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人員藍帽子

⑴ 明朝一位清官因為沒有盤纏回家，朱元璋聽說後為什麼下令將其處罰

朱元璋這位平民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葩，他的存在是中國古代貪官最懼怕的存在，他在位期間處置了太多的貪官污吏使得為官者紛紛聞風喪膽，但是朱元璋打擊貪官的舉止卻受到了無數老百姓的好評，為明朝國家的延續奠定了重要法理基礎。那麼那個時期為什麼一位清官沒錢回家卻被朱元璋下令處罰？

朱元璋的帝王心術迫使當官人員必須在使得自己能夠活下去的情況下為百姓謀福利。

朱元璋雖然說出身基層，但是他的智慧卻是不同於一般人的，他從自己的經歷中感悟了：絕對的清官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相對的清官，你說如果清官如果自己都活不下去了，還有誰願意當這個清官，為老百姓謀福利謀到把自己都餓死那是不存在的。

所以說朱元璋懲罰這個官員完全是處於告誡天下做官的人要把自己也放在心上，皇帝還是允許你通過正常手段使得自己富裕，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當官者有了一絲活下去的機會。

⑵ 此人在史料記載中有名的清官，為何其墓中卻發現大量珍貴隨葬品呢

此人就是明朝的兵部郎中，王士琦的墓葬。王士琦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清官，他一生為官清廉，勤儉克己。但是在1956年一位村民在修建房屋時發現了一座古墓，古墓中有大量的金銀珠寶，後來經過考古學家鑒定，此墓是明朝官員王士琦的墓葬。

朝鮮戰爭數年之後，有了決定性勝利的戰爭之後，朝鮮之後的多年就安定下來，朝鮮百姓對於他非常的敬重。後來王士琦就病重去世了，死在了山西。天啟五年，禮部認為王士琦功勞很大，於是對他的墓進行了修補，並且隨葬了大量的金銀財寶。這才讓他的墓葬中出現了這么多的錢財，而且變得豪華。

⑶ 北宋政治家，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官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封荊國公。漢族。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區荊公路鄧家巷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張改革變法。詩作《元日》、《梅花》等最為著名。
包拯（999—1062），漢族，宋廬州合肥（今屬安徽）人，字希仁。天聖朝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奉使契丹還，歷任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路轉運使。入朝擔任三司戶部副使，請求朝廷准許解鹽通商買賣。改知諫院，多次論劾權幸大臣。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瀛、揚諸州，再召入朝，歷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職。嘉裕六年（1061），任樞密副使。後卒於位，謚號「孝肅」。包拯做官以斷獄英明剛直而著稱於世。知廬州時，執法不避親黨。

⑷ 為什麼大陸的電視裡面清官的帽子都是斗笠一樣香港的都是(看過的都知道)到底哪個是真的

應該以大陸為准,香港的多為暖帽.你可能是誤解了,大陸的電影電視.既有涼帽(象圓錐斗笠),也有暖帽(圓形).而香港的電影電視則不論時間統統是暖帽.這一半是因為道具的問題,一半是因為香港電影對細節的不注意,並不是大陸的電影成本低.兩者的形狀/材質完全不同.暖帽造價高,較好看.

據說清前期和後期的官帽也是不同的.(沒有確證)

清代官員戴的官帽又稱大帽，共有兩種：一為冬季所戴，稱「暖帽」；一位夏季所戴，名「涼帽」。

根據規定，每年三月開始戴涼帽，八月換戴暖帽（北洋艦隊則較為特殊，一年四季均為暖帽）。暖帽多為圓形，周圍有一道檐邊，材料多為皮質，也有緞質、呢質、布質，視氣候而變，暖帽中間裝飾有用紅色絲絛編成的帽緯，俗稱「紅纓」。帽緯之上裝有頂珠，按品級而異，無品則無頂。涼帽為圓錐形，用藤、竹、篾席、麥秸等編成，外裹綾羅，顏色多為白色，也有湖色及黃色。涼帽頂上也裝有紅纓、頂珠，制同暖帽。另，凡戴官帽，都需在頂珠之下，裝一支兩寸長的翎管，用來安插翎枝。花翎用孔雀翎毛做成，俗稱孔雀翎，藍翎則用鶡羽製作。

漢川斗笠就是仿照清朝官帽製作的

斗笠灣的編織起源於清朝，有170餘年的歷史。當時有們名叫艾先培的，農忙時種田，農閑時打竹籃。有一天，他見一位朝廷的官員頭戴的官帽很美觀，就突發奇相想仿照官帽的樣式，編制一種既能遮陽，又能擋雨的竹篾帽。他用做竹籃的篾打了拆，拆了打，終於制出一頂官帽樣式的「斗笠」。只是有料粗糙，又是四方形，戴到田間幹活，難以遮日避雨。爾後又改五方圍編，對徑加大到一尺五左右，加大的部分是平面狀，每方九片篾，俗稱「牛眼睛斗笠」。「牛眼睛斗笠」問世後，在漢川流行了數十年。

寶石與清代官帽
清王朝用各種不同的寶石和金銀作為官員的帽頂，以顯示官員的品級高低和權勢大小。

一品官的帽頂為紅寶石。紅寶石常見的顏色有玫瑰紅、薔薇紅、大紅和暗紅，其中以血紅、鴿血紅為稀世珍品。

二品官的帽頂為珊瑚。珊瑚質地堅硬，顏色多為紅色，以艷紅最為名貴。

三品官的帽頂為藍寶石。藍寶石以藍得像雨後晴空那種「蔚藍」為最佳。

四品官的帽頂為青晶石。自然界的青晶石顏色是極為鮮艷的深藍色、天藍色或紫藍色。

五品官的帽頂為水晶。水晶以「藍水晶」最為少見。

六品官的帽頂為磲，又叫硨磲。它是生活在熱帶海底的一種軟體動物的貝殼，為古代七寶——金銀、琉璃、磲、瑪瑙、珊瑚、琥珀和珍珠之一。

七品官的帽頂為素金頂。

八品官的帽頂為陰文鏤花金頂。

⑸ 中國歷史上的十大清官都有誰

1、千古楷模——晏子

晏嬰是個身體力行 、為民楷模、虛懷若谷 、聞過則喜、頭腦機靈、能言善辯、善於辭令的人，他使楚時曾舌戰楚王，維護國家尊嚴。內輔國政，屢諫齊君。對外他既富有靈活性，又堅持原則性，出使不受辱，捍衛了齊國的國格和國威。 生活節儉，謙恭下士著稱。他管理國家秉公無私，親友僚屬求他辦事，合法者辦，不合法者拒。他從不接受禮物，大到賞邑、住房，小到車馬、衣服，都被他辭絕。不僅如此，晏子還時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祿送給親戚朋友和勞苦百姓。

晏嬰不死君難，棄個人小義而逐國家百姓之大“利”，以國富民強為己任，重視物質基礎、造福百姓、強大國家的行為，義於名而利於實，是司馬遷心中“義”與“利”相融合的理想境界，也是後人學習的典範。

2、天下良吏——黃霸

武帝後期，為加強中央集權而制定了極其嚴酷的法令，同時建立了察舉制度，並任酷吏以嚴刑法。昭帝繼位後，朝中嚴格遵循武帝時期的法律制度，以嚴刑峻法來控制各級官員。於是一些世俗官吏為迎合皇上旨意，就以在執法上能盡量採用嚴刑酷法作為一種有才能的表現，以能吹毛求疵作為衡量能力的標准。黃霸斷案卻崇尚仁政，反對酷刑；對疑案堅持從輕處理；主張對犯罪實行外寬內明，教化為先，把重點放在防患於未然上，所以，黃霸為官，百姓擁護，朝廷滿意，屬下悅服。

黃霸善於調用下屬，百姓之事，無論巨細，都派人詳加調查並妥善處置，就連平民的家常瑣事，他也考慮得周到得體，黃霸還讓驛館、鄉里治所都喂養雞豬，以便贍養鰥寡貧弱的人。黃霸任潁川太守時，得知某鄉有孤獨老人去世，沒有後人來安葬，黃霸就親自督管此事：哪個鄉里治所的大樹可以砍伐作為棺木，哪個驛館飼養的豬可以用來祭祀等。郡內官吏依言前去，跟黃霸所說一言不差。黃霸的細心達到如此程度，可謂明察秋毫。不知內情的人都稱他是神明。姦邪之徒懼怕黃霸，只好去別的郡縣，潁川郡內的盜賊隨之日漸減少。

3、清廉忠烈——楊震

楊震直到五十歲時才在州郡任職。大將軍鄧騭聽說楊震是位賢人，於是舉其為茂才，四次升遷後為荊州刺史、東萊太守。

當他前往郡里路過昌邑時，從前他推舉的荊州茂才王密正任昌邑縣長，去看望楊震，晚上又送給楊震金十斤。楊震說：“老朋友知道你，你為什麼不知道老朋友呢？”王密說：“現在是深夜，沒有人會知道。”楊震說：“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麼說沒有人知道呢。”王密慚愧地離開。

後來，楊震轉任涿郡太守。他在任內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請托。他的子孫蔬食徒步，生活儉朴，他的一些老朋友或長輩，想要他為子孫布置產業，楊震說：“讓後世的人稱他們為清白官吏的子孫，不是很好嗎？”

4、忠君為民——諸葛亮

身為丞相，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不僅帶頭廉政，樹起一面旗幟，同時還把廉政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法律建設來抓，對蜀漢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諸葛亮時期的廉政建設，首先表現在對蜀漢宮城規模和惠陵規模的嚴格控制上。

在諸葛亮執政時期，年青的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當時負責宮中事務的董允以為古者天子後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皇妃之數是一個復雜問題，涉及到皇宮規模建制等諸多問題，非董允所能決定。當時，“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諸葛亮在蜀漢上層創造了一個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圍，蜀國官員以諸葛亮為榜樣，為官節儉，力戒奢華，造就了整整一個廉政時代。

7、憂國憂民——范仲淹

慶歷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針對內憂（官僚隊伍龐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的現狀，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改革綱領，主張澄清吏治、改革科舉、整修武備、減免徭役、發展農業生產等，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舉等各個方面和領域。新政實施的短短幾個月間，政治局面已煥然一新：官僚機構開始精簡；科舉中，突出了實用議論文的考核，有特殊才乾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全國也普遍辦起了學校。

慶歷五年（1045年）正月，以夏竦為首的反對派攻擊革新派為“朋黨”，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敗告終。但新政雖只推行一年，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

8、身殉社稷——司馬光

司馬光為人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於君王、取信於人，又恭敬、節儉、正直，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其餘兩人是孔子、孟子）。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舉動都符合禮節。在洛陽時，他每次到夏縣去掃墓，一定要經過他的兄長司馬旦的家。

司馬旦年近八十，司馬光侍奉他仍像嚴父一樣，保護他像撫育嬰兒一樣。從小到大到老，他說話從來沒有隨便說過一句，他自己說：“我沒有什麼超過別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從來沒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誠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陝西、洛陽一帶的人們都以他為榜樣，與他對照，學習他的好品德。如果人們做了不好的事，就說：“司馬君實莫非不知道嗎？”

司馬光對財物和物質享受看得很淡薄，沒有什麼愛好，對學問卻沒有不精通的。他惟獨不喜歡佛教、道教，說：“佛道的微言大義不能夠超過我的書，其中的荒誕我卻不相信。”他在洛陽有田地三頃，妻子死後，他賣掉土地作為喪葬的費用。他一輩子粗茶淡飯、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9、浩然正氣——於謙

永樂十九年（1421年），於謙登進士第。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職隨明宣宗平定漢王朱高煦之亂，因嚴詞斥責朱高煦而受宣宗賞識，升為巡按江西，頌聲滿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地。明英宗時因入京覲見時不向權臣王振送禮，遭誣陷下獄，因兩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請而復任。土木之變後，英宗兵敗被俘，他力排南遷之議，堅請固守，升任兵部尚書。

明代宗即位，整飭兵備，部署要害，親自督戰，率師二十二萬，列陣北京九門外，抵禦瓦剌大軍。瓦剌太師也先挾英宗逼和，他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不許。也先無隙可乘，被迫釋放英宗。和議後，於謙仍積極備戰，挑選京軍精銳分十團營操練，又遣兵出關屯守，邊境得以安寧。當時朝務繁雜，於謙獨運征調，合乎機宜。其號令明審，令行政達。他憂國忘身，口不言功，平素儉約，居所僅能遮蔽風雨。但因個性剛直，招致眾人忌恨。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復辟，大將石亨等誣陷於謙謀立襄王之子，致使其含冤遇害。

10、一代廉吏——於成龍

於成龍上任合州時，土地極度荒蕪。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於原主認業。為此，他嚴格規定了“凡一占即為己業，後亦不得爭論”的原則。同時要求各縣注意為新附百姓解決定居與墾荒中的具體困難，並親自為他們區劃田舍、登記注冊，借貸牛種，申明三年後起科。這樣，“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為己有而無復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日之間戶以千計。”獎勵墾荒是清初基本國策，但於成龍實行“禁止原主認業”先於清廷明確規定的15年前，加之他對具體問題的妥善解決，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辟。

於成龍的官階雖越升越高，但生活卻更加艱苦了。為扼止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他帶頭實踐“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仆”。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於青菜”。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采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他天南地北，宦海二十餘年，隻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發妻闊別二十年後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

⑹ 愛民如子的清官什麼形象

這種電視劇很多，看多了就知道了，最起碼不能腦滿腸肥、肥頭大耳，一般都是兩袖清風且瘦弱的形象，基本不苟言笑，忙於公務，起早貪黑辦案廢寢忘食，家裡人員比較稀少，不能丫鬟婆子成群，生活上很簡朴，並且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家裡妻賢子孝一派和睦的景象，這樣才能專心工作。

⑺ 歷史唯物主義和清官

歷史：
廣義歷史：客觀世界運動發展的過程，可分為自然史和人類社會史兩方面。
狹義歷史：人類社會發生、發展的過程。
歷史學：研究歷史的學問，簡稱史學。與歷史的概念相對應，歷史學也有廣義與狹義之分。
廣義歷史學：世界上一切科學都可以稱為歷史學。
（「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馬克思、恩格斯）
狹義歷史學：研究人類社會以往運動發展過程的學問。
歷史科學：
通常我們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稱之為歷史科學，因為這是在唯物史觀科學理論指導下的歷史學，而以往的史學從根本上來說，很多都沒有超出歷史 唯心論的范疇。
歷史與歷史學的關系：
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真相只有一個。然而記載歷史、研究歷史的學問卻往往隨著人類的主觀意識而變化、發展完善，甚至也有歪曲、捏造。正因為如此，當年胡適才說：「歷史就像一個小姑娘，你愛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這里的「歷史」一詞，嚴格說來，應該是狹義歷史學的含義。也因此，我國古代優秀的史學家們特別重視「史德」——「善惡必書」、「析理居正」，通俗地說，就是實事求是地記錄、公正客觀地分析論斷。

詞源
「史」字在中國古代指史官。篆文中寫為「 」（見圖），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
「歷史」一詞則出現於清末。

歷史這個詞在英語中為History,在法語中為Histoire，二者同出於希臘語的Histria，其本意為「征問」、「問而知之」。

⑻ 史上清官的事跡~~！

一代清官──海瑞 海青天
海瑞（1515－1587），回族，明代著名政治家、著名清官。海瑞字汝賢、國開，自號剛峰，,從教時被稱為海筆架，後人稱其為「海青天」，與宋代包拯齊名。
祖上從福建晉江垵邊（廣西雜志有載）遷居海南瓊山海厝。他自幼攻讀詩書經傳，博學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中舉。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後升浙江淳安和江西興國知縣。
海瑞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清官。推行清丈、平賦稅，並屢平冤假錯案，打擊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任諸暨知縣；嘉靖四十五年任戶部雲南司主事。曾上書批評世宗迷信巫術，生活奢華，不理朝政等弊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戶部主事海瑞買棺材，別妻子，散童僕，以死上書，勸說世宗不要相信陶仲文這幫方士的騙術，應振理朝政，因而激怒世宗，詔命下獄論死。 遭迫害入獄。首輔徐階力救海瑞，黃光升則把海瑞上書比擬兒子罵父，以減輕罪責，並乘機把海瑞留在獄中，營護海瑞甚力。（詳見《中國歷史大辭典》第3681頁）直至同年十二月世宗駕崩，穆宗即位，才奏請釋放海瑞出獄。世宗死後獲釋。海瑞隆慶四年曾前往福建晉江潘湖黃光升尚書府拜謁黃光升，以表營護之恩，有「潘湖海瑞歇馬廟」可證及《中國歷史大辭典》第3681頁有載。 隆慶三年（1569年）調升右僉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懲治貪官，打擊豪強，疏浚河道，修築水利工程，並推行一條鞭法，強令貪官污吏退田還民，遂有「海青天」之譽，深受百姓的愛戴。後被排擠，革職閑居16年之久。萬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後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力主嚴懲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賄，海瑞及聞潘湖黃光升卒，悲傷至極，帶病前來晉江奔喪。後病死於南京。
小故事就很多了：你看這些可以不：
1587年陽歷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與世長辭。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對他的生平行事應該如何評論，人們曾經發生過尖銳的爭執。這爭執一直延續到多少年以後還會成為問題的焦點。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是在上層懸掛一個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標准，而責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圍內照辦，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規定的最高限度執行。如果政府發給官吏的薪給微薄到不夠吃飯，那也應該毫無怨言地接受。這種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動作為證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時候僅僅留下白銀20兩，不夠殮葬之資。

然則在法律教條文字不及之處，海瑞則又主張要忠實地體會法律的精神，不能因為條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隸巡撫任內，就曾命令把高利貸典當而當死的田產物歸原主，因而形成了一個引起全國注意的爭端。

海瑞從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糾紛。他的信條和個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但是，當人們評論他的政治措施，卻不僅會意見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極大。在各種爭執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個共通的結論，就是他的所作所為無法被接受為全體文官們辦事的准則。

海瑞充分重視法律的作用並且執法不阿，但是作為一個在聖經賢傳培養下成長的文官，他又始終重視倫理道德的指導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類的日常行為乃至一舉一動，都可以根據直覺歸納於善、惡兩個道德范疇之內。他說，他充當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訴訟，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數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這斟酌的標準是：

「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

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

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

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用這樣的精神來執行法律，確實與「四書」的訓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並在公庭判案，上距「四書」的寫作已經兩千年，距本朝的開國也已近兩百年。與海瑞同時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這一段有關司法的建議恰恰暴露了我們這個帝國在制度上長期存在的困難：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復雜的因素和多元關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經歷，就是這種制度的產物。其結果是，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海瑞以舉人出身而進入仕途，開始被委任為福建一個縣的儒學教授，任期4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縣的時候，他已經45歲。

這淳安縣，乃是往來三省的孔道。交通發達，本縣人民的負擔也隨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國時所訂立的財政制度，政府中的預算並無旅費一項，全國1040個驛站，名義上由兵部掌管，實際上一切費用，即過境官員本人及其隨從所需的食物、馬匹和船轎挑夫，全部由該地方負責。兵部只發給旅行人員一紙勘合：驛站所在之處，即須按照規定供應。七品官海瑞的聲名開始為人所知，就是因為他能夠嚴厲而巧妙地拒絕了官員濫用這種權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負擔。

這一段故事說，當日以文官而出任總督的胡宗憲，兼負防禦倭寇的職責，居官風厲，境內的官民無不凜然畏懼。一次，他的兒子道經淳安，隨帶大批人員和行李，作威作福，對驛站的款待百般挑剔，並且凌辱驛丞。縣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皂隸拘捕這位公子押解至總督衙門，並且沒收了他攜帶的大量現銀。他在呈報總督的公文內聲稱，這個胡公子必系假冒，因為總督大人節望清高，不可能有這樣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擁有這么多的金銀財物。

如果這段故事夾雜了誇張和渲染，那麼，海瑞對付鄢懋卿的經過則屬確鑿無疑，因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緘牘可以為證。

1560年，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被任命清理鹽法，南北各省的食鹽徵收專賣都歸他節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強抗擊倭寇的財力。對於這位欽差大臣，地方官自然畢恭畢敬，不敢有絲毫怠慢。而欽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標榜儉朴以沽名釣譽的時尚，先期發出通令，內稱本院「素性簡朴，不喜承迎。凡飲食供帳俱宜簡朴為尚，毋得過為華奢，摩費里甲」。這樣的官樣文章早已為人所司空見慣，不過視作一紙具文，即在欽差大人本身也不會想到會有人認真對待。

淳安縣縣令海瑞對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當鄢都院的節使尚未到達淳安，他已經接到一個稟帖。稟帖的一開頭規規矩矩地寫著「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謹稟」，緊接著就把通令的原文節錄於後，再接著就說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聽者皆曰，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並有金花金緞在席間連續奉獻，其他供帳也極為華麗，雖溺器亦以銀為之雲雲。最後要求欽差大人摒棄奢華的排場和搜刮，並且說，如果不能拒絕地方官這樣的阿諛恭維，將來勢必無法做到公事公辦，完成皇上委託的任務。據說，鄢懋卿接到稟帖以後，就沒有敢進入淳安，而是繞道他去。

這種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個陞官的機會。他於1562年調任江西興國，官職仍是知縣，不升不降。以他這樣的性格和作風，上司當然銜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個海瑞也早已罷官免職。他的節儉的名聲遐邇皆知，據說有一次總督胡宗憲竟然以傳播特別消息的口吻告訴別人，說海瑞替母親做壽，大開宴席，竟然買了兩斤豬肉。此事的真實性無法得到證明，但海瑞飯桌上的蔬菜出自他親自督率別人在衙後栽種，則屬毫無疑問。

基於道德觀念的驅使，下級官員反抗上級，歷來也並不罕見，但大多引不起特別的注意，事情發生後不久，隨即為人遺忘。然而海瑞卻屬例外，他得到命運的幫助，歷史站到了他這一邊。1562年，歷任首輔幾達20年的大學士嚴嵩為嘉靖皇帝免職，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繼倒台，其中包括胡宗憲和鄢懋卿。他們既被確定為壞人，海瑞在他們當權的時候敢於和他們作對，當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識。為此他的聲望大增。這49歲的海瑞，雖然不是進士出身，官階也僅為正七品，可是已經獲得了在大眾心目中成為英雄的可能性，只須再加以機緣，就可以把這一地位鞏固下來。

1565年，海瑞再次表現了他直言的膽略。當時他已經升任戶部主事，官階為正六品，這是一個接近於中級官員的職位。當時的北京，並沒有出現什麼令人振奮的氣象。相反的，南北兩方都連連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備軍需。然而政府別無新的途徑籌款，可行的辦法還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稅。前者並不增加收入，也沒有緊縮支出，而僅僅是此款彼用；後者則使稅收制度更加復雜和實際執行更加困難。戶部是國家的財政機關，但是主事一類的官兒卻無事可做。大政方針出自堂官尚書侍郎，技術上的細節則為吏員所操縱。像海瑞這樣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辦公，不過是日漸一日增積做官的資歷而已。

嘉靖皇帝當日已御宇40年。他的主要興趣在於向神仙祈禱和覓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長生不死。他住在皇城中的別墅里，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惰目之，因為他除去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以外，對於國家大事仍然乾綱獨斷，有時還干涉到細節。這位皇帝的喜愛虛榮和不能接受批評世無其匹，只接近少數佞臣，聽到的是各種虛假的情況。當他發現大事已被敗壞，就把昔日的一個親信正法斬首，以推卸責任而平息輿論。這種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關心國家的利益。1565年，嚴嵩去職雖已3年，但人們對嘉靖的批評依然是「心惑」、「苛斷」和「情偏」。然而他對這些意見置若罔聞，明明是為該臣所蒙蔽，他還自以為聖明如同堯舜。

經過慎重的考慮，陽歷11月，海瑞向嘉靖遞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個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舉凡官吏貪污、役重稅多、宮廷的無限浪費和各地的盜匪滋熾，皇帝本人都應該直接負責。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畢竟不會說話，長生也不可求致，這些迷信統統不過是「系風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話，還是「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說普天下的官員百姓，很久以來就認為你是不正確的了。

這一奏疏的措辭雖然極端尖辣，但又謹守著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於皇帝的不過是改變自己的作為，而這改變又非常容易，只需要「翻然悔悟」，由亂致治，也不過「一振作間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夠真正振作，選擇合宜的道路，赴之以決心，他還是有機會成為堯舜之君的。
這樣的奏疏確乎是史無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諍諫，只是批評一種或幾種政策或措施，這種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於說他這幾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屍位素餐，而且連為人夫及人父的責任也沒有盡到，其唐突之處，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讀罷奏疏，其震怒的情狀自然可想而知。傳說他當時把奏摺往地上一摔，嘴裡喊叫：「抓住這個人，不要讓他跑了！」旁邊一個宦官為了平息皇帝的怒氣，就不慌不忙地跪奏：「萬歲不必動怒。這個人向來就有痴名，聽說他已自知必死無疑，所以他在遞上奏本以前就買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訣別，仆從已經嚇得統統逃散。這個人是不會逃跑的」。嘉靖聽完，長嘆一聲，又從地上撿起奏本一讀再讀。

嘉靖沒有給予海瑞任何懲罰，但是把奏章留中不發。他不能忘記這一奏疏，其中有那麼多的事實無可迴避，可是就從來沒有人敢在他面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點！皇帝的情緒顯得很矛盾，他有時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時又痛罵他為「那個咒罵我的畜物」。有時他責打宮女，宮女就會在背後偷偷地說：「他自己給海瑞罵了，就找咱們出氣！」

此時嘉靖的健康已經欠佳，他曾經動過退位為太上皇的念頭，可是這種放棄天下職責的做法，在本朝又並無先例。在1566年陽歷2月底，他左思右想，氣憤難平，終於下令錦衣衛把海瑞逮捕到東廠禁錮。刑部議決對海瑞按兒子詛咒父親的律例處以絞刑，然而嘉靖皇帝在以前雖然批准過許多人的死刑，在這時候卻沒有在刑部的建議上作任何的批復，因此，海瑞就在獄中住了10個月。

有一天，獄中忽然設酒餚相待。海瑞以為這是臨死前的最後一餐，他神色不變，飲食如常。提牢主事悄悄告訴他，皇帝業已升遐，新君不日即位，你老先生乃是忠臣，一定會得到重用，海瑞聽罷，立刻放聲號哭；號哭之餘，繼以嘔吐。

1567年年初隆慶皇帝登極，海瑞被釋出獄。對他的安排立即成了文淵閣大學士和吏部尚書的一個難題。他的聲望已為整個帝國所公認。他當然是極端的廉潔，極端的誠實，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可能就是極端的粗線條，極端的喜歡吹毛求疵。這樣的人不會相信為人處世應該有陰陽的分別，他肯定會用他自己古怪的標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對他應該怎麼分派呢？看來比較穩妥的辦法是讓他陞官而不讓他負實際的責任。於是，在不長的時期內，他歷任尚寶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這樣一個閑曹自然不能令海瑞滿意，因為他是倫理道德的堅決信奉者和實行者，對國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責任感。

1569年年初的京察，按照慣例，凡屬四品以上身服紅袍的官員都應當作出自我鑒定。於是海瑞在奏摺中說：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對我破格擢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沒有一個人會比我更加迫切地要求報答陛下的恩典。接著，他謙虛地聲稱自己才淺識疏；又接著，他表示自己現任的職務只是專管查看呈奏給皇帝的文書，看罷以後原封發送，既無財政責任，又用不著下左右全局的決心，但是連這樣的一個位置還不稱所職，所以不如乾脆把我革退。

這樣看來，海瑞並不是完全不懂得陰陽之道的精微深奧。他陽求罷免，陰向管理人事的官員要挾：如果你們真的敢於罷黜我這樣一個有聲望的、以諍諫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們必然不容於輿論；如果不敢罷黜我，那就請你們分派給我能夠實際負責的官職。

文淵閣和吏部終於向他低頭。當年復天，海瑞被任命為南直隸巡撫，駐扎蘇州。且不說這里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即使是一般地區，任命這樣一位不由進士出身的人擔任巡撫，也已屬於罕見。但是這一地區歷來號為難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職，有識見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後果。事實不出所料，8個月之後，他遇到劾參而被迫退休。

海瑞的新職一經發表，南直隸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計到將會不能見容於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動離職或請求他調。縉紳之家紛紛把朱漆大門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韜光養晦。駐在蘇州的一個宦官把他的轎夫由8人減至4人。舉出這些瑣事，就可以證明新巡撫大人聲勢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懾。

⑼ 明朝一位清官因為沒有盤纏回家，朱元璋聽後為什麼下令將其處罰

朱元璋認為清官——曾秉正是在間接表示，在朝廷當官卻連回家的盤纏都不夠，以此來羞辱朱元璋，所以要處罰他，以示威嚴。他認為為朝當官，每年三十五石的俸祿是應該足夠了的。

主要是因為朱元璋以前過了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覺得平民百姓和官員貧富差距太大，所以痛恨貪官，因此，他當上皇帝後，縮減了官員的俸祿，可是卻導致貪官的增多，因為覺得不夠開支，只能貪，所以這個方法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貪官污吏，反而使曾秉正這樣清廉正直的官員，因為沒有錢財，被朱元璋懷疑，最後落得如此下場。

⑽ 為什麼考官受賄，清官受累

沒有哪種誘惑比擺在眼前、伸手即得的利益更誘人的了，但是也沒有哪種誘惑比這更危險。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六月，劉墉就任工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務，以後他多次兼理國子監，成為這所全國最高學府的負責人。

劉墉主持國子監期間，曾親歷視學大典和臨雍大典。據隨班觀禮的朝鮮使臣說，乾隆五十年臨雍講學時，觀講學禮的諸生多達三干多人，每人都獲賜銀兩，可謂盛況空前。

這次臨雍講學的內容為《大學》和《易經》，由大學士伍彌泰、大學士兼管國子監事務蔡新分講《大學》所謂五倫知止，即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易經》由祭酒覺羅吉善等講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節。

這次臨雍大典，正值辟雍新近建成，又恰逢太早甘霖，使乾隆異常興奮。

唯一使乾隆感到遺憾的是，典禮過後賜給群臣茶水時，禮部官員忙中出亂，忘了給主講官蔡新等人安排賜茶，這又使乾隆不滿。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國子監在舉行鄉試預選考試時發生了諸生饋送堂官的事情，結果被御史祝德麟彈劾。乾隆在批示祝德麟的摺子中稱：

覽之不勝駭異。祝德麟參奏黃壽齡，競有非錢不取，士怨沸騰之事，殊出情理之外，如果所參屬實，黃壽齡所得贓銀無論滿數與否，均當立置典刑。

黃壽齡即先行摘去頂帶解任，交刑部看守，並派福康安、董誥即日起程回京，秉公審辦。但祝德麟所奏系屬傳聞，並未奏出黃壽齡得賄實在證據，事關科場舞弊，罪名出入甚重，也不便以風聞入告之言坐人死罪，致啟將來告訐之端，並令福康安等，即傳該御史到案，面加詢問，令其將黃壽齡考到時曾向何人勒索銀兩，所聞非錢不取之說系何人向該御史告知，再拘齊犯證，逐一確切嚴審，定擬具奏，以咸信讞。如該御史不能指出證據，即當律以誣告反坐之罪。至其餘國子監堂官，除鄒炳泰、那林保出差外，尚有劉墉、吉善在京，何以將考到之事專交黃壽齡辦理，任令從中肆意婪索，劉墉、吉善競同聾聵，並令福康安等，於審明後一並查辦。

福康安等到京後即傳詢了祝德麟。

此時祝德麟已受到各方面的壓力，不肯以實情相告，直到最後才說是聽其妻舅、監生李壽羽、李廷瑚說各送給黃壽齡銀四兩，並聽編修說有同鄉貢監生陳承曾、楊朝佐正設法籌措送禮等情，故有是奏。情況反映到乾隆那裡後，乾隆對祝德麟的表現極為不滿，指責說：

祝德麟身為言官，既然聽說有考試營求的弊端，就應當列款參奏，而且此事已經朕特派大臣審辦，並傳旨向他詢問，該御史更應和盤托出，毫無徇私隱瞞，卻既參劾於前，又復游移於後，其意不過以據實說出，致黃壽齡陷於重罪，必銜恨該御史，因此僅舉出楊朝佐等四人，希望將就完結，黃壽齡量從末減，可望賣好於黃壽齡，不知黃壽齡既然被其參劾，即使祝德麟此時為之徇私隱瞞，尚能望其不怨恨該御史轉而心懷感激嗎?方今綱紀肅清，朕乾綱獨斷，政刑必折衷至當，從不肯稍事遷就。如果祝德麟所參黃壽齡劣跡果能據實指出，朕必嘉獎他的公正，如果說是得自風聞，那麼試思朕何等明主，哪裡會因該御史捕風捉影之談而即肯人人以罪之理?假如該御史告人謀為不軌，也要將所告之人施以重典嗎? 明季台諫挾私攻訐，最為惡習，而其中尚有一二始終不肯屈服之人，如果象祝德麟這樣進退無據，則必為明季劣習中之明顯者，先後自相矛盾。本日舒文前來行在接駕，朕於接見時無意之中向他面加詢問，據他說，他家就請有舉人訓課，也稱黃壽齡聲名狼藉等語，考到與舉人無涉，所言自屬公論，而舒文與祝德麟、黃壽齡俱不認識，經朕面加詢問，既奏及此事，尤非沒有原因，事關科場舞弊，豈可不徹底根究?而祝德麟於傳旨詢問時尚猶豫不說，特別令人可惡!祝德麟亦令解任，交與福康安等，提齊人證，再加嚴審，務必審得實情，秉公定擬具奏。

隨即，福康安等對黃壽齡進行了審訊。黃壽齡最初說：「只因考試時場規很嚴，不被錄取的士子未免有所抱怨，造作浮言也未可知，實際上祝德麟所參的事並無根據。」而當福康安等駁以楊朝佐等人納銀事，黃壽齡稱自己都是憑文錄取，並不認識楊朝佐等人，也沒有收過他們的銀兩，更何況考到後例由總理堂官和察酒錄科，分別去取，方准入場，自己僅為司業，只負責考到，諸生豈肯相率饋送!對此，福康安等人自然不會相信。

九月十六日，福康安等拘來一應證人審訊黃壽齡，黃才承認收過楊朝佐等銀兩。福康安等認為黃壽齡的供認，「尚有避重就輕情事」，故在繼續嚴訊黃壽齡的同時，又對祝德麟嚴訊其「無錢不取」說的來歷。祝德麟既是在署內聽御史曹錫寶論及黃壽齡聲名不好，因無實據難於辦理，並有王念孫為證人。而傳詢曹錫寶、王念孫，稱是祝德麟先行談起。兩說顯系矛盾，故福康安上奏將曹錫寶、王念孫也一並解任候審。

福康安等還對黃壽齡閱過的卷子進行核查，發現所取沈惟、賞沅的卷子粗劣，為不該取而取中者，一並傳檄拿來候審。乾隆接到福康安等發來的奏摺後，命再加確審。

九月十八日，福康安再審黃壽齡等人，得知黃壽齡共收范三元等二十二人送來的禮銀，計六十三兩(其中有劉墉的堂弟)。訊有關證人，情節相符，不存在考前勒索情弊。至祝德麟參劾黃壽齡的原因，黃稱因上年同在文淵閣閱<四庫全書)時，同座一桌，祝德麟自以科分較深，總令黃壽齡查對字檔、取送書冊，黃壽齡卻不聽他傳喚，故結成積怨。而祝德麟稱，雖有此事，但系小嫌，彼此並未爭斗，而參奏之事究屬不為無因。至於祝德麟和曹錫寶、王念孫三人的「議淪」，祝德麟最終承認是自己先說起，因見楊朝佐等人，故為不滿，實有參奏不實之處。

故福康安定議：黃壽齡雖非勒索，但將受業門生等熟識之人瞻徇錄取，又復收受禮銀，當此更定考試條例之時，實屬可恥，應以事後受財科斷，折責三十五板；諸生等非考前行賄，俱免追究；祝德麟參黃壽齡雖屬有因，但並不列款，乃浮言聳聽，又妄引多人作證，請革職；曹錫寶、王念孫等知情不舉，應交部議處；劉墉管理國子監事務，吉善系國子監祭酒，於黃壽齡得受禮銀之處，何至毫無見聞?並交部議處。

乾隆接到福康安草擬的處理意見後對有關人員做了處理，對劉墉的責任，乾隆批示到：

劉墉系總理國子監事務，吉善身系祭酒，於考到一事，自應一同辦理，何以專交黃壽齡一人考校，致滋物議、咎實難辭。劉墉、吉善俱交部議處。

從這一事件中，可知國子監確實存在不少問題，盡管劉墉自己能做到廉潔自律，但對國子監的管理卻不能嚴格，這也是劉塘此次獲得處分的原因之一。錢灃年譜中曾有這樣的記載，說錢灃揭發國泰勒索屬員案後，受到乾隆的信任，「頻蒙召對，有所見輒直陳，於是太冢宰劉墉在國子監說：昨錢南園已將科場作弊事面奏皇上了，諸生慎自愛」。於此可知錢灃曾於乾隆四十八年舉發過國子監考試存在的問題，也可見劉墉管理國子監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