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服梁實秋

㈠ 梁魯論戰的《關於魯迅》------------梁實秋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文字。為什麼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一、現在在台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於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及其同路人關於他的宣傳，因此對於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於是有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份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沖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復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里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干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志寫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為人所注意，終於捲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沖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於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亘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裡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干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麼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於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里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麼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答了。(當面對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態度。智者將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後擇法改之；愚者不謀自贖，反指責對方不詳細告知自己哪裡是坦途。----宇慧按)
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系，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樑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黨的檔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檔的壽命並不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於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藝術家一書。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贊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了沖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干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夥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
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這種判斷句毫無力度。
魯迅死前不久，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好像就是死，他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話奉勸青年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不必以人廢言，這句話便是：切莫作空頭文學家。何謂空頭文學家？他的意思是說，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這句話說的很對。隨便寫過一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怪不得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話說回來，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他們原是有組織的、有人、有錢、有機構，一切方便。猩紅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的光景。這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然而呢，按其內容則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一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果里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里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裡面了。
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所謂諷刺的文學，也要具備一些條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在這一點上魯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雖然盡可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還是一股愛，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在這一點上我很懷疑魯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諷刺的物件最好是一般的現象，或共同的缺點，至少不是個人的攻訐，這樣才能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里，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將來時移勢轉，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雖然沒有固定體裁，也要講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樣，有適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為一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講也許是過分的苛責，因為魯迅自己並未聲明他的雜感必是傳世之作，不過崇拜魯迅者頗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們。
在小說方面，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Q正傳，也算是短篇的。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Q正傳，其餘的在結構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單就一部作品而論，阿Q正傳是很有價值的，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的一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繪上是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物件，若說阿Q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偉大作家。一個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量，像阿Q正傳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它的作者造成一個偉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納來到上海，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一張像在雜志上刊出來，一邊站著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須發銀白的肖伯納，一邊站著的是身材弱小頭發蓬□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這種比較倒實在有胡攪蠻纏之嫌。
在文學的研究方面，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使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面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這一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面的好書。我以為，至少這一本書應該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別的貢獻。有人說，他譯過不少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我的知識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評那些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究竟如何。不過我想，魯迅的翻譯是從日文轉譯的，因此對於各民族的文學未必有適當的了解，並且魯迅之翻譯此類文學其動機可能是出於同情，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至於其本身的文學價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他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共產黨的潮流捲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一個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的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是，有一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沉靜的觀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這一句話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得Matthew Arnold批評英國人巢塞Chaucer時所說的話。他說巢塞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人生的觀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膚淺的。我如果要批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一句名言。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不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劃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准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只是一個偏激。

㈡ 梁實秋遭魯迅罵後境況如何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文字。為什麼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
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一、現在在台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
不到越好奇，於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
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及其同路人關於他的宣
傳，因此對於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於是有
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分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
「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
瀅先生和魯迅沖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
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
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
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
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不過，再破例一次，重復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 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
「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我寫過不
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
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里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
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十冊
的樣子，魯迅的若干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
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
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
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
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
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志寫
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為人所注意，終於捲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
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沖突，沒有一個地方
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於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亘胸中，一吐為快。
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
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
學作家裡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
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
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
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
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
「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干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
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麼辦呢？慢
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
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
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
重的短處，即在於是。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於現
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
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我這一*，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
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
「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
樓夢里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
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麼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
答了。

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
系，他是走投無路，最後*上樑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
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
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
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
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
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
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文件的壽命並不長，
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
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
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於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藝術家」一
書。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贊成
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了沖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
不表關切的。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干
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
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夥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
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

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
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

魯迅死前不久，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了，他
在文里有一句話奉勸青年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不必以人廢言，這句話便
是：「切莫作空頭文學家。」何謂空頭文學家？他的意思是說，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
空嚷嚷的事。這句話說的很對。隨便寫過一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這
樣的人實在太多了，怪不得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話說回來，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
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他們原是有組織的、有人、有錢、有機構，一切方便。猩紅
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的光景。這不能算是空
頭文學家了。然而呢，按其內容則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一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
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
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果里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
戈果里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裡面了。

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
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所謂諷刺的文學，也要具備一些條件。第一、用意要深
刻，文筆要老辣，在這一點上魯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雖然盡可憤世嫉俗，但
是在心坎里還是一股愛，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
別人。在這一點上我很懷疑魯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諷刺的對象最好是一般的現象，或共
同的缺點，至少不是個人的攻訐，這樣才能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
的雜感里，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將來時移勢轉，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
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雖然沒有固定體裁，也要講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樣，有適當的
長度，有起有訖，成為一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
充報紙雜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講也許是過分的苛責，因為魯迅
自己並未聲明他的雜感必是傳世之作，不過崇拜魯迅者頗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們。

在小說方面，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Q正
傳」，也算是短篇的。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Q正傳」，其餘的在結構上都不
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單就一部
作品而論，「阿Q正傳」是很有價值的，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的一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
的描繪上是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對象，若說阿Q即是
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這個人
物，有其時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
偉大作家。一個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量，像「阿Q正
傳」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它的作者造成一個偉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納來到上海，上海
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一張像在雜志上刊出
來，一邊站著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須發銀白的肖伯納，一邊站著的是身材弱小頭發蓬□的魯
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

在文學的研究方面，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使略」，在中國的小
說方面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這一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面的好書。我以為，
至少這一本書應該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別的貢獻。有人說，他譯
過不少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我的知識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評那些所謂「弱小民族」的
文學究竟如何。不過我想，魯迅的翻譯是從日文轉譯的，因此對於各民族的文學未必有適當
的了解，並且魯迅之翻譯此類文學其動機可能是出於同情，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至於其本
身的文學價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他可
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共產黨的
潮流捲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一個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
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的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是，有一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沉靜的觀
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這一句話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得MatthewArnold批評英國人巢塞Chaucer時所
說的話。他說巢塞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人生的觀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膚淺的。我如果要批
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一句名言。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
不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劃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
一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准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 態度只是一個偏
激。

㈢ 請問誰有梁實秋作品的網址

梁實秋：關於魯迅
2005-10-19 10:27:02 來源: 網易社區 作者:梁實秋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文字。為什麼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一、現在在台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於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及其同路人關於他的宣傳，因此對於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於是有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分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沖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復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里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干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志寫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為人所注意，終於捲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沖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於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亘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裡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干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麼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於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里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麼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系，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樑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文件的壽命並不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於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藝術家」一書。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贊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了沖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干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夥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

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

魯迅死前不久，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話奉勸青年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不必以人廢言，這句話便是：「切莫作空頭文學家。」何謂空頭文學家？他的意思是說，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這句話說的很對。隨便寫過一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怪不得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話說回來，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他們原是有組織的、有人、有錢、有機構，一切方便。猩紅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的光景。這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然而呢，按其內容則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一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果里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里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裡面了。

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所謂諷刺的文學，也要具備一些條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在這一點上魯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雖然盡可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還是一股愛，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在這一點上我很懷疑魯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諷刺的對象最好是一般的現象，或共同的缺點，至少不是個人的攻訐，這樣才能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里，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將來時移勢轉，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雖然沒有固定體裁，也要講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樣，有適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為一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講也許是過分的苛責，因為魯迅自己並未聲明他的雜感必是傳世之作，不過崇拜魯迅者頗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們。

在小說方面，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Q正傳」，也算是短篇的。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Q正傳」，其餘的在結構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單就一部作品而論，「阿Q正傳」是很有價值的，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的一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繪上是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對象，若說阿Q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偉大作家。一個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量，像「阿Q正傳」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它的作者造成一個偉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納來到上海，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一張像在雜志上刊出來，一邊站著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須發銀白的肖伯納，一邊站著的是身材弱小頭發蓬□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

在文學的研究方面，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使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面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這一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面的好書。我以為，至少這一本書應該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別的貢獻。有人說，他譯過不少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我的知識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評那些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究竟如何。不過我想，魯迅的翻譯是從日文轉譯的，因此對於各民族的文學未必有適當的了解，並且魯迅之翻譯此類文學其動機可能是出於同情，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至於其本身的文學價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他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共產黨的潮流捲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一個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的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是，有一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沉靜的觀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這一句話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得MatthewArnold批評英國人巢塞Chaucer時所說的話。他說巢塞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人生的觀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膚淺的。我如果要批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一句名言。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不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劃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准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只是一個偏激。

㈣ 梁實秋罵過魯迅嗎`

一個「硬」字了得——魯迅梁實秋的翻譯之爭

1929-1930年間，上海文壇上的魯迅與梁實秋就翻譯問題曾發生過一次互不相讓的爭執。爭執的雙方都有豐富的翻譯實踐，但他們各自的翻譯觀卻大相徑庭。因此，1929年秋，上海水沫書店出版了魯迅編譯的《文藝批評》一書後，梁實秋很快就在《新月》雜志上發表文章《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批評魯迅的翻譯文風。爾後，魯迅以《「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進行反批評。兩篇文章構成了尖銳的對立，雙方交鋒的關鍵詞就是「硬譯」。

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中，梁實秋並不隱諱他對魯迅翻譯的不滿。「硬譯」作為批評性的詞，並非梁實秋自創，而是魯迅對自己翻譯工作的自況，當然也是「自謙」。在《文藝與批評》的「譯者附記」中，魯迅說「從譯本看來，盧那察爾斯基的論說就已經很夠明白，痛快了。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就是所謂『沒有出路』 ——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

《文藝與批評》作為一本翻譯文集，內收蘇聯盧那察爾斯基的六篇文藝評論。這本書的翻譯，魯迅自己的評價是「晦澀」。為什麼，一，也是自謙，「譯者的能力不夠」；二，多少是無奈，「中國文本來的缺點」。但，如果從翻譯方法上看，晦澀，主要來自於魯迅自謂的「硬譯」，即譯句與本句之間詞對詞、句對句，語法位置一動都不動的翻譯。用魯迅自己的說法，這種翻譯，「是按板規逐句，甚而至於逐字譯的。」（下引魯迅，如出此文，不另注） 魯迅是「硬譯」的絕對論者，甚至認為，除了硬譯，就是不譯，至少他自己是這樣。

梁實秋無法認同這種翻譯理念。他的文章是從陳西瀅對「死譯」的看法入題。什麼叫死譯？陳西瀅說：「……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後，名曰翻譯：而『譯猶不譯』，這種方法，即提倡直譯的周作人先生都謚之為『死譯』」，梁實秋補充道：「『死譯』這個名詞大概是周作人先生的創造了」（下引梁實秋，如出此文，不另注）。

不難看出，經由陳西瀅闡釋的周作人的「死譯」，實際上就是魯迅提倡的「硬譯」。

由「死譯」入題，梁實秋接著就例舉了魯迅「硬譯」的三個句例，為了領略魯迅的翻譯風貌，這里不妨抄錄其一：

「內容上雖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著的作品，從受動底見地看來，對於勞動者和農民，是只能給與半肉感底性質的漠然的滿足的，但在對於藝術底化身的深奧，有著興味的勞動者和農民，則雖是觀念底地，是應該敵視的作品，他們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構成的本質，便可以成為非常的大的教訓。」

又是「底」，又是「的」，還有「底地」……

因此，梁實秋盡管很慎重：「上面幾句話雖然是從譯文中間抽出來的，也許因為沒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下面話音一轉：「但是專就文字而論，有誰能看得懂這樣稀奇古怪的句法呢？」由於魯迅是按「板規」逐句逐字的對譯，在梁實秋看來譯出來的文句由於不合漢語就不免「稀奇古怪」，乃至晦澀了。梁實秋甚至打了個比喻，說自己讀這樣艱深的文字：「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

梁實秋不贊成「硬譯」（「死譯」）是顯然的。在陳西瀅對舉「曲譯」和「死譯」時，梁便表態：沒有完全的曲譯，只有部分的曲譯，後者「即使是錯誤，……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死譯就不同了：死譯一定是從頭至尾的死譯，讀了等於不讀，枉費時間精力。」針對魯迅希望讀者「硬著頭皮看下去」，梁表示「我們『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

最後，梁實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有些句法是中文裡沒有的」，怎麼辦？梁認為不能按「板規」詞對詞、句對句地硬譯，而是「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著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梁實秋的文章發在《新月》雜志1929年第六、七期的合刊上，同期還刊載了梁的另一篇文章《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期雜志魯迅「順便一翻」之後，便一石二鳥，以《「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長篇雜感回擊梁的這兩個問題。

這里，不妨只就翻譯看魯迅發言，文學階級性的問題不論，免得東西跳踉。而魯迅的這個文本，恰正有這方面的問題。

歸納魯梁翻譯觀的不同，在於魯迅有個「板規」，即譯文和原文必得句式一樣，不能「將仂句拆下來」；而梁實秋不以為然，認為「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兩種翻譯觀的不同應該是正常的，可以商榷討論，也可以互相批評。那麼，魯迅是如何對待這次批評的呢？

http://bbs.mbig.cn/topic_27989_1_4.html

㈤ 誰知道梁實秋的資料

梁實秋
梁實秋(1903．1．-1987.11．3)原籍浙江杭縣，生於北京。學名梁治華，字實秋，一度以秋郎、子佳為筆名。

1915年秋考入清華大學。在該校高等科求學期間開始寫作。第一篇翻譯小說《葯商的妻》1920年9月發表於《清華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詩《荷水池畔》發表於1921年5月28日《晨報》第7版。1923年畢業後赴美留學，1926年回國任教於南京東南大學。第二年到上海編輯《時事新報》副刊《青光》，同時與張禹九合編《苦茶》雜志。不久任暨南大學教授。

最初他崇尚浪漫主義，發表不少詩作。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時受新人文主義者白壁德影響較深。他的代表性論文《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1926年在《晨報副鐫》發表，認為中國新文學存在浪漫主義混亂傾向，主張在理性指引下從普遍的人性出發進行文學創作。1930年，楊振聲邀請他到青島大學任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長。1932年到天津編《益世報》幅刊《文學周刊》。1934年應聘任北京大學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創辦《自由評論》，先後主編過《世界日報》副刊《學文》和《北平晨報》副刊《文藝》。

七七事變，離家獨身到後方。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到重慶編譯館主持翻譯委員會並擔任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常委，年底開始編輯《中央日報》副刊《平明》。抗戰勝利後回北平任師大英語系教授。1949年到台灣，任台灣師范學院(後改師范大學)英語系教授，後兼系主任，再後又兼文學院長。1961年起專任師大英語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40歲以後著力較多的是散文和翻譯。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從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輯。30年代開始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持續40載，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譯，計劇本37冊，詩3冊。晚年用7年時間完成百萬言著作《英國文學史》。

著作書目：

《冬夜草兒評論》(評論)與聞一多合著，1923(自費刊印)

《浪漫的與古典的》(評論集)1927，新月

《罵人的藝術》(雜文集)1927，新月

《文學的紀律》(評論集)1928，新月

《偏見集》(評論集)1934，台.正中

《約翰孫》(評論)1934，商務

《雅舍小品》(散文集)1949，台.正中

《實秋自選集》1954，台北勝利書局

《談徐志摩》(散文)1958，遠東

《梁實秋選集》1961，台北新陸出版社

《清華八年》(散文)1962，重光

《秋室雜文》1963，文星

《文學因緣》(散文)1964，文星

《談聞一多》(散文)1967，傳記文學

《秋室雜憶》(散文)1969，傳記文學

《略談中西文化》1970，台北進學書局

《實秋雜文》1970，仙人掌

《關於魯迅》1970，台北愛眉出版社

《實秋文存》1971，藍燈

《西雅圖雜記》(散文)1972，遠東

《雅舍小品續集》 1973，台.正中

《看雲集》(散文)1974，志文

《槐園夢憶》(散文)1974，遠東

《梁實秋自選集》 1975，黎明

《梁實秋論文學》 1978，時報

《梁實秋札記》1978，時報

《白貓王子及其他》(散文)1980，九歌

《雅舍小品》(3、4集)1982一1986，台.正中

《雅舍雜文》 1983，台.正中

《雅舍談吃》(散文集)1986，九歌

《英國文學史》1985，台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

翻譯書目：

《阿伯拉與哀綠綺斯的情書》(散文集)英國密爾頓著，1928，新月

《結婚集》(短篇小說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華

《潘彼得》(小說)英國巴利著，1930，商務

《西塞羅文錄》 羅馬西塞羅著，1933，商務

《職工馬南傳》(長篇小說)英國哀里奧特著，1932，商務

《威尼斯商人》(劇本)英國莎土比亞著，1936，商務

《奧賽羅》(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

《哈盂雷特》(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

《暴風雨》(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 1937，商務

《吉爾菲先生之情史》1944，黃河書局

《情史》英國喬治.艾略特著，1945，重慶黃河出版社

《咆哮山莊》(長篇小說)英國 E.勃朗特著，1955，台.商務

《百獸圖》英國奧威爾著，1956，台.正中

《莎士比亞戲劇集20種》 1967，文星

《雅舍譯叢》(詩文集)1985，皇冠

《莎士比亞全集》(戲劇37集、詩3集)1986，遠東

㈥ 梁實秋的個人介紹

梁實秋(1903．1．-1987.11．3)原籍浙江杭縣，生於北京。學名梁治華，字實秋，一度以秋郎、子佳為筆名。

1915年秋考入清華大學。在該校高等科求學期間開始寫作。第一篇翻譯小說《葯商的妻》1920年9月發表於《清華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詩《荷水池畔》發表於1921年5月28日《晨報》第7版。1923年畢業後赴美留學，1926年回國任教於南京東南大學。第二年到上海編輯《時事新報》副刊《青光》，同時與張禹九合編《苦茶》雜志。不久任暨南大學教授。

最初他崇尚浪漫主義，發表不少詩作。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時受新人文主義者白壁德影響較深。他的代表性論文《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1926年在《晨報副鐫》發表，認為中國新文學存在浪漫主義混亂傾向，主張在理性指引下從普遍的人性出發進行文學創作。1930年，楊振聲邀請他到青島大學任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長。1932年到天津編《益世報》幅刊《文學周刊》。1934年應聘任北京大學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創辦《自由評論》，先後主編過《世界日報》副刊《學文》和《北平晨報》副刊《文藝》。

七七事變，離家獨身到後方。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到重慶編譯館主持翻譯委員會並擔任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常委，年底開始編輯《中央日報》副刊《平明》。抗戰勝利後回北平任師大英語系教授。1949年到台灣，任台灣師范學院(後改師范大學)英語系教授，後兼系主任，再後又兼文學院長。1961年起專任師大英語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40歲以後著力較多的是散文和翻譯。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從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輯。30年代開始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持續40載，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譯，計劇本37冊，詩3冊。晚年用7年時間完成百萬言著作《英國文學史》。

著作書目：

《冬夜草兒評論》(評論)與聞一多合著，1923(自費刊印)

《浪漫的與古典的》(評論集)1927，新月

《罵人的藝術》(雜文集)1927，新月

《文學的紀律》(評論集)1928，新月

《偏見集》(評論集)1934，台.正中

《約翰孫》(評論)1934，商務

《雅舍小品》(散文集)1949，台.正中

《實秋自選集》1954，台北勝利書局

《談徐志摩》(散文)1958，遠東

《梁實秋選集》1961，台北新陸出版社

《清華八年》(散文)1962，重光

《秋室雜文》1963，文星

《文學因緣》(散文)1964，文星

《談聞一多》(散文)1967，傳記文學

《秋室雜憶》(散文)1969，傳記文學

《略談中西文化》1970，台北進學書局

《實秋雜文》1970，仙人掌

《關於魯迅》1970，台北愛眉出版社

《實秋文存》1971，藍燈

《西雅圖雜記》(散文)1972，遠東

《雅舍小品續集》 1973，台.正中

《看雲集》(散文)1974，志文

《槐園夢憶》(散文)1974，遠東

《梁實秋自選集》 1975，黎明

《梁實秋論文學》 1978，時報

《梁實秋札記》1978，時報

《白貓王子及其他》(散文)1980，九歌

《雅舍小品》(3、4集)1982一1986，台.正中

《雅舍雜文》 1983，台.正中

《雅舍談吃》(散文集)1986，九歌

《英國文學史》1985，台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

翻譯書目：

《阿伯拉與哀綠綺斯的情書》(散文集)英國密爾頓著，1928，新月

《結婚集》(短篇小說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華

《潘彼得》(小說)英國巴利著，1930，商務

《西塞羅文錄》 羅馬西塞羅著，1933，商務

《職工馬南傳》(長篇小說)英國哀里奧特著，1932，商務

《威尼斯商人》(劇本)英國莎土比亞著，1936，商務

《奧賽羅》(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

《哈盂雷特》(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

《暴風雨》(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 1937，商務

《吉爾菲先生之情史》1944，黃河書局

《情史》英國喬治.艾略特著，1945，重慶黃河出版社

《咆哮山莊》(長篇小說)英國 E.勃朗特著，1955，台.商務

《百獸圖》英國奧威爾著，1956，台.正中

《莎士比亞戲劇集20種》 1967，文星

《雅舍譯叢》(詩文集)1985，皇冠

《莎士比亞全集》(戲劇37集、詩3集)1986，遠東

㈦ 梁實秋的《代溝》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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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我國穿制服的有哪些

醫院，學校，軍，警，工商，郵政，保安，城管，路政，鐵路,工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