力量，但这些反腐败资源力量过于分散，很难发挥作用。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有利于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没有厉行法治的决心，没有健全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没有实施法治的能力和水平，很难称得上是现代化国家。可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形成一套完备的、成熟的、定型的制度，通过有效运转的制度体系，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说到底就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化、法治化。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形成高效权威的国家监察体系，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需要借鉴古今中外有益经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我国监察制度起源于周朝，兴于秦汉，隋唐时期臻于完备，一直延续至明清。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监察机构几经变革，不仅名称有所变化，而且机构设置与地位也有所变化。最早的时候，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合称二府，后来又增加了太尉，形成了所谓的三台。监察这个词是从唐代开始出现的，在具体的官职名称中变化不是太大，明清时代改为都察，无论称为御史、监察，还是都察，职能一直延续下来。监察官的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即纠举弹劾百官，其官职品位不高，但是权力很大，所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监察范围覆盖财政、军事、人事管理、司法、教育以及民风民情等诸方面。监察法规也十分完善，从汉代的“监御史九条”“刺史六条”，到清代的“钦定台规”“都察院则例”“十察法”等不一而足。中国近代的监察制度是对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孙中山先生主张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的监察权，就是对百官弹劾纠举、实施监督的权力，这一思想对我们改革监察体制具有启发意义。北欧等国家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对我们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域外监察制度表明，无论采取议会监察专员制，还是在行政系统内设监察机关，均通过立法保障监察权独立行使，明确监察对象的广覆盖。如1810年瑞典的《监察专员法》规定监察的对象包括法官、检察官、公立学校老师、公立医院医生、护士及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监察手段也比较多样，如埃及的行政监督署拥有公开或秘密调查、调档、侦查、搜查、逮捕、建议、越级报告等权力，瑞士赋予监察机关拘捕权、搜查权，直至公诉权。
可以说，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吸收了古今中外有益经验基础上与时俱进的表现，体现了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任务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该机构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司法机关，而是一个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平行的执法监督机关。简而言之，就是要建立集中统一的反腐败机构，形成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把握以下改革任务。
（一）人大决定，地方试点
十八大之后，在处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上，我们一直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法治和改革要同步进行。具体而言，改革缺乏法律依据的，要获得全国人大授权；有法律依据，但需要修改法律的，要及时报请全国人大修改法律；涉及废止法律的，要报请全国人大予以废止。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试点方案虽然已经公布，试点省市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工作。但是，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涉及现行诸多法律法规的变动，必须获得全国人大的授权，并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授权决定是进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也是保证改革合法性的重要制度基础。十八大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进行过多次改革试点授权，如2014年授权国务院在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及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又如2015年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包括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的决定等等。
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之后，试点地区就要筹备设立监察委员会。中央选择北京、山西和浙江三个省市作为试点地区有很多考虑。我个人的理解是，选择北京试点，是因为北京是首都，是政治权力中心，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方面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开展事关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具有风向标意义。选择山西试点，是因为这里曾经是腐败重灾区，也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重镇，可以作为廉洁政治、廉洁政府建设的试验田。选择浙江试点，是因为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遏制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风险高、压力大。在这种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试点，可以对其他经济发达地区起到示范作用。上述地区各具代表性，试点后形成和积累的经验，可为全国范围推开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也可为后续制定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积累实践经验。
（二）设置机构，与纪委合署办公
按照试点方案，监察委员会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监察局、监察厅、监察部，而是与政府、司法机关平行的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由各级人大依法产生，并与纪委合署办公。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具体名称，有待试点过程中予以明确。
回顾党史，历史上曾经有过监察委员会。1927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1928年召开的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其取消，代之以职权范围较小的中央审查委员会。1945年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恢复设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决定，由朱德等11人组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名称几经变化，但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党的机构。现在，各级党的监察机构的名称均改为纪律检查委员会。因此，如果将拟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定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容易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称相混淆。因此，我建议定名各级国家监察委员会时，中央层面称为国家监察委员会为宜，以示与历史上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现在的中央纪委有别；地方层面以“行政区划+监察委员会”的定名方式为宜，如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河北省监察委员会等。
按照现行《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由对应的人大产生。那么，国家监察委员会如何产生呢？这就需要全国人大的授权，赋予人大设立监察委员会的职权。需要强调的是，监察委员会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而不是由人大常委会产生。监察委员会产生之后，应当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至于监察委员会要不要以报告工作的方式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为采取报告工作的方式，存在报告通过或不通过的问题，法律并未规定报告不通过的法律后果。所以，我个人认为，监察委员会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监督，但不一定要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设置之后，它就成为与政府、法院、检察院平行的国家机构，国家机构体制也将由“一府两院”变为“一府一委两院”，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中央明确提出，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党的机构和国家机关合署办公的体制具有中国特色，但具体如何合署办公，值得深入研究。1993年之前，中纪委和监察部是分开办公的。为了整合反腐败力量，强化监察工作，中纪委和监察部于1993年开始合署办公。今后纪委和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监督对象仍有区别。纪委以党的纪律和党内法规约束党的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监察委员会依法监督国家公职人员，包括是党员的公职人员。因此，纪委无权以党的纪律约束非党员的国家公职人员，而监察委员会可以依法监督非党员的国家公职人员。因此，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实现了对党员身份的国家公职人员和非党员身份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全覆盖。从这个意义上说，合署办公后，原来纪委职能达不到的地方，或者无法实施的地方，现在可以通过监察委员会以国家机关的名义依法实施。这样既扩大了监察的覆盖面，为监察委员会办案提供了法律依据，也确保了纪委实施党内监督各项措施的合法性。
（三）整合职能，集中反腐败资源力量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所有反腐败的力量和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反腐败体制。新建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除了保留有原来监察部和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职能之外，还应吸纳行政系统内哪些职能呢？目前看来，审计职能被整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审计机关除了反腐败作用之外，它在财政资金的合理有效利用方面承担着很重的任务。审计的体制机制已经比较健全了，若把审计职能整合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可能还有难度。
行政系统以外，国家监察委员会还需要整合哪些职能呢？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检察院的反贪、反渎和预防职务犯罪部门转隶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即整建制改变隶属关系，成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内部职能部门，这将有助于对国家公职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实施调查。监察委员会职能大体上分为监督、调查和处置三个方面，由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负责。调查部门既有对违纪违法行为的调查，也有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从国家反腐败力量资源的整合以及强化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的角度讲，检察院部分职能的转隶，可以形成统一集中、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更好地发挥国家监察委员会反腐败的作用。
（四）丰富监察手段，完善监察程序
监察委员会设置后，随着相关职能的变化，相应的监察手段、监察程序也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现行的《行政监察法》《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赋予监察机关检查、调查、建议和行政处分等权力，但是并未赋予监察机关行使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以及强制执行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监察效用的发挥。制定《国家监察法》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应当考虑增加行之有效且符合法治精神的监察手段。如将监察巡视制度作为一种法定监督方式予以规定，实行巡视人员、巡视对象、巡视单位的流动制，一次巡视一次授权；打破主要以检查、调查、处理等事后监督为主的监督方式格局，综合、灵活运用事前、事中监督，加强文件廉洁性、合法性审查，重点工作环节现场监督等方式；授予监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的权力，可以对涉案财产和账户实施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实行监察对象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包括财产收入、出国出境情况、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及其他的需要报告的事项，同时要向社会公开。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监察程序。比如，可以借鉴法院、检察院办案全程录音录像的做法，规定监察委员会采取调查措施时应当全程录音录像。这样既有据可查，又便于接受监督。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对监察权的监督制约。
❸ 为什么要推进监察体制改革
纪律检查监督工作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行’胜于‘言’。纪检体制改革不是说着玩的，是要解决问题的。如今已经到了反腐败的紧要关头，改革就是要‘行’。不要小看纪检体制改革给予纪检监察机关的战斗力，也不要低估务实改革对党内痼疾的强势清淤效果，更不要怀疑党中央通过反腐败打破利益藩篱的巨大决心。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的六个专项小组之一，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一成立就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现在是腐败多发高发的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任务尤其紧迫，相关体制改革也就更有必要。”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表示，单独设立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彰显出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出高层希望通过改革促使纪委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从高层进行的‘顶层设计’来看，中央把纪检体制改革看作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点。”高波说。
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纪委的领导和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的推进下，纪检体制改革的相关工作稳步展开，得到多方认可，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日前，通过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点出了影响反腐成效的问题所在，也提到了解决之道，“必须依靠改革和制度创新。”
如今，中央纪委监察部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已由125个减至14个，对确实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参加的才予以保留，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的不再参与，避免出现职能“越位”、“错位”等问题。全国范围内，省级纪委参加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也由4600多个精简至500多个。
纪检体制改革跟纪检工作本身紧密联系。改革得好，纪检工作就做得好;如果改革做得不够，纪检的作用恐怕难以充分有效地发挥。“对于束缚和妨碍纪检工作体制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和弊端，有关方面都在破冰破题。”高波说，从这个角度上讲，此次纪检体制改革也是为纪检监察机关增添“装备”、增强底气的过程。
监督力度大大提高
实际上，经过近一段时间的改革探索，不仅纪检监察机关的内部改革初见成效，纪检体制改革其他任务的进程也在加快。今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出深刻阐述，不断推动各级党委和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充分发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并强调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必要时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这两种责任的提出，是党的纪律检查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现在纪检体制改革一再强调“问责”，很快可以形成强烈的“倒逼”效果，这也促使所有人担负起各自责任。党章规定，地方纪委、基层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而在专家看来，以往在实际工作中，同级党委的领导作用更为明显。现在的双重领导体制下，案件查办线索既要向同级党委汇报，也得向上级纪委汇报，而且案件查办以上级纪委为主。另外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更多是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来确定。同级党委书记发言权减少了。“上提”查办案件的事权和干部提名的人权，就是要让纪委减少被同级党委干扰的可能，更好地发挥纪委的监督作用。“现在还有哪个党委书记敢压案件?”
加快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是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主要任务之一。截至去年10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外派驻的纪检组为51个。但在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如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还没有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派驻机构。
中央纪委正着手起草制定有关党内法规，实现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将弥补对中央一级党政机关监督、执纪、问责的“缺位”。这也是纪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的重要信号之一。
相比于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另一项纪检体制改革中的“全覆盖”举措更令人印象深刻。
十八大以来，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照中央要求，围绕“四个着力”，加大巡视力度，扩大巡视范围，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部署开展了巡视工作，共派出208个巡视组对1214个地区和单位进行了巡视。
除实现中央及省区市巡视工作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还探索开展了“专项巡视”，强调“针对一个地方、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某个方面、某个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体现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短平快的特点”。
中央巡视组真是‘战功卓著’。其主要的职责就是“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如今更是对有关趋势“形成遏制”，巡视制度改革的变化已经见到成效。
改革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一定要唯实，不能做表面文章!
《实施方案》诠释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谁负责”等诸多实际问题，也让今后一个时期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
《实施方案》中的七大项主要任务，归纳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卓有成效的理念、措施，同时把中央纪委“三转”过程中的实践成果进行“后评估”。
《实施方案》指出，要建立健全下级纪委向上级纪委报告工作制度，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进一步明确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工作的知情权、话语权和指导权，将使得各级纪委视线“上移”、责任“上挂”。
为更好落实查办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的要求，支持和促进下级纪委依纪依法查办案件，《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三项实体性任务：一是研究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的具体办法，明确报告范围、报告形式和处置机制;二是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有案不查、瞒案不报、徇私包庇的，严肃问责;三是建立案例指导制度，防止执纪不统一和处理畸轻畸重。“这将促使同级党委的话事权收窄，上级纪委的管控面加宽，既可以视为对下级纪委不作为的监督机制，也是对下级党委乱作为的有效制约机制。”
在干部任用管理等方面，《实施方案》细化提出建立健全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明确上级纪委、组织部门等在提名考察工作中的职责权限;建立健全纪委书记、副书记备用人选库及其管理制度，健全交流推荐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规范程序中做实纪委的监督权力，推动纪委负责同志提名和考察工作‘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
通过这些实在的改革“落点”，能看出高层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将看得准的、做得到的、用得上的这些“改革红利”做出系统集纳后进行再梳理，同时沿着既定的路线、有效的路径，坚定地往下走。
治标为治本先声
现在纪委的工作既有治标内容，也有治本内容。从长远看，随着反腐败进程的推进，下一步或将凸显治本的任务。反腐治标其实是为最终治本创造条件，两者紧密关联，最后看的还是反腐成效。他举例说，清除改革的“拦路虎”，既可说治标，也能说治本。甚至很多时候，治标就是治本。“有效治标可称为治本有效的必然的外化表现。”
2020年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任务，逐步形成切合实际、有效管用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一方面，它本身有紧迫性。这个时间不算长，能完成并不太容易;另一方面，我认为又是可以实现的。”随着反腐败过程的推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会有具体的创新。在这一背景下，解决具体问题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如果《实施方案》中的目标和措施都能逐一落实，将可能带来以下五点“预期收益”：第一，施政观感会提高，百姓看得见的不正之风会大大减少;第二，党内监督难的瓶颈将会突破，战略格局会初显成效;第三，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执纪能力和稳定性会有更大提升;第四，被监督者的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在“倒逼”的压力下，产生决定性的改变;第五，党外监督会在一个有序的健康的轨道上运行。
❹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哪些作用
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以建立健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以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为目标，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
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辞职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完善干部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建立干部激励和保障机制。
探索和完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和完善干部双重管理体制。打破选人用人中论资排辈的观念和做法，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积极营造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❺ 当前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一是干部考察中民主推荐和参加个别谈话的范围相对较小，缺乏同干部业务工作有联系的其他部门的沟通和访问；缺乏体现不同岗位、不同层次要求的各具特点的考察标准。
二是干部考察的形式比较单一，从考察内容上看，主观评价多，客观反映少；从考察时间上看，平时考察少，定期性考察多；从考察方法上看，传统的测评、座谈多，而个别走访考察、微服私访考察、追溯考察采用得不够。
三是干部“下”的渠道不畅，因民主测评票数、年龄因素“下”的多，因不胜任或不适应者“下”得少。四是存在重使用轻管理问题，目前虽然干部选拔任用在公开化、民主化方面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和改善，干部监督管理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但具体到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廉洁自律等方面如何加强日常管理存在薄弱环节。
❻ 事业单位进行用人制度改革,核心是什么
改革的核心就是解决矛盾，这是矛盾律规定的！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改革关键是解决用人上的问题。谈到用人的的问题，无外乎四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的制度有有没有缺陷，是否允许人才脱颖而出；二是用人的选择权和决定权是否是否受到制约和监督；三是改革实施者的动机和决心；四是被改革者的参与程度！
❼ 为什么要强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之举，也是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治本之策。正在进行的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既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有利契机和重要平台，也是对深化改革的一次实际检验。这次换届要实现预期目标，为实施十二五规划、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要求，以运用成熟的改革举措为重点，务求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实现新突破。一、着眼于提高民主质量，着力在完善干部提名推荐方式上探索新办法
用人之源始于提名。做好提名推荐工作，对确保人选质量具有关键性作用。从以往实践看，按照常规方式进行换届人选提名推荐容易出现两个问题：其一，由于参加推荐的人员范围相对固定，容易导致拉票者众、拉票者得利、不拉票吃亏的局面；其二，由于对所有参推人员的投票结果同比计票，没有充分考虑知情和关联因素，并据此确定考察人选，容易导致简单以票取人。为此，这次换届中，我省首次在换届人选提名推荐环节推出了结构化复式民主推荐这一改革举措，即以会议投票推荐＋个别谈话推荐＋随机问卷推荐＋基层干部群众代表推荐的方式，全额定向推荐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其中，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在《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人员范围内进行；随机问卷推荐，在部门副职中随机抽取部分人员进行；基层干部群众代表推荐，在党代表、党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进行。统计汇总时，对上述四种推荐形式所产生的推荐结果，分别按40：25：30：5的比例确定权重，合并计算推荐票的权重结果后，确定考察对象。这种提名推荐方式尽管在操作上增加了一些程序和工作量，但打破了单一依据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的局限，特别是从部门副职这一重要知情群体中随机抽取一定比例人员参加推荐，从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扩大了民主，增加了拉票难度，降低了拉票行为对推荐结果的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拉票行为，提高了民主推荐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因为参与范围扩大，主体增多，尤其是推荐结果增加了权重变量，有效地提高了民主推荐的科学性，为防止和克服简单以票取人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有利于提高选人用人质量和公信度。
二、着眼于考准考实干部的德，着力在改进干部信息采集上探索新路径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标准。强调以德为先，在新形势下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干部群众对少数领导干部不满意，意见也往往集中在德的方面。但如何深入考察了解干部的德，一直是制约干部工作实践的难题之一。这次换届中，我省总结借鉴基层的探索实践，试行领导干部不良行为测评办法这一改革措施，即在民主测评票中列出干部队伍中可能存在不良行为的若干选项，让参加测评的干部群众以无记名方式对每名换届人选是否存在这些行为及程度进行评价，测评结果作为评价和使用干部的重要参考性依据。实行这一办法的实践效果比较明显：其一，有利于对干部在工作圈、生活圈和社交圈中的表现进行全面深入地考察，特别是有利于了解掌握干部在关键时刻、对待个人利益问题上的现实表现，便于组织上深入了解干部的德；其二，有利于增强干部监督管理的针对性，真正把干部置于组织和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其三，为有问题的干部绘制了一个直观的不良行为图谱，进一步昭示了组织上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有利于形成积极健康的行为导向。此外，我们还探索试行了考察人选诚信记实办法，对干部的各类测评结果和相关个人信息建立档案，全面掌握、深入分析其诚信情况，同时探索试行电话访谈和民意调查办法，全方位、多层次了解印证广大干部群众对换届人选的认可度。三、着眼于选好干部、配强班子，着力在完善干部考察评价上取得新成效
考察识人难，是长期以来困扰干部工作的一大难题，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一直以来，干部考察大多采取谈话了解、查阅档案等主要方式，手段单一、方法陈旧，难以全面了解干部的真实情况。同时，由于定性考察多、量化考察少，特别是缺乏对人选个性的深入解读，考察材料往往千人一面，远看谁都像，近看不知谁，考察结果难以适应合理使用干部、科学调配班子的需要。为解决这些问题，我省在换届中探索试行了多功能测评办法和个性化考察评价办法。多功能测评，就是在对现任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进行民主测评时，在测评票中增设对被测评干部使用意向建议栏，设置提拔任职、留任现职、向外交流、降职免职等选项，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测评。这种做法，与其他考评方法相印证、相补充，有利于了解掌握测评人对被测评对象的真实意见，为科学合理地使用干部提供重要参考。个性化考察评价，就是在对换届拟提拔人选进行考察时，在全面了解其德、能、勤、绩、廉等现实表现的同时，采用自我评述、心理学测试、谈话观察、个性特征测评等多种方式，突出对干部性格特点、气质类型、心理特质、行为习惯等个性特征的考察评价。在撰写考察材料时，尽可能用谈话人原汁原味的语言勾勒出考察对象的长短肥瘦，克服大而化之、格式化、脸谱化的评述，力求鲜活生动，务求看完考察材料就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此外，为全面了解干部的能力水平，我们还探索试行了专项领导能力测试办法，聘请专业的人才考试测评机构，采取人机对话方式，重点了解掌握换届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的领导执行能力、事物洞察能力、团队管理能力、战略制定能力等方面情况，形成综合性评估报告，作为甄选和配置干部的重要依据。
四、着眼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着力在严肃纪律上推出新举措
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是换届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换届风气出问题，对换届工作的影响极坏，对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杀伤力极大，对党的威信和形象破坏性极强。中央对严肃换届纪律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了5个严禁、17个不准、5个一律的纪律要求。我省坚决贯彻中央的部署要求，针对换届期间不正之风可能易发多发的实际，特别是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传播谣言和搭车提拔等五种歪风比较突出的问题，从换届一开始就把正风肃纪牢牢抓在手上，以有效办法抓警示、过硬措施抓监督、严厉手段抓查处，用铁的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一是突出责任落实这个前提。抓换届纪律，关键在有人抓、层层抓。我省通过探索实行两诺等措施，切实做到以诺明责、以诺自律。一个是保纪承诺，明确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对本地区换届工作负总责。下级党委主要负责人要与上级党委签订换届保纪承诺书，对本地区换届风气作出承诺，保证认真履行职责，严肃换届纪律，换届期间本地风清气正，不发生重大违反换届纪律问题。一个是守纪承诺，要求所有参加民主推荐人员、有被推荐资格人员都要与各级组织部门签订换届守纪承诺书，保证严格遵守换届纪律，坚决抵制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违纪行为，强化对重点对象遵守换届纪律的责任约束。二是抓住终端检验这个关键。加强关键环节的监督掌控，是实现换届风清气正的重要保证。我省通过探索实施两测、一评等终端监测措施，强化对换届风气的综合评价，以测督行、以考问责。两测就是在换届工作启动前、考察人选产生后两个节点，分别开展换届纪律知晓率测评、考察人选守纪情况定向测评。一评就是在正式选举前，请代表、委员对本地换届风气总体情况进行测评，对很好和好所占比率达不到80%，经综合评定确为失责的，党委主要领导要调离现岗位，并视情况进行追责。三是用好严肃查处这个利器。保障换届风气，关键在于两手抓，一手抓防范，抓早、抓小、抓苗头；一手抓惩处，有举报即查、露头就要打、查实就处理。我省通过探索实行两报、四查等制度，以报防范、以查保障，切实发挥查处的震慑作用。两报，就是日零报告和重要问题直报制度。从换届启动至换届结束，要求各级组织部门要将当日受理的举报、发现的违纪行为以及异常异动情况，及时向上级组织部门报告。没有上述情况的，也要实行零报告。县级组织部门遇到重大问题要向省委组织部直报，以便随时掌握情况，快速反应。四查，即组织部门会同纪检监察机关成立督导组进行重点督查，换届考核组配备专职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省委巡视组结合巡视任务进行巡视监督，聘请两代表一委员为义务监督员进行义务督查。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我省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乡镇党委换届试点工作中取得了零信访的良好效果。截止目前，市、县两级也未发现违反换届纪律的问题。
❽ 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何时能改去干部身份问题
其实已经取消了这种制度，只有在事业单位还保留，在企业已经没有这种干部身份和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