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人员蓝帽子

⑴ 明朝一位清官因为没有盘缠回家，朱元璋听说后为什么下令将其处罚

朱元璋这位平民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葩，他的存在是中国古代贪官最惧怕的存在，他在位期间处置了太多的贪官污吏使得为官者纷纷闻风丧胆，但是朱元璋打击贪官的举止却受到了无数老百姓的好评，为明朝国家的延续奠定了重要法理基础。那么那个时期为什么一位清官没钱回家却被朱元璋下令处罚？

朱元璋的帝王心术迫使当官人员必须在使得自己能够活下去的情况下为百姓谋福利。

朱元璋虽然说出身基层，但是他的智慧却是不同于一般人的，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感悟了：绝对的清官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相对的清官，你说如果清官如果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还有谁愿意当这个清官，为老百姓谋福利谋到把自己都饿死那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朱元璋惩罚这个官员完全是处于告诫天下做官的人要把自己也放在心上，皇帝还是允许你通过正常手段使得自己富裕，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当官者有了一丝活下去的机会。

⑵ 此人在史料记载中有名的清官，为何其墓中却发现大量珍贵随葬品呢

此人就是明朝的兵部郎中，王士琦的墓葬。王士琦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一生为官清廉，勤俭克己。但是在1956年一位村民在修建房屋时发现了一座古墓，古墓中有大量的金银珠宝，后来经过考古学家鉴定，此墓是明朝官员王士琦的墓葬。

朝鲜战争数年之后，有了决定性胜利的战争之后，朝鲜之后的多年就安定下来，朝鲜百姓对于他非常的敬重。后来王士琦就病重去世了，死在了山西。天启五年，礼部认为王士琦功劳很大，于是对他的墓进行了修补，并且随葬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这才让他的墓葬中出现了这么多的钱财，而且变得豪华。

⑶ 北宋政治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汉族。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区荆公路邓家巷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张改革变法。诗作《元日》、《梅花》等最为著名。
包拯（999—1062），汉族，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字希仁。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

⑷ 为什么大陆的电视里面清官的帽子都是斗笠一样香港的都是(看过的都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

应该以大陆为准,香港的多为暖帽.你可能是误解了,大陆的电影电视.既有凉帽(象圆锥斗笠),也有暖帽(圆形).而香港的电影电视则不论时间统统是暖帽.这一半是因为道具的问题,一半是因为香港电影对细节的不注意,并不是大陆的电影成本低.两者的形状/材质完全不同.暖帽造价高,较好看.

据说清前期和后期的官帽也是不同的.(没有确证)

清代官员戴的官帽又称大帽，共有两种：一为冬季所戴，称“暖帽”；一位夏季所戴，名“凉帽”。

根据规定，每年三月开始戴凉帽，八月换戴暖帽（北洋舰队则较为特殊，一年四季均为暖帽）。暖帽多为圆形，周围有一道檐边，材料多为皮质，也有缎质、呢质、布质，视气候而变，暖帽中间装饰有用红色丝绦编成的帽纬，俗称“红缨”。帽纬之上装有顶珠，按品级而异，无品则无顶。凉帽为圆锥形，用藤、竹、篾席、麦秸等编成，外裹绫罗，颜色多为白色，也有湖色及黄色。凉帽顶上也装有红缨、顶珠，制同暖帽。另，凡戴官帽，都需在顶珠之下，装一支两寸长的翎管，用来安插翎枝。花翎用孔雀翎毛做成，俗称孔雀翎，蓝翎则用鹖羽制作。

汉川斗笠就是仿照清朝官帽制作的

斗笠湾的编织起源于清朝，有170余年的历史。当时有们名叫艾先培的，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打竹篮。有一天，他见一位朝廷的官员头戴的官帽很美观，就突发奇相想仿照官帽的样式，编制一种既能遮阳，又能挡雨的竹篾帽。他用做竹篮的篾打了拆，拆了打，终于制出一顶官帽样式的“斗笠”。只是有料粗糙，又是四方形，戴到田间干活，难以遮日避雨。尔后又改五方围编，对径加大到一尺五左右，加大的部分是平面状，每方九片篾，俗称“牛眼睛斗笠”。“牛眼睛斗笠”问世后，在汉川流行了数十年。

宝石与清代官帽
清王朝用各种不同的宝石和金银作为官员的帽顶，以显示官员的品级高低和权势大小。

一品官的帽顶为红宝石。红宝石常见的颜色有玫瑰红、蔷薇红、大红和暗红，其中以血红、鸽血红为稀世珍品。

二品官的帽顶为珊瑚。珊瑚质地坚硬，颜色多为红色，以艳红最为名贵。

三品官的帽顶为蓝宝石。蓝宝石以蓝得像雨后晴空那种“蔚蓝”为最佳。

四品官的帽顶为青晶石。自然界的青晶石颜色是极为鲜艳的深蓝色、天蓝色或紫蓝色。

五品官的帽顶为水晶。水晶以“蓝水晶”最为少见。

六品官的帽顶为磲，又叫砗磲。它是生活在热带海底的一种软体动物的贝壳，为古代七宝——金银、琉璃、磲、玛瑙、珊瑚、琥珀和珍珠之一。

七品官的帽顶为素金顶。

八品官的帽顶为阴文镂花金顶。

⑸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清官都有谁

1、千古楷模——晏子

晏婴是个身体力行 、为民楷模、虚怀若谷 、闻过则喜、头脑机灵、能言善辩、善于辞令的人，他使楚时曾舌战楚王，维护国家尊严。内辅国政，屡谏齐君。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 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他管理国家秉公无私，亲友僚属求他办事，合法者办，不合法者拒。他从不接受礼物，大到赏邑、住房，小到车马、衣服，都被他辞绝。不仅如此，晏子还时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劳苦百姓。

晏婴不死君难，弃个人小义而逐国家百姓之大“利”，以国富民强为己任，重视物质基础、造福百姓、强大国家的行为，义于名而利于实，是司马迁心中“义”与“利”相融合的理想境界，也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2、天下良吏——黄霸

武帝后期，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法令，同时建立了察举制度，并任酷吏以严刑法。昭帝继位后，朝中严格遵循武帝时期的法律制度，以严刑峻法来控制各级官员。于是一些世俗官吏为迎合皇上旨意，就以在执法上能尽量采用严刑酷法作为一种有才能的表现，以能吹毛求疵作为衡量能力的标准。黄霸断案却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

黄霸善于调用下属，百姓之事，无论巨细，都派人详加调查并妥善处置，就连平民的家常琐事，他也考虑得周到得体，黄霸还让驿馆、乡里治所都喂养鸡猪，以便赡养鳏寡贫弱的人。黄霸任颍川太守时，得知某乡有孤独老人去世，没有后人来安葬，黄霸就亲自督管此事：哪个乡里治所的大树可以砍伐作为棺木，哪个驿馆饲养的猪可以用来祭祀等。郡内官吏依言前去，跟黄霸所说一言不差。黄霸的细心达到如此程度，可谓明察秋毫。不知内情的人都称他是神明。奸邪之徒惧怕黄霸，只好去别的郡县，颍川郡内的盗贼随之日渐减少。

3、清廉忠烈——杨震

杨震直到五十岁时才在州郡任职。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是位贤人，于是举其为茂才，四次升迁后为荆州刺史、东莱太守。

当他前往郡里路过昌邑时，从前他推举的荆州茂才王密正任昌邑县长，去看望杨震，晚上又送给杨震金十斤。杨震说：“老朋友知道你，你为什么不知道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离开。

后来，杨震转任涿郡太守。他在任内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的子孙蔬食徒步，生活俭朴，他的一些老朋友或长辈，想要他为子孙布置产业，杨震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不是很好吗？”

4、忠君为民——诸葛亮

身为丞相，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不仅带头廉政，树起一面旗帜，同时还把廉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建设来抓，对蜀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诸葛亮时期的廉政建设，首先表现在对蜀汉宫城规模和惠陵规模的严格控制上。

在诸葛亮执政时期，年青的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当时负责宫中事务的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皇妃之数是一个复杂问题，涉及到皇宫规模建制等诸多问题，非董允所能决定。当时，“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在蜀汉上层创造了一个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蜀国官员以诸葛亮为榜样，为官节俭，力戒奢华，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

7、忧国忧民——范仲淹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8、身殉社稷——司马光

司马光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孟子）。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兄长司马旦的家。

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从小到大到老，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9、浩然正气——于谦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进士第。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职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因严词斥责朱高煦而受宣宗赏识，升为巡按江西，颂声满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明英宗时因入京觐见时不向权臣王振送礼，遭诬陷下狱，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而复任。土木之变后，英宗兵败被俘，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升任兵部尚书。

明代宗即位，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抵御瓦剌大军。瓦剌太师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和议后，于谦仍积极备战，挑选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得以安宁。当时朝务繁杂，于谦独运征调，合乎机宜。其号令明审，令行政达。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平素俭约，居所仅能遮蔽风雨。但因个性刚直，招致众人忌恨。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大将石亨等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致使其含冤遇害。

10、一代廉吏——于成龙

于成龙上任合州时，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二十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二十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

⑹ 爱民如子的清官什么形象

这种电视剧很多，看多了就知道了，最起码不能脑满肠肥、肥头大耳，一般都是两袖清风且瘦弱的形象，基本不苟言笑，忙于公务，起早贪黑办案废寝忘食，家里人员比较稀少，不能丫鬟婆子成群，生活上很简朴，并且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家里妻贤子孝一派和睦的景象，这样才能专心工作。

⑺ 历史唯物主义和清官

历史：
广义历史：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方面。
狭义历史：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
历史学：研究历史的学问，简称史学。与历史的概念相对应，历史学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历史学：世界上一切科学都可以称为历史学。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
狭义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以往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
历史科学：
通常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称之为历史科学，因为这是在唯物史观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历史学，而以往的史学从根本上来说，很多都没有超出历史 唯心论的范畴。
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甚至也有歪曲、捏造。正因为如此，当年胡适才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这里的“历史”一词，严格说来，应该是狭义历史学的含义。也因此，我国古代优秀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史德”——“善恶必书”、“析理居正”，通俗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地记录、公正客观地分析论断。

词源
“史”字在中国古代指史官。篆文中写为“ ”（见图），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历史”一词则出现于清末。

历史这个词在英语中为History,在法语中为Histoire，二者同出于希腊语的Histria，其本意为“征问”、“问而知之”。

⑻ 史上清官的事迹~~！

一代清官──海瑞 海青天
海瑞（1515－1587），回族，明代著名政治家、著名清官。海瑞字汝贤、国开，自号刚峰，,从教时被称为海笔架，后人称其为“海青天”，与宋代包拯齐名。
祖上从福建晋江垵边（广西杂志有载）迁居海南琼山海厝。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任诸暨知县；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曾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户部主事海瑞买棺材，别妻子，散童仆，以死上书，劝说世宗不要相信陶仲文这帮方士的骗术，应振理朝政，因而激怒世宗，诏命下狱论死。 遭迫害入狱。首辅徐阶力救海瑞，黄光升则把海瑞上书比拟儿子骂父，以减轻罪责，并乘机把海瑞留在狱中，营护海瑞甚力。（详见《中国历史大辞典》第3681页）直至同年十二月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才奏请释放海瑞出狱。世宗死后获释。海瑞隆庆四年曾前往福建晋江潘湖黄光升尚书府拜谒黄光升，以表营护之恩，有“潘湖海瑞歇马庙”可证及《中国历史大辞典》第3681页有载。 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深受百姓的爱戴。后被排挤，革职闲居16年之久。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海瑞及闻潘湖黄光升卒，悲伤至极，带病前来晋江奔丧。后病死于南京。
小故事就很多了：你看这些可以不：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他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少年以后还会成为问题的焦点。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产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

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

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海瑞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授，任期4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45岁。

这淳安县，乃是往来三省的孔道。交通发达，本县人民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国时所订立的财政制度，政府中的预算并无旅费一项，全国1040个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七品官海瑞的声名开始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他能够严厉而巧妙地拒绝了官员滥用这种权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负担。

这一段故事说，当日以文官而出任总督的胡宗宪，兼负防御倭寇的职责，居官风厉，境内的官民无不凛然畏惧。一次，他的儿子道经淳安，随带大批人员和行李，作威作福，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并且凌辱驿丞。县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皂隶拘捕这位公子押解至总督衙门，并且没收了他携带的大量现银。他在呈报总督的公文内声称，这个胡公子必系假冒，因为总督大人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金银财物。

如果这段故事夹杂了夸张和渲染，那么，海瑞对付鄢懋卿的经过则属确凿无疑，因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缄牍可以为证。

1560年，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被任命清理盐法，南北各省的食盐征收专卖都归他节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强抗击倭寇的财力。对于这位钦差大臣，地方官自然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而钦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时尚，先期发出通令，内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摩费里甲”。这样的官样文章早已为人所司空见惯，不过视作一纸具文，即在钦差大人本身也不会想到会有人认真对待。

淳安县县令海瑞对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当鄢都院的节使尚未到达淳安，他已经接到一个禀帖。禀帖的一开头规规矩矩地写着“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紧接着就把通令的原文节录于后，再接着就说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金缎在席间连续奉献，其他供帐也极为华丽，虽溺器亦以银为之云云。最后要求钦差大人摒弃奢华的排场和搜刮，并且说，如果不能拒绝地方官这样的阿谀恭维，将来势必无法做到公事公办，完成皇上委托的任务。据说，鄢懋卿接到禀帖以后，就没有敢进入淳安，而是绕道他去。

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个升官的机会。他于1562年调任江西兴国，官职仍是知县，不升不降。以他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上司当然衔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个海瑞也早已罢官免职。他的节俭的名声遐迩皆知，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此事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明，但海瑞饭桌上的蔬菜出自他亲自督率别人在衙后栽种，则属毫无疑问。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引不起特别的注意，事情发生后不久，随即为人遗忘。然而海瑞却属例外，他得到命运的帮助，历史站到了他这一边。1562年，历任首辅几达20年的大学士严嵩为嘉靖皇帝免职，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继倒台，其中包括胡宗宪和鄢懋卿。他们既被确定为坏人，海瑞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敢于和他们作对，当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识。为此他的声望大增。这49岁的海瑞，虽然不是进士出身，官阶也仅为正七品，可是已经获得了在大众心目中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只须再加以机缘，就可以把这一地位巩固下来。

1565年，海瑞再次表现了他直言的胆略。当时他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官阶为正六品，这是一个接近于中级官员的职位。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出现什么令人振奋的气象。相反的，南北两方都连连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备军需。然而政府别无新的途径筹款，可行的办法还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税。前者并不增加收入，也没有紧缩支出，而仅仅是此款彼用；后者则使税收制度更加复杂和实际执行更加困难。户部是国家的财政机关，但是主事一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

嘉靖皇帝当日已御宇40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他住在皇城中的别墅里，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惰目之，因为他除去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外，对于国家大事仍然乾纲独断，有时还干涉到细节。这位皇帝的喜爱虚荣和不能接受批评世无其匹，只接近少数佞臣，听到的是各种虚假的情况。当他发现大事已被败坏，就把昔日的一个亲信正法斩首，以推卸责任而平息舆论。这种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关心国家的利益。1565年，严嵩去职虽已3年，但人们对嘉靖的批评依然是“心惑”、“苛断”和“情偏”。然而他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明明是为该臣所蒙蔽，他还自以为圣明如同尧舜。

经过慎重的考虑，阳历11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话，还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于皇帝的不过是改变自己的作为，而这改变又非常容易，只需要“翻然悔悟”，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够真正振作，选择合宜的道路，赴之以决心，他还是有机会成为尧舜之君的。
这样的奏疏确乎是史无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诤谏，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传说他当时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喊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一个宦官为了平息皇帝的怒气，就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完，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嘉靖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但是把奏章留中不发。他不能忘记这一奏疏，其中有那么多的事实无可回避，可是就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点！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此时嘉靖的健康已经欠佳，他曾经动过退位为太上皇的念头，可是这种放弃天下职责的做法，在本朝又并无先例。在1566年阳历2月底，他左思右想，气愤难平，终于下令锦衣卫把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锢。刑部议决对海瑞按儿子诅咒父亲的律例处以绞刑，然而嘉靖皇帝在以前虽然批准过许多人的死刑，在这时候却没有在刑部的建议上作任何的批复，因此，海瑞就在狱中住了10个月。

有一天，狱中忽然设酒肴相待。海瑞以为这是临死前的最后一餐，他神色不变，饮食如常。提牢主事悄悄告诉他，皇帝业已升遐，新君不日即位，你老先生乃是忠臣，一定会得到重用，海瑞听罢，立刻放声号哭；号哭之余，继以呕吐。

1567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出狱。对他的安排立即成了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一个难题。他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分派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于是，在不长的时期内，他历任尚宝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这样一个闲曹自然不能令海瑞满意，因为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1569年年初的京察，按照惯例，凡属四品以上身服红袍的官员都应当作出自我鉴定。于是海瑞在奏折中说：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对我破格擢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加迫切地要求报答陛下的恩典。接着，他谦虚地声称自己才浅识疏；又接着，他表示自己现任的职务只是专管查看呈奏给皇帝的文书，看罢以后原封发送，既无财政责任，又用不着下左右全局的决心，但是连这样的一个位置还不称所职，所以不如干脆把我革退。

这样看来，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

文渊阁和吏部终于向他低头。当年复天，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且不说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即使是一般地区，任命这样一位不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巡抚，也已属于罕见。但是这一地区历来号为难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职，有识见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事实不出所料，8个月之后，他遇到劾参而被迫退休。

海瑞的新职一经发表，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举出这些琐事，就可以证明新巡抚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⑼ 明朝一位清官因为没有盘缠回家，朱元璋听后为什么下令将其处罚

朱元璋认为清官——曾秉正是在间接表示，在朝廷当官却连回家的盘缠都不够，以此来羞辱朱元璋，所以要处罚他，以示威严。他认为为朝当官，每年三十五石的俸禄是应该足够了的。

主要是因为朱元璋以前过了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觉得平民百姓和官员贫富差距太大，所以痛恨贪官，因此，他当上皇帝后，缩减了官员的俸禄，可是却导致贪官的增多，因为觉得不够开支，只能贪，所以这个方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贪官污吏，反而使曾秉正这样清廉正直的官员，因为没有钱财，被朱元璋怀疑，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⑽ 为什么考官受贿，清官受累

没有哪种诱惑比摆在眼前、伸手即得的利益更诱人的了，但是也没有哪种诱惑比这更危险。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六月，刘墉就任工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以后他多次兼理国子监，成为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负责人。

刘墉主持国子监期间，曾亲历视学大典和临雍大典。据随班观礼的朝鲜使臣说，乾隆五十年临雍讲学时，观讲学礼的诸生多达三干多人，每人都获赐银两，可谓盛况空前。

这次临雍讲学的内容为《大学》和《易经》，由大学士伍弥泰、大学士兼管国子监事务蔡新分讲《大学》所谓五伦知止，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易经》由祭酒觉罗吉善等讲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节。

这次临雍大典，正值辟雍新近建成，又恰逢太早甘霖，使乾隆异常兴奋。

唯一使乾隆感到遗憾的是，典礼过后赐给群臣茶水时，礼部官员忙中出乱，忘了给主讲官蔡新等人安排赐茶，这又使乾隆不满。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国子监在举行乡试预选考试时发生了诸生馈送堂官的事情，结果被御史祝德麟弹劾。乾隆在批示祝德麟的折子中称：

览之不胜骇异。祝德麟参奏黄寿龄，竞有非钱不取，士怨沸腾之事，殊出情理之外，如果所参属实，黄寿龄所得赃银无论满数与否，均当立置典刑。

黄寿龄即先行摘去顶带解任，交刑部看守，并派福康安、董诰即日起程回京，秉公审办。但祝德麟所奏系属传闻，并未奏出黄寿龄得贿实在证据，事关科场舞弊，罪名出入甚重，也不便以风闻入告之言坐人死罪，致启将来告讦之端，并令福康安等，即传该御史到案，面加询问，令其将黄寿龄考到时曾向何人勒索银两，所闻非钱不取之说系何人向该御史告知，再拘齐犯证，逐一确切严审，定拟具奏，以咸信谳。如该御史不能指出证据，即当律以诬告反坐之罪。至其余国子监堂官，除邹炳泰、那林保出差外，尚有刘墉、吉善在京，何以将考到之事专交黄寿龄办理，任令从中肆意婪索，刘墉、吉善竞同聋聩，并令福康安等，于审明后一并查办。

福康安等到京后即传询了祝德麟。

此时祝德麟已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肯以实情相告，直到最后才说是听其妻舅、监生李寿羽、李廷瑚说各送给黄寿龄银四两，并听编修说有同乡贡监生陈承曾、杨朝佐正设法筹措送礼等情，故有是奏。情况反映到乾隆那里后，乾隆对祝德麟的表现极为不满，指责说：

祝德麟身为言官，既然听说有考试营求的弊端，就应当列款参奏，而且此事已经朕特派大臣审办，并传旨向他询问，该御史更应和盘托出，毫无徇私隐瞒，却既参劾于前，又复游移于后，其意不过以据实说出，致黄寿龄陷于重罪，必衔恨该御史，因此仅举出杨朝佐等四人，希望将就完结，黄寿龄量从末减，可望卖好于黄寿龄，不知黄寿龄既然被其参劾，即使祝德麟此时为之徇私隐瞒，尚能望其不怨恨该御史转而心怀感激吗?方今纲纪肃清，朕乾纲独断，政刑必折衷至当，从不肯稍事迁就。如果祝德麟所参黄寿龄劣迹果能据实指出，朕必嘉奖他的公正，如果说是得自风闻，那么试思朕何等明主，哪里会因该御史捕风捉影之谈而即肯人人以罪之理?假如该御史告人谋为不轨，也要将所告之人施以重典吗? 明季台谏挟私攻讦，最为恶习，而其中尚有一二始终不肯屈服之人，如果象祝德麟这样进退无据，则必为明季劣习中之明显者，先后自相矛盾。本日舒文前来行在接驾，朕于接见时无意之中向他面加询问，据他说，他家就请有举人训课，也称黄寿龄声名狼藉等语，考到与举人无涉，所言自属公论，而舒文与祝德麟、黄寿龄俱不认识，经朕面加询问，既奏及此事，尤非没有原因，事关科场舞弊，岂可不彻底根究?而祝德麟于传旨询问时尚犹豫不说，特别令人可恶!祝德麟亦令解任，交与福康安等，提齐人证，再加严审，务必审得实情，秉公定拟具奏。

随即，福康安等对黄寿龄进行了审讯。黄寿龄最初说：“只因考试时场规很严，不被录取的士子未免有所抱怨，造作浮言也未可知，实际上祝德麟所参的事并无根据。”而当福康安等驳以杨朝佐等人纳银事，黄寿龄称自己都是凭文录取，并不认识杨朝佐等人，也没有收过他们的银两，更何况考到后例由总理堂官和察酒录科，分别去取，方准入场，自己仅为司业，只负责考到，诸生岂肯相率馈送!对此，福康安等人自然不会相信。

九月十六日，福康安等拘来一应证人审讯黄寿龄，黄才承认收过杨朝佐等银两。福康安等认为黄寿龄的供认，“尚有避重就轻情事”，故在继续严讯黄寿龄的同时，又对祝德麟严讯其“无钱不取”说的来历。祝德麟既是在署内听御史曹锡宝论及黄寿龄声名不好，因无实据难于办理，并有王念孙为证人。而传询曹锡宝、王念孙，称是祝德麟先行谈起。两说显系矛盾，故福康安上奏将曹锡宝、王念孙也一并解任候审。

福康安等还对黄寿龄阅过的卷子进行核查，发现所取沈惟、赏沅的卷子粗劣，为不该取而取中者，一并传檄拿来候审。乾隆接到福康安等发来的奏折后，命再加确审。

九月十八日，福康安再审黄寿龄等人，得知黄寿龄共收范三元等二十二人送来的礼银，计六十三两(其中有刘墉的堂弟)。讯有关证人，情节相符，不存在考前勒索情弊。至祝德麟参劾黄寿龄的原因，黄称因上年同在文渊阁阅<四库全书)时，同座一桌，祝德麟自以科分较深，总令黄寿龄查对字档、取送书册，黄寿龄却不听他传唤，故结成积怨。而祝德麟称，虽有此事，但系小嫌，彼此并未争斗，而参奏之事究属不为无因。至于祝德麟和曹锡宝、王念孙三人的“议沦”，祝德麟最终承认是自己先说起，因见杨朝佐等人，故为不满，实有参奏不实之处。

故福康安定议：黄寿龄虽非勒索，但将受业门生等熟识之人瞻徇录取，又复收受礼银，当此更定考试条例之时，实属可耻，应以事后受财科断，折责三十五板；诸生等非考前行贿，俱免追究；祝德麟参黄寿龄虽属有因，但并不列款，乃浮言耸听，又妄引多人作证，请革职；曹锡宝、王念孙等知情不举，应交部议处；刘墉管理国子监事务，吉善系国子监祭酒，于黄寿龄得受礼银之处，何至毫无见闻?并交部议处。

乾隆接到福康安草拟的处理意见后对有关人员做了处理，对刘墉的责任，乾隆批示到：

刘墉系总理国子监事务，吉善身系祭酒，于考到一事，自应一同办理，何以专交黄寿龄一人考校，致滋物议、咎实难辞。刘墉、吉善俱交部议处。

从这一事件中，可知国子监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尽管刘墉自己能做到廉洁自律，但对国子监的管理却不能严格，这也是刘塘此次获得处分的原因之一。钱沣年谱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说钱沣揭发国泰勒索属员案后，受到乾隆的信任，“频蒙召对，有所见辄直陈，于是太冢宰刘墉在国子监说：昨钱南园已将科场作弊事面奏皇上了，诸生慎自爱”。于此可知钱沣曾于乾隆四十八年举发过国子监考试存在的问题，也可见刘墉管理国子监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