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求《乔厂长上任记》原文
乔厂长上任记
作者：蒋子龙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八到十年内完成。否则，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是不时开饭的。
“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当时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其实，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
——摘自厂长乔光朴的发言记录
出 山
党委扩大一上来就卡了壳，这在机电工业局的会议室里不多见，特别是在局长霍大道主持的会上更不多见。但今天的沉闷似乎不是那种干燥的、令人沮丧的寂静，而是一种大雨前的闷热、雷电前的沉寂。算算吧，“四人帮”倒台两年了，七八年又过去了六个月，电机厂已经两年零六个月没完成任务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全局都炔要被它拖垮了。必须彻底解决，派硬手去。派谁？机电局闲着的干部不少，但顶战的不多。愿意上来的人不少，愿意下去，特别是愿意到大难杂乱的大户头厂去的人不多。
会议要讨论的内容两夭前已经通知到各委员了，霍大道知道委员们都有准备好的话，只等头一炮打响，后边就会万炮齐鸣。他却丝毫不动声色、他从来不亲自动手去点第一炮，而是让炮手准备好了自己燃响，“更不在冷场时陪着笑脸絮絮叨叨地启发诱导。他透彻人肺腑的目光，时而收拢合国沉思，时而又放纵开来，轻轻扫过每一个人的脸。
有一张脸渐渐吸引住霍大道的目光。这是一张有着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扩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眼；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阔脸；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他是机电局电器公司经理乔光朴，正从副局长徐进亭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在手里摆弄着。自从十多年前在“牛棚”里一咬牙戒了烟，从未开过戒，只是留下一个毛病，每逢开会昔昔思索或心情激动的时候，喜欢找别人要一支烟在手皇玩弄，间或放到鼻子上去嗅一嗅。仿佛没有这支烟他的思想就不能集中，他一双火力十足的眼睛不看别人，只盯住手里的香烟，饱满的嘴唇铁闸一般紧闭着，里面坚硬的牙齿却在不断地咬着牙帮骨，左颊上的肌肉鼓起一道道棱子。霍大道极不易觉察地笑了，他不仅估计到第一炮很快就要炸响，而且对今天会议的结果似乎也有了七分把握。
果然，乔光朴千里那支珍贵的“郁金香”牌香烟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一堆碎烟丝，他伸手又去抓徐进亭的烟盒，徐进亭挡住了他的手：“得啦，光朴，你又不吸，这不是白白糟踏吗。要不一开会抽烟的人都躲你远远的。”
有几个人嘲弄地笑了。
乔光朴没抬眼皮，用平稳的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口吻说：“别人说我先说，请局党委考虑，让我到重型电机厂去。”
这低沉的声调在有些委员的心里不啻是爆炸了一颗手榴弹。徐副局长更是惊诧地捣出一支香烟主动地丢给乔光朴：“光朴，你是真的，还是开玩笑？”
是啊，他的请求太出人意外了，因为他现在占的位子太好了。“公司经理”——上有局长，下有厂长，能进能退，可攻可守。形势稳定可进到局一级，出了问题可上推下卸，躲在二道门内转发一下原则号令。愿干者可以多劳，不愿干者也可少干，全无凭据，权力不小，责任不大，待遇不低，费心血不多。这是许多老干部梦寐以求而又得不到手的“美缺”。乔光朴放着轻车熟路不走，明知现在基层的经最不好念，为什么偏要下去呢？
乔光朴抬起眼睛，闪电似地扫过全场，最后和霍大道那穿透一切的目光相遇了，倏地这两对目光碰出了心里的火花，一刹那等于交换了千言万语。乔光朴仍是用缓慢平稳的语气说：“我愿立军令状。乔光朴，现年五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血压有一点高，但无妨大局。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仍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干校和石敢去养鸡喂鸭。”
这家伙，话说得太满、太绝。这无疑是一些眼下最忌讳的语言。当语言中充满了虚妄和位权，稍负一点责的干部就喜欢说一些漂亮的多义词，让人从哪个方面都可以解释。什么事情还没有干，就先从四面八方留下退却的路。因此，乔光朴的“军令状”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更叫霍大道高兴。他激赏地抬起眼睛。心里想，这位大爷就是给他一座山也熊背走，正象俗话说的，他象脚后跟一样可靠，你尽管相信他好了。就问：“你还有什么要求？”
乔光朴：哦要带石敢一块去，他的党委书记，我当厂长。”
会议室里又炸了。徐副局长小声地冲他嘟嚷：“我的老天，你刚才扔了个手榴弹，现在又撂原子弹，后边是不是还有中子弹？你成心想炸毁我们的神经？”乔光朴不回答，腮帮子上的肌肉又鼓起一道道肉梭子，他又在咬牙帮骨，
有人说：“你这是一厢情愿，石敢同意去吗？”
乔光朴：“我已经派车到干校去接他，就是拖也要把他拖来。至于他干不干的问题，我的意见他干也得干，他不干也得干。而且——”他把目光转向霍大道，“只要党委正式做决议，我想他是会服从的。我对别人的安排也有这个意见，可以听取本人的意见和要求，但也不能完全由个人说了算。党对任何一个党员，不管他是哪一个级别的干部，都有指挥调动权。”
他说完看看手表，象事先约好的一样，石敢就在这时候进来了。猛一看，这简直就是一位老农民。但从他走进机电局大楼、走到这个地方来的人。他身材短小，动作迟钝。仿佛他一切锋芒全被这极平常的外貌给遮掩住了。斗争的风浪明显地在他身上留下了涤荡的痕迹。虽然刚交六十岁，但他的脸已被深深的皱纹切破了，象个胡桃核。看上去要比实践年龄大得多。他对一切热烈的问候和眼光只用点头回答，他脸上的神色既不热情，也不冷淡，倒有些象路人般的木然无情。他象个哑巴，似乎比哑巴更哑，哑巴见了熟人还要呀呀咿咿地叫喊几声，以示亲热，他的双唇闭得铁紧，好象生怕从里边发出声音来。他没有在霍大道指给他的位子上坐下，好象不明白局党委开会为什么把他找来，随时准备离开这儿。
乔光朴站起来：“霍局长，我先和老石谈一谈。”
霍大道点点头。乔光朴抓住石敢的胳膊，半拥半推地向外走。石敢瘦小的身材叫乔光朴魁伟的体架一衬，就象大人拉着一个孩子。他俩来到霍大道的办公室，双双坐在沙发上，乔光朴望着自己的老搭档，心里突然翻起一般难言的痛楚。
一九五八年，乔光朴从苏联学习回国，被派到重型电机厂当厂长，石敢是党委书记。两个人把电机厂搞成了一朵花。石敢是个诙谐多智的鼓动家，他的好多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揪住了辫子，在“牛棚”里常对乔光朴说：“舌头是惹祸的根苗，是思想无法藏住的一条尾巴，我早晚要把这块多余的户咬掉。”他站卒批判台上对造反派叫他回答问题更是恼火，不回答吧态度不好，回答吧更加倍激起批判者的愤怒，他曾想要是没有舌头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了。而和他常常一起挨斗的乔光朴，却想出了对付批斗的“精神转移法”。刚一上台挨斗时，乔光朴也和石敢一样，非常注意听批判者的发言，越听越气，常常汁流浃背，毛发倒竖，一场批斗会下来筋骨酥软，累得象摊泥。挨斗的次数一多，时间一长就油了。乔光朴酷爱京剧，往台上一站，别人的批判发言一开始，他心里的锣鼓也开场了，默唱自己喜爱的京剧唱段，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此法果然有效，不管是几个小时的批斗会，不管是“冰棍式”，还是“喷气式”，他全能应付裕如。甚至有时候还能触景生情，一见批判台搭在露天，就来一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他得意洋洋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石敢，劝他的伙伴不要老是那么认真，暗憋暗气地老是诅咒本来无罪的舌头。无奈石敢不喜好京剧，乔光朴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他却无效。六七年秋天一次批判会，台子高高搭在两辆重型翻斗汽车上，散会时石敢一脚踩空，笔真地摔下台，腿脚没伤，舌头果真咬掉了一半。他忍住疼没吭声，血灌满了嘴就咽下去。等于被人发现时已无法再找回那半个舌头。从那天起，两个老伙伴就分开了。石敢成了半哑巴，公共场合从来不说话。治好伤就到机电局干校劳动，局里几次要给他安排工作，他借口是残废人不上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公布以后，他到市里喝了一通酒，晚上又回干校了，说舍不得那大小“三军”。他在干校管着上百只鸡，几十只鸭，还有一群羊，人称“三军司令”。他表示后半辈子不再离开农村。今天一早，乔光朴派亲近的人借口有重要会议把他叫来了。
乔光朴把自己的打算，立“军令状”的前后过程全部告诉了石敢，充满希望地等着老伙伴给他一个全力支持的回答。
石敢却是长时间的不吭声，探究的、陌生的目光冷冷地盯着乔光朴，使乔光朴很不一在。老朋友对他的酶远和不信任叫他心看：寒战。石敢到底说话了，语言低沉而又含混不清，乔光朴费劲地：听着：
“你何苦要拉一个垫背的？我不去。”
乔光朴急了：“老石，难道你躲在干校不出山，真的是象别人传说的那样，是由于怕了，是‘怕死的杨五郎上山当了和尚’？”
石敢脸上的肌肉颤抖了一下，但毫不想辩解地点点头，认帐了。这使乔光朴急切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替他的朋友否认：“不，不，你不是那种人！你唬别人行，唬不了我。”
“我只有半个舌……舌头，而且剩下的这半个如果牙齿够得着也想把它咬下去。”
“不，你是有两个舌头的人，一个能指挥我，在关键的时候常常能给我别的人所不能给的帮助；另一个舌头又能说群众服从我。你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党委书记，我要回厂你不跟我去不行！”
“咳！”石敢眼里闪过一丝痛苦的暗流，“我是个残废人，不会帮你的忙，只会拖你的手脚。”
“石敢，你少来点感伤情调好不好，你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舌头，你有头脑，有经验，有魄力，还有最重要的－－你我多年合作的感情。我只要你坐在办公室里动动手指，或到关键时候给我个眼神，提醒我一下，你只管坐阵就行。”
石敢还是摇头：、我思想残废了，我已经消耗完了。”
“胡说！”乔光朴见好说不行，真要恼了，“你明明是个大活人，呼出碳气，吸进氧气，还在进行血液循环，怎说是消耗完了？在活人身上难道能发生精力消耗完的事吗？掉个舌头尖思想就算残废啦？”
“我指热情的细胞消耗完了。”
“嗯？”乔光朴一把将石敢从沙发上拉起来，枪口似的双眼瞄准石敢的瞳孔，“你敢再重复一遍你的话吗？当初你咬下舌头吐掉的时候，难道把党性、生命连同对事业的信心和责任感也一块吐掉了？”
石敢躲开了乔光朴的目光，他碰上一面无情的能照见灵魂的镜子，他看见自己的灵魂变得这样卑微，感到吃惊，甚至不愿意承认。
乔光朴用嘲讽的口吻，象是自言自语地说：“这真是一种讽刺，‘四化’的目标中央已经确立，道路也打开了，现在就需要有人带着队伍冲上去。瞧瞧我们这些区局级、县团级干部都是什么精神状态吧，有的装聋作哑，甚至被点将点到头上，还推三阻四。我真纳闷，在我们这些级别不算小的干部身上，究竟还有没有普通党员的责任感？我不过象个战士一样，听到首长说有任务就要抢着去完成，这本来是极平常的，现在却成了出风头的英雄。谁知道呢，也许人家还把我当成了傻瓜哩！”
石敢又一次刺疼了，他的肩头抖动了一下。乔光朴看见了，诚恳地说：“老石，你非跟我去不行，我就是用绳子拖也得把你拖去。”
“咳，大个子……”石敢叹了口气，用了他对乔光朴最亲热的称呼。这声“大个子”叫得乔光朴发冷的心突地又热起来了。石敢立刻又恢复了那种冷漠的神情：“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以后不悔。不过丑话说在前边。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什么时候你讨厌我了，就放我回干校。”
当他们两个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倭员们也就这个问题形成了决议。霍大道对石敢说：“老乔明天到任，你可以晚几天，休息一下，身体哪儿不适到医院检查一下。”
石敢点点头走了。
霍大道对乔光朴说：“刚才议论到干部安排问题，你还没有走，就有人盯上了你的位子。”他把目光又转向委员们，“你们是不是还把别人托你们的事都摆到桌面上来，大家一块议一议。”
大家面面相觑，他们都知道霍大道的脾气，他叫你拿到桌面上来，你若不拿，往后在私下是决不能再向他提这些事了。徐进亭先说：“电机厂的冀申提出身体不好，希望能到公司里去。”接着别委员也都说出了曾托咐过自己的人。
霍大目光象锥子一样，气色森严，语气里带着不想掩饰的愤怒：“什么时候我们党的人安排改为由个从私下活动了呢？什么时候党员的工作岗位分成了‘肥缺’、‘美缺’和‘废缺’、‘苦缺’了呢？毛遂自荐自古就有，乔光朴也是毛遂自荐，但和这些人的自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质。冀申同志在电机厂没搞好，却毫不愧疚的想到公司当经理，我不相信搞不好一个厂的人能搞好一个公司。如果把托你们的人的要求都满足，我们机电局只好安排十五个副局长，下属六个公司，每个公司也只好安排十到十五个正副经理，恐怕还不一定都满意。身体不好在基层干不了到机关就能干好，机关是疗养院？还是说在机关干好干坏没关系？有病不能工作的可以离职养病，名号要挂在组织处，不能占着茅坑不屙屎。宁可虚位待人，不可滥任命误党误国。我欣赏光朴同志立的‘军令状’，这个办法要推行，往后象我们这样的领导干部也不能干不干一个样。有功的要升、要赏，有过的要罚、要降！有人在一个单位玩不转了就托人找关系，一走了之。这就助长干部身在曹营心在汉，骑着马找马。难怪工人反映，厂长都不想在一个厂里干一辈子，好则订个三年计划，少则是一年规划，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怎么能把工厂搞好！”
徐进亭问：“冀申原是电机厂一把手，老乔和石敢一去不把他调出来怎么安排？”
霍大道说：“当副厂长嘛。干好了可以升，干不好还降，直降到他能够胜任的职位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
徐进亭悄悄对乔光朴说：“这下你去了以后就更难弄了。”
乔光朴耸耸肩膀没吭声，那眼光分明在说，“我根本就设想到电机厂去会有轻松的事。”。
《乔厂长上任记》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964cae820100ytuz.html
⑵ 帮助寻找文学名作
1.薄奠 郁达夫
http://www.8.com/novel/html/20070316/309/16054.html
2.灵与肉
张贤亮
他是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一
许灵均没有想到还会见着父亲。
这是一间陈设考究的客厅，在这家高级饭店的七楼。窗外，只有一片空漠的蓝天，抹着疏疏落落的几丝白云。而在那儿，在那黄土高原的农场，窗口外就是绿色的和黄色的田野，开阔而充实。他到了这里，就像忽然升到云端一样，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再加上父亲烟斗里喷出的青烟像雾似的在室内飘浮，使眼前的一切就更如不可捉摸的幻觉了。可是，父亲吸的还是那种印着印第安酋长头像的烟斗丝，这种他小时候经常闻到的、略带甜味的咖啡香气，又从嗅觉上证实了这不是梦，而是的的确确的现实。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父亲把手一挥。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哈佛取得学士学位以后，一直保持着在肯布里季时的气派，现在，他穿着一套花呢西服，跷着腿坐在沙发上。“我一到大陆，就会了一句政治术语，叫‘向前看’。你还是快些准备出国吧！”房里的陈设和父亲的衣着使他感到莫名的压抑。他想，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但又怎能忘记呢？
整整三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天，他捏着母亲写的地址，找到霞飞路上的一所花园洋房。阵雨过后，泛黄的树叶更显得憔悴，滴滴水珠从围墙里的法国梧桐上滴落下来。围墙上拉着带刺的铁丝；大门也是铁的，涂着严峻的灰色油漆。他掀了很长时间门铃，铁门上才打开一方小小的窗口。他认得这个门房，正是经常送信给父亲的人。门房领着他，经过一条两旁栽着冬青的水泥路，进到一幢两层楼洋房里的起居室。那时，父亲当然比现在年轻多了，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羊毛坎肩，肘臂倚在壁炉上，低着头抽烟斗。壁炉前面的高背沙发上，坐着母亲成天诅咒的那个女人。
“这就是那个孩子？”他听见她问父亲，“倒是挺像你的。来，过来！”他没有过去，但不由自主地瞥了她一眼。他记得他看见了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涂得很红的嘴唇。
“有什么事？嗯？”父亲抬起头来。
“妈病了，她请你回去。”
“她总是有病，总是……”父亲愤然离开壁炉，在地毯上来回走着。地毯是绿色的，上面织有白色的花纹。他的眼睛追踪着父亲的脚步，强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
“你跟你妈说，我等一下就回去。”父亲终于站在他面前。但他知道这个答复是不可靠的，母亲在电话里听过不止一次了。他胆怯而固执地要求：“她要您现在就回去。”
“我知道，我知道……”父亲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轻轻地把他推向门口。“你先回去，坐我的汽车回去。要是你妈病得厉害，叫她先去医院。”父亲送他到前厅，突然，又很温存地摸着他的头，嗫嚅地说，“你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你就懂得，懂得……你妈妈，很难和她相处。她是那样，那样……”他仰起脸，看见父亲蹙皱着眉，一只手不住地擦着额头，表现出一种软弱的、痛苦的神情，又反而有点可怜起父亲来。
然而，当他坐在父亲的克莱斯勒里，在滚动着金黄落叶的法租界穿行的时候，他的泪水却一下子涌出来了。一股屈辱、自怜、孤独的情绪陡然袭来。谁也不可怜！只有自己才可怜！他没有受过多少母亲的爱抚，母亲摩挲麻将的时候比摩挲他头发的时候多得多；他没有受过多少父亲的教诲，父亲一回家，脸就是阴沉的、懊丧的、厌倦的，然后就和母亲开始无休无止的争吵。父亲说他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就能懂得……实际上，十一岁的他已经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一些：他母亲最需要的是他父亲的温情，而父亲最需要的却是摆脱这个脾气古怪的妻子。不论是他母亲或父亲，都不需要他！他，不过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和一个地主小姐不自由的婚姻的产物而已。后来，父亲果然没有回家。不久，当他母亲知道父亲带着外室离开了大陆，不几天也就死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
而正在这时，解放大军开进了上海……
现在，经过了三十年漫长的岁月，经过历史上任何三十年都从未容纳过的那么多变故，这个父亲却突然回来了，并且还要把他带到国外去。整个事情是那么不可思议，以致他都不能完全相信坐在他面前的是他的父亲，坐在他父亲面前的就是他自己。刚刚，有父亲的女秘书密司宋打开贮藏室给父亲拿衣服的时候，他看见大大小小的箱子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旅馆商标：洛杉矶的、东京的、曼谷的、香港的，还有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印着波音747的椭圆形标签。从这个小小的贮藏室里掀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他呢，只不过是在三天前得到领导转来的国际旅行社的通知，经过两天两夜汽车和火车的颠簸才到这里的。他提来的灰色人造革提包放在长沙发的一角。这种提包在农场还算是比较“洋气”的，但一到这间客厅也好像忸怩起来，可怜巴巴地缩成一团。提包上面放着他的尼龙网袋，里面装着他的牙具和几个在路上吃剩下来的茶叶蛋。他看着那几个诧异得咧开了嘴的、畏缩地挤在一起的茶叶蛋，想起临走那天晚上，秀芝还叫他多带些茶叶蛋给父亲吃，不禁苦笑了一下。前天，秀芝一定要带着清清到县城的汽车站去送他。自他们结婚，他还没有离开过农场，他这次远行简直成了他们小家庭的一次划时代的壮举。
“爸爸，北京在啥子地方？”
“北京在县城的东北边。”
“北京有好多好多县城大吗？”
“有好多好多县城大。”
“有马兰花？”“没有。”“有沙枣子吗？”“没有。”“唉——”清清像大人似的长叹一声，用手托着下颏，显得非常非常失望，她认为好地方是应该有马兰花和沙枣子的。
“傻丫头，北京可是个大地方咧！”赶车的老赵逗她，“你爸爸这回可要远走高飞□！说不定要跟你爷爷出国哩。是不是，许老师？”秀芝蜷着腿坐在老赵背后，向他微微一笑。她没有说话，但仅仅这一笑，就表现了她的信赖和忠贞。她不能想象他会到别的国家去，就和清清不能想象北京有多大一样。
车辙交错的土路坎坷不平，牲口在上面颠踬地踏着碎步。路北边是一片整齐的条田，路南边，在雾霭朦朦的远方，就是他原来放马的草场。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有股磁性的吸力，三匹马拉着一辆车也显得那么费劲。是的，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他绵绵不尽的回忆，要离开它们了，他陡然感到更加亲切。他知道三棵紧挨着的白杨后面，有一棵粗壮的沙枣树。他下车折了一枝，几个人在车上一颗颗地吃起来。这是西北特有的酸涩而略带甜味的野果，六○年饥荒的年代，他曾经靠这种野果度日。很多年没有吃了，现在吃起来却品出了一种特别令人留恋的乡土味，怪不得清清要问北京有没有沙枣呢！“她爷爷保险没有吃过沙枣！”秀芝把核吐到车外，笑着说。这是她发挥了最大的想象力来想象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公公了。
其实并不需要想象，父子两人是如此相似，就是秀芝在街上碰见也会认得出来的。两个人都是细长的眼睛，线条纤细的、挺直的鼻梁，轮廓丰满的嘴唇，甚至举手抬足之间都表现出基因的痕迹。父亲并不显老，虽然肤色和儿子一样黝黑，但那一定是有洛杉矶或是香港的海滨浴场上晒出来的，一点也不憔悴。父亲仍然是那样讲究，那样注意仪表，头发尽管花白却一丝不乱，手背上虽然出现了老人斑，但指甲却修剪得十分光洁。茶几上，在精致的咖啡杯周围，散乱地放着三B牌烟斗、摩洛哥羊皮的烟丝袋、金质打火机和镶着钻石的领针。他怎么会吃过沙枣呢！？
灵与肉二
“啊，这儿还能听到丹尼·古德门的《恒河上的月光》！”密司宋能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她长得高大丰满，身上散发出一股素馨花的香气，一头长长的黑发被一条紫色的缎带束在脑后，不时像马尾一样甩动着。“董事长，您看，北京人跳迪斯科比香港人还够味，他们现在也现代化了！”
“任何人都抵御不了享乐的诱惑。”父亲像把一切都看透了的哲学家似的笑着。“他们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禁欲主义者了。”吃完晚饭，父亲和密司宋把他带到舞厅。他没有想到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小时候，他也曾跟父母到过上海的“梯梯斯”、“百乐门”和“法国夜总会”，现在应该像是旧地重游，但是，当他看到有柔和的乳白色的灯光中，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和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他身边像月光中的幽灵似地游荡的时候，却感到不安起来，就像一个观众突然被拉到舞台上去当演员一样，他无法进入要他扮演的角色。刚才在餐厅里，他看见有的菜只动了几筷子就端了回去，竟从肠胃里发出一阵痉挛似的反感。在他那儿，上县城的国营食堂都要带一个铝制饭盒，把吃剩下的饭菜带回家去。
大厅里响着乐曲，有几对男女跳起奇形怪状的舞蹈。他们不是搂抱在一起，而是面对面像斗鸡一样互相挑逗，前仰后合。这些人就这样来消耗过剩的精力！他想起现在正在热得发烫的稻田里收割的人们。他们弯着腰，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不停地摆动上肢。偶尔，他们抬起头向远远的担子嘶哑地喊着：“喂，水，水……”啊，要是他现在能够躺在那一片绿荫下，在汩汩的黄色的渠水边，闻着饱含稻草和苜蓿香气的微风，那该有多好……
“您会跳舞吗？许先生。”忽然，他听见密司宋在旁边问他。他刚捕捉到的一点味儿马上消失了。他掉过头瞥了她一眼：她也有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涂得很红的嘴唇。
“不，不会，”他心不在焉地向她笑笑。他会放马，会犁田，会收割，会扬场……为什么他要会跳舞呢？
“你别为难他了，”父亲笑着对密司宋说，“你看，汪经理来请你了。”一个穿灰色西服的漂亮男子绕过桌子走来，笑嘻嘻地向密司宋一弯腰，两人翩翩下了舞池。
“你还要考虑什么呢？嗯？”父亲又燃起烟斗，“你比我还清楚，共产党的政策是经常变的，现在办签证还比较容易，以后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我也有我所留恋的。”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父亲。
“包括那些痛苦吗？”父亲意味深长地问。
“唯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
“嗯？”父亲凝视着他，不解地耸了耸肩膀。
他心头突然掠过一阵惆怅。这才想起父亲也是属于这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世界的。形体上的相似消除不了精神上的隔膜。他也像父条凝视他那样望着父亲，而两个人的目光都不能透过对方的视网膜看到眼睛深处的东西。
“是还……还怨恨吗？”最后，父亲低下眼睛。
“不，完全不是！”他把手一挥。这个动作也完全像他父亲。“正如您说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完全是另外的事……”舞曲变换了，这次是低沉的、缓慢的，像渠水经过长长的渠道。灯光好似暗淡了一些，他看不清舞池里憧憧的人影。父亲低下头，用手不住地擦着额头，又表现出那种软弱的痛苦的神情。“是呀，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可是回想起来，还是痛苦的……不过，我的确很想念你，尤其到现在……”
父亲喃喃的低语配上这支比较典雅的舞曲，也使他动了感情。“是的，这我相信。”他沉思地说，“我也想念过你的。”
“是吗？”父亲抬起头来。
是的。二十年前，在那个秋天的夜晚，月光穿过窗纸被大雨淋破的窗棂，洒在一群像一堆堆破布的人们身上。十几个人睡在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他紧贴着墙根，带着土碱味的潮气浸透了他的衣服。他冷得直打寒战，干脆从湿漉漉的稻草上爬起来。外面，泥泞在月光下像碎玻璃一样闪光。到处是残存的雨水。空气里弥漫着腐败的水腥气。他找到马圈。那里还比较干燥，马粪尿蒸发出一股熏人的暖气。马、骡子、毛驴都在各自的槽头上吭哧吭哧地嚼着干草。他看到有一段马槽前没有拴牲口，就爬了进去，像初生的耶稣一样睡在木头马槽里。月光斜射进来，在马棚的山墙上划出一条分开光与影的对角线。一匹匹牲口的头垂在马槽边，像对着月亮朝拜似的。这时，他陡然感到非常凄怆，整个情景完全象征性地指出了他孤独的处境：人们抛弃了他，使他来和牲口为伍！
他哭了。狭窄的马槽夹着他的身躯，正像生活从四面八方在压迫他一样。先是被父亲遗弃，母亲死了。舅舅把母亲所有的东西都卷走，单单撇下了他。以后他搬到学校宿舍，靠人民助学金上学。共产党收留了他，共产党的学校教育了他。在五十年代那种开朗的气氛中，虽然他具有一副在畸形的家庭中养成的孤僻、敏感和沉默寡言的性格，但也慢慢地溶化在一个大集体里。和五十年代所有的中学生一样，他对未来也有一个美丽的梦。毕业了，梦成了现实。他穿着蓝布制服，夹着备课本，拿着粉笔走进教室。他有了自己生活的道路。但是，就因为学校支部书记要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就又把他推到父亲那里去。好像肉体上的血缘关系必然决定阶级的传宗接代，他又成了资产阶级一分子。过去，资产阶级遗弃了他，只给他留下一个履历表上的“资产”，后来，人们又遗弃了他，却给他头上戴了顶右派帽子。他成了被所有的人都遗弃了的人，流放到这个偏僻的农场来劳教。
一匹马吃完了面前的干草，顺着马槽向他这边挪动过来。它尽着缰绳所能达到的距离，把嘴伸到他头边。他感到一股温暖的鼻息喷在他的脸上。他看见一匹棕色马掀动着肥厚的嘴唇在他头边寻找槽底的稻粒。一会儿，棕色马也发现了他。但它并不惊惧，反而侧过头来用湿漉漉的鼻子嗅他的头，用软乎乎的嘴唇擦他的脸。这样抚慰使他的心颤抖了。他突然抱着长长的、瘦骨嶙峋的马头痛哭失声，把眼泪抹在它棕色的鬃毛上。然后，他跪爬在马槽里，拼命地把槽底的稻粒扒在一起，堆在棕色马面前。
啊，父亲，那时你在哪里？
灵与肉三
现在，这个父亲终于回来了！
这不是梦，父亲就睡在他隔壁；这不是梦，他自己也的的确确是睡在一张柔软的席梦思床上。他摸着身下的床垫，和那硬绷绷的木头马槽多么不同！月光透过薄纱窗帷，在地毯上、沙发上、床上投下一块块边缘模糊的菱形方格。在朦胧的月光中，这一天获得的印象这时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而他所得到的总的感觉，则是他完全不适应、不习惯这一切。父亲回来了，但这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人。父亲的回来不过是勾引起他痛苦的回忆。打破了他的平静而已。
尽管已到秋天，但房间里好像越来越闷热。他索性掀开毛毯，翻身坐起来，扭亮台灯，用漠然的眼光环顾四周。最后，他的目光光落在自己的躯体上。他看到肌肉突起的胳膊，看到静脉曲张的小腿肚，看到趾头分得很开的双脚，看到手掌、脚跟上发黄的茧子，他想起了下午父亲对他的谈话。
下午，喝完咖啡，父亲支使开密司宋，对他谈到公司在海外的发展，谈到他的几个异母弟的无能，谈到对他和故土的思念。“……有你在身边，我能得到一点安慰。”父亲说，“三十年前的事，我后来越来越觉着不安。我知道大陆上讲究家庭出身，老搞阶级斗争，你的日子不会好过，甚至以为你已经不在了，心里总是惦记你。你小时候的模样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尤其是你生下来，你爷爷为你在南京外交部旁边的华侨招待所设汤饼筵的那天，你在奶妈怀里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一样。那天，申新的荣家、先施的郭家、华纺的刘家、英美烟草公司的郑家都从上海来了人。你知道，你是我们家的长房长孙……”
现在，当他在罩着淡绿色灯罩的灯光下，看着自己裸露着的强健的肌体的时候，他突然获得了一个极其新奇的印象。因为他还是第一次在父亲口里听到他记忆的史前时期——他儿时的情景，于是，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终于，他发现了他们父子之间隔膜的真正所在：他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曾经裹在锦缎的襁褓中，在红灯绿酒之间被京沪一带工商界大亨和他们的太太啧啧称赞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了！而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是糅合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他解除劳教以后，因为无家可归，于是被留在农场放马，成了一名放牧员。清晨，太阳刚从杨树林的梢上冒头，银白色的露珠还在草地上闪闪发光，他就把栅栏打开。牲口们用肚皮抗着肚皮，用臀部抗着臀部，争先恐后地往草场跑。土百灵和呱呱鸡发出快乐的和惊慌的叫声从草丛中窜出。它们展开翅膀，斜掠过马背，像箭一样地向杨树林射去。他骑在马上，在被马群踏出一道道深绿色痕迹的草地上驰骋，就像一下子扑到大自然的怀抱里一样。草场上有一片沼泽，长满细密的芦苇。牲口们分散在芦苇丛中，用它们阔大而灵活的嘴唇揽着嫩草。在沼泽外面，只听见它们不停的喷鼻声和哗哗的趟水声。他在土堆的斜坡上躺下，仰望天空，雪白的和银白的云朵像人生一样变化无穷。风擦过草尖，擦过沼泽的水面吹来，带着清新的湿润，带着马汗的气味，带着大自然的呼吸，从头到脚摩挲遍他全身，给了他一种极其亲切的抚慰。他伸开手臂，把头偏向胳肢窝，他能闻到自己的汗味，能闻到自己生命的气息和大自然的气息混在一起。这种心悦神怡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它能引起他无边的遐想，认为自己已经融化在旷野的风中；到处都有他，而他却又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他的消沉、他的悲怆，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也随着消失，而代之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
中午，马匹一头头从芦苇丛中趟出来，带着滚圆的肚皮，抖擞着鬃毛，甩动着尾巴驱赶马虻和牛蝇。它们信赖地、亲昵地聚在他周围，用和善的大眼睛望着它们的牧人。有时，长着白色花斑的七号马会绕过几头瘦乏的牲口，悄悄地遛到瘸腿的一百号旁边，用乍着稀疏胡须的嘴唇掀动它、戏弄它。一百号也不示弱，调过屁股，用本来就没有着地的瘸腿使劲地向后一弹。七号马急速躲开，高昂起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玩丢手帕的游戏一样，在马群中转来转去，溅起闪着银光的水花。每在这个时候，他就要拿起长鞭，严厉地吆喝几声。于是，所有的马都会竖起耳朵，并向七号马投去责怪的眼光。七号马也安静下来，像一个受了呵斥的小学生似的，站在水深到膝的沼泽里，掀起嘴唇，无聊地锉着长长的门牙。这时，他会感到他不是生活在一群牲口中间，而是像童话里的王子，在他身边的是一群通灵的神物。
在正午的阳光下，远方，云影在山脚下缓缓地移动；沼泽里，一种叫“水牛”的水鸟也感到了炎热，开始用嘴对着芦根咕咕地鸣叫。这里，不仅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而且有青山绿水的纤丽。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会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她全部瑰丽的形体。他感到了满足：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有时，阵雨会向草场扑来，它先在山坡上垂下透明的、像黑纱织成的帷幕一样的雨脚，把灿烂的阳光变成悦目的金黄色，洒在广阔的草原上。然后，雨脚慢慢地随风飘拂，向山坡下移动过来。不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就斜射下来了，整个草原就像腾起一阵白蒙蒙的烟雾。在这之前，他必须把放牧的马群赶到林带里去。他骑在马上，拿着长鞭，敞开像翅膀一样的衣襟，迎着雨头风，在马群周围奔驰，叱呵和指挥离群的马儿。于是，他会感到自己躯体里充满着热腾腾的力量，他不是渺小的和无用的；在和风、和雨、和集结起来的蚊蚋的搏斗中，他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各队放牧员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聚在一起，为他们避雨而设的窝棚，在草杨上就像一叶扁舟似的停泊在白蒙蒙的雨雾中。窝棚里凉爽潮湿，弥漫着劣质烟草的青烟。他听着放牧员们诙谐的对话和粗野的戏谑，惊奇他们并没有他那么复杂的感情，和对劳动、对生活的那些敏感的新体验。原来他们本来就是朴实的，单纯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始终抱着愉快的满足。他开始羡慕他们。
有一次，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放牧员问他：“人说你是右派，啥叫右派？”他羞愧地低下头，讷讷地说：“右派……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七队的放牧员说，“那一年，整的是读书人。”七队的放牧员是个心直口快的汉子，平时爱开玩笑，人们都叫他“郭蹁子”。
“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乱套了。”老放牧员抽着烟锅，沉思地说，“话可说回来，还是劳动好，别当干部。我快七十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吃炒豆子嘎嘣嘎嘣的……”“所以你下辈子还得劳动！”“郭蹁子”笑着打断他的话。
“下辈子劳动有啥不好？”老放牧员郑重地说，“离了劳动，人都活不成，当官的当不成，念书的也念不成……”
这种简短的、朴拙的、断断续续的话语，经常会像阵雨过后的彩虹一样，在他心上激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使他渴望回到平凡的质朴中去，像他们一样获得那种愉快的满足。
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退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折断了。那在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虚幻起来，只有现在这一切才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人们也早已忘掉了他的过去，只是到了狂热阶段，才有人想起他还是个右派，需要把他拉出来示众一番。可是，这时几个队的放牧员聚在窝棚里经过一番商量，一口咬定坡下的草情不好，跟场部招呼了一声，唿啦一下把牲口都赶到山坡上去。他当然得跟着去，因为没有一个革命群众愿意放弃革命，来顶替他这个好几个月不能回家的差使。放牧员们帮他把简单的行李往马背上一搭，骑上马，晃悠晃悠地离开了闹腾腾的是非之地。上了大路，放牧员们欢快地叫喊着：“去啵！咱们上山去，管他们妈嫁给谁！”他们此起彼伏地吹起尖利的口哨，不断地发出短促的吆喝声，得得的马蹄在大路上扬起团团黄色的尘雾。远方，就是像翡翠一样晶莹闪光的山坡草场……这一天，他永远当作一种极其特殊的温情，是那样深刻地留在记忆里。
这里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欢乐，有他对人生各个方面的体验，而他的欢乐离开了和痛苦的对比，则会变得黯然失色，毫无价值。去年春天，他突然从山上的草场被叫回场部。他拿着草帽惴惴不安地走进挂着“政治处”牌子的办公室。董副主任对他宣读了一个文件，然后告诉他，过去把他错划成了右派，现在给他改正过来了，还要安排他到农场学校教书。董副主任的面孔庄重得毫无表情，一只早来的苍蝇在办公室嗡嗡地飞来飞去，一会儿停在墙壁上，一会儿停在档案柜上。董副主任的眼睛随它转来转去。手里捏着本杂志跃跃欲试。
⑶ 精卫的震撼 原文
蒋子龙
精 卫 的 震 撼
天津火车站原名“老龙头车站”。天津又名“津门”。“天津卫”，即北京的门户，渤海的卫士——老龙王之头名符其实。今年正好是“老龙头”建站一百周年。然而昔日“老龙头”已不复存在。今日天津站据说有好几个“全国第一”设施先进，是不是真的属于“全国第一”。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新天津站是近几年来天津市政建设的“代表作”。它有自己的构思，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独到之处，因而建筑本身便有了精神。无论是七十米高的神韵独具的钟塔楼，还是两侧状似鸟翼的二里长的附属建筑以及凌空欲飞的主站房，有了精神就活了！我们没有精神的建筑太多，低劣的死眉塌眼的千篇一律的灰不溜秋不死不活的，缺少灵气和神韵。是可以容身的窝，不是建筑。建筑是艺术，是“凝固的音乐”。穷、人多，不是缺少精神的理由，花同样的钱，可以盖得死眉塌眼，也可建得神韵独具。刚盖好就是落后的，甚至还没有盖，一开始设计就是落后的，那才是浪费。建筑透着一方水土、一个地区的民众，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气、神！
人们涌进天津站，确切地说是迈进富有罗马巴洛克风格的圆拱形中央大厅，突然都站住了，周围的什么雄伟呀，壮观呀，新奇呀，全消失了。气骨雄豪的建筑群落刚才还深深地刺激了大脑皮层，此刻也像潮水般地退去，只剩下头顶上的一幅画。这是一片从未见过的穹顶巨幅油画，高二十一米，直径二十四米，面积近六百平方米。题目叫《精卫填海》。画面让人惊陔，恍惚间有飘逸、浮动的感觉。
七个背生巨翅的裸女，中间的精卫头顶一圈彩虹，身长六点五米，翅膀十二米长。两个肥胖可爱、刚长出嫩翅的龆龄童子，有一百只海鸟围绕着她们。画家们把具体的东西全部抽去，只留下海、天、云。用浓重的蓝黑色油彩堆出一团团大的色块。云的迸飞，洪荒宇宙的旋舞，生的角逐，力的拼搏，爱有测试，美的流溢。海一样翻腾的血，云一样飘曳的长发，雷电似的翅膀，像剑一样劈开了厚厚的云团。驾风驱雨，巨石投海，激起冲天水柱，如喷泉一般。海和云，人和天搅在一起，一幅中国的“创世纪”。有生命的大运动，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精卫的精神投下一束光晕，她们的翅膀照亮整个大厅，她们强大的生命的热力在散发，温暖了冰冷的海和天，温暖了这将军红的磨光花岗岩地面和顶天立地的坚硬的大理石柱子。
精卫填海图体现了设计者的一种精神。起初，设计者曾想采用一个最常见最保险因而也是最平庸的方案：在中央大厅的穹顶上安装无数个灯泡，这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满天星”。可心里总觉得这么好的建筑不配画太可惜了。古今中外哪一座优美的建筑离得了绘画和雕塑！于是，市长决定搞“立体感很强的正宗油画”，并想好了内容，画“哪吒闹海”。为此去请教天津油画大家秦征。秦征直摇脑袋：“不好，哪吒闹海被画滥了。这是车站，头顶上有妖魔鬼怪厮杀成一团也让人看着不舒服。”
“你是画什么好？”
“《精卫填海》。”
“什么意思？”
“中国古代两大神话，《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毛主席一篇文章使愚公移山的故事家喻户晓却冷落了精卫。《山海经》里说：‘炎帝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述异记》里说的更详细，炎帝的小女儿溺死于东海，化为精卫鸟。精卫与海燕结合，生雌如精卫，生雄如海燕。今东海精卫溺水处，誓不饮其水。精卫，一名冤禽，又名志鸟，俗呼帝女雀。”
好个志气鸟！精卫其实是中国第一个女神，并司青春、爱情和复仇。让她来取代“老龙头”岂不富有深意和幽默？
已调到北京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的秦征，不愿做京官，老想画画儿，老往天津跑。他的家和户口还在天津。市长决定把天津站的穹顶画还是交给他来干。秦征那艺术家的硬劲又来了：“叫我干就得由我说了算，身不由己莫谈艺术！”市长亲自给他下了“全权负责”的委托书。
他带着王玉琪等五个得意的学生投入紧张的创作。
画家们把自己封闭在二十多米高的脚手架上，有的时候需躺着才能挥笔，有时要蹲着。半蹲或弓腰歪身，中间的高部则要站着画。甚至还要踩着凳子，每天和精卫在一起。他们就是精卫，被自己创造的海浪抽打着，精卫的翅膀载浮着他们，水雾云层像香烟一样在他们身边缭绕。创作的冲动像烈火烧灼着他们，感觉不到大棚里四十多度的高温，听不到脚下施工的噪音，他们仿佛也跟着精卫经历了死的恐怖，获得了生的力量。
看那精卫的裸体吧，有着太阳般的肤色，闪闪发亮，磁实而有弹性。曲线是冷峻而优美的，不失女儿的圆曲，光滑的灵巧。却又带着锋芒，带着青春的棱角，有饱满而充沛的活力，把握着自己的命运，坦然地大爱，大恨，大复仇。让人们也坦然地欣赏这裸体的强健和优美。精卫的脸是风暴塑造的，没有传统的女神形象的福态、柔美、恬静，有的是智慧和自信、强悍、坚毅、威猛。雷电是她们的眼睛，这眼光执著地洞识了生命的意义，只有中国女人，经过大死大生的女人才有这样的眼光。画面上有海天、云、光，也有女性的温慈，复仇者的酣战，儿童的嬉戏，构成了对美好生命永恒的肯定。精卫——波澜壮阔的生命！
精卫是鸟，应该有双翅。正是这许多大小不等的翅膀给油画以奇特的生命和恢宏的气势。正面看，精卫们羽化成仙，腾空而起，“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反面看，精卫正对着大海俯冲，而且是加速度地俯冲，侧面看，精卫们在翱翔。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精卫们都在飞、都很美，给人以强烈的浮动感、飞升感，仿佛主站房连通中央大厅也一并驮在精卫的翅膀上，同风而起，扶摇直上。
旅客们怎能不在这穹顶画上驻足仰视？它喧宾夺主，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涌进天津站，不是为了坐火车，而是想看看《精卫填海》。它比天津站名气更大，传扬得更快。关心这幅画命运的人，仍担心精卫的裸体——乳房、腹部、大腿，紧张地注视着各方面的反应。首先是工人、普通的旅客很喜欢。外国人看了感到惊奇。他们说中国允许画这么大型的裸体油画说明开放政策了不起。几个南朝鲜人干脆说它是亚洲第一流的——秦征师徒却不愿意人们这么大惊小怪，舆论太大就容易引起人们注意，万一哪位大人物不喜欢，说句什么话，岂不麻烦！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悄悄地先活下去，在人们的心目中生根、发芽、强大，成熟到血肉丰满，真正成为天津站绝对不可少的一部分，那时才能说《精卫填海》站住了。据传最近有位领导同志发话了：“天津站画裸体，可这裸体看着不腻味。”
大家都盼着北京机场的“壁画风波”不再重演。精卫的命运肯定比那淋浴的裸女的命运要好。
⑷ 《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是
作者蒋子龙。
蒋子龙（1941年生）当代作家。河北沧县人。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1958年初中毕业后进天津重型机器厂工作，当过兵。1965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新站长》。善于写工业题材。粉碎“四人帮”后，创作了大量优秀小说。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产生很大影响。短篇《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和《拜年》，中篇《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和《阴错阳差》均在全国获奖。其作品题材重大，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风格刚健雄浑。
《乔厂长上任记》内容简介
电器公司经理乔光朴主动要求到机电厂任厂长，以改变该厂落后面貌。上任后他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生产局面迅速改观。但他也受到各种阻挠，一度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然而，在领导和群众支持下，他对改革依然充满信心。
局长霍大道主持机电工业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派硬手到两年半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的重型电机厂当厂长。电机公司经理乔光朴打破沉寂毛遂自荐，并当众立下了“不完成国家计划请求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军令状。他提议二十多年前曾和他一起将电机厂“搞成一朵花”的石敢仍担任党委书记，并硬是将在“文革”中被批斗得心灰意懒的石敢动员出山。
乔光朴回到独居的家中，神使鬼差地打电话约了童贞。童贞是乔光朴在苏联学习时认识的留苏学生。回国后，乔光朴出任电机厂厂长，童贞也在厂里当技术员。童贞深爱着乔光朴，但由于乔已有妻室，便矢志不嫁。她的外甥郗望北以为厂长骗了他老姨，对乔光朴怀恨在心。在“文革”中，乔光朴的妻子不清不白地死在“牛棚”里，他自己也常挨批斗，加上厂造反派头头郗望北又给他扣上了“道德败坏分子”的帽子，使他比别的走资派吃了更多的苦头。童贞的心灵也受到了伤害。
两人见面后感慨万分。乔光朴向童贞求婚，并希望明天回厂上任后就结婚。童贞担心群众议论，又怕乔光朴跟已担任副厂长的郗望北无法共事，显得忧心忡忡。但乔光朴五十多岁还雄心勃勃，热爱自己的事业，又使她那颗工程师的心也热了起来，她同意跟他到厂里转转。进了车间，乔光朴发现青年工人杜兵采用“鬼怪式操作法”，十分气愤。在他之先到厂的石敢摸到的情况更严重：工人思想混乱，干部其实是三套班子。他告诉乔光朴，冀申正在主持召开紧急党委会，这肯定跟他们回厂有关。他们来到了办公楼，只见会议室灯光通明，好像在讨论明天的大会战。乔光朴给霍大道挂了一个电话，拉着石敢、童贞走进了会议室。党委会正在讨论两项内容，一项是郗望北的停职清理，另一项便是大会战。冀申想用大会战孤注一掷，在生产回升后借台阶离开电机厂，同时在交印之前把郗望北拿下去，在乔光朴和郗望北这对冤家中埋下一根引信。不料会议中途来了不速之客，后又进来了局长霍大道。霍大道当众宣布了局党委的决议，并补充了一项任命：任命童贞为厂副总工程师、党委常委。乔光朴谈了对工厂搞大会战的不同意见，最后宣布自己跟童贞已举办婚礼。
乔光朴上任半个月，撂挑子下去整天在下边转。终于，连留在上边坐镇的石敢也坐不住了。乔光朴告诉他已经有了眉目，抓准了病情可以动大手术了。第二天，他一下将全厂九千多名职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留下精兵强将，把考核不合格的，组成服务大队替代农民工搞基建和运输。乔光朴也因此树起了一批“仇敌”，不仅有像杜兵这样的工人，而且还有那些“编余”中层干部，他们强烈要求对厂长也进行考核。在“考厂长”时，乔光朴地各种各样的问题回答滔滔不绝，始终没有被问住，而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冀申却完全被考垮了。乔光朴当机立断，将冀申调去搞基建，把下车间的郗望北调上来顶替冀申的位置。冀申抓基建几天，服务大队里对乔厂长不满的人就放出风要把他再次打倒。乔光朴亲自出差去“搞外交”。由于不通“关系学”，大败而归，而郗望北却显示了处理这类关系的能力。这期间，冀申走上层路线到外贸局上任去了。两人在剧场相遇，冀申故作姿态，一脸得意之色。郗望北准备连夜出发，去解决厂长没有解决的材料、燃料和各关系户的协作问题。
石敢在灯下仔细研究一封封控告乔光朴的信件，憎恨自己开脱了自己而加重了老乔的罪过。刚进办公室的霍大道和石敢愁眉苦脸的样子比较，显得情绪特别好。乔光朴推门进来，发现了石敢急忙收藏的控告信。霍大道向石敢示意都给乔光朴看。乔光朴看完控告信，怒不可遏。石敢劝他回局交令。乔光朴嚷道：“我不怕这一套，我当一天厂长，就得这么干!”霍大道说：“我喜爱这一句话：宁叫人打死，不叫人吓死。我在台上，就当主角。”他告诉乔光朴，部长对电机厂的搞法很感兴趣，希望乔光朴把手脚再放开一些，积累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