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的反对封建婚姻制服问题上

⑴ 从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看中国女性的爱情婚姻追求

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三个女性形象，她们的叛逆爱情，宛如三颗璀璨的明星，划出了妇女运动的爱情轨迹。今天，我们进一步比较分析她们叛逆爱情的异同、发展和传递关系，也许对我们认识古代女性追求爱情的坎坷历程有所助益。

一、 急剧变化的时代

从爱情萌生的时代看，崔莺莺所处的元代，一方面民族压迫政策在客观上强化了“门第观念”，使魏晋以来的封建等级婚姻制进一步畸形发展。在《西厢记》中，老夫人极力维护“相国家谱”的清白，“三辈子不招白衣女婿”，就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蒙古统治阶级对汉民族文化比较隔膜，统治阶级崇信佛道，更有甚于儒教。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比较历代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了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这些都有助于崔莺莺叛逆思想的萌生。另外，元初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废除了科举，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文人的社会地位降至最底层，他们不得不混迹于教坊勾栏，嘲风弄月，创作了大量有关爱情、婚姻的杂剧，使俗文学登上了大雅之堂，社会风习为之一变。这种时代因素，势必会给当时门第已明显败落的崔莺莺提供“非礼”的契机，启发了她的叛逆爱情思想。在《西厢记》中，崔莺莺、张君瑞一见钟情的地点就在普救寺，爱情酬答的情诗，也都受到当时社会风习的影响。杜丽娘和崔莺莺都是贵族千金，教养和经历颇为相似，但杜丽娘所处的环境更为令人窒息：明代的统治者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后妃亲自编写提倡贞操节烈的妇女道德教科书，大肆旌表所谓的贞妇烈女，以束缚和愚弄广大妇女。由此可见，明代的妇女在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压迫和摧残更为严重。这种理学统治的强化，使杜丽娘根本不能像崔莺莺那样邂逅青年男子。因此，杜丽娘的爱情只能靠自己的本能觉醒，靠自己灵与肉的不懈追求，因而，她的反抗比崔莺莺更加主动、坚决、彻底，性格也更为坚强。晚杜丽娘一百多年的林黛玉，正处于封建社会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到了运终数尽、无可挽回的地步；另一方面，为了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他们更加穷凶极恶。贵族、大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垄断商业和手工业，进行高利贷剥削，农村失去土地的人口游离出来，社会阶级分化更加加剧，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大大活跃，农产商品化的过程不断加快，城市工商业进一步发展起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封建经济内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萌芽，新兴的市民力量有了发展，市民思想明显抬头了。林黛玉的思想就有这种市民思想的因子。但这种与封建思想相对立的市民思想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封建经济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不能脱离封建经济的母体而独立存在。因此，林黛玉的这种思想只能是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表现在林黛玉的性格中，就有了多愁伤感的一面。从她们的家庭因素来看，崔莺莺、杜丽娘的父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她们的爱情，但可以说，他们的主观动机并不坏，只是以传统礼教来尽上辈的职责，没有理解女儿的苦心罢了。天伦之乐，母女情长还是有的。另外，崔莺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离不开红娘的穿针引线、热情鼓励，否则别说是结成夫妻，连互通情愫也不可能；《牡丹亭》中，天真的春香虽不如红娘，但对杜丽娘的青春觉醒也有所启发，而林黛玉却双亲俱亡，寄人篱下，贾府正如探春所言：“一个个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难怪林黛玉发出了“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沉痛控诉。林黛玉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培植了自己爱情的幼苗。从崔莺莺到杜丽娘再到林黛玉，她们所处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正因为如此，她们爱情的底气也愈来愈足，叛逆性也越来越强。

二、逐步深化的爱情内涵

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她们都具有反对封建婚姻，追求自由爱情的共性；但表现出来的爱情内涵却又有别。我们可以从作品中的矛盾冲突入手，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西厢记》中，最主要的矛盾发生在崔莺莺和崔老夫人之间。崔老夫人要女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甚至要红娘“行监坐守”，使礼教的枷锁牢固的禁锢女儿的身心。崔老夫人如此处心积虑，用封建礼教调教好女儿，其最终的目的，还是想通过封建宗法制的“父母之命”，把崔莺莺许配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名门望族，以维护封建家族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言：“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工具，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非个人的意愿。”但事与愿违，崔莺莺却竭力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要求郎才女貌的结合。她与张生佛殿相逢后，就“非礼而视”，接着隔墙联吟，更是“非礼而听”，“非礼而言”。老夫人赖婚后，她骂母亲是“狠毒娘”，对封建家长表示强烈的不满。最后终于“非礼而行”，与张生私自结成夫妻。由此看来，《西厢记》中的矛盾冲突，表面上是家庭内部的母女冲突，实质上是礼教卫道者和追求自由爱情的反礼教青年之间的矛盾冲突。——即“情”与“礼”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个外在的“情”“礼”矛盾，与崔莺莺内在的“情”“礼”矛盾——青年女子内心的情感要求与无形的礼教藩篱之间的矛盾——内外交流，相辅相成，都是生活化了的“以情抗礼”，这种“以情抗礼”的爱情内涵，作者又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矛盾双方的妥协为代价，以张生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张扬了受压抑“情”的权力，对封建礼教某些方面形成有力的冲击。在《牡丹亭》中，似乎并不存在与杜丽娘相对立的反面人物，杜丽娘的梦中之爱，以及死而复生与柳梦梅结合，都不曾遭到父母的反对和干涉，杜宝对他们婚姻事实的反对，出现于全剧的结尾。然而，作品又确确实实写出了封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对杜丽娘的压制，使人感受到她在一张看不见的罗网中挣扎。杜丽娘的父母一个是国家栋梁，为官清廉正直，一个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他们决不是坏人，作为封建常规道路上的成功者，他们以自己的“爱”给予女儿深重的压迫；杜丽娘的塾师陈最良，是个考白了头发的老秀才，作为封建常规道路上的失败者，也只是拿社会教导自己的东西来教导杜丽娘，同样给予杜丽娘深重的压迫。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杜丽娘当作一个可以塑造的“物”，而决非有个性的“人”。作者如此描写杜丽娘所处的环境、周围人物，深刻揭示了她面临的对手不是某个人、某个家庭，而是由这些人物所代表的整个正统意识和正统社会势力。杜丽娘这个有情的人与无情的世界就这样无形而尖锐的对立着。而进一步抗争的结果，这种人与环境的矛盾便必然转化为“情”与“理”的矛盾，在明代理学思想强化的特定时代，汤显祖认为“情”是指生命的欲望，生命活力的自然和真实的状态，“理”是指使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理”具有制约性，而“情”具有活跃性，两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汤显祖“以情抗理”的理想，即杜丽娘所追求的“天然之情”，追求人性与人的本能被体认，在晚明的黑暗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杜丽娘的现实结局只能是含恨而死，以杜丽娘之死作为全剧的结局，未始没有深刻的批判性，但汤显祖的创作目的并不在此。在写出压制力量强大的同时，他还要写出反抗力量的强大，从而，使生命自由意志与陈腐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达到尖锐的程度。这种强烈的反抗在现实中是缺乏可能的，因此，汤显祖就托之于幻想，托之于浪漫的虚构，给了“情”以神力，能起死回生。于是，一切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都在虚幻的世界中寻得了寄托。“情”终于战胜了灭绝人性的“理”，个性解放的潮流终于战胜了程朱理学。汤显祖在《题辞》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表明作者并非追求情节的离奇，而是要通过离奇的情节来表现人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意志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抹杀，它终究要得到一种实现。文学的本质功能之一，是以创造自身生活的方式提出生活方向，汤显祖“以情抗理”的巨大创造，明显给俗世中的人们一种启发，一种精神的食粮或反抗的酵母。

⑵ 如何评价《西厢记》中崔莺莺这一人物形象

人物评价：

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笔者认为崔莺莺这一人物的塑造是最为成功的。正如孟列夫在《中国古典戏剧的改革》中指出：“崔莺莺无限钟情和奋不顾身，嫉妒和痛苦，孝顺和不屈服——这样多侧面的妇女形象确是其他任何一位元代剧作家都没有塑造过的。”

崔莺莺拥有闭月羞花、倾城倾国的绝美容颜与无上的聪慧才识。她文学修养极高，出口成诗。在第一本第三折中，张生隔墙高吟一诗，崔莺莺不禁依韵和上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词清句丽，婉转地表达出她内心寂寞闲苦，渴望寻求知心人的愿望。

崔莺莺出身高贵，温柔端庄，多才多艺，深受封建礼教熏陶，自小家教严谨，是典型的贵族小姐，然而她与一般的女子不同，她有自己的思想，在温驯的外表下仍有急于追求自由与对未来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

崔莺莺自幼所受的教育与她自身追求之间的矛盾，使她内心斗争反复强烈，所以她城府极深，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在意，惟恐被人识破。在第三本第二折中，红娘替张生传简，崔莺莺看完后突然发怒，说要去告过夫人，然而在红娘的吓唬下也只好作罢。表面上看似乎是红娘获胜，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经过这一闹，崔莺莺确定红娘没有向老夫人泄露任何秘密，是完全站在自己一边的。崔莺莺城府之深心思之密，在这一折里表露无遗。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又称“北西厢”，元代中国戏曲剧本，王实甫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

⑶ 为什么历史上会有西厢记崔莺莺的形象，她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崔莺莺是著名的元杂剧四大爱情剧之一的《西厢记》中的女主角，是作者王实甫倾尽心血着力塑造的一个反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的爱情生活，争取婚姻自由的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光辉形象。在崔莺莺身上反映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体现了人性的复苏和觉醒，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的美好愿望，成为千余年来，广大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幸福的楷模。崔莺莺的形象，历来受到人们高度赞誉，称赞崔莺莺是封建社会里反封建礼教的勇士。我们仅从人性的角度，探究崔莺莺由一位封建礼教熏陶的相国小姐，冲破重重阻力，和白衣书生张生结合的艰难过程中，对爱情的渴望和大胆追求，体现了人性的张扬和升华，寻求封建社会青年男女追求自身解放和人性复苏的轨迹。
一、闭锁深闺，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封建礼教泯灭了崔莺莺的人性，试图将崔莺莺培养成为封建礼教的典范。崔莺莺她虽然长得如花似玉，容貌秀丽，感情丰富，但却长期闭锁在深闺后院，与世隔绝，接受封建礼教的教育。她成为一位闭锁深闺蒙受封建礼教熏陶的毒害者。
首先，黑暗的封建社会，压抑着崔莺莺的人性。崔莺莺出身于封建社会达官贵人豪门望族之家。她父亲是当朝权重位高的丞相。他当然也是封建礼教的守护神。她母亲是封建门阀制度的奉行者，封建礼教的捍卫者。她主观上十分疼爱自己女儿，希望女儿生活幸福，婚姻美满，但是她从封建礼教出发，按照封建礼教来规范女儿言行，调教女儿习性，希望将女儿培养成为循规蹈矩的封建礼教的典范，实际上她是在不断地在损害着女儿的真正幸福，压制着女儿的人性。出生在这样一个封建势力强大，封建礼教浓郁的家庭，崔莺莺的人性早已被践踏。
其次，闭锁深闺后院，阻隔了崔莺莺人性萌芽。崔府深宅后院，高墙壁垒，与世隔绝。崔夫人常年四季将崔莺莺闭锁在深闺后院，从不让她踏出崔府大门半步。养在深闺的崔莺莺，好象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里，避免了接受社会上所谓的“异端学说”，防止她做出离经叛道的行为，为她设定了一个真空世界。这样残酷黑暗封闭的环境泯灭了崔莺莺对青春、对爱情、对美满幸福生活追求的火焰。
其三，封建礼教的教化，压制了崔莺莺的人性。为了加强对崔莺莺施行封建礼教的灌输，崔夫人专门聘请了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一位思想迂腐意识守旧性情固执的老夫子担任崔莺莺的私塾老师。这位道貌岸然的老学究，每天从清晨天亮到黄昏日落，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地向崔莺莺讲述“四书五经”，讲解封建伦理道德，传授妇女应遵循的“三从四德”，宣扬妇女应接受“七出”责罚的封建礼教，企图将崔莺莺培养成为封建礼教的典范。
总之，黑暗的封建社会，残酷的封建家长，高墙的深闺后院，迂腐的封建礼教，组成一座严密的封建礼教的桎梏，将崔莺莺紧紧地关押其中，封闭崔莺莺美好的人性，企图用封建礼教扑灭崔莺莺的爱情之火，压制了她对美好人生的渴望和追求。
二、寺庙相遇，点燃了崔莺莺的爱情火焰。追求甜蜜幸福的爱情，构建美满和谐的婚姻，是人性中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宝贵的追求。崔莺莺虽然备受封建社会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封建家长的压制，深闺后院的封闭，但是人性中最基本、最宝贵的对美满幸福爱情生活的追求，并没有彻底泯灭。只要有一滴火种，就会燃烧起炽热的爱情之火。
首先，春风拂面，播撒爱情的种子。封建礼教的老夫子谆谆善诱地给崔莺莺讲唱《诗经》，本想让崔莺莺成为封建礼教的典范，不曾料到，在春暖花开之时，清风细雨之中，崔莺莺轻声深情地颂读着《诗经·关雎》中的优美动人的爱情诗句，从而点燃了崔莺莺的青春火焰，播下了爱情的种子。这是崔莺莺人性的萌动。
崔莺莺醒悟到爱情是自古以来最甜蜜、最令人向往的情感。她深深认识到闭锁深闺不为人识的痛苦，怎能让自己青春在禁锢中流逝：“怎能让自己金枝玉叶自毁掉，无人赏怜”、“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这既是她思想痛苦的流露，又是她对美满幸福爱情生活追求的开始。
其次，普救寺相遇，点燃了爱情之火，崔莺莺的人性得到了复苏。崔夫人携带着自己女儿崔莺莺来到普救寺烧香还愿。白衣书生张拱上京应试赶考，路经普救寺，前来游玩，两人不期而遇。压抑在崔莺莺心底的爱情之火在这次相遇中被点燃。一经点燃，是不会熄灭的。于是，崔莺莺不顾封建礼教的训斥，不管佛门净地，不论自己还带着丧亲热孝，大胆地向张生“回顾觑示”。“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崔莺莺向张生投去钟情万端的目光，显示了崔莺莺人性的复苏。
以身相许，私订终身，崔莺莺以大无畏的勇气宣告和封建礼教的决裂，展现了人性的觉醒和抗争。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崔莺莺追求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的道路也不是一条坦途。在追求美满幸福爱情生活的过程中，崔莺莺经过了一波三折的曲折斗争，才获得了自己应该得到的那份爱情幸福。
首先，兵围普救寺，崔夫人许婚，是崔莺莺追求爱情斗争的开始。孙飞虎羡慕崔莺莺美貌，要用武力强行抢走崔莺莺，作自己压寨夫人。当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情急之下，崔夫人许婚，张生搬来救兵解了普救寺之围。崔莺莺对张生的深厚爱情即将产生甜蜜的果实之时，天空突然乌云翻滚，崔夫人嫌张生是一介白衣秀士，“止留下四海一空囊”的清贫家产，于是狠心地反悔昔日的诺言，让张生和崔莺莺以兄妹相称。本来是美满幸福的爱情，平地里掀起了巨浪，一波涌起。这是崔莺莺追求美满幸福爱情生活斗争的第一回合。
其次，崔夫人的赖婚，虽然割断了崔莺莺与张生之间的爱情丝线，但是崔莺莺已经点燃起的爱情火焰是无法扑灭的。崔莺莺大胆要求红娘为自己穿针引线，送去诗简，约来张生。她要求红娘带信，口里却说叫张生“下次休是这般”。但寄去的却是约张生月夜私会的诗简。张生应约而来时，她又翻脸借故不认帐赖简，把张生教训了一顿。她责怪红娘，怒斥张生，崔莺莺如此矫情作假，不仅表现了她所受的封建教养对她的影响，更真实地揭示了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她的制约，又显示出她在追求幸福爱情的道路上曲折复杂的斗争。这是崔莺莺追求幸福爱情斗争的第二回合。
其三，崔莺莺的赖简，造成了张生因情生病。张生因情生病卧病在床，病情加重，牵挂着崔莺莺的心弦，崔莺莺情丝难割难舍，辗转反侧。这是她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刻，是情与礼的抗衡，是人性和法制的较量。终于，在崔莺莺“一去也救他不得”的关键时刻，情战胜了礼，人性超越了法制，崔莺莺大无畏地冲破一切阻力不顾一切地去“酬简”，并且私定终身，以身相许。这是崔莺莺追求爱情自由斗争的第三回合。
经过这一波三折的曲折复杂的矛盾斗争，说明了崔莺莺人性觉醒的艰难程度。这是对封建礼教的有力冲击，这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更是对压制人性的封建礼教的大胆抗争。
四、摈弃功名利禄，夺取胜利，实现美满幸福的爱情婚姻。这是崔莺莺反对封建礼教的胜利，又是对人性的张扬。崔夫人是封建礼教的代表，是崔莺莺追求爱情婚姻的最大的障碍。为了夺取爱情婚姻的最后胜利，崔莺莺与崔夫人之间进行了三次尖锐激烈的斗争，最终崔莺莺和张生结合在一起，取得了彻底胜利。
首次斗争的焦点，是崔莺莺为了爱情，坚决抗拒崔夫人的赖婚。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会里，崔夫人握着崔莺莺的婚姻生杀大权。崔夫人早已把崔莺莺许配给郑尚书的儿子郑恒为妻，但因郑恒相貌丑陋，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品行不端，崔莺莺并未心动。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时，崔夫人许婚，但等张生借来救兵解了普救寺之围后，崔夫人以崔莺莺已许配郑恒为由，企图赖婚，叫崔莺莺和张生以兄妹相称。在崔夫人赖婚事件上，崔莺莺认识了崔夫人“口不应心的狠毒狼”心肠。崔莺莺为了自己爱情幸福，坚决不听从崔夫人安排，坚决承认许婚之事。从此以后，她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拉开了序幕。
其次斗争的焦点是，崔夫人安插红娘监视崔莺莺言行，妄想掌握崔莺莺与张生来往的行踪，扼杀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但是，崔夫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崔莺莺与崔夫人斗争的过程中，红娘逐渐地看清了崔夫人的阴险狠毒，认识到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是正义的，是对人性的追求。于是红娘坚决地站到了崔莺莺一边，和崔莺莺构成了统一战线，成为崔莺莺与崔夫人斗争的盟军，并帮助崔莺莺取得了斗争胜利。
再次斗争的焦点是崔夫人逼张生上京赶考，企图拆散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婚姻。崔夫人看见崔莺莺和张生情投意合，生米做成熟饭，以崔家不招白丁之婿为由，逼张生上京赶考，谋取功名。但是崔莺莺识破了崔夫人拆散她和张生婚姻的阴谋，愤怒地进行了声讨。崔莺莺鄙视“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把爱情看得高于名利，叮嘱张生“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但是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崔莺莺就是这样，为了幸福爱情，为了美满婚姻，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摈弃功名利禄，蔑视荣华富贵，和以崔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进行了坚决斗争，最终，她和张生圆满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斗争胜利。
崔莺莺在追求和张生的爱情婚姻斗争中，同以崔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展示了封建礼教对崔莺莺人性的摧残。崔莺莺为爱情婚姻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体现了崔莺莺人性的复苏和觉醒，表现了作者“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进步理想，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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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西厢记》中的反封建思想主要是通过什么手段来呈现

《西厢记》的主题思想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精神，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问题上与封建礼教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西厢记》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反对凭借金钱或权力来威迫利诱而成的买卖婚姻，反对扼杀青年男女真挚爱情，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丑陋和虚伪，赞美了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美好生活而进行的反封建斗争，从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张，提倡人性的解放~

⑸ 《红楼梦》中只有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体现了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意义。

一、命运的悲剧
古人由于受知识和思想的局限，在遇到自身无法摆脱的痛苦或无法用已有知识去解释的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时，就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天神。他们用天神来解释一切无法理解的现象，认为天神在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人类是不可能和命运相抗争的。古希腊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宿命论的思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活在封建的清朝，经历过大富大贵和穷困潦倒的生活，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悲剧在那个社会中是无处不在的。但是他也不能够用先进的思想去解释那个充满悲剧的社会，只好把它归结为命运的安排。这种宿命的色彩在介绍宝黛的来历时表现得尤为浓重。
传说，女娲炼石补天时炼成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只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梗峰下。这块顽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能大能小；原来高十二丈方二十丈的庞然大物，却缩小到扇坠儿一般，而且是鲜明莹洁的宝玉模样。一天，遇着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在它上面镂了几个字，携它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了一遭。于是石头城内，荣国府中却生下一位衔玉而生的公子——贾宝玉。
且看这石头，有补天之才却不得实现补天之志，并且是唯一被丢弃于洪荒之中的一块，偏偏又通了性灵，有了感觉，有了灵魂，这痛苦的感觉便愈是深刻。曹雪芹以石头的来历暗示顽石的幻象——贾宝玉是个不容于当世的人，是与当时社会中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的人，因此贾宝玉的思想行为在世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贾宝玉人生的悲剧是冥冥中注定的。
书中第一回介绍宝黛的木石前盟时，作者也安排了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神话。
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离于离恨天外……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神瑛侍者……下凡，在警幻仙子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①
“还泪”之说，明白地揭示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注定要以悲剧作结的。曹雪芹认为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不是宝黛钗等人能够把握或更改的，因而是命中注定的。
《红楼梦》的开篇，作者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荒诞神奇而又寓意颇深的神话故事来表明这一故事是一出命运的悲剧。但同时，作者也认识到悲剧产生的原因绝不仅是命运的捉弄，还有着性格和社会的因素。因此，《红楼梦》描写宝黛钗三个的爱情婚姻悲剧时，也着重突出了造成这一爱情婚姻悲剧的性格因素和社会因素。
二、性格的悲剧
关于宝黛钗三人的形象问题，历来争论颇多。但勿庸置疑的是，他们三人都有着不同的出身背景，而正是这不同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
先说贾宝玉。宝玉是个品性独特的公子哥儿，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作者为强调宝玉的独特性，说他一生下来就有异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做宝玉。（见第二回）宝玉的衔玉而生被视为异事，他的祖母更是格外开心，对宝玉“爱如珍宝”。这就决定了宝玉在贾府无人可以代替的地位：老祖母的心肝宝贝，“命根一样”。宝玉独特性格的形成是以此为起点的。
宝玉幼年便贪玩好动，七八岁时已是“淘气非常”，这与他从小生活在贾母身边有关。贾母骄纵孙子，“无人敢管”。宝玉虽然怕贾政，但又不把父亲当回事，也与贾母的撑腰有关。如第二十三回，贾政叫宝玉去，宝玉吓得“杀死不敢去”，贾母就说：“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贾母年轻时也是个贪玩的，年纪大了仍然贪玩好动，经常和晚辈玩在一起，并且熟悉戏文小说，对通俗文艺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见第五十四回）。这些都对宝玉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
宝玉喜欢杂学旁收，却对四书五经这些封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毫无兴趣。此外，由于宝玉一直生活在纯洁的少女世界，体会到少女世界里种种纯真的喜怒哀乐，而对俗气虚伪的男性世界产生了厌恶，不肯与官场中人如贾雨村之流来往，并发出了令当时人震惊的评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这些实际上是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来批判男权社会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道德价值,一反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贾宝玉的这种种叛逆的思想与当时的封建传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宝玉的父亲贾政——一个典型的封建正统人物，对宝玉的叛逆思想和行为深恶痛绝。有时仅因一些小事，贾政便要将宝玉“堵起嘴来，着实打死”、“要绳索来勒死”。（第三十三回），然而宝玉虽然认识到了男性社会的黑暗与丑陋，但他却无力也无意去改变，而是选择了逃避，沉浸在少女世界的纯洁之中。在纯洁的少女中能够理解宝玉思想的人也是极少的。宝玉寻寻觅觅，也只找到了一个知音，那就是林黛玉。他们都一样地有叛逆的思想，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他们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对宝玉来说，他和黛玉之间的美好爱情显然是他对现实失望之后唯一向往和追求的。然而，爱不爱谁，宝玉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但是，娶谁作妻子，宝玉自己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一切决定于父母之命。而宝玉性格中的逃避和软弱决定了他不可能用实际行动去反抗贾府统治者的安排。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接下来说黛玉。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林如海和贾敏的独生女，因父母先后去世，外祖母怜其孤独，接到荣国府抚养。
黛玉首先是个内慧外秀的女孩子。她“心较比干多一窍”，在贾府生活“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一开始就受到了心理上的压抑。然而黛玉虽然寄人篱下却生性孤傲，天真率直，胸无城府，爱恨分明，言行举止间并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好恶。对于贾府的统治者，她也从来不说奉承话故意讨好。出于孤苦的身世和强烈的自尊，黛玉对于他人的歧视和讥讽分外敏感。基于自卫心理，黛玉有时出语未免尖刻，有时也哭哭闹闹，给人“小性儿”的印象。而这样的气质和脾性，不仅很难让她融入贾府这个复杂的大家庭中，反倒加重了别人对她的成见。如此循环往复，情势的发展越来越使她伤心难受，以至悲从中来，唱出了令人断肠的《葬花辞》：“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孤苦的身世，孤傲的性格，孤独的处境加上多病的身体，使正值花样年华的黛玉产生了如此深重的悲苦意识。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女，黛玉不可能不明白，只要她向贾府的统治者低头多说些奉承讨好的话，就能改善自身的生存处境，但她却不肯这样做。“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民主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②在《五美吟》中，她言绿珠，说绿珠为石崇殉葬不值；她咏红拂，赞扬红拂私奔的壮举。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根孽胎”贾宝玉，她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从不劝贾宝玉走“仁途经济之道”，从不讲这些“混帐话”的只有黛玉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黛玉与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但是黛玉作为一个弱小的女孩子，在贾府这个复杂的环境里，生存尚且艰难，更谈不上努力地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因此，当爱情遇到阻力时，弱小的黛玉只能用泪水和死亡来表达抗议。
寻求爱情而能得其所爱，这是黛玉在冷酷的人世上得到的唯一安慰；得其所爱而不能共偕连理，这是黛玉在贾府中的不幸命运；预感爱情有始无终（第三十二回）而又一往情深去爱，则是黛玉心志坚定、执着追求自主生活的体现。总之黛玉是一个生于悲剧时代而又具有悲剧性格的悲剧人物。
与具有叛逆思想的宝黛相反，薛宝钗是封建社会淑女的典范。
宝钗生于有百万之富，“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一直与势利又世故的母亲共同生活。母亲的一举一动对她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宝钗对人对事都自有一套，甚得贾府中人的喜爱，连仆人也喜欢她：“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第五回）对贾府的统治者，宝钗也常常有意讨好。如第二十三回讲到贾母出资为宝钗过生日时，“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她“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有时“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针线来。日至王夫人处省候两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闲语半时，园中姐妹处也要度时闲语一回。”宝钗的这种种行为自然博得了贾府统治者的欢心。
宝钗作为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在和宝玉的接触中自然地产生了爱情。她关心宝玉更盼望他能读书有成，立身扬名。宝钗不仅劝宝玉走“仁途经济”的道路，还注视他的一举一动，对宝玉身边的人也留心观察。如第二十一回，宝钗来到怡红院，一见到袭人就问：“宝兄弟那里去了？”袭人颇有怨气地说：“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的功夫！”“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她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可见宝钗关心宝玉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宝钗试图在争取宝玉的同时对他有所改造。因此她不止一次地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偏偏宝玉对此深厌之，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这样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精神上的鸿沟决定着宝钗与宝玉不可能心灵相通。可是宝钗明知如此仍要设法去改造宝玉，也有点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其性格中同样有着悲剧的因素。最后，宝钗虽如愿嫁给了宝玉，然而宝玉的心始终不属于她，后竟至出家为僧。宝钗的悲剧至此到达顶点。
三、社会的悲剧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这是《红楼梦》为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关系所写的最后结局。它说明在这个悲剧中，没有哪一方是赢家。黛玉之泪尽而逝，宝玉之出家，宝钗之守寡，固然有其性格中的悲剧因素。然而我们知道，爱情中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宝、黛、钗都是才华横溢，纯朴可爱的人，造成这一悲剧的，难道能说仅仅是性格的因素吗？归根结底，无论是叛逆的宝玉、黛玉，还是精明世故的宝钗，在封建社会性里，他们都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力替自己作主。只不过宝黛的毁灭是叛逆者的悲剧，宝钗的毁灭则是殉道者的悲剧。然而，他们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蔑视功名富贵，不谈“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这样的思想对封建社会来说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是叛逆者之间的爱情。自然，贾府的统治者们作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是不允许这样的爱情存在发展的。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残酷的手段来摧毁宝黛之间的爱情。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宝黛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而宝钗作为封建道德文化造就的标准淑女形象，她与宝玉婚姻的最后解体，不仅意味着她的爱情生活的最终失败，同时也标志着她作为淑女典范的彻底失败。
通过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像宝黛一样叛逆，还是像宝钗一样顺从，结局都是一样的悲惨。这就有力地说明，封建社会是罪恶的社会，封建婚姻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透过这个爱情婚姻悲剧，我们也了解到，在封建社会，悲剧不仅存在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家仆之间，也存在于贵族中。如宝玉，这个贵族公子尚且不能把握自己的爱情婚姻，遑论其它人呢？这就是说，在封建社会里，悲剧是无所不在的，而悲剧的根源就是罪恶的封建制度。
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大悲剧，生活在贾府的人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只是悲剧的内涵各有不同。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则是《红楼梦》全书最大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罪恶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因此，说到底，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

⑹ 《莺莺传》和《西厢记》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结局的原因你认为是什么 希望能够具体分析说明一下

西厢记实际所表现的精神内涵是对元代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元代统治者对宗教采取保护和推崇的态度，这样元代就形成了多元化的趋势。宋代作为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就受到了冲击。但是这一时期程朱理学的也在继续发展着。蒙古铁蹄踏破了中原文化，采取民族压迫政策，人分四等，作为汉人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样汉族中的名门望族对封建统治就更进一步推崇了。所以说老夫人对莺莺的家教一直十分严格，莺莺的真是天性也一直被埋没。
而莺莺传反映了唐代门第观念森严和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而抛弃旧情人的趋势心里。对于莺莺最后被情人和整个社会所遗弃的痴情怨女的不幸遭遇，作者进行了真实，细致，深刻，详细的描写。但是写作的动因并不是为她们的不幸鞠一把同情泪，暴露封建社会的残酷罪行，而是在于辩解男主角的负心，为这种始乱终弃的罪行寻找理论根据。所以结局必须是这样的。作者那里本身就出了问题。
其实此后不光是王实甫，很多文人对这个题材都进行各种体裁的创作，思想内容，观点也进行了修正，但都是倾向同情莺莺，对张生的始乱终弃进行谴责。王西厢正是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追求婚姻自主，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渴望自由，向往理想生活。而对于这一切冲破思想禁锢，精神奴役的愿望，往往都已爱情作为发端，以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所为起点。所以作者认为只有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才是健康的 合理的。否定了那种不以当事人的意愿“有情”为条件的，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础上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作者的思想与元稹的思想不同，创作出的作品结局也自然不同。

不知道说这些够用了么？可以补充。
望采纳。

⑺ 长亭送别具体表现莺莺反封建曲词

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厢记天下夺魁”。今日，我们重温西厢经典，听它的相思入骨，传情绝调。

>>>>花落流水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这是《西厢记》第一本的楔子末尾，崔莺莺的唱词。元杂剧有个特点，就是男女主角是说话和唱词最多的，最美的句子一般也都是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唱出来的。

>>>>恰便是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这是张君瑞（张生）第一次见崔莺莺的时候，赞叹崔莺莺的美貌。“似垂柳晚风前”这一句最妙，与《红楼梦》中形容黛玉的“行动处似弱柳扶风”有异曲同工之妙。

>>>>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

这两句是写江间波浪汹涌，如一堆堆白雪直向长空冲击，天边秋云翻卷，诗句境界开阔，气象雄浑。

>>>>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祝愿普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结成美满的夫妻。《西厢记》，描写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要求以及他们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和胜利，并在他们的美满结合中发出了这样美好愿望。

>>>>一事精，百事精；一无成，百无成。

能把一件事做的精通，其他的事也能精通；一件事都做不成功，其他的事也无法成功。

>>>>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张君瑞（张生）和崔莺莺一家都寄住在普救寺里了，这低头不见抬头见，慢慢这个张君瑞就得了相思病了。

后来普救寺被贼兵围困，莺莺的母亲老夫人说，谁能打败贼兵，就以女儿相许。张君瑞（张生）设计退了贼兵。老夫人却变了卦，嫌弃张君瑞（张生）是一介书生，非要莺莺和张生认作兄妹。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这两句是莺莺送别张生时的唱词，形容伤别的眼泪染红了如醉如痴的枫林。在“霜林”前面用了“谁染”二字，好像景物的变化是有人促成似的。树林经霜变红，这是自然现象，然而莺莺泪眼望去，好像枫林也都带着悲哀的色彩。

这不但化静为动，写活了秋景；同时以有情看无情，使景物尽著感情色彩，充分地写出了莺莺内心的离情与别苦。

>>>>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遍人间的烦恼都填满了我的心胸，估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能载得动？崔莺莺送走张生之后，别离的悲痛、凄凉、怨恨和担忧，一齐涌上心头，她觉得世上所有的烦恼都填满了自己的心胸，内心痛苦之极。

曲词充分表现出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男女精神上的摧残。

>>>>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罗袂生寒，芳心自警。

这是写景的一段，都是四字句，非常美。几个动词用的很到位：泻、横。最后两句又过度到人，很自然。

>>>>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

(莺莺)刚听见说一声张生要走，手晚上戴的金镯子立刻就松了下来；远远看见送别的十里长亭，身材马上就瘦了下来。《西厢记》中这一折，通常称作“长亭送别”，是全戏的高潮，主要是写莺莺和张生被迫离别之情。这几句用高度夸张的手法写莺莺听到张生要走的刹那间产生的悲伤欲绝的心理感受。

过于忧愁和悲伤容易憔悴消瘦，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忧愁和悲伤在刹那间使人“松了金钏”、“减了玉肌”却是不可能的事。由于崔、张二人相爱得探，感情笃厚，刚把婚事定下来就被强行拆开，所以在这几句不仅不显得“夸张”，反而使人感到非常真切自然，情味浓郁，形神毕现，并赢得人们的深深同情。

>>>>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

春心被张生系住，无奈感情不能畅通，只觉得情比柳丝还短；和张生仅隔花荫却不能亲近，只觉得人比无涯还远。莺莺“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害起相思病来了。

这两句就是她吐露相思心迹的唱词。张生的出现，系住了莺莺一颗火热的春心，她爱张生爱得深沉，却又不敢放纵自己的感情，以致感到和柳丝相比，反倒显得感情浅短。
她想亲近张生，但虽然二人近得像隔着花荫一样，却又难得亲近，相比之下，“天涯”反倒显得近了。这样就把莺莺心灵深处热恋张生，一心想亲近张生的炽烈感情写出来了。

⑻ 判断题！！！《西厢记》描写了红娘和张生的爱情故事，在礼教盛行的时代极大的鼓舞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幸

不对，它描述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不是红娘，红娘是莺莺的婢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