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歷史上的三次帽子風波

1. 我軍歷史上重要事件和著名人物有哪些當然

秦國變法：商鞅。秦國統一中國：秦始皇。鄭和下西洋：鄭和。

2.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中國的首都曾三次被外國侵略軍佔領，這些事件分別發生在哪次戰爭期間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侵佔北京、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侵佔北京、
日本侵華戰爭中侵佔的是南京,並在南京進行了殘忍的大屠殺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佔領北京
八國聯軍侵華1900年,佔領北京
抗日戰爭1937年日軍佔領南京

我跟樓上都是在網路上找來的，上網路搜「中國的首都曾三次被外國侵略軍佔領」

3. 1978年中國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

1、知青返鄉

1977年高考被恢復，大多數在農村的知識青年想方設法要回到故鄉去。1978年冬在雲南的知識青年以請願和罷工的形式來將他們的要求表達出來，再次使的中央感覺到問題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鄉，10月1日中央基本上決定過去下鄉的知識青年可以回故鄉城市。

2、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69人，候補中央委員112人。會議由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主持。全會的中心議題是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指示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3、安徽鳳陽點燃「星星之火」

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十八位農民以「託孤」的方式，冒著極大的風險，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 這一「按」竟成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變了中國農村發展史，掀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自強不息的小崗人創造出了「敢想敢幹，敢為天下先」的小崗精神。

4、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播出。

1978年1月1日起《新聞聯播》每天19:00在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直播，同時各省級衛視進行轉播。播出時長20分鍾，給各個新聞影片加了配音。 並且啟用了新的片頭。5月1日，經中共中央批准，北京電視台更名為中央電視台。

5、中美確認建交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中美建交公報》發表，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它的發表，標志著中美隔絕狀態的結束和關系正常化進程的開始。決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系。

4. 我軍在歷史上經歷過3次大規模的精兵簡政,這三次整編分別是在什麼時間進行的

1941.1952.1985

5. 中國在歷史上經歷了三次大規模外敵入侵是哪三次

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衛國策略 第1頁(共99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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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中國在歷史上經歷了三次大規模外敵入侵，前兩次都亡國（王朝覆滅）了，一次是蒙元南下、一次是滿清入關，唯一沒有亡國的，並全面戰勝侵略的，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能取得衛國戰爭的勝利，離不開蔣介石正確的衛國策略。
抗戰結束後，中華民國不僅大體保持了清王朝原有版圖，還拓展了370萬平方公裏海疆。1946年，國民政府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派遣林遵、姚汝鈺率「太平號」、「中業號」、「永興號」、「中建號」等四艘從美國租借來的艦只收復南海諸島，隨行的內政部方域司官員在完成南海測繪後劃下「九段線」（當時為「十一段線」）。為紀念新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中沙群島的一處暗沙被命名為「憲法暗沙」，主島被命名為「民主礁」（今「黃岩島」）。「九段線」被當時世界各國所承認，現在「九段線」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南海權益的重要依據。
一、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有人說，蔣介石消極抗日，堅持「不抵抗」政策，只是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才被迫抗日。做出這樣的判斷，不能不顧中國當時的歷史處境。1928年，國民黨北伐實現了國家統一，南京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為民國的中央政權。1930年，蔣介石在中原大戰中平定了軍閥叛亂，國家軍事實力遭受重創。僅隔一年，1931年即爆發了***事變。這意味著

6.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三次工作重心轉移是什麼

第一次工作重心轉移由城市轉向農村，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第二次工作重心轉移由農村轉移到城市。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了黨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大問題；

第三次工作重心轉移是將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78年，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決定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6)我軍歷史上的三次帽子風波擴展閱讀：

中共第一次工作重心的轉移，是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體現了理論聯系實踐的原理。

中國革命最後的勝利，證明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這一革命方針的正確性。體現了實踐是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的原理。

三次工作重心的轉移，體現了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抓主要矛盾的道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辦好中國的事情，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實事求是。

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務必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高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目標。「十一五」期間，堅持把發展作為主題，堅持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堅持把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作為動力，堅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出發點，堅持把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結合起來。

7. 我軍歷史上的三大悲劇性戰役

湘江之戰，西路軍蒙難，皖南事變。
湘江戰役也稱為全州戰役，是關系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一戰。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在湘江上游廣西境內的興安縣、全州縣、灌陽縣，與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最終從全州、興安之間強渡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中央紅軍也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部隊指戰員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餘人。
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名義致電八路軍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葉挺、項英，強令將在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於1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復電何應欽、白崇禧，據理駁斥了國民黨的無理要求，但為顧全大局，仍答應將皖南新四軍部隊開赴長江以北。而蔣介石對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計劃密令第三戰區顧祝同、上官雲相將江南新四軍立即「解決」。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等9千餘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開始北移。1月6日，當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7個師約8萬人的突然襲擊。新四軍英勇抗擊，激戰7晝夜，終因眾寡懸殊, 彈盡糧絕，除傅秋濤率2000餘人分散突圍外，少數被俘，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後遇難，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8. 中國歷史上的三次南北對峙

東西之爭和南北對峙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個突出現象。東西相爭，必有一條縱貫南北的軸線作為雙方爭奪的前沿地帶；南北對峙，則必有一條縱貫東西的軸線作為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大致是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南北對峙的中間軸線是淮河至秦嶺一線。南北對峙的前沿地帶常常隨著南北雙方力量的強弱變化而在淮河南北有一定的擺動幅度，尤其以在淮河與黃河之間的擺動為最頻繁，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與南北對峙的中間軸線的交匯地帶。因此，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對峙，中原都必定是雙主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

東西之爭

東西之爭在戰國、秦漢時期比較典型。秦的兼並及統一戰爭、楚漢戰爭、西漢時東方諸侯國王國對西漢中央政權的挑戰、東漢末年關東州郡討董卓之戰，都是一種東西之爭的態勢。

春秋末期禮崩樂壞，兼並戰爭興起，各諸侯國之間彼此攻伐，社會秩序比較混亂。秦自隴西徒居關中，經過歷次變革，發展成為一個以耕戰為本的強國。自商鞅變法之後，秦東進意圖日益明顯。秦國以關中、漢中、巴蜀為基礎，東逼六國。合縱連橫遂成為當時的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內容。

所謂合縱主要是山東諸侯因感西方強秦的威脅而試圖進行一場縱貫南北的大聯合，西拒強秦；連橫則是作為合縱的對應物產生的。秦經過幾代的努力，其東進已取得重大進展。到昭襄王時，秦已侵佔河南南陽盆地、三川河谷及山西西南部，正沿黃河及太行山嵴嶺一線蓼開攻勢，處於積極東進的良好態勢之中，東主六國的國都均處第二級階梯以東山無山河之險作為屏障。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頃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楚國有賢人與楚王談當時天下形勢，談到幫與東方各國之間的戰略態勢，說：「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鷹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例，勢有地利，奮翼鼓翮，方三千里。」（《史記》卷四十・楚世家）可說是對於當時東西對抗形勢的一種很好的概括。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基本上是循著這種態勢所表現的勢能進一步發展，後世的東西對抗也基本上不出這種態勢。

秦亡後，楚漢相爭，楚據彭城，漢據關中，雙方在滎陽、成皋之間展開激烈的拉鋸戰。漢王劉幫三年（公地前204年），劉邦困於滎陽，成皋間，欲棄成皋以東，退屯鞏，洛以拒楚。酈食其建議劉邦說：「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栗，塞成皋之險，杜太行這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律，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史記》卷九十七・酈食其傳）酈食其的建議旨在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他說到的幾處關隘所扼守的一線，基本上就是前面說到的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的東部邊緣。澄清東西對峙的態勢對於以後劉邦的戰略決策很有幫助。如果說酈食其的建議在當時主要還是一種守勢的話，那麼，後來韓信率兵東下太行、劉邦自武關南出宛葉以分楚之勢、遣隋何誘英布背楚歸漢等重大舉措都可謂以酈食其所描畫的東西對峙態勢為基礎的，是這種態勢的延伸。

西漢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為其統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東制諸侯」的思路在其統治政策中有著相婁的烙印。賈誼上書，念念不忘「山東之憂」，苦心積慮防備東方「大諸侯之有異心者」（《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漢武帝時，還在琥關、蒲津關設關官以羈行旅；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關東地區發生大水，下詔「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漢書》卷十・成帝紀）這則史料表明，這些關卡大部時候是限制東西部人口流動的。西漢時，已是「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對於東西部之間的人口流動都有一定的盤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政策固然有其不得已的一面，但的確礙著東西部之間深度整合的完成。因此，秦漢的統一還包含著相當的脆弱性，東西方之間的隔閡並末完全消彌過。一有機會，這種隔閡便顯現出來。西漢前期異姓諸侯王叛亂、中期的同姓諸侯王叛亂便是這種隔閡的顯現。

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面反，漢廷大驚。故楚令尹薛公對劉邦分析說：「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末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東取吳，西取楚，並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東取吳，西取楚，並韓取魏，據敖倉之栗，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末可知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史記》卷九十一・鯨布列傳）英布所據為淮南地區。薛公所說的上中二策，實際上是以兼並東部平原地帶而與西漢成東西對峙的態勢。英布乃驍勇之將，自韓信、彭越被誅後，漢軍之中已無堪與匹敵的將領。統兵打仗、沖鋒陷陣，無人能敵；而長算遠略則非基所長。因此，對於英布來說，或許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適些。採取中策，略取吳楚，然後「並韓取魏，據敖倉之栗，塞成皋之口」，以決勝負於順的，是將再現原楚漢戰爭的局面，此時，東部形勢比原項羽時有利，而劉邦所處形勢則較從前不利，因此，單純從戰爭的角度來說，英布採取中策，或許有一線的取勝希望。英布終因取下策而敗。英布並未採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卻是對西漢時期東西形勢的一種很具代表性的判斷。

七國之亂時，吳王劉濞麾下桓將軍建議吳王說：「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守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琥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史記》卷一百0六・吳王濞列傳）在桓將軍建議中，除了出於步兵與車騎二軍利弊比較的戰術性考慮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戰略眼光。他所說的「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可謂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態勢形成，據有洛陽一帶的糧倉和武庫。惜吳王未從桓將軍之議，而盡銳攻梁之睢陽，終為周亞夫所敗。

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又進行過一場未遂的謀反。史載劉安日夜與屬下研究天下形勢，「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他問計於伍被，敘述其發兵的打算，說到七國之亂時吳王的失誤，他說：「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穎川兵塞圜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絕成皋之道，事故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如何？」（《漢書》卷四十五・伍被列傳）看來劉安是看到了吳王劉濞失徽的關鍵，「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是言漢廷平叛大軍順利通過成皋之口東西並迅速展開，足見成皋在當時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計劃「先邀成皋之口」，然後「塞圜轅、伊闕之道」、「守武關」、「據三川之險」，控扼東西之間諸往來通道，以與西漢形成東西對峙之勢。劉安以謀泄而敗，其計昨未及施行。

東漢末，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董卓一面徙漢獻帝於長安，一面遣後戍守洛陽。曹操建議說：「諸君聽吾計：使勃海（袁紹）引河內之眾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圜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袁術）率同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計逆，可立定也。」（《資治通鑒》卷五十九・漢紀五十一）當時董卓所率乃涼州精兵，而討董卓諸將皆關東人，從人事組成上看，這種對抗已帶有東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據洛陽，虜掠財物俱運關中，隱然已有西歸之意；董卓西遷，司馬荀爽便對董卓說過：「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同上）雙方都認識到了當時東西對峙的形勢，曹操之議更是深知東西對峙的態勢和爭奪的關鍵。但諸將不聽，終至食盡兵散，漢末局勢遂不可收拾。

十六國時，前後趙在北方對峙，前趙據關中，後趙據河北，雙方在山西、河南對抗。後趙石虎因攻前趙在山西的重鎮蒲坂而引發前、後趙在洛陽的大決戰。時前趙劉曜擊敗後趙石虎，然後揮兵南下，圍攻後趙洛陽。後趙石勒親自率兵自襄國馳援洛陽，進軍途中，石勒偵知劉曜仍轉困洛陽，說：「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資治通鑒》卷九十四）劉曜若能扼守成皋關，或阻洛水而守，是為拒敵於險要之外，石勒給有千軍萬馬也無可奈何，洛陽自可不戰而下。成皋、洛水之險棄而守，縱敵入險，實為劉曜的重大失策，這種失策鑄就了劉曜的失敗。

後來前秦、前燕在北方對峙，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陽之戰的形勢與前、後趙洛陽之戰有些類似，但王猛攻洛陽，先派軍扼成皋之險，以斷前燕援軍入援之路，洛陽遂成瓮中之鱉，不戰而下。

東、西魏在北方對峙，曾在河南展開激烈的爭奪，雙方數度在洛陽展開激戰。但西魏軍既不能東據虎牢，又不能北據孟津河橋，故屢次強攻洛陽而不能得利。這種情勢一直延續到北齊、北周對峙的時代也未有多少改變。

比較典型的東西之爭一般在中國地勢第二階梯與第三階梯之間進行，而以中國地勢第二階梯的東部邊緣地帶為對抗前沿：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經嵩山山脈、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轉向鄂西山脈一線，為東、西方之間對抗的前沿，這一列南北向的山脈分隔中國的東、西部地區。

在這一線山脈上有一些山地隘口，為東、西交通要道。沿太行山一線，自北向南，依次有居庸關、飛狐口、紫荊關、倒馬關、井陘關、滏口、天井關等關隘，在嵩山南北又有成皋、太谷、圜轅、廣成、魯陽等關隘，扼守燕、西方往來通道，在洛陽附近不有孟津，為黃河重要渡口。因此，上述一線雙方爭奪的急所，尤以成皋一帶為爭奪的關鍵。成皋處於東西對抗的中軸線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東、西方之間通行的捷徑，劉安所言「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當是那個時代流行的看法。

從中國地勢的大體形勢上來說，這種對抗卻是西主居地勢利，而東方則處相對劣勢。西方地勢很高，面對東方，居高臨下，若是能據成皋一線，即已取得一種非常有利的攻勢態勢，失成皋一線則全失地之險，故歷史上的東西之爭以西方勝利者居多而東方勝利者居少。

南北對峙

南北對峙是中國歷史舞台上的另一個突出的現象。歷史上的南北對峙與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線有密切的關系。淮河至秦嶺一線為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線。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為南、北方的主要區域。志、北方內部各域這間聯系比較緊密；南北之間跨度很大，南北氣候、環境的差異較大，南北的生產方式、社會文化乃至生活習性差異也較大。這是南北對峙的地理基礎。

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中國歷史上的南北對峙，除了孫吳與曹魏（西晉）之間一度出現的短暫對峙為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外，其它的南北對峙如西晉衰亡之後的十六國北朝與東晉南朝之間的對峙和北宋衰亡之後的金、蒙古（元）與南宋之間的對峙，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北方少數民族以游牧民騎射為業，男子都是天生的戰士，勇猛善戰；在戰略、戰術上，慣於騎兵野戰、遠程奔襲。這些少數民族在進入中原之後，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進的文化，從而提高其社會組織上的效能；但他們久居北方，性習溫涼，而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宜於秋冬時節。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治軍以組織、秩序和紀律見長，經過嚴格訓練；其作戰講究部伍陣法，長城戰和守城戰，多能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故其對北方的作戰宜於春夏時節。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南北之間、黃淮一帶地形的氣候上的特點，又使得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參半。這一帶既有曠闊的平原，又有縱橫分布的江河水道，寒暑季節變化明顯。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人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這種天時和地利上的特點，也使得南北雙方易於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南北軍事對抗一般以黃淮平原為主戰場，而以淮河至秦嶺一線為對抗線，這條對抗線隨著雙方力量的消長變化而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有一定幅度的擺動。淮河以南，有較長的雨季，江河水道縱橫，開成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沖北方鐵騎的沖擊力。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也削弱了北方鐵騎的沖力。這樣，北方勢力和右越過黃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面臨氣和環境上的巨大困能。但是在淮河以北，情況就不一樣了。淮河以北的河流，雨季較短，氣候乾燥，河流水流量有限，冬季又有封凍現象，容易渡涉，不足以阻擋北方的鐵騎。志方若越過黃河向北深入，則會面臨補給線過長的困難。這樣，作為中國地理上南北分界線的淮河不期而然間也在了南北對抗的一個分界線。

北方游牧民族每每趁中原政權的衰弱，憑借軍事上的優勢，透入中原，探制北方地區；而南方漢人政權在失去對北方的控制之後，多能憑借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整合南主社會，發揮南方漢人社會的特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從而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

秦漢時期，雖間有短暫的動盪，但統一的大局卻基本上維護了三、四百年。這三、四百年間也積累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終於導致了漢未政治秩序的崩潰。漢未政治秩序的崩潰最顯著的後果即為統一的中央帝國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經西晉短暫的統一，又因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而演成南北對峙之局，並持續了近三百年。北宋以後，隨著女真和蒙古的先後南下，金、元與南宋之間再度形成南北對峙之局。

南北對峙之際，雙方的角逐本是在一個更廣闊的舞台上展開，若單考察在中原這片地域內的爭奪，則不能不先考察這片地域的南北兩邊的地理形勢。隨著雙方力量的強弱變化，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在淮河與黃河之間有所擺動。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別山、桐柏山屏護長江上游，東部江淮之間，水道縱橫，屏護長江下游；在黃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環繞著的山西高原，東部是河北平原。

在漫長的南北對峙史上，南北交兵自然是很頻繁的。我們可選取幾場典型的戰例來分析。

在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的對峙中，以劉宋與北魏的對峙最為典型。這期間，南方實力臻於鼎盛，所據地理態勢亦較好，而北魏也在這期間統一了北方，國力空前強盛。劉宋的建立者劉裕在晉末舉行了成功的北伐，收復了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域，到他建宋時，雖關中已失，但河南、山東仍為南主所有。劉裕剛死，北魏趁喪南侵，奪占河南。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垢，便有收復河南之志，在他有生之年，舉行過幾次北伐。劉宋先後於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兩度大舉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軍趁春夏雨季北進，並迅速攻佔沿黃河一線的重鎮，然後沿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戰領河南後還設立了河南四鎮：洛陽、虎牢、滑台、 ；但是等到秋高馬肥的時節，北魏鐵騎南下，沿河的防禦便很快崩潰，所以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戰爭指導有誤。這時，值得分析的是劉義隆北伐目標的選擇問題。

劉義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復河南，但河南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佔河南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且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劉義隆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元嘉七年時，北魏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北魏以山西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南面中原。所以每次宋軍來攻，北魏都是先收兵暫避，待秋高馬肥，北魏鐵騎能發揮優勢的時候，再大舉反攻，輕松收復恃者乃在北魏對中原所擁有的地理形勢上的優勢。劉裕北伐後秦時，崔浩便對北魏明元帝說過，就算劉裕上岸北侵，我軍退守代北，諒劉裕不能起東南之兵與我遠爭河北。北魏伐柔然，群臣們又顧慮劉宋，崔浩又斷言：「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魏收》崔浩傳）所以劉義隆北伐，只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倒是劉宋青州剌史劉興祖上表所言進兵之策比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劉義隆欲趁北魏太琥帝拓跋燾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河南詛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眾，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今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志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今居庸慶），因事指揮，隨宜加援，畏威掀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資治通鑒》鄭一百二十六・宋紀八）劉興祖所言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這的確是北魏之為擔憂的一種前景。元嘉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崔浩曾對太武帝分析說：「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縣），西道沖鄴（今河北臨漳附近），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宋軍）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魏書》崔浩傳）在崔浩看來，宋軍右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由此呆見劉興祖所言進兵之策可謂極富膽略，且洞悉宋魏對峙的戰略形勢。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志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採納。這次北伐又告失敗。

劉宋的兩次北伐以失敗告終 ，還招致北魏的大舉反擊，萬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後，大舉南進，南抵長江北岸，那年十二月，魏主親至建康對面的瓜步山上，鼙鼓之聲震動江南。劉宋北伐潰軍，退過壽陽、彭城、盱眙等重鎮；江南之軍，沿江戍守，江南全面戒嚴；江淮之間；堅壁清野，甚至不惜在水井、草料上投毒。魏軍也曾強攻彭城、盱眙等重鎮，但都未能破城，只得於新的一年雨季到來之前引兵北還。

北魏在孝文帝時遷都洛陽。此前，北魏已奪佔南朝淮北之地，現在洛陽既為北方之都，與南主江淮一帶更加逼近，孝文帝為求新都的安全，遂於遷都之後一再統兵南方漢方和淮河上游地區。當他取得了南陽，統兵來爭襄陽時，卻遭到了南方最激烈的抵抗和反擊，因為這已角及到了南方在襄漢上游的整個防禦體系。雙方幾度用兵，在南陽與襄陽之間形成膠著之勢。南齊時期，雙方在南陽、義陽、壽陽、鍾離一帶展開過激烈的爭戰。

「河朔之變」凶，北方出現動盪，北魏宗室倖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蕭衍欲以魏圖魏，於梁武帝大通元年（529年）派將軍陳慶之率兵擁北魏北海王元顥北上。陳慶之率軍連克滎城（今商丘東）、梁國（商丘）。大梁（開封）、滎陽、虎牢，遂入洛陽。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顥在洛陽登位。時北魏主政者為爾朱榮，爾朱榮坐鎮晉陽，遙制洛陽朝廷。爾朱榮聞洛陽有變，當即火速南下，邊行邊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結，然後擁魏主進兵洛陽。陳慶之扼守河陽河橋，以拒爾朱滎之軍。爾朱榮縛材為筏，渡過了黃河。元顥及陳慶之軍潰敗，元顥被殺，陳慶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陽。陳慶之入洛之戰為主宋以後南方對北方較深入的一次用兵，與劉宋時期的北伐一樣，其進兵也速，其潰敗也速。

十二世紀起，北方少數民族雙陸續南下，入據中原，女真和蒙古先後與南宋對峙。女真起自遼東，建立金， ，滅遼而入據河北，又滅北宋進臨河南。金以一游牧民旄憑借武力消滅遼、宋兩個大同，統治區域迅速擴大，它需要時間來消化它征服的成果，也需要時間來適應中原農業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包括適應中原地區的 氣候和地理環境，所以金在中原地區先後立張邦昌和劉豫兩個傀儡政權作為為它控制中原的過渡階段。金兵鐵騎則根據形勢變化，不時南侵，尋殲南宋軍主力及宋室群臣。

南宋重建之初，對於國防的重建即有「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張浚經略關陝）之類的議論。南宋與金對抗，主要恃川陝、荊襄。江淮三大戰區相到策應，自荊襄北出中原，可以在東、西兩大戰區之間呼應，自荊襄北出中原，可以在東、西兩大戰區之間呼應，尤其是可以趨江淮戰區這北，威脅金兵後路。宋金對峙時期，岳飛、吳拱都曾自荊襄北出，進攻河南，威脅金兵後路。

岳飛於宋紹興四年（1134年）擊敗叛將李成，收復襄陽；又乘勝北進，從偽齊手中收復鄧州、唐州及信陽軍。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自襄陽大舉北進，相繼收復穎昌（今河南許昌），淮寧（今河南淮陽）、鄭州，又配合敵後抗金的李興收復洛陽等地。七月，岳飛在郾城大敗金元帥宗弼之軍，又在穎昌大破金兵的反撲，乘勝進至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金軍對壘，准備渡河收復失地；由於岳飛的勝利進軍，河東、河北人民紛紛響應，襲擊金軍，斷其歸路。金人大恐，准備退回北方。就在這時，秦檜與襟高宗謀棄淮河以北之地與金人求和，急詔岳飛班師，岳飛被迫退兵，所復諸州再次喪失。宋高宗殺岳飛，自毀長城，也毀掉了岳飛北伐的成就，南宋以屈辰的代價換得了暫時的和平，這就是「紹興和議」。

金完顏亮敗盟南侵之時，南宋又以吳拱自荊襄向河南發起反攻，威脅金東路的後路，以牽制金江淮方向的進攻。宋金又以達成「隆興和議」而停戰，是後雙方未再發生大的戰事。

9.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帽的幾次重要換裝歷史

「飛」軍帽的故事(2009-09-03 14:28:29)[編輯][刪除]標簽：雜談

搶軍帽的故事 (請不抄襲）

「搶軍帽」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講，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然而在極左思潮泛濫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那個對軍人無比崇拜的鼎盛時期，在那個特殊的畸形年代裡，「搶軍帽」的事情應運而生。它無時無刻、確確實實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1965年6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取消軍銜制，隨即廢止55式軍銜服裝。全軍幹部、戰士一律戴解放帽、佩帶紅五星帽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軍帽既是代表革命的象徵，也是紅衛兵、造反派的重要標志之一。紅衛兵的服裝實際上就是軍裝，擁有一頂軍帽就是當時年青人追求的「時髦」「。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就是當時最流行的口頭禪。解放軍是年輕人的嚮往，穿軍裝，戴軍帽是夢寐以求的願望。那時想搞到一套軍裝、一頂軍帽，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夢想。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每次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紅衛兵小將都是穿一身草綠色的軍裝，他手裡拿著軍帽向大家揮舞著。他的光輝形象無疑影響著一代人對軍裝的崇拜和嚮往。
但是在當時想搞到一套軍裝並非易事。
記得文革肇始的1966年，社會上已經開始銷售仿製軍帽了，那時候發票證給紅衛兵購買，由於當時購買量太大，供不應求。大家就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渠道去「整」，真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後來逐步演變成了戴真正的軍帽。
過了一段時期，一些求帽心切的、沒有路子的，索性打起了歪主義，開始「搶」別人頭上戴的軍帽，在搶軍帽最盛的一段時間內，強搶軍帽的事情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他們或一人騎自行車，發現目標尾隨其後，突然順勢從別人的頭上把帽子搶跑。或者二人騎車作案，由後面的人將帽子搶走。他們手法嫻熟,鬧的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後來愈演愈烈，人們把它稱為「飛」軍帽。還有一些青年人常常冒險去搶別人的軍帽，這也是當時年輕人常見的「犯罪」行為。殊不知在那個畸形的年代，為了一頂帽子而鋌而走險的大有人在，有些人甚至遭受了牢獄之災。
1969年初春，我們班從天津轉來一位叫白曉潮的新同學，他是隨父親從天津部隊到長治軍分區休干所的，由於是軍隊幹部子弟，又是從大城市來的，所以格外引起同學們的關注。尤其那套與他瘦小身材極不相稱的軍裝，和比他頭大一圈的軍帽，更讓大家對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因帽而緣我們兩人成為了摯友。記得每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都會往他的頭上多剽一眼，眼饞的很。因為他的頭上戴著一頂嶄新的「將校呢」呢子軍帽。當時對於我們這些幹部子弟來講，是可望而不可求的。那種想獲取軍帽的強烈慾望，時時刻刻在折磨著我。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又不好意思直接明講，我會繞著圈子專門把話題扯到「搶軍帽」的話題上來。以便引起他的注意，他看出了我的心思，想方設法從家裡把他父親的一頂舊軍帽偷了出來送給了我，這是一頂老式的舊軍帽，不是後來改制的那種解放帽，顏色是黃綠色的，帽檐上扎了之字形的花紋，看起來既漂亮又結實。這在當時來說求之不得的事情。我如獲至寶，由於來之不易我把它當作「奢侈品」，平時都捨不得戴。但是在那瘋狂搶軍帽的年代，我的那頂軍帽也沒有逃脫被搶的厄運，後來也成為了搶者的「囊中之物」。
更為可笑的是，我的一位朋友宋X，看到別人頭戴軍帽羨慕之極，也效仿他人，竟然趁夜色斗膽搶了別人的軍帽，不偏不倚恰好被巡邏的聯防人員逮了一個正著。被送進當時設在東街長治師范院內的「群防群治聯合指揮部」，在裡面關了幾天禁閉，在交代問題與反省過程中，他與抽調到聯防指揮部幫助工作的小紅相識，據後來宋X告訴我們，當時是由小紅做的審訊筆錄，在詢問中一問一答，問題的焦點就是圍繞搶軍帽展開，殊不知，短暫的接觸竟然碰撞出愛情的火花，看著宋X如此痴迷軍帽，還付出了如此大的代價，後來小紅不知道從哪裡弄了一頂軍帽送給了宋X，再後來倆人愛情升溫竟發展成為了夫妻。雖然他沒有搶到軍帽，但宋X搶軍帽因禍而得福。「飛」軍帽事件離奇地促成了他們的一段美好姻緣。若干年後這事也成為我們朋友之間經常譏諷他的談資笑柄。
如今，在人們的裝束打扮中，帽子早已經離我們遠去，那頭戴帽子的人已經廖廖無幾，那綠色的解放帽更是難以尋覓。但是迷戀軍帽、搶軍帽，卻是我們這一代人難忘的經歷。
雖然這是一段泛黃的記憶，卻永遠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

10. 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幾次重要轉折

你說的是黨的轉折吧？
第一次，1927.8.7，八七會議，糾正了陳獨秀右傾錯誤，確立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方針，決定秋收時節發動起義。
第二次，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了李德博古兩人左傾錯誤，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政治領導是張聞天。

1949年七屆二中，決定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革命轉移到建設。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的總方針。
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