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求最详细的金庸评论及同人.
这些东西在金庸网络上能找到的,就不说了.对金庸,只说点我自己的话.金庸小说沉稳雄厚博学,而且大有中华之优良传统意识.金庸学识渊博,国学底蕴深厚.所以金庸小说百看不厌.古龙也是一代宗师,他开辟了武侠小说的新风,古龙小说新奇多变灵逸而且充满诗意和人生哲理.金庸象一个慈祥的师长,古龙象一个落寞的浪子.金庸和古龙,我更喜欢古龙,人生不尽是如郭靖黄蓉般明媚.那在街头被遗忘的角落,还有种物质叫冷漠,叫沧桑,叫失落,叫无奈...........
我在这胡扯了,只是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看法.大家无论是喜欢金庸的还是喜欢古龙的看了不要生气.就当我是在放屁.
❷ 金庸小说以及人物点评
一、《书剑恩仇录》
陈家洛
陈家洛是红花会的总舵主，统率红花会群雄，与清廷对搞，谋恢复汉人江山。这样的重任落在陈家洛身上，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幸与不幸”是指满清继续统治好呢？还是汉人再去统治好，历史上也很难下定论，清朝开始时的几个皇帝，至少全比明朝皇帝好。陈家洛性格模糊，甚至有不知所云之处。红花会有一个极好的机会--俘虏了乾隆，囚在杭州六和塔中。陈家洛是如何利用这一机会的呢？他用尽心机，劝乾隆做汉人皇帝。要拿一种权位去引诱一个人，必须这个人的原来权位比你出的条件要低才行，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可怜陈家洛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要劝诱一个皇帝去做皇帝。
乾隆本来就是皇帝，何必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所以陈家洛甚至当政客也不成功。陈家洛的私人生活，也莫名其妙，不爱翠羽黄衫霍青铜，而去爱香香公主。香香公主天真纯情，但那和白痴，也不过相隔一线。而且，陈家洛的爱情也不够坚贞，为了不得罪乾隆，他就只好任由香香公主在宫中，连显得他以后去哭坟，也有点假惺惺。陈家洛是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情拖泥带水，心中常存有莫名其妙的观念，如“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之类，以致将香香公主去讨好乾隆，实在不敢恭维。陈家洛，只是中下人物.
无尘道长
无尘道长只有一条手臂，他的一条手臂，是受了“一位千金小姐的欺骗”而失去的，过程如何，不得而知，颇引人想象，令人关注。无尘道长本来上不了人物榜，但是在《飞狐外传》中，他曾和小胡斐对了一次刀，所以可以名列人物榜上。
❸ 求一篇关于金庸全部武侠小说的评论或论文
◎《金庸全集》：
金庸曾把所创作的小说名称的首字联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见《鹿鼎记•后记》和“金庸作品集序”）
简单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历三个版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称为旧版，主要刊在报刊上，也有不少没有版权的单行本，现在恐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著手修订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订完毕，是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开始修订工作，正名为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至今所有新修版本均已完成，并结集出版。
每一次修订，情节都有所改动。新修版的故事细节和结局也略有改变，引来不少回响。目前两岸三地的出版分别授权于广州的广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于2002年11月开始出版，代替原来的三联书店）、台湾的远流出版社、香港的明河出版社。
现在已经广为流传并多次被香港和中国内地拍成电视剧与电影，也是“金迷”的必读书目：
第1-2册：
《书剑恩仇录》----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锋芒之作。
创作年代：1955年
历史背景：清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四年
公元1753年--1759年
首发连载杂志：新晚报
第3-4册：
《碧血剑》（附录：袁崇焕评传）
创作年代：1956年
历史背景：崇祯六年--崇祯十七年或顺治元年
公元1633年--1644年
首发连载杂志：香港商报
第5-8册：
《射雕英雄传》（附录：成吉思汗家族、关于“全真教”）----《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并称“射雕三步曲”，有前后联系但不是系列，思想各异（分别是儒侠、道侠、佛侠），是“侠之大者”的诠释作。此为“射雕三部曲”之第一部曲，也是其成名作。
创作年代：1957—1959年
历史背景：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嘉定十四年
公元1199年--1221年
首发连载杂志：香港商报
第9-12册：
《神雕侠侣》----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二部曲。
创作年代：1959—1961年
历史背景：南宋理宗绍定五年或六年--开庆元年
公元1232年或1233年--1259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第13册：
《雪山飞狐》——《雪山飞狐》《飞狐外传》是金庸现实主义最强的小说
创作年代：1959年
历史背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
首发连载杂志：新晚报
《鸳鸯刀》----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创作年代：1961年
历史背景：清中前期
约公元1644年--1796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白马啸西风》----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创作年代：1961年
历史背景：清初顺治年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第14-15册：
《飞狐外传》——《雪山飞狐》前传
创作年代：1960—1961年
历史背景：清乾隆三十一年--三十四年
首发连载杂志：武侠与历史
第16-19册：
《倚天屠龙记》----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三部曲。
创作年代：1961年
历史背景：南宋末--元末明初
公元1262--1263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第20册：
《连城诀》——强烈批判社会私欲、贪婪、无情的一面，同时也从屈指可数的几位善良人物身上表现友谊、爱情、济人、宽容。
创作年代：1963年
历史背景：明前中期根据当时府县设置，还有宝藏年代推算
首发连载杂志：东南亚周刊
第21-25册：
《天龙八部》——倪匡曾代写其中约五万字，后修订了大部分。该篇是金庸哲学、内涵、人性、情节等的巅峰之作，亦是对“人”、“谐”、“侠”的统一性巨著。
创作年代：1963—1966年
历史背景：北宋哲宗元佑五年--元佑九年或绍圣元年
公元1090年--1094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第26-27册：
《侠客行》——小说主人公无明确名字，以“石破天”代称。该篇对人生寓言性与舐犊之情描写最甚，亲情性最强。
创作年代：1965年
历史背景：清初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越女剑》（附录：三十三剑客图）----《越女剑》写于《鹿鼎记》连载中途短篇小说，因此金庸最后一部小说是《鹿鼎记》而非《越女剑》。出版时附在《侠客行》之后。金庸本意为“三十三剑客图”各写一篇短篇小说，最后只完成了头一篇《越女剑》，亦没有包含在对联之中。是金庸历史感最强的小说。
创作年代：1970年
历史背景：春秋末年吴越争霸时期
约公元前473年--前463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第28-31册：
《笑傲江湖》——折射政治斗争，同时也表露对斗争的哀叹。
创作年代：1967年
历史背景：明朝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第32-36册：
《鹿鼎记》（附录：康熙朝的机密奏折）----封笔之作金庸巅峰之作，代表了金庸的最高成就。创立“反武侠”情节，武侠史首次以诙谐、反讽、批判观写作的巨著，代表了金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
创作年代：1969—1972年
历史背景：清康熙八年--康熙二十六年
公元1669年--1687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附：其中《白马啸西风》《连城诀》《侠客行》《笑傲江湖》在小说中没有指出明确年代（表示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这几部小说年代是从一些细节推断的
金庸其他作品
《三剑楼随笔》：与梁羽生、百剑堂主合著
《袁崇焕评传》：文化普及性作品，非学术性著作，收录在《碧血剑》中。
《三十三剑客图》：又名《卅三剑客图》。
《金庸散文集》
《月云》：略带有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
《社论》：约两万篇，包括如《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对上梧桐山》、《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自来皇帝不喜太子》等，在大陆未结集出版。
《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另外，还有《韦小宝这小家伙》、《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等诸多文学评论、散文、及由他人整理的演讲稿。
金庸侠义英雄的民族大义，是秉承汉魏以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的。一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汉民族和周边民族互相争斗、交融的历史。民族间的矛盾来源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也源于不同的信仰和教化。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民族气节从来都是放在首位的。在国家敌对中，政府的软弱格外刺激民间的信心，而作为民间力量的精英，侠便理所当然地承担了民众和志士仁人的理想。
侠的民族大义表现在为国御敌——这本是军人的本份，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布衣之侠”，更是责无旁贷。
民族大义的本质是一种忠诚，是对历史、对社会的忠诚，扩大开来，也是对家人对朋友的忠诚。一个侠士若不具备这份起码的忠诚，就丧失了自己所赖以寄身的 基础。
但这也不是侠的最高的境界。
在金庸笔下，豪气干云、孔武有力、斗狠使勇，充其量只能算个壮士，慷慨任事、忠悯待人、义薄云天，也只是个一般的侠士，所以杨过一人一雕往来东西南北 ，问尽天下不平事，急公好义排纷解难，人称“神雕大侠”，可杨过却拒不接受那个“大”字。
郭靖与杨过在襄阳联床夜话，郭靖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为国为民”，这才是侠之大者，这才是侠的最高境界。
天下为怀，苍生为念，这才是侠的最高理想，这也是金庸的侠意识，更是金庸对中国传统侠意识的突破与贡献。
在《射雕英雄传》的结尾，成吉思汗与郭靖有一段对话。成吉思汗说：“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泪”。
郭靖又道：“自古英雄而为当世景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 人”。
在《天龙八部》的最后，段誉和虚竹擒到辽帝耶律洪基，萧峰求辽帝一诺：终生不许一兵一卒越过宋辽边境。
在得到保证后，萧峰随即折箭自杀以谢罪。
要知道，萧峰是辽人，又是南院大王皇帝结义兄弟，宋辽开战，萧峰所念念于心的，则是苍生百姓的安危幸福，并以一己之死，换来了宋辽两国的平安合睦，百姓的安居乐业。辽国百姓免去征战之苦，萧峰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天下苍生得以安
然无扰，萧峰也是为民造福。这正体现了一个大侠的最高境界。
金庸笔下的侠义英雄，从寻常的江湖豪客，到行侠仗义、济人困厄的一般侠士，到为国为民、天下为怀的大侠，层次是何等的分明！
若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侠意识的成型是自司马迁始，从司马迁到金庸的二千年间，侠从威重乡里、与人解纷的“布衣之侠”，到少年豪气、复仇报国的“幽并游侠”，到梁山好汉的除暴安良，基本上定型在排纷解难、济人困厄的作为上，清
代的公案侠义小说、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基本上都是遵循着这个侠的原型。
只有到了金庸，排纷解难、除暴安良，不再是侠的全部作为，而是一个侠士的本份，不如此便不足以成为侠，而做到了这些则还远远不够，侠还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侠要以天下苍生为己念，这才是侠之大者。
显然，金庸继承了传统的侠意识，并发展光大了它。“布衣之侠”到“侠之大者”，这便是金庸的侠路历程。
在金庸笔下，侠在行为上有了扩大，在人格上有了升华。
侠在金庸笔下才开始光茫四射。
“侠之大者”是金庸对传统侠意识的突破与升华，也是对中国武侠文化及整个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❹ 有关金庸小说的评论时间
金庸曾把所创作的小说名称的首字联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见《鹿鼎记·后记》）现在已经广为流传并多次被香港和中国内地拍成电视剧与电影，也是“金迷”的必读书目（括号内为该书开始创作年份）：
飞—《飞狐外传》(1960—1961年)
雪—《雪山飞狐》(1959年)
连—《连城诀》(1963年)
天—《天龙八部》(1963—1966年)
射—《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一部曲，也是其成名作。
白—《白马啸西风》(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鹿—《鹿鼎记》(1969—1972年)（封笔之作）金庸巅峰之作,代表了金庸的最高成就
笑—《笑傲江湖》(1967年)
书—《书剑恩仇录》(1955年)－－第一部小说
神—《神雕侠侣》(1959—1961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二部曲
侠—《侠客行》(1965年)
倚—《倚天屠龙记》(1961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三部曲
碧—《碧血剑》(1956年)
鸳—《鸳鸯刀》(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越女剑》(1970年)－－附在《侠客行》之后的短篇小说。金庸本意为“三十三剑客图”各写一篇短篇小说，最后只完成了头一篇《越女剑》，亦没有包含在对联之中。
简单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历三个版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称为旧版，主要刊在报刊上，也有不少没有版权的单行本，现在恐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著手修订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订完毕，是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开始修订工作，正名为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至今所有新修版本均已完成，并结集出版。
每一次修订，情节都有所改动。新修版的故事细节和结局也略有改变，引来不少回响。目前两岸三地的出版分别授权于广州的广州出版社（2002年底开始出版，代替原来的三联书店）、台湾的远流出版社、香港的明河出版社。
题外话：著名科幻、武侠小说家倪匡先生是金庸先生的好友，曾在金庸外游时代笔《天龙八部》。
其它作品
《三剑楼随笔》（与梁羽生、百剑堂主合著）
《袁崇焕评传》（文化普及性作品，非学术性著作，收录在《碧血剑》中）
《三十三剑客图》（又名《卅三剑客图》）
《金庸散文集》
《月云》（带有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
约两万篇社论，如《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对上梧桐山》、《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自来皇帝不喜太子》等，在大陆未结集出版。
是《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另外，还有《韦小宝这小家伙》、《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等诸多文学评论、散文、及由他人整理的演讲稿。
❺ 说说你对金庸的评价
初次见面你会觉得他很幽默
❻ 有关金庸小说的评论方面
这个是比较抽象的= =
金庸这个思想的巨人的浓缩在于他那通过虚拟夸张的浪漫叙事透视现实人生的苦乐真谛和借光怪陆离的江湖传奇展示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的近九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中。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作者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而是通过对金庸小说形式和语言的论述，来探讨金庸小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和具有雅俗弹性的主要因原。
关键词：金庸小说形式语言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著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元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挽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评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纪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评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评点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评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 “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三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和兴奋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参考资料：
①②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见钟晓毅、费勇编《金庸传奇》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金庸：《天龙八部·后记》、《天龙八部·目录》，《金庸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⑤李渔：《闲情偶寄·科浑第五》，作家出版社1995年
⑥王朔：《我看金庸》，北京《中国青年报》，1999年10月1日
⑦陈墨：《金庸小说人物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⑧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⑨金庸：《求全之悔不虞之誉》，见朱汉民、江堤主编《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这是比较通俗的
金庸是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从1955年第一篇武侠小说问世，到1972年“封笔”，金庸共创作了十五部武侠小说。在这十五部小说中，不仅有波诡云谲的政治画卷、荡气回肠的英雄侠义、出神入化的绝世武功，更有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的爱情人物和爱情故事。如何看待金庸笔下的情爱世界？
金庸小说的爱情精彩纷呈，各具特色，其中《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黄蓉的爱情无疑是其中的经典。《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射雕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的主题是南宋末年宋、金、蒙古之间波澜壮阔的战争和社会生活，而贯穿始终的小说主人公--郭靖与黄蓉的爱情也是小说中的“华彩乐章”。郭靖与黄蓉，一个木讷憨厚，一个古灵精怪，性格禀性反差如此之大的两个人为什么能走到一起？郭靖与黄蓉的爱情为什么受到读者最热烈的欢迎与羡慕？这个经典的爱情模式反映了金庸怎样的创作观念？
除了《射雕英雄传》之外，《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同样是金庸小说爱情中的经典，不同的是这个爱情模式更加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神雕侠侣》是金庸“射雕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故事的主题就是描写主人公杨过与他的师父小龙女之间感天动地的爱情的。那么在《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在天惨地绝的重重悬念中是如何突破礼教的羁绊，实现爱的承诺的？它的震撼与感人之处究竟体现在哪里？
金庸小说中的爱情不只经典，更具深广，一部作品通常会表现出多组、多种、多层次的爱情，《飞狐外传》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篇小说的主题是描写主人公大侠胡斐的成长历程。在《飞狐外传》中，胡斐与袁紫衣、胡斐与程灵素、马春花与福康安，为我们展现了几组刻骨铭心的悲剧恋情。那么，一往情深的女子会如何对待薄情寡义的坏男人？出了家的人真的就能割舍得下爱吗？
如果说金庸在大部头中游刃有余地描绘出了引人入胜的爱情故事，那么他在中短篇小说中也同样毫不示弱。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反映的是一个叫李文秀的汉族少女，在新疆哈萨克部族与几个青年的感情故事。在这篇小说中，李文秀究竟会遭遇怎样的悲欢离合？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会带给我们怎样超乎寻常的深层思考？
（全文）
可能有的朋友听了会觉得惊讶，说金庸，那不是写武侠小说的吗？借助武侠小说来谈爱情，这合适吗？在很多朋友看来，武侠小说不就是写那些英雄豪杰们没日没夜地打架、杀人、喝酒，不就写这些的故事吗？从这些故事里边要探讨爱情，是不是好像是让李逵来绣花，让张飞来画画，让窦尔敦唱小曲，是不是不合时宜？其实我告诉大家，历史上的张飞他还真会画画，而且专画美人，张飞是以画美人见长的。在杀场上能够浴血奋战，给人一个非常粗豪这样形象的人，他同时，他可以非常秀雅，非常文雅。
而上述我所提出来的这种担忧，其实正是我们社会上很多人对武侠小说误解的一种反映。很多人以为武侠小说就是武打小说，我们很多中学老师没收学生的书就说不许看武打小说，所谓武打小说在他们理解起来就是暴力文学，教孩子怎么打架的教科书，就是粗制滥造的低俗文学。而这些朋友不了解，武侠小说也好，通俗小说也好，其实只是我们给文学分的类，只是文学中的某一个类别，这些类别只是说它们有不同的特点，而不是说它们在艺术价值上有高有低，通俗小说不见得它不高雅，不见得不严肃，而那些所谓的非通俗小说，我们想想发表在所谓严肃刊物上的那些小说，它们都是精品吗？它们都高雅吗？不是说你写某一种类别的东西，就决定了你的高下，就好像我们大家从事的工作，当教授就一定高雅吗？在木樨地卖馒头就一定低俗吗？这可不见得。所以类别只是一种特点上的划分，而不能决定它的高下，看文学作品跟看人一样，不能看表面上的名目。比如大家看我今天穿这衣服，不能代表我就会武功，其实我不会打架，我连我的夫人都打不过，我可能只能打过我家那只猫。所以不能只看这个表面现象，武侠小说里面它就不能写出非常精彩的爱情吗？我想读过武侠小说的人，会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楚的认识，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是一流的武侠小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人会对这个提出疑问。但是，我们不去讲他的武侠，就看金庸小说里边的爱情，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金庸的小说是一流的爱情小说。今天我们可以说金庸写爱情之广，写爱情之深，写爱情之奇，可以跟世间任何言情大师一决高下。所以说今天我们《百家讲坛》的这一讲就来看看金庸笔下爱情的深广性和它的典型性。
金庸小说的爱情模式之一--英雄美人式
一般的武侠小说都是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射雕英雄传》也不例外。它的主要人物是男性的，郭靖，这是它所要塑造的成长的一个大侠，周围有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加上江南七怪，还有全真派，一大堆人。但是我们看，从小说主人公郭靖的成长历程来看的话，郭靖比较笨，主人公比较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智商大概是三四十、五六十，就是他学东西非常慢，人家学一遍、几遍就会，他几十遍他都不会，他的好处就是永远地学下去，永远地练下去，直到会。如果不是靠着黄蓉，他后来认识了黄蓉，如果不是靠着黄蓉一路引领他，帮助他，甚至是护导他，郭靖就不可能后来武艺大成，成为一代大侠。作为一个英雄人物，郭靖是远远没有诸葛亮的智慧，岳飞那种胆略，排兵布阵这些方面他都是外行，大事小事都是黄蓉领导着丐帮，在暗中或明或暗地指指点点的，一到紧急时刻就是黄蓉帮他想出一个奇妙的招数，化险为夷。所以说没有黄蓉，郭靖就不能正常地成长。没有她郭靖不能正常成长，所以说黄蓉在小说中的作用实际上是郭靖的“精神辅导员”、“政治导师”，很像一个班里边，一个学习比较差的男生，这老师给他安排一个学习很好的女生，是班里的学委加团支部书记，所以这个郭靖才能正常地成长，而这种描写是此前的武侠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说郭靖与黄蓉两个人的合作是力量与智慧的合作。而力量与智慧哪个重要？智慧当然要比力量更重要，所以郭靖这个人物是在黄蓉的映照下完成的。
我们再从人物语言上进行分析，《射雕英雄传》中女性的语言压倒男性的语言。因为在小说中，哪些人物重要，往往体现在这个人物他说的话是否重要上。我们想想你读过的其他小说，重要的人物，他的话一定是重要的，比如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很重要，因为他的话是重要的。而在《射雕英雄传》里面，最会说话的人是黄蓉，她说的话多，她说的话有权力，有优势，有压倒性，而且有艺术含量。而郭靖呢，这个一号英雄，被设置为一个说话不太行的人，很木讷，有时候看上去好像很口吃，结结巴巴，他没有话语权。在和黄蓉相处的过程中，他只是靠自己的一颗纯朴的心，黄蓉是处处占上风。黄蓉不仅跟郭靖这样一个不太会讲话的男性说话的时候占上风，她跟其他那些能言善辩的男子对谈的时候仍然是具有优势，比如说欧阳克，比如说周伯通，都是能言善辩的，但都不是黄蓉的对手。她说话不仅口才好，而且有学问，这一点更是出人意料。一般的小说中可以写这个女的能言善辩，可以写她口齿伶俐，说话不饶人，这可以做到，但是这女的说话很有学问，比男的有学问，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一般的小说写男的可以说话少，但他说一句就把女的压倒了，但是这里面黄蓉是压不倒的。小说中有一场就是黄蓉和“渔、樵、耕、读”四大弟子来斗嘴，那么他们在这里面篡改前人的诗句，篡改经典，对对子，人家给她出一个“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黄蓉对“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然后她一句一句，唇枪舌剑，把“渔、樵、耕、读”四大弟子骂了一遍，读者感到非常精彩，没有办法驳倒她。对方只好欺负她是一个女性，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因为看郭靖背着她吗，说你们怎么“男女授受不亲”，让郭靖背着你，引用孟子的话企图来羞她一下。可是黄蓉断然反唇相讥，说“孟夫子最爱胡说八道”，她一下子就把你们引经据典的那个圣人给推倒了，把儒家心目中的那个圣人推倒。她说他的话怎能信得？然后这个话可不是一时的气愤之言，她是有理有据的。下面就说了四句诗，
“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这首诗一句一句都是针对孟子之言的。《孟子》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寓言，说有一个乞丐，他有一妻一妾怎么怎么样，黄蓉说既然是一个乞丐，怎么可能有两个妻子呢？饭都吃不上家里还有两个妻子？孟子还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天天到邻居家去偷鸡，黄蓉说邻居家哪来那么多鸡，天天给你去偷？这都是不合理的。还有儒家都是推崇孟子、孔子周游天下，去说服那些
❼ 谁能帮我把金庸的小说都评论一遍
《鹿鼎记》蕴含着对中国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韦小宝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里除了阿Q外最深刻的形象，它或许没有《阿Q正传》的深度，但广度犹有过之。
“精神胜利法”作为中国国民性的代名词，它的基本症状在小说主人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自轻自贱、自大自夸、化丑为美、麻木健忘、欺软怕硬、忌讳缺点，把失败幻想成胜利，在精神胜利中逃避现实，逃避失败的痛苦。
作者通过韦小宝表达了两层深刻寓意：
一方面，韦小宝像是摇摇欲坠的封建社会的导游，让我们洞察出宫廷的本质：一个豪华的大妓院。这里，有着罪恶的交易和最阴险的手段，最淫荡的黑幕。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展开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情，有点只是为了利益展开的算计，生存法则就是“知道的越少越好”，否则，随时可能有杀生之祸。上自太后、皇帝，下至太监、宫女，与妓院有着惊人的相似。武则天之于张易之也不过如此。这种比喻，无疑是对封建贵族和皇权表面的高尚、尊严和优越感最强烈的挑战和最辛辣的讽刺。外表最华丽的宫廷尚且如此，社会上凭权术、金钱游刃有余的各色人等，以及俄罗斯的宫廷、台湾郑家、吴三桂们莫不如此，更有神龙教，隐喻当时大陆政治格局，是“星宿派”的进一步，是“日月神教”的进一步，隐喻文革至斯，确实登峰造极。
另一方面，韦小宝作为市井文化和游民文化中最恶劣的分子——流氓的典型代表，流氓在思想意识、性格特点上集中体现了游民的腐蚀性和破坏性，突出表现在反叛性、反社会性和无确定的价值观，但是在讲义气、重信义方面却是游民身上唯一亮点。市井文化和流民文化的结合，或许就是国民性和虐根性的根源。
《鹿鼎记》反英雄，反传统，反束缚，《鹿鼎记》可以说是一部“反书”。《鹿鼎记》宣人性，宣自我，宣独立，宣快乐，《鹿鼎记》又不折不扣，是一部“正书”。
说《鹿鼎记》是武侠小说，但却又不像武侠小说。试想又有哪一部武侠小说能将武侠世界描绘的如此不堪，将侠义英雄批判的如此彻底，将反武侠文化咀嚼的如此深刻。
所以，《鹿鼎记》是不是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臻于化境之作，是武侠小说中的极品。
所以《鹿鼎记》在金庸小说中排名第一。
天龙八部——无人不怨，有情皆孽
“无人不怨，有情皆孽。”是对天龙八部最精确的概况和诠释。
《天龙八部》包罗万象，从历史到传奇，从佛家到道家，从琴棋书画到人生百态，从传统文化到古今政治，就像一个惊天巨浪，向读者涌来，读者泛舟其上，享受一个个又一个巅峰的同时，又各自领略其要旨，真正是雅俗共赏，真正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天龙八部》是金庸的又一个巅峰之作。
一个接着一个的巅峰，这是金庸创作力无穷无尽的证明，每一部小说，都有不同的风格，都带给读者新的感受。到了《天龙八部》，以为以后，总不能再有了，但是还有更新的巅峰。
《天龙八部》用人性塑造了一个非人的世界，无人不怨，有情皆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有自己的“孽”。
有谁知道萧峰的苦？他一掌杀死自己最钟爱的阿朱，一箭自刎只为不给自己留下不忠不义的骂名。一掌一箭便成永诀，也是对命运的抗争。
有谁知道虚竹的苦？一生下就是“孤儿”，可是刚刚找到失散的父母便是生死离别。就算自己一心向佛也不能青灯相伴，总是事与愿违。
有谁知道玄慈、叶二娘的苦？二十多年的情思，不能为外人道，只能“怕人寻问，噎泪装欢”，一朝相见，身败名裂，唯死而已。
有谁知道阿紫的苦？爱上大英雄本不是她的错，错的是一生活在阿朱的影子里，可是就算有一千个阿紫也比不上一个阿朱。
那么多人有说不出的苦，可是偏偏全书不苦，苦化为激情，洋溢在全书之中。
读《天龙八部》，到“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
宜饮烈酒以壮豪情。
读《天龙八部》，到“向来痴，从此醉”宜饮甜酒以衬柔情。
读《天龙八部》，到“塞上牛羊空许约”宜饮苦酒以示悲情。
读《天龙八部》，到“梦里真，真语真幻”宜饮蜜酒，历久弥香。
读《天龙八部》，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废寝忘食，宜掩卷沉思，以书作酒，可以大醉。
无人不怨，有情皆孽。
《笑傲江湖》——政治与江湖
江湖是罪恶的发源地，却又承载着侠义、温柔、善良和人们最美好的梦想，但这只是一个梦——一个不愿醒来的梦，因此，也就有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
《笑傲江湖》是一部武侠小说，将“独孤九剑”每一招每一式描绘得有声有色，却偏偏有是无招胜有招的极致；将令狐冲的侠肝义胆刻画的入木三分，却令他“达非兼济天下，穷难独善其身”的无奈。
因为《笑傲江湖》不仅仅是武侠小说，它也是政治小说、人性自由小说。
正如金庸在后记中所写:“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虑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也这部小说没有确切时代背景的原因。因此，也就有了日语神教与五岳等的并置。他们大多野心勃勃，或明争，或暗斗，一统江湖方肯罢休。
当然，简单的映射政治不是金庸最终动机。“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岂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人的本性有丑有恶有善良，善良的一面始终占上风。善良不是作给人家看，而是要求无愧于自我的良心。
令狐冲见证了很多历史性时刻，特别遇风清扬，更是决定了个性的自由，以致“不自由，毋宁死”，当他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混乱战神，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
《笑傲江湖》一开始，就是魔教长老曲洋和刘正风的友谊，两人琴萧合奏了一曲《笑傲江湖》。正邪之际终是难分，正如自由难论。正是什么？邪又是什么？正是：
真作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
《笑傲江湖》将武侠、政治与人性融为一炉，却又都写得光彩照人，特别突出了人性的自由、随性。
《倚天屠龙记》—— 人性与爱情
《倚天屠龙记》塑造了一群英雄——明教群雄，明教人物众多，一个一个介绍出场，直到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才总其成，其间过程繁复，头绪万千，但是一点点写出来，一个个出场，有条不紊。能看到这样，已经是空前绝后了，但金庸还不心足，像是有意在考验自己的创作能力，将一个重要人物，明教的光明右使，留在最后出场，石破天惊，读者不禁这样想：金庸的创作才能，究竟有没有尽头。 《倚天屠龙记》是金庸作品更趋向浪漫、趋向超凡不羁的转折之作，像大海中的巨浪一样，汹涌澎湃而来，一个巨浪接一个巨浪。才孕育了他下一部浩淼不可方物的巨著《天龙八部》。
表达《倚天》主题的明教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难怪当时俞莲舟心想：“……他们不念自己身死，却在怜悯众人，那实在是大仁大勇的胸襟啊！”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这是全书的主旨，金庸通过了《倚天》，将这个主旨表现得极其透彻。
《倚天》最后一回“不识张郎是张郎”也是全书对张无忌乃至整个《倚天》人性的总括，人性总是那样的难以捉摸。
正如《倚天》后记所言：张无忌跟我们普通人更像些，个性比较复杂，比较软弱，较少的英雄气概。三部曲中郭靖老实厚重，杨过深情狂放，郭靖大事上有气节，把握很定，小事往往需要黄蓉推动一下，杨过是绝对主动的，张无忌总是受别人影响，被环境所支配，无法摆脱，不管是他学武还是到做教主，无不如此，就连最后爱上赵敏，也是“形势所迫”。
爱情上，郭靖在华筝与黄蓉之间的抉择纯粹是出于道德价值的判断，杨过是至情至性，开始像是无形浪子，最终也步入“正轨”，他对小龙女至死不渝，日久弥坚，张无忌始终在赵敏、周芷若、殷离和小昭之间摇摆不定，最后似乎更爱赵敏一些，可是我宁可相信那也是一种无奈，岛中归来之后，殷离的“死”，小昭的离去，赵敏的“阴险”，让他只能选择周芷若，后来周芷若与赵敏好坏倒转，张无忌还是没有抉择。
五、《神雕侠侣》 金庸在五十年代的末期，已经创造出了两个极其突出的人物。一个是完全不通世道人情、种种社会规范的“小龙女”，一个是深诸人情世故、身怀绝技，但是却无视于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的压力、一意孤行的“杨过”。这两个人，一个是自然而然，不自觉地反抗着社会，一个是有意要做社会的叛逆。但是在人性上而论，放在任何时代皆可适合，这是《神雕》在创作上最大的成功。《神雕》从头到尾，整部书，都在写一个“情”字。“问情是何物”，是全书的主旨。书中所写的各种男女之情，各种不同性格的人所遇到的不同爱情，有的成为喜剧、有的成为悲剧，可以说从来没有一部小说中，有这么多关于爱情的描写。《神雕》中不但有“情花”，可以致人于死，也的“黯然销魂掌”，成为至高无上的武功。甚至到最后线时，还有郭襄暗恋杨过的小女儿之情。《神雕》是一部“情书”，对爱情描述之细腻，在金庸其他作品之中，甚至找不到差可比拟的例子。《神雕》中，郭靖、黄蓉和杨过之间的冲突，是社会规范和人性的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黄蓉甚至运用了阴谋，本来已占上风的黄蓉尚且要如此，可知人性挣脱枷锁的力量是何等巨大。《神雕》中杨过历尽种种艰苦，而成为一代大侠，接受了郭靖“侠之大者”的训言，但是杨过还是杨过。郭靖替他取名字：“名过，字改之。”是一种希望，他失望了，杨过没有改变他的本性，这正是金庸在《神雕》中特别强调的一点。杨过在《神雕》中，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物，小龙女也是，因为他们和当时社会，完全不能相合。杨过、小龙女重逢，对读者而言，是一个大喜讯，人人额手称庆，但对整部小说而言，却是败笔。试看小龙女再出现后，哪里还有什么江芒可言？远不如让杨过一直悲剧下去好得多了！金庸原来的创作意图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就小说论小说，《神雕》从一开始起，就注定是一个悲剧，是不是为了迁就读者的意愿，硬将之改成喜剧，不得而知。作为读者之一，如今说得口硬，但在看《神雕》时，也希望小龙女、杨过重逢，虽然在掩卷之后，一再认为悲剧可以使《神雕》更完整，也相信金庸在创作开始时，也以悲剧为主旨，不然，何必让小龙女给一个毫不相干的道士奸污？《神雕》中，金庸表现了一种观念上的矛盾。一方面，是人性的自然发展，另一方面，是为国为民的传统思想。这种矛盾，在杨过的任性和郭靖的忠诚上，屡起冲突。但它应该如何，金庸并没有下结论，郭靖还是郭靖，杨过还是杨过，谁也改变为了谁。这当然是金庸在当时自己的思想方法上，只是出现了矛盾而未的结论之故。《神雕》的主题曲是：“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PS：以上是本人的自己写的，没写完，后面借用倪匡先生的。因字数原因，有删节，并且省略中短篇小说。）
《雪山飞狐》是石破天惊的作品，突破了《书剑》的“群戏”，隐约继承了《碧血剑》中的双线发展和倒叙的结构。而将整部小说的结构，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通过一连串的倒叙，倒叙出自每一个人的口中，有每一个人之间的说法，有极度扑朔迷离的情形下，将当年发生的事，一步一步加以揭露。在和《碧血剑》的相同之处的是，《雪山飞狐》中真正的人物，并不是胡斐，而是倒叙中的胡一刀夫妇。所不同的是，《碧血剑》中的倒叙人物，早已死去，而在《雪山飞狐》之中，苗人凤却留了下来。最后还和胡斐决战。所以，《雪山飞狐》没有《碧血剑》的缺点，在倒叙的一条线结束之后，另一条线，一样极其精彩。《雪山飞狐》发表至今，是金庸作品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一部。引起争论处，有两点：第一点：多个人物叙述一件若干年前的故事，各人由于角度、观点的不同，由于各种私人原因，随着各人个人的意愿，而说出不同的事情经过来。这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很有点调侃历史的意味，使人对所谓“历史真相”，觉得怀疑。每一个人既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利益作打算来叙述发生的事，那么，事实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呢，不单是历史的记述者，尤其是所谓“自传”，真实性如何，更可想而知。这种写法引起争论之处是，许多人直觉上认为这就是“罗生门”，由于“罗生门”中的同样的结构，每个人在叙述往事的时候，都有一同的说法，而事实的真相便淹没不可寻。所以，《雪山飞狐》在读者心目中，就往往与“罗生门”相提并论。关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雪山飞狐》在创作过程之中，金庸在一开始之际，当然受了电影“罗生门”的影响。但是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来，金庸在开始创作之后不久，就立即想到自己的作品，会被人与“罗生门”相提并论。所以，他努力在突破，不落入“罗生门”的窠臼之中，而结果，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说《雪山飞狐》倒叙部分的意念来自“罗生门”可。说《雪山飞狐》是“罗生门”的翻版，绝不可。如果强要这样说，那是证明说的人，未曾仔细看过电影“罗生门”和未曾仔细看过《雪山飞狐》。金庸在《雪山飞狐》中采取的倒叙结构，是武侠小说中从来也未曾出现过的，是一种断然的新手法。这种新手法的雏形在《碧血剑》，而成熟于《雪山飞狐》。奇怪的是，在金庸以后的作品中，却绝不再见。或许金庸认为那只是创作中的一种“花巧”，偶一为之则可，长此以往由不可之故。第二点引起争论的是：《雪山飞狐》写完了没有？《雪山飞狐》写到胡斐和苗人凤动手，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了许多恩恩怨怨，动手是非胜负、决生死不可的。而且金庸安排两人动手的地点，是在一处绝崖之上。背景地点写得这一段情节绝无退路，完全没有转寰、回旋的余地，非判生死不可。而从开始起，决斗的两个人，全是书中的正面人物，不论是作者或读者的立场，两个人之间，是谁也不能死的。这等于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所有的读者，都屏气静息，等着金庸来解开这个死结，而且，读者也相信金庸可以极其圆满地解开这个死结。终于，决斗的双方，胡斐和苗人凤，可以判出高下了，胡斐捉住了苗人凤刀法中的一个破绽，在交手过招之间，一发现了这个破绽，只要再发一招，就要以判生死、定胜负了！然而，金庸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停笔不写下去，宣称：全书结束了！胡斐的这一刀是不是砍下去？金庸的解释是：让读者自己去设想。由于全书一步一步走向死胡同，在死胡同所尽之处突然不再写下去，读者的确可以凭自己的意念与想像，也可以去揣想金庸原来的意念是怎样的。在谈论金庸的作品时，可以平添奇趣，这也是金庸的成功之处。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作品中被普遍接受的一部，最多人提及的一部。自《射雕》之后，再也无人怀疑金庸的小说巨匠的地位。这是一部结构完整得天衣无缝的小说，是金庸成熟的象征。《射雕》是金庸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小说，是绝对毋庸置疑的。在《射雕》中，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的揉合，又有了新的发展。虚构人物不再担任小角色，而是可以和历史人物分庭抗礼了。郭靖自小就和成吉思汗在一起生活，后来更曾统率蒙古大军西征。从此开始，金庸笔下对创作人物的处置，更加随心所欲，有时甚至可以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了。这样的安排，足以证明金庸对他所写的小说的历史背景，有了更深刻的研究和心得。读者当可以发现，在历史和创作的揉合之中，是极度的水乳交融，不著痕迹的。也有人认为金庸的这样写法，会有误导读者错误认识历史之可能。这种说法，当然不值一笑，也不值一驳。持这种想法的人，只怕要比一座高楼之下张上安全网，以防有人跳楼。《射雕》最成功之处，是在人物的创造。《射雕》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平铺直叙的，所有精彩的部分，全来自所创造出来的、活龙活现、无时无刻不在读者眼前跳跃的人物。金庸写人物，成功始自《射雕》，而在《射雕》之后，更趋成熟。《射雕》在金庸的作品中，是比较“浅”的一部作品，流传最广，最易为读者接受，也在于这一点。。《射雕》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的曲范，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射雕》中，金庸还在强调群众力量，强调集体，尽在个人力量之上，这种观念，集中在君山之会，郭靖、黄蓉被丐帮逼得面临失败这一情节上。但是这种观念在一再强调中，实际上已出现了崩溃的迹兆，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个体的力量在前头，金庸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接着又写了郭、黄二人，打败了丐帮的大批人。英雄人物，毕竟是个体的、独立的。和群众的盲目、冲动，大不相同。这种群体观念崩溃的迹兆，始于《射雕》，而到了《神雕侠侣》，杨过在百万军中，击毙蒙古皇帝，已彻底转变完成。自此之后，金庸的小说中，始终是个体观念为主了。爱情上的观念，一直到《射雕》金庸还是坚持“一男一女”的“正确恋爱”，这种观念，一直维持到最后一部《鹿鼎记》，才来了一个大突破，在轮到《鹿鼎记》，自会详叙。所以，在《射雕》中，郭靖尽管和蒙古公主有婚约，可是在遇见了黄蓉之后，他只好在两者之中择其一，当然，感情上的挫折，也变成了故事的丰富情节。《射雕》热闹、情节曲折动人、人物生动丰富，是雅俗共赏的成功作品。
《书剑恩仇录》 《书剑》在金庸作品中，不是特出的作品。原因有：其一，《书剑》是“群戏”，主角是“红花会”，而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而红花会一共有十四个“当家”，金庸虽然突出了其中的几个，但必然分散了感染力，以致没有一个最特出的人物。武侠小说有一个特点，是相当个体的。读者看武侠小说，要求个体的心灵满足，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越浓，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书剑》采用了“乾隆是汉人”的传说，借乾隆这个人物，写出了既得权力和民族仇恨之间的矛盾，在表达这一点意念上，获得成功。《书剑》中几个主要人物，写得并不出色，反倒是几个次要人物，活龙活现，令人击节赞赏。作为第一部作品，金庸在《书剑》中，已表现了他非凡的创作才能，众多的人物，千头万绪的情节，安排得有条不紊，而又有一气呵成之妙。笔法也有刻意仿效中国传统小说之处。而几处在人物出场、提及姓名之际，俨然《三国演义》。写人物方面的功力，在《书剑》中也已表露。对金庸而言，《书剑》是一个尝试，这个尝试，肯定是极其成功的，这才奠定了他以后作品更进一步成功的基础。
《连城诀》是金庸作品中最独特的一部。如果说，《神雕侠侣》是一部“情书”，那么，《连城诀》是一部“坏书”。“情书”写尽天下各色人等的情；“坏书”写尽天下各色人等的“坏”。人性的丑恶在《连城诀》，被描写得如此之彻底，令人看了不寒而怵，茶饭不思。整部《连城诀》中，充满了人的各种各样的恶行。而所有的恶行，为的是一大批宝藏，结果，人人都为宝藏癫狂。金庸在写尽了人的恶行之后，放了一把火，将这些恶行放在火里。但人的这种恶行实实在在的存在，火也烧不尽。当然，《连城诀》中也有美丽的一面。丁典和凌霜华的爱情，如此凄迷动人，在金庸所有作品的爱情描述之中，以此为最。其次才轮到《倚天屠龙记》中杨逍和纪晓芙。凌霜华也是金庸作品中遭遇最令人同情的一个女人，她是被她财迷心窍的父亲害死的。父母害女儿，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为了自己而将女儿送进火坑之中，反倒沾沾自喜的父母，也屡屡可见，难怪有人叫出：“天下有不是的父母！”《连城诀》也是最苦的一部小说。书中人物遭遇之苦，简直有令人掩书不忍卒读者。狄云为了怕被人发现，躲起来，将自己的头发，一把一把，拨个精光，够苦了吧？但那还只不过是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苦，有比这更甚于十倍的。不但是正面人物的精神痛苦，连一直在做坏事的人，精神也处于极度痛苦之中。杀人毁尸灭迹之后，每天半夜，梦游起来砌砖，是陷在何等的苦痛之中。《连城诀》中也写了一个人，面临死亡时的心理状态和表现。在武侠小说中，侠士总是不怕死的，视死如归。但金庸却来一个突破，一个一直在江湖闻名的大侠，在面临死亡之际，为了使自己可以活下去，比任何卑污小人更卑污。花铁干的所作所为，写尽了人性的弱点。单单为了活下去，不论活得好，或活得不好，甚至是为了毫无目的的活，人就可以什么都做得出来。将人放在一个绝望的环境之中，使人性平时隐藏的一面，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很多小说家喜欢采用的题材，但未有如金庸在《连城诀》中所描述得如此深刻者。还好，最后有水笙的一件用鸟羽织成的衣服，使人还可以松一口气。金庸在《连城诀》的后记中，谴责了冤狱，这篇后记极动人，用淡淡的感触记述了童年时所听到的一件事，没有激烈的言词，但是却表达了强烈的感情。整部《连城诀》，就是这样。对《连城诀》中一切恶行，金庸所用的词句，甚至也不是强烈的，只是淡淡的旁观，唯其如此，感染力才特别强。口角挂着不屑的冷笑，一定比咬牙切齿的痛骂，更加有力。
《侠客行》《天龙八部》之后，在武侠小说的领域之中，大匠如金庸，也有难以为继之苦了。所以《侠客行》只是在表现几个新的观念上有突破，其余方面，成绩平平。由两个面貌极度相似的人而引出故事，这种写法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安排，虽然金庸已尽量写得曲折离奇，而又在结尾故弄玄虚，但仍然未成大器。《侠客行》中最独特的一面，是女主角丁当对待爱情的态度。她明知所爱的是浮滑浪子，但仍然爱他，而不爱另一个外貌完全一样的正诚君子。金庸再一次通过女主角在爱情上的选择，不说明爱情和理智是两回事。《侠客行》又写了一个完全不识字、完全不通世情的人，反而能领略到上乘武功的真谛，而许许多多博学之士，反倒钻进了牛角尖中，走不出来。拙中有大巧这一观念的形成，是后来《鹿鼎记》成为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的基础。至巧不如拙，再蠢笨的人，也有自他的的际遇，《侠客行》中表现的哲理至深。《侠客行》的情节，在相似的两个人上变化，已经可以说尽其所能。但如果读者看到一半，还不明白两个相似的人是兄弟，那么，不适宜看小说，更不适宜看金庸的小说，所以，和种种悬疑曲折，都有吃力不讨好的之感。反倒是张三李四，请人去吃腊八粥，写得出神入化。张三李四这一类的“奖善惩恶”行动，和他们的绝顶武功，以及对武林中各门各派各帮各会的的情形了若指掌的情节，成为滥觞，以后在许多武侠小说中可以看到。
《飞狐外传》补《雪山飞狐》之不足，写胡斐这个人的成长过程。在《外传》中，胡斐才是真正的主角。但是金庸为了要建立《雪山飞狐》已经写完的概念，在《外传》中，就处处受到牵制，所以胡斐在《外传》中，始终是乌云密布，不能霹雳一声，豪雨如注。除了胡斐遇到无尘道长，快刀斗快剑这一大段，可以令人眉飞色舞之外，像佛山镇上的情节，凤天南这个人，袁紫衣是凤天南的女儿这种情节安排，是金庸作品之中最沉闷而不动人的情节。《外传》的主段，欲放不放，但旁枝却精彩纷呈。“红花会”中的人物，在《外传》中出场不多，但是却光芒万丈，比在《书剑恩仇录》中更好。常赫志、常伯志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中救人，倏来倏去，神出鬼没，在《书剑》中就没有这样精彩片段。甚至陈家洛，忧郁不言，坟前洒泪，也比《书剑》中可爱得多。《外传》中有双生兄弟三对：倪不大、倪不小，常赫志、常伯志，马春花和福康安所生的一对双生子。金庸在写到倪不大、倪不小之际，十分传神，他们讲话，是一个讲一句，结合成为一段话的。年前，在台北遇到一对在电影界工作的双生子，发现他们讲话，是一个人讲半句，结合成一句话，比金庸的描述尤有过之，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再有机会改正时，倪不大、倪不小也可以每人说半句话？马春花所生的那对双生子，在《雪山飞狐》中已经成长，可惜金庸已经搁笔，不然，这一对玉雪可爱的人物，可以构成一部佳作。
《碧血剑》 金庸在创作《碧血剑》时，已在寻求一个新的突破，他这部小说采取了一种特异的结构。书中真正的主角，金蛇郎君，是一个早已死了的人，一切活动，只在倒叙中出现。而另一个摆出来一本正经是主角的人物袁承志，相形之下，黯然失色。所以，金庸在金蛇郎君和袁承志双线并叙的时候，虽然只是一线出色，还有可观之处。到了金蛇郎君那一线告一段落之后，就有溃崩的迹象。尤其是到了末段，是金庸小说中最差的一段，可称败笔。在《碧血剑》中，金庸首先向正统的是非观念挑战。金蛇郎君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物，而金庸肯定了他的个性，将他写得极其动人、可爱。
附本人对金庸小说的简短概括：飞狐外传——宝刀相见欢，柔情恨无常
雪——流泪未必非豪杰，妄语岂是真英雄
连——狄云素心何处安
天——无人不怨，有情皆孽
射——侠义人生路，人间逍遥游
白——天灵鸟唱不尽单相思的忧伤
鹿——义字当头难敌多情，不才小宝惘称英雄
笑——达非兼济天下，穷难独善其身
书——爱美人更爱江山
神——问世间，情为何物
侠——天涯谁人可识君
倚——四女同舟何所望，不识张郎是张郎
碧——乱世坏长城，空负安邦志
鸳——嬉笑江湖行，仁心不可忘
总——侠士高人尽归隐，不才小宝称至尊
❽ 对金庸 评论
对金庸的评论:金庸是一个成功的报业巨子，更是一个成功的武侠小说创作家。 金庸 将其定义为一代通俗文学大师是恰如其分的。既然称做通俗文学大师，还是有必要通过他的小说进行一番文学雅俗观的论辨。（中国文学网评）金庸就像一个‘黑洞’。把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任何人靠近他，就会化为乌有，根本没法比。（黄易评） 金庸的作品所表现的深厚意蕴确非古龙、梁羽生所能及，他不仅是现代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代名家。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市，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6年秋，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52年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1996年至1997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筹委会委员。1998年，获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 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❾ 关于对金庸的一些评论文，评论书
[1] 邵明. 基于父权审视的文化思考——浅谈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性意义[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01). [2] 董志强. 武侠小说的“成长”隐喻[J]当代文坛, 1996,(05). [3] 刘再复. 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J]当代作家评论, 1998,(05). [4] 焦明甲. 论"原型批评"理论的历史贡献及其理论局限[J]长春大学学报, 2002,(06). [5] 汪志. 金庸小说的男性空间与英雄主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0,(05). [6] 廖斌. 无父、审父与弑父:金庸小说人物设置与命运模式解读[J]南平师专学报, 2004,(03). [7] 杨春时. 侠的现代阐释与武侠小说的终结——金庸小说历史地位评说[J]琼州大学学报, 1998,(04). [8] 李奉戬,吴文娟. 论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中的一种范式[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03). [9] 叶舒宪. 神话-原型批评在中国的传播[J]社会科学研究, 1999,(01). [10] 杨经建. 论中国文学中的“复仇”叙事[J]人文杂志, 2004,(03). [11] 刘卫英,张宁. 金庸小说中的复仇母题与爱情[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04). [12] 祝菊贤. 荣格的无意识原型理论与艺术的情感及形式[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02). [13] 鲍晓东. 金庸武侠小说程式的文化意蕴[J]咸宁师专学报, 2001,(05). [14] 邓惠明. 神话──原型批评三家述评[J]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 1997,(02). [15] 周宁. 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J]中国社会科学, 1995,(05). [16] 王钟陵. 神话——原型批评之我见[J]文学评论, 1998,(03). [17] 王立. 中西复仇文学主题比较[J]外国文学研究, 1996,(03).
❿ 金庸武侠小说摘抄+评论
本人向你推荐一本书，名叫《笑书神侠》，上面全都是金庸作品的片段分析，是北大教授写的，你挑个简短的抄一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