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求明史劉基傳原文及翻譯
原文: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基幼穎異。元至順間舉進士,除高安丞,有廉直聲。行省辟之,謝去。及太祖下金華,定括蒼,聞基名,以幣聘,基未應。
總制孫炎再致書固邀之,基始出。既至,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築禮賢館以處基等,寵禮甚至。會陳友諒陷太平,謀東下,勢張甚,諸將或議降,或議奔據鍾山,基張目不言。太祖曰:「先生計安出?」
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矣。」太祖用其策,誘友諒至,大破之,以克敵賞基,基辭。
其龍興守胡美譴子通款,請勿散其部曲,太祖有難色。基從後踏胡床,太祖悟,許之,美降,江西諸郡皆下。大旱,請決滯獄,即命基平反,雨隨注。
因請立法定製,以止濫殺,太祖方欲刑人,基請其故,太祖語之以夢,基曰:「此得土得眾之象,宜停刑以待。」
後三日,海寧降,太祖喜。悉以囚付基縱之。尋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長勛舊,能調和諸將。」
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
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
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後憲、廣洋、惟庸皆敗。
洪武三年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為資善大夫、上護軍,封為誠意伯。明年賜歸老於鄉。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剛嫉惡。
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八年,疾篤,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
白話釋義:
劉基,字伯通,青田縣人。劉基小時候聰明異常。元朝至順年間中進士,朝廷安排他擔任高安縣丞,有廉潔正直的好名聲,行省徵召他,他謝絕了。待明太祖攻下金華,平定括蒼,聽到劉基的名聲,用重財禮聘請他,劉基沒有答應。
總制孫炎兩次寫信堅持邀請,劉基才答應。到後,陳述對當時形勢的認識和十八條對策建議。太祖高興極了,修建禮賢館安置劉基等人居住,恩寵禮遇到了極點。正逢陳友諒攻陷了太平,考慮向東進軍,氣焰十分囂張。
將領們有的建議投降,有的建議逃到鍾山盤踞下來。太祖問:先生您能拿出什麼計謀?劉基說:賊寇驕橫,等他的軍隊深入近來,(我們的)伏兵阻截消滅他們,是很容易的。天老爺認為「後舉者勝」,樹立威勢消滅敵人來成就王業,關鍵在打這一仗啊。
太祖採用他的計謀,誘惑陳友諒到來,徹底消滅了他的軍隊(太祖)因為消滅了敵人就賞賜劉基。劉基謝絕了。那個龍興的太守胡美派遣兒子轉達投降的誠意,(但)要求不解散他的部隊,太祖有些為難。劉基從後面踏太祖椅子,太祖醒悟,答應了胡美的要求。
胡美投降,江西各部郡都歸順了太祖。大旱之時,劉基請求判決長期沒有判決的案件,(太祖)乘此機會命令劉基為冤獄平反,大雨隨之而下。(劉基)乘機請求制定法律制度,來制止濫殺無辜。
太祖正要刑訊犯人,劉基問他原因,太祖把夢中的事告訴了他,劉基說:這是得土地得民眾的徵兆,最好是停止刑訊來等待吉象到來。過後三天,海寧(地方官兵)投降了,太祖高興極了,把全部的囚犯交給劉基釋放。不久(劉基)被任命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太祖因為某件事情責罰丞相李善長,劉基說:善長是有功勛的老臣,他能夠協調各個將領之間的關系。太祖說:這個人多次想害您,你竟然替他開脫罪責,我將要你做丞相。劉基叩頭說:這好比換柱子,必須用粗大的木頭。如果捆幾根細木頭為柱子,將馬上會傾倒。
等到善長被罷官,太祖想任命楊憲為丞相。楊憲和劉基的關系向來很好,劉基卻極力說這樣不行,他說,楊憲有做相的才能,但沒有做相的氣量。宰相,保持心境像水一樣的清明平正,用義理作為執行權利的標准,而不摻雜個人私見,楊憲卻不是這樣。
太祖問他汪廣洋行不行,劉基說:這個人氣量狹小幾乎超過楊憲。太祖又向他問胡惟庸,劉基說:好比駕車,害怕掀翻車轅。後來,楊憲、汪廣洋、胡惟庸都出事被殺。洪武(明太祖年號)三年任命劉基為弘文館學士。
十一月大封功臣,任命劉基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封爵為誠意伯。第二年賜他告老還鄉。劉基輔佐朱元璋平定天下,料事如神。他生性剛直,嫉惡如仇。到此時回到山林隱居,只有喝酒下棋,從不提自己的功勛。八年,劉基病重,過了一個月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五歲。
此文出自清朝趙繼鼎所編寫的《明史》。
寫作背景:
清兵入關後,順治二年四月癸亥,御史趙繼鼎奏請纂修《明史》。趙繼鼎奏請纂修《明史》的記載,見於《清世祖實錄》卷15,何冠彪《順治朝〈明史〉編纂考》一文首揭此事。但清廷何時決議纂修,尚無確切史料證實。
《清世祖實錄》中僅見幾位總裁於順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欽奉聖諭,總裁《明史》」,並提出副總裁及纂修人員名單。這種「欽奉聖諭」,很可能僅是早朝時的口頭指示而已。
以往論著稱順治二年五月「詔修《明史》」,表述確實有所不當,准確言之為:順治二年五月,清廷組成《明史》的纂修人員。)得到了清朝廷的認可。其後,大學士馮銓、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充格為總裁,操辦此事。
是年五月,由總裁提名副總裁和纂修官,並設收掌官七員,滿字謄錄十員,漢字謄錄三十六員, 揭開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
康熙四年,重開明史館,因纂修《清世祖實錄》而停止。康熙十八年,以徐元文為監修,開始纂修明史。於乾隆四年最後定稿,進呈刊刻。《明史》是我國歷史上官修史書中纂修時間最長的一部。
如果從清順治二年開設明史館起,到乾隆四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後歷時九十四年。假如從康熙十八年正式組織班子編寫起至呈稿止,為時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主要是當時政治上不穩定的原因。《明史》的正式開館修纂始於清順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年5月26日)。
據清朝順治實錄記載,當日以修《明史》總裁官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充格等奏請,正式設置副總裁官,以學士、侍讀學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並且選定纂修、收掌、謄錄官。
此時正值清兵入關之初,清朝立足未穩便急於詔修《明史》,其目的是顯而易見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當時南京的弘光朝廷正與清朝南北對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認弘光的南明政權存在。
二是以此籠絡明朝遺臣,通過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漢族官員有一種情感上的寄託。
從當時的形勢來看,開館修史的條件是根本不具備的。雖然到五月十五日清軍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滅亡,五月二十八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
但是實際上清軍在江南遭到了軍民的堅決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發令」後,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制。其中著名的戰斗有閻應元領導的江陰保衛戰,固守孤城達兩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權覆滅後,明臣黃道周、鄭芝龍等奉唐王朱聿鍵於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權;與此同時,張國維、張煌言等奉魯王朱以海於紹興監國(魯王監國),李自成農民起義軍余部也與明總督何騰蛟結合抗清。
到順治三年,明臣蘇觀生等奉朱聿鐭在廣州建立了紹武政權,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擁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曆政權。順治六年,張獻忠農民軍余部在孫可望、李定國率領下,與南明永曆政權結合,成為抗清主力之一。
『貳』 螞蟻的種類
螞蟻的種類眾多,中國的螞蟻類群種類有(中國有記錄的子階元)大齒猛蟻屬,鉤猛蟻屬,隱猛蟻屬,猛蟻屬,姬猛蟻屬,細顎猛蟻屬,雙刺猛蟻屬,齒猛蟻屬,曲頰猛蟻屬,
曲頰猛蟻屬,穴猛蟻屬,短猛蟻屬,匿猛蟻屬,中盲猛蟻屬,扁頭猛蟻屬,埃猛蟻屬,真猛蟻屬,鐮猛蟻屬,獵鐮猛蟻,中猛蟻屬,小眼猛蟻屬,矮猛蟻屬,寬猛蟻屬,修猛蟻屬,擬猛蟻屬。
1,大齒猛蟻屬
大齒猛蟻屬(Odontomachus),隸屬於猛蟻亞科,屬體型較大的螞蟻,工蟻單型,工蟻通常體長為12mm左右,具備大顎,可270度張開。
2,鉤猛蟻屬
鉤猛蟻屬螞蟻形成的巢穴較小,通常少於100隻工蟻。巢穴一般在土中,倒伏的樹木下或者借用白蟻的巢穴。它們捕獵無脊椎動物,用上顎和尾刺制服獵物。
3,隱猛蟻屬
隱猛蟻屬(Cryptopone),隸屬於猛蟻亞科,為小型螞蟻,工蟻體型通常為2.5mm~4.5mm。該屬有25個現存種,具有世界性的分布,但主要分布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
4,鐮猛蟻屬
鐮猛蟻屬隸屬於猛蟻亞科,該屬的螞蟻體型較大,工蟻單型。在中國南方,其屬下最常見的物種為獵鐮猛蟻(Harpegnathos venator),體長大約為18mm。
5,姬猛蟻屬
姬猛蟻屬(Hypoponera),隸屬於猛蟻亞科,該屬為猛蟻亞科下的一大屬,由177個現存種和1個化石種組成。為小型螞蟻,工蟻體長為2.5mm左右。分布范圍遍布全球。
『叄』 亞歷山大東征具有什麼意義
亞歷山大(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馬其頓軍事統帥、國王,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自幼受到嚴格的宮廷教育,思想敏銳,才智出眾。他酷愛兵法,很小就跟隨父親四處征戰。公元前336年,其父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他年僅20歲便繼承王位。繼位後,他以嚴厲手段平定宮廷內亂,從事軍事改革,發展了古希臘的方陣戰術,創建了既能乘馬又能徒步作戰的「龍騎兵」;對外,他繼續其父的擴張行動,大規模地對亞洲、北非進行侵略性遠征,史稱「亞歷山大東征」。以馬其頓軍隊為核心,他於公元前334年率領著龐大的海陸軍發動東征,對實力強大的波斯軍隊實行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擊,先後取得伊蘇斯戰役、高加米拉戰役的勝利,攻佔了埃及、巴比倫、波斯、米底等國的大片土地,創建了一個橫跨歐亞非的龐大帝國。公元前330年,他又馬不停蹄地沿著裏海南岸繼續東進中亞,途經安息、大夏和粟特,直到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地區才班師。公元前324年春,這位征戰多年的大軍統帥終於回到巴比倫。但這時他的病情已相當嚴重,於次年6月病死。他死後,他用武力建立起來的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很快分裂瓦解。
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亞歷山大繼位,時年20歲。因腓力二世猝死,宮廷騷亂,北方部落起義,希臘反馬其頓派領袖乘機重新組織反馬其頓同盟,意欲將年輕的亞歷山大政權扼殺在搖籃中。馬其頓王國內憂外患,形勢十分嚴峻。亞歷山大果斷地採取行動,迅速予以還擊。在希臘同盟還未組織起來時,他已兵臨希臘,猶如從天而降。他效仿腓力二世當年的做法,在科林斯召開全希臘大會,名正言順地成為馬其頓、希臘聯軍的最高統帥。
對希臘的制服,是亞歷山大所採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措施,也是他東征能夠取得勝利的可靠保證。公元前334年春,他以馬其頓、希臘聯軍最高統帥的身份,巧妙地利用希臘人的力量,組織起強大的東征軍,以波斯人曾蹂躪過希臘聖地,參與謀殺腓力二世為借口,向波斯帝國宣戰,大規模的對亞洲、北非的侵略性遠征由此拉開戰幕。
亞歷山大率軍渡過赫勒斯滂海峽,進入亞洲,在馬爾馬拉海南岸的格拉尼科斯河附近與波斯軍隊首次交鋒。波斯大軍在河流的右岸高地上嚴陣以待,以逸待勞,佔地利之勢,而馬其頓軍長途跋涉,疲憊不堪。亞歷山大為鼓舞士氣,親自率領一支驍勇善戰的騎兵,強行渡河,迅猛進攻。波斯軍隊死傷累累,很快敗北。亞歷山大首戰告捷,打開了向小亞細亞進軍的道路。此後,在小亞細亞他沒有遇到大規模的抵抗。
公元前333年秋,亞歷山大在敘利亞的伊蘇斯附近與波斯軍隊發生了第一次激戰。亞歷山大以重裝方陣和重裝騎兵迅猛異常地向波斯中軍發起進攻。雙方激戰正酣,大流士三世首先動搖,棄陣而逃。波斯大軍隨即崩潰。
公元前332年春,亞歷山大繼續向南推進。許多腓尼基城市不戰自降。對被征服地區,亞歷山大採用恩威並施、寬猛相濟的政策。攻下腓尼基各地不久,他就率軍進入埃及。他利用波斯統治下人民的不滿情緒,以解放者自居,同時,審時度勢,隨機應變。他特別注意拉攏埃及的祭祀階級,因為他深知,埃及的阿蒙祭祀集團在埃及政治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經濟實力雄厚,在民眾中影響較大。因而慷慨饋贈,甚至在沙漠中艱難跋涉,飽受煎熬,親自去西瓦綠洲祭祀阿蒙神廟。因而,亞歷山大得到了埃及祭祀集團的支持,被宣布為阿蒙神之子,從而成為埃及法老的合法繼承人。
公元前331年春,亞歷山大由埃及出發,經巴勒斯坦、敘利亞,侵入美索不達米亞。在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美拉村外與波斯軍隊進行了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命運的大戰。
高加美拉一役,亞歷山大消滅了波斯的有生力量。之後,亞歷山大幾乎未遇抵抗佔領了波斯行都巴比倫、波斯首都蘇撒和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進行了驚人的擄掠和洗劫。不久,亞歷山大追蹤大流士到帕提亞和巴克特里亞,大流士三世已被殺。亞歷山大追擒大流士三世的當地總督比索斯,以其背叛君主罪處以死刑。波斯的阿黑門尼德王朝遂亡,亞歷山大取代了波斯帝國的統治。
其後,亞歷山大進軍中亞,雖遭中亞人民抵抗,但仍佔領了中亞的一些地方。公元前327年,亞歷山大又進軍印度,利用印度諸國的矛盾,佔領了印度河流域的一些國家。他還企圖征服恆河流域,但因士兵厭戰和畏怯印度摩羯陀國的強大,被迫退兵,公元前325年回到巴比倫城。歷時10年的東征就此結束。經過大規模的軍事征服,亞歷山大建立起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帝國。它的版圖西起希臘、馬其頓,東到印度河流域,南臨尼羅河第一瀑布,北至葯殺水,首都巴比倫。
亞歷山大是著名的軍事統帥,可以說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他發動的侵略戰爭雖給歐、亞、非人民帶來了很大的不幸。但在客觀上,東征為東西方文化、政治和經濟交流創造了條件。在帝國廣闊的領域中,西亞、中亞、埃及甚至印度等地的各民族與希臘各城邦間的經濟、貿易、文化的聯系普遍加強,其規模之大,內容之豐富都是前無古人的。
『肆』 古代科舉與應試教育誰更萬惡
隨著應試教育體制的逐步深化,求同排異、力求統一、行政化、官僚化的傾向在各大院校愈演愈烈,導致學生、老師、家長三方的壓力空前加劇,並產生極大的對抗性情緒。在以「帝王之術」為指導前提,霸控人心為目的,專注於牛毛繭絲、象徵意義、不切實際為內容的應試教育下,老師無法大展駿足,寓教於樂(因為考學要看成績,學校要看升學率,因此老師只能服務於應試,否則則要丟掉飯碗)父子母女之間無法敞開心扉,互相諒解(父母大都一心想令子女考上好學校,來符合學歷制社會的需求,而子女另有思想,欲圖另闢蹊徑,雙方的溝通因子女成績不高而產生壁壘,難以進行)。更有甚者,部分學生因壓力過大,進而走向仇殺斗毆、浸淫網路、盲目早戀的不歸之路。
的確,在「勸學自進,以問縛人」這類考官所精心炮製的試卷之上,不難發現三大屬性與四大弊端。其一,辯護性。即為政權的合法性做反復論證。其二,同化性。求同排異,力求把人都塑造成一個模子。其三,蒙蔽性。這是由辯護性與同化性共同結合,所衍生出的一個全新屬性。即要求以育人為善為主,弘揚正氣為根。現實中一切有違禮法之事,在試卷上均被溢美。
四大弊端則為:一,題目答案偏狹。二,題目本身怪誕。三,題目注重繭絲牛毛。四,題目解析十分艱難。(對這幾項有質疑的家長朋友,可以翻翻孩子們的寒暑假作業)
一,應試教育制度的愚蠢與野蠻
《周易》說:「天下人們的目標是一致的,而達到共同目標的途徑卻有各種各樣;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們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維方式和表述方式卻是千差萬別的。」是非、善惡在特定的時空內,是有標準的。然而,時空越大,其標准就越模糊。大到整個宇宙,長到幾萬年,就無是非,無善惡了,因為整個時空只有一個最高的法則——陰陽反正(亦即應權通變)。
實際上,權變理論無論對國家領導人還是企業管理者,都是一個必須遵循的原則,因為任何組織——國家也好,公司也罷,都是一個開放系統,由於各種因素間相互關系的動態特性,實際上不可能存在某種能適用於任何時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隨組織所處的內外環境條件和形勢的變化而隨機應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領導和管理的理論和方法。任何開放系統,因其變數受組織內外環境自變數的制約。因此,作為一個領導者,在任何一個新形勢下,他都必須盡量考慮到各種有關的變動因素來選擇不同的領導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領導藝術是一種生動活潑、豐富多採的處事技能。不同層次、不同行業的領導者,往往表現出迥然不同的風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個人身上,由於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其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也必須隨之改變。在動態的領導過程中,領導藝術的發揮集中於領導人對情境的控制和影響上,從這個意義上講,領導藝術就是權變控制的藝術。
因此,在教育教學中,兩點論、兩分法的歷史觀與識人觀不該建立嗎?那我們評價人才的方法豈非仍然是『非黑即白』,在君子與小人的極端爭論中徘徊?還談什麼務實呢?而且怕也會導致領導幹部的平庸化或厚黑化吧!
可惜,試卷上所謂的那些「閱讀理解」、「選詞填空」、「注音練習」不僅沒有教會我們如何對各種經典「采其大略,觀其要旨」,如何對生活和職場中時時刻刻發生的各種事件「弘思遠益,應權通變」,反而讓我們學會了斷章取義、一板一眼、惟命是從、死記硬背。
我國古典名著《長短經》中曾經列舉了數十個關乎信仰、生活、文化、道德、政治、謀身方面的命題,但其中無論或正或反,均是言之成理,卓然成家。讀懂了這些紛沓錯綜的案例,我們就會驚詫——應試教育中強求一致、求同排異,力爭把學生都塑成一個模子的做法是多麼愚蠢和蠻橫!
[正方:]《大雅》說:「既能明了善惡,又能辨別是非,才能確保安全。」《周易》說:「天地之間最偉大的德行就是愛惜生命。」
[反方:]《論語》說:「有教養的人遇到危險應當捨身赴難,見義勇為。」
又說:「君子只有勇於犧牲生命以成仁的,而沒有因貪生怕死而害仁的。」
[正方:]管子說:「如果現實生活使人困惑,就應看看古人;如果想預知未來,就應讀讀歷史。」古語說:「與死去的人患同樣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與滅亡的國家執行同樣的政治路線,是不可不亡國的。」
[反方:]《呂氏春秋》說:「見有人因吃東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所有人吃東西,荒謬呀;見有人因乘船不小心淹死了,就禁止天下的人都不乘船,荒謬呀;見有人因戰敗而亡國,就取消天下所有的軍隊,荒謬呀。」三國時魏國的名臣杜恕說:「奸臣賊子,從古到今,不是說沒有,可是如果百年出一個,就認為是接踵而來;千里遇上一個人,就認為是並肩同行,並以此作為舉薦人材的戒條,這就如同因為有人噎死就禁止大家吃東西一樣,噎死的人雖然不多,但是餓死的人就多了。」
[正方:]孔子說:「敢憎恨那些揭發別人陰私的人,才是正直無私的人。」
[反方:]管子說:「敢憎恨那些隱瞞別人惡行的人,才是有仁愛之心的人。」三國時魏國的大臣曹羲說:「世人所說的替別人掩蓋惡行、宏揚善舉,是君子最高的行為准則;保護、宣傳共同的愛好,是朋友之間最深摯的情誼。
這種說法,不過是市井俗人的胡說罷了。其目的在於把愛憎相同的人互相詆毀對方當作有共同語言。所以這類集中起來的街談巷議根本就不是誠實公正的真理。世上的讀書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據只言片語來下結論,因此善惡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之混亂往往是這樣造成的。朋友之間不分是非,什麼事都一味的隨聲附和,這樣一來,失敗的種子就必定會從中萌發。
當然,對任何事情,不管是發表看法,還是評論得失,都要以求實的精神為准則,大可不必相互苛求,相互指責。相知的朋友要以平等不欺的態度作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隨聲附和當作是友情牢固。因此豁達明志的人,只要大的原則一致,並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靈相通,並不在乎言語的一致。
[正方:]《越絕書》說「賣弄姿色的女子不貞潔,誇耀自我的士子不守信。」
[反方:]《漢書》說:「成大事的人不必拘泥小節,行大禮的人無須小心謙讓。」
[正方:]黃石公說:「土地貪圖得太多,種不過來就會荒蕪。追求仁德廣施於天下,國家才會強大。保護好自己擁有的東西,能使人安分守己,貪圖別人有的東西,就會發生殘暴的行為。殘暴的政治統治,雖然能成功一時,但終究會失敗。」
[反方:]戰國時秦國大將司馬錯說:「要想使國家富強,必須擴充領土;要想軍隊強大,必須使人民富有;要想稱王統治天下,必須推行德政。這三個條件具備了,才能成就王業。」
[正方:]《左傳》說:「只要心裡純潔無邪,又何必擔憂沒有歸宿呢?」《論語》說:「只要禮義上不出差錯,又何必害怕別人說三道四呢?」
[反方:]古語說:「誹謗不實之詞太多了,金子也會被熔化。誣諂不實之詞太多了,能把人的骨頭磨垮。羽毛數量多了,也能把船壓沉。輕的東西多了,同樣能把車軸壓斷。」
[正方:]孔子說:「一般的讀書人,不象器皿一樣,什麼東西都能裝下;也只不過是在某些方面有所專長。而聖人運用智慧卻可以應付萬事萬物。」
[反方:]列子說:「天地不是萬能的,聖人也不是無所不知,世間的萬事萬物也不是什麼問題都能解決。所以天的職能是普育眾生,地的職能是承載萬物,聖人的職責是教育民眾。」
[正方:]孔子說:「君子坦盪盪,小人常戚戚。」
[反方:]同時孔子又說:「晉國公子重耳有稱霸的雄心,是在曹國和衛國流亡時遇到不公正的禮遇和污辱後才萌發的;越國國王勾踐有稱霸的雄心,是在會稽(今浙江紹興)被吳王夫差打敗後萌生的。所以居在屈辱的地位而不憂患的人,說明他沒志氣。身在困厄中反而得過且過、苟且偷安的人,說明他心胸不廣。」
[正方:]韓非子說:「古人看不到自己的面容,於是發明了鏡子;智慧達到懷疑自己的認識是否正確的時候,才會用真理來反省、修正自己。」
[反方:]老子說:「善於藉助別人的聽覺來聽、別人的視覺來看才是真正的聰明,能自己戰勝自己才是真正的強大。」
[正方:]戰國時魏人唐且說:「吳國的刺客專諸懷里藏著錐刀刺殺吳王僚,天下的人都贊許他勇敢;越國的美女西施身穿粗布短衣,天下的人仍然稱贊西施漂亮。」
[反方:]慎子說:「毛嬙、西施,是天下最美麗的女子,假如讓她們穿上獸皮做的衣服,人們見了也會嚇得跑開;假如讓她們換上好看的細麻布衣服,過路的人都會停下來欣賞。由此看來,美麗則是好衣服襯托的結果。美女不穿漂亮的衣服,也會姿色大減。」
[正方:]秦末的將領項梁說:「先下手的制服別人,後下手的被別人制服。」兵書上說:「先下手的人有奪取人心的優勢。
[反方:]周朝史官史佚曾經說:「不要首先去闖禍,否則必死無疑。」
古語說:「不要做帶頭闖禍的人,也不要做帶頭享福的人。」
[正方:]慎子說:「賢能的人屈從於缺德少才之輩,是因為權力太小。
缺德少才者能甘心服從於有德才的人,是因為後者的地位尊貴。唐堯是一介平民的時候,連他的鄰居都指使不動,等到他做了帝王,就能做到令必行,禁必止。由此看來,賢德不能服人,而權勢卻能使賢人屈從。」
[反方:]西漢政論家賈誼說:「從古到今,與老百姓結仇的帝王,他的滅亡遲早會到來,而老百姓必定會勝利。盡管商紂自稱天王,夏桀自稱天父,滅亡之後,老百姓照樣罵。由此看來,權勢不是最讓人尊崇的,頭銜也不是最光榮的條件。」
[以上所列舉的一正一反的命題,都是從經史典籍中摘錄出來的自相矛盾的立論。然而都可以自圓其說,蘊含一定的哲理。]
結論: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可見在教育教學與應對考試中,強求一致,求同排異,所規定的答案太過僵化正統,根本不能以小見大,知微見著,這樣的做法不也膚淺嗎?對學生來說,不顯得太局限而無法大展駿足了嗎?正如朱大可先生所言:何必讓學生停留在「標准答案時代」呢?!
二,「萬惡」的科舉制比應試教育更能「下本」
以上所述是近些年來教育界內一些精英學者的共識,似乎無須贅言。值得一提的是,現在絕大多數文人墨客在批判應試教育之罪惡的同時,總是不忘把以前的「科舉制」也帶出來,順道挖苦諷刺一下。認為其實現在的教育制度就是當年科舉制度的轉世投胎。那筆者就不得不多說兩句,以此為「開科取士」正名!
首先必須承認,無論是開科取士也好,應試教育也罷,其核心都是為了維穩,都是為了保障特殊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至於撫育英才、造就賢傑,那是開科取士和應試教育這兩種制度所烘焙的副產品。不同的是,雖然這兩者都是為了忽悠百姓、穩定政局,但是前者下的成本顯然比後者大,前者也比後者更利於造就精英人才。
為什麼這么說呢?因為古代開明的封建帝王,比現代群狼政治中的宵小之輩,更崇尚「精英共治」。《反經》曰:「先王知獨理之不能久。故與人共理之;助獨守之不能固,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輕撞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兼並路塞,逆節不生也。」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天下太大了,君主一個人守不過來,所以需要選拔一批精英人才與我一同治理。
所以在開明專制的歷史時期,我們能看到許多平民百姓、布衣寒族通過「開科取士」而一躍成為當朝宰輔的。比較典型的是李世民時期冊封的「十八學士」。(唐太宗李世民在長安城設文學館,邀大行台司勛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太學博士陸德明及孔穎達、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和姚思廉、蔡允恭、顏相時、於志寧、許敬宗、蘇世長、李玄道、薛元敬、薛收、李守素、蓋文達、褚亮、蘇勗共十八人常討論政事、典籍,當時稱之為「十八學士」。)
這十八人中有的是平章政事(副總理)、有的是尚書中堂(部長),最高的甚至做到了國家的二把手!這種不依靠任何家族關系而「登堂入殿」的奇觀,並不止於太宗一朝。後世的李泌、王安石、張居正、呂蒙正、鄔思道等等賢達,也頗承其惠。
換句話說,就是只要你在「開科取士」時表現出經國緯政、經世濟民的能力,讓君主感覺你能幫他治理天下,什麼國土資源局局長、外交部部長、文化部部長、公安部部長、最高法院院長、總理之類的官職,你隨便挑!
你這樣一弄,起碼可以忽悠百姓,讓他們認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我們知道,在專制社會,一個政權的氣運存續直接取決於帝王家們的十項基本素質——做人原則、政治號召、管理方法、胸襟氣度、謀略判斷、品德見識、統御能力、英明智能、執法態度、軍事才幹,而間接則取決於民心的向背。所以說如果統治階級能自覺自願的推進「士庶合流」,讓百姓覺得自己通過努力以後,可以與士族階級平起平坐,或成為其中的一員,那麼百姓能不拚死守衛這個給他帶來希望的政權嗎?
譬如翁同龢,他就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時常接濟青俊。實業家張謇在名不見經傳之前,曾經屢屢受其澤惠,方才大展駿足,高中狀元;一介寒儒、毫無背景的張元濟也因他的舉薦而得以名列金榜。最後正是這兩個人,在他被貶出朝、青黃不接之際,一個主動幫他搭屋建房,一個重資幫他出版日記。
張廷玉也是一樣,其子張若靄曾經高中探花,群臣都向他來道賀。雍正帝也在保和殿內誇他們張家英才輩出。張廷玉卻長跪不起,說天下寒士太多,我的父親和我已經都位居宰輔,我不能再厚顏無恥,讓自己的兒子也位列九卿。好的位置也要給廣大的讀書人留一些!無奈之下,雍正帝只好將其子降為二甲第一名,這事才算了結。
在黨同伐異的今天,我們的政府也的確還在開放「士庶合流」,但給的位置卻都是權貴資本利益集團、金融資本利益集團、實業資本利益集團、知識資本利益集團這四大特殊利益集團挑剩下的,只把廳、局、科、處等相對較低級別的官職對百姓開放,與此同時,還不忘向百姓提出《素書》中的八項要求和「隱忍二三十個春秋」的年限作為苛難。一言以蔽之,就是你想當上廳長、局長之類的芝麻綠豆官的話,(只能從市級以下開始挑,以上的位置已經送給各大利益集團的親戚朋友了)光有能力和為人民服務的公僕之心還不行,你必須得是聖人,不是聖人就得用厚黑學裝成聖人。不過,裝可是裝啊,裝完了可不一定提拔你。你要是裝了二三十年的孫子還沒混出來,只能隱沒自身。如果你不甘心,出來亂喊亂叫,發泄不滿,或者「另擇明主」,那你就是桀驁不馴、漢奸國賊!
我們在教科書中不止一次看到這樣的話——我們是二十一世紀的接班人,是祖國未來的棟梁之才。問題是,現今的既得利益者從來沒打算讓我們來接班,而是打算讓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軍二代接班。充其量是從我們這些平民百姓里找幾個幫他們打下手的。生在當下的知識分子,如果還想憑三殿兩榜的幾場好文章,幾本經世治國的個人著作在朝堂之上上苑探花、檀宮折桂、傳臚唱名,簡直是妄談!
「開科取士」與「應試教育」,一個以「三公九卿」的位置下本,一個以「廳局級以下」的位置下本,成本投入當真不可同日而語。無怪乎美國學者威爾•杜蘭對科舉制度作了如下評價:「就理論上來說,這個方法最能調和貴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機會,但只有那些適合做官的人才有機會做官。事實上,這個方法實施一千多年來,給中國帶來許多好處。」
三,科舉考試比應試教育更能經理時務
早在2009年,兩廣大學生素質拓展中心就推出了我 國首個針對高 考狀元職業狀況的調查報告——《湖南省高 考狀元職業狀況調 查報告》,《報告》顯示,1⑨90年-1998年期間產生的部分省市成百上千名高 考狀元,沒發現一位是做學問、經商、從政等方面的頂尖人才,他們的職業成就遠低於社會預期。
的確,專注於忠君愛國、溢美現實、牛毛繭絲、偏狹怪誕、曲意刁難的答卷,如何讓我們學以立德、學以致用、學以致富呢?
我們不妨來看看科舉時期的幾道試題,然後與現在的考題參驗對比一番,看看哪個更為經世致用?
開科取士之史論五篇:
1、「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論」。
2、「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嘗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於,其說未嘗不效論」。
3、「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請於私第見客論」。
5、「北宋結金以圖燕趙,南宋助元以攻蔡論」。
細讀之後,我們就會發現,這些題目雖然難度極大,但確是治國理民的命脈所在。就拿第一題來說,如何能很好的處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致令政不壅塞,加強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工作,不正是現今改革的困境所在嗎?再談談第二題中,賈誼所提的「三表五餌」之說,以立信義、愛人之狀和好人之技為「三表」;以賜之盛服車乘、盛食珍味、音樂婦人、高堂邃宇、府庫奴婢和親近安撫為「五餌」。(見《新書·匈奴》。)時過境遷,我們雖然不必完全照搬賈誼的論調,但是若果為政者能夠把握其中「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的精神,將之用在處理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問題上,何愁不能事半功倍?!
至於第三題的關竅,就在於治理國家要寬猛相濟,《左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回眸現在「當寬不寬,當嚴不嚴」的政治格局,上位者寧不自愧?!
放在最後的四、五兩題,一則傾重於君相分權之說,是應對當時西方憲政之所談;一則傾重於如何利用縱橫捭闔之術遠交近攻,實現大國外交。同樣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最為重要的是,沒有統一答案,一切以解決當時的問題為主,但凡能行之有效的策論,均有獲得青睞的機會。
應試教育之腦殘問題:
1.選出加點字注音錯誤的一項(2004貴陽市)
A.行陣(háng) 尷尬(gān) 豁免(huò)
B.愜意(xiá) 拮據(jǖ) 窮匱(kúi)
C.惻隱(cè) 社稷(jì) 駑鈍(nú)
D.侏儒(zhū) 打盹(dǔn) 篝火(gōu)
2.作為一條商業通道,「絲綢之路」的作用應主要體現在商業貿易上,可實際上,它的歷史作用卻遠遠超出經濟交流的( )。而今天,「絲綢之路」所經地帶又重新成了( )的所在。依次填入的詞語,最恰當的是:
A.界限舉世矚目 B.界限 舉足輕重
C.范疇舉足輕重 D.范疇 舉世矚目
3.(2006.江蘇)某中學生在家上網時發現某網站載有損害國家、民族尊嚴的內容,立即向公安機關舉報。公安機關及時查實並依法查處了有關當事人。請運用政治常識,分別說明該中學生和公安機關行為的依據。(9分)
看完之後,我們不得不承認,應試教育雖然抹殺了學生的一切創造性思維,卻在某種程度上給了智障兒童一個展現自我的機會!叫人無語啊!
四,中國教育應當實現西方實驗哲學與開科取士的完美嫁接
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伏爾泰、盧梭等著名的 「中化」思想家都對中國的科舉制度贊嘆不已。1755年,英國的《紳士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這樣描寫中國的開科取士:「寫作是一個有理性的人惟一願意接受的考試方式……所有作者一致認為,中國的行政管理水平遠在其他國家之上」此後,英國國內要求引學中國先進科舉制的聲音不絕於耳,19世紀英國學者郭施拉在《開放的中國》一書中就鄭重呼籲:「這一偉大帝國的各項設施中,沒有哪一項能像開科舉、從最有才華的青年中選拔政府官員那樣,給予其創立者這么大的榮耀……在中國,學而優則仕,人人機會均等。」據統計,從1570年至1870年,英國出版的介紹中國科舉制的書籍多達70多種。
在這種氛圍下,英國政府於1793年、1816年及以後多次派外交使節到北京實地考察科舉制度,為以後建立文官制度打下了基礎。
為華夏子孫計,必須取消服務於一家一派、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教育與政治考試,代之以肖恩·尼科爾所推廣的「實驗哲學」和中國盛唐以來的策論考核。與此同時,大力開放士庶合流,反對省級幹部任命制,促進官民一家,讓基層百姓之子女和權貴子弟處在同一起跑線上,切切實實的可以「學而優則仕」。
惟其如此,學生們才能真正的做到「弘思遠益,應權通變。修學儲能,先博後淵。以古鑒今,洞悉風雲大勢所諳;求同存異,不作桎梏腐儒之談。」
否則,百姓們還會依舊眾口鑠金的傳唱:「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江山是人家的……」
『伍』 漢代的時代精神
先給你一些兒
不夠給我消息
1 對人體美的欣賞可以體現一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在漢代人眼中,男性美中最為突出的是體現男性第二性徵和富有力量感的方面,如胡須濃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西漢人王商高八尺余,「身體鴻大」;東漢人虞延「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他們的身體形態都得到了正面評價。胡須的意義也非同尋常,是男子尊嚴的象徵。東漢初人溫序被隗囂部下逼迫自殺,死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須污土。』」(《後漢書·獨行列傳》)女性美則突出其面容的俏麗姣好,頭發的修長烏黑等。清代學者俞正燮注意到古人有「女貴大」的觀念。顧頡剛、童書業先生根據《詩經·碩人》、《澤坡》等篇,指出春秋時代美女的標準是身材高大。這種觀念在漢代也得到延伸。漢代人較為欣賞身材高挑豐滿的女性,出土的漢代畫像資料上貴族婦女大都身形高大豐腴,與身邊的侍女形成鮮明對照。
載歌載舞是漢代重要社會風俗,人們對歌舞格外喜好,歌和舞大都緣情而發,隨意而起。酒酣耳熱後起舞高歌不但是家庭宴飲的內容,也是社交場合中的節目。漢代文獻記載,當時在各種宴會上都有參加者的歌舞表演。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景帝令稱壽歌舞。長沙定王劉發「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景帝遂為長沙國益土(《史記·五宗世家》「集解」引應劭曰)。由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在那個時代,若不能舞或舞技不高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在漢代人的歌舞形式中值得專門提到是「以舞相屬」。「屬」通「囑」。這是正式宴飲場合中的固定程式,一般在宴會高潮時進行。其程序是:主人先行起舞,舞罷,再「屬」(囑)一位來賓起舞,客人舞畢,再以舞「屬」另一來賓,如此循行。所有的來賓都要參與舞蹈。在宴會上不舞或舞而不旋都是對他人的失禮行為,不僅破壞宴會的氣氛,而且會導致或激化雙方矛盾。如蔡邕遇赦還鄉,五原太守王智為其餞行,「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王智感到大失顏面,當眾辱罵蔡邕,並誣告他「怨於囚放,謗訕朝廷」,蔡邕被迫亡命吳地(《後漢書·蔡邕傳》)。
「面子」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標志性的內容之一。漢代人也十分看重「面子」,且維護「面子」的方式似乎更為激烈。漢代官員自殺者數目眾多,其原因大都緣於不願下獄,「義不受刑」。其中有拔刀在北闕下自剄的蓋寬饒,也有年逾六十的經學名家蕭望之。司馬遷深愧遭受宮刑而苟活,他在《報任安書》中用「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描述自己的悲鬱。周黨為鄉佐所辱,與鄉佐約定時間決斗,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決斗事例。在忠孝節義觀念支配下,漢代社會對「面子」的維護,由自身擴展到對家庭和親族尊嚴、再擴展到對主人和師友尊嚴的維護。彌漫漢代社會的復仇行為有宗親、主臣和師友三種類型,可以說這三種類型正是這種社會觀念的實踐。與以後的一些朝代不同,漢代主流文化對復仇行為持同情和肯定態度。清代學者趙翼曾被漢代人「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的行為所打動,在《廿二史札記》中用頗長篇幅記下了這些感受,這些感慨也反映了時代精神的變遷。
崇武尚武是漢代世風中頗有特色的內容。在出土的漢代畫像磚石上,較力、徒手和使用刀劍戟等器械比武是常見的內容。徐州漢畫像石上有表現力士拔樹的場面。漢代可能已經有類似《水滸》中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的民間傳說。當時較為正式的舉重活動是扛鼎。除人們熟知的項羽「力能扛鼎」,一些貴族如劉邦少子淮南厲王劉長、武帝子廣陵厲王劉胥也以能扛鼎留載史冊。武帝在宮中設鼎官,判定殿前舉鼎的成績。值得提到的是在漢代畫像文物上描繪了人與虎、野豬等猛獸的搏鬥,其中最為驚心動魄的是徒手制服野豬和一人同時與猛虎和悍牛性命相搏。許多比武和斗獸者都是社會上層,文人們也參與其間。司馬相如、田疇、崔琰善擊劍,王充朝夕習騎馬射箭,經學名家轅固在獸圈中刃斃野豬……錢穆先生說漢代文人性格質朴,拿起筆可撰文,放下筆可耕田。其實漢代文人也不是後代那種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這既是尚武精神的結果,也是時代的重要標志。
生活在漢代的人們,率直而較少含蓄,開通而較少壓抑,粗朴而欠圓通,勇敢而鄙視怯懦。漢帝國拓疆開土,鑿空異域,以及社會秩序的形成,都與這些精神風貌息息相關。星移斗轉,漢代精神風貌中有些內容雖已褪色消失,但它在中國古代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濺起的浪花至今仍能攖動人心。(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漢代社會在性以及某些男女關系方面是一個比較通達的社會。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飲,結伴同路甚至同車而行,女子也能單獨會見男賓。《風俗通義·怪神》說青州等地祭祀城陽景王(朱虛侯劉章)祠時,常有「倡優男女雜坐」宴飲的場面。「雜坐」表明男女不僅同場而且還相鄰而坐,並不隔開。密縣打虎亭漢墓畫像石繪有梳髻插笄女子與著帽男子並列坐於賓客位置上宴飲,其旁又有兩個女子對坐宴飲,這可視為「雜坐」情境的形象展現。他如英布愛姬單獨去為其療疾的醫家赴宴,以及漢代墓葬中屢見不鮮的男女裸體恩愛圖像,也都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才能出現的事情。當時雖已存在「貞」的觀念,但人們更為強調的是「孝」。秦漢婦女不改嫁的最早例子是《列女傳》卷四《貞順傳》「陳寡孝婦」條所載陳地寡婦事,時當漢高祖至文帝時。但陳氏守寡並非出於貞節而是為盡孝於婆婆,故文帝賜號「孝婦」。到了東漢時期,雖然情況有了變化,但在社會輿論對女性「貞」與「孝」的要求上,「孝」依然占據上風。婦女改嫁蔚然成風,且不受道德譴責。如張負孫女六嫁,漢景帝以離異並與前夫生有一女的王氏為皇後,以及曹操著文令其妻妾「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等,不過是漢代社會眾多類似事情中的典型例子。與此相關的社會現象是婚姻關系中的自主選擇。漢代社會一個核心家庭的婚姻決定權有四個依次遞減的層次,即父親、母親、兄姊和本人。一般來說,當父母都不在世時,本人對其婚姻有很大的決定權。平陽公主離異後選擇大將軍衛青為夫,孟光向父母提出欲嫁梁鴻,表明即使父母諸親在世,子女對自己的婚姻也有建議權。
2契約,又稱券書,即今之合同,是當事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契約在我國古已有之,西周中期的銅器銘文是有文字可證,有實物可考的最早的契約。至漢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民事交往的廣泛與深入,契約發展已相當完備。其種類之多,效應之強,反映出契約的訂立已遍及民事交往的各個領域。契約作為一個法學.社會學范疇,不僅具有嚴格的法律意義,而且還具有極其深刻和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它全息性地體現著漢代社會內部各個方面的互動關系。目前學界對漢代契約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和系統,考古學界多從漢簡著手提及契約,但多為借貸券、買地券等收買付賣之類,即使在經濟類契約中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1][2][3]張傳璽先生從形式上比較完整地介紹了漢代契約,但並未開掘其中豐富的社會信息。[4]秦暉從經濟史的角度對漢代社會作了比較深入的剖析和類比,涉及到契約,但不甚全面。[5]一些研究法制史的文著對漢代契約也作了探尋,但更為零星,並且遠不能從社會學的意義上去理解「契約」這個重要的社會現象。[6][7]本文試從法學,社會學、經濟學的范疇,力圖把漢代契約放人漢代「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中介」的框架中考察[8],認識漢代作為我國封建社會的初始階段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既具有「鄉土性」、「禮俗性」等傳統社會的特色,又呈現出「法理性」、「經濟性」等初始階段中國家較少干預社會的個性。[9]本文所論,涉及契約的成立要素、法律效應、契約終止等幾個方面,對漢代契約的運作作初步探討,並論及漢代契約的特點及評價,以有益漢代社會史的研究。
3 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義成,或以權斷,逆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雖然其後在惠帝、高後、文、景之世皆實行黃老無為之治,但到漢武帝之時,明確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這就使儒學終於被漢代統治者確認為其統治思想,同時也為此後兩千多年歷代封建皇朝奠定了思想統治的模式。 自孔子以後,儒家有「內聖」與「外王」之分,孟子一派屬於「內聖派」,荀子一派屬於「外王派」。習《公羊傳》的董仲舒屬於「外王派」,重視從制度上實現儒家主張。應該說,這也是《公羊傳》為漢武帝所青睞的原因之一。漢武帝在典章制度上強化德治的措施,一是察舉孝廉制度,二是《春秋》決獄。舉孝廉為官,自漢惠帝始,其制度化則在漢武帝時期。元光元年初,令郡國各舉孝廉一人。元朔元年(前128年)又下令:「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從此,孝子與廉吏成為清流之目,為官吏進身之正途。《春秋》決獄即以《春秋》作為斷案的依據,如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奉旨辦理淮南王劉長一案,「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自此,《春秋》決獄開儒家經典法律化之先河。 不過,漢武帝在重視德治的同時,也特別重視刑罰的作用。史載,元光五年(前130年)七月,漢武帝重用張湯、趙禹條定法令。據程樹德《九朝律考》雲:「漢蕭何作《九章律》,益以叔孫通《傍章》18篇,及張湯《越宮律》27篇,趙禹《朝律》6篇,合60篇,是為《漢律》。」但實際上,張湯、趙禹制訂的不僅僅是《越宮律》和《朝律》。據《漢書·刑法志》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這些律令的特點是以嚴刑峻法來督責官吏嚴格執法。此外,漢武帝時期還制訂了《腹誹法》、《沈命法》等。漢武帝一朝是繼劉邦之後漢代立法的第二個高峰期。經過這次修訂,法網更密。從此,漢初那種約法省禁、漏網吞舟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 然而,在漢武帝的繁法嚴刑和當時沉重的賦役負擔之下,民不堪命,因而從天漢二年(前99年)起,從燕趙到江漢,百姓蜂起。此外,北伐匈奴之事也接連受挫,更加劇了日趨惡化的社會矛盾。有鑒於此,征和四年(前89),漢武帝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罪己詔——《輪台詔》。在此詔書中,漢武帝宣布實行政策的改變:在統治方式上,從嚴峻刑法轉向寬松溫和;在百姓負擔上,從橫征暴斂轉向輕徭薄賦;在經濟措施上,從壟斷財利轉向力農富民;在對外關繫上,從戰略進攻轉向戰略防禦。至此,德、刑之用方趨適中。 昭、宣兩朝的大政方針是武帝《輪台詔》釐定的。當漢宣帝繼承帝位時,在思想教育界占統治地位的依然是「公羊學」。漢宣帝深受其祖父劉據對《公羊傳》和《穀梁傳》的態度的影響,在他的直接支持下,《穀梁傳》被立為官學,由是《穀梁》之學大盛。但在政治統治中,漢宣帝更重視刑罰的威懾作用。據《漢書·蓋寬饒傳》雲:「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但宣帝覽奏大怒,下蓋寬饒獄,蓋寬饒舉刀自剄。皇太子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