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翻边女裤批发

『壹』 罗氏的历史名人

罗贯中：元末明初杰出小说家，今山西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他一生相传作过十七史演义，现存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其中代表作《三国演义》（简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罗聘：清代著名画家，为江苏甘泉（今江都）人。画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兰、竹等，无所不工。其笔调奇创，超逸不群，别具一格，为扬州八怪之一。其子允绍、允缵，均善画梅，人称罗家梅派。
罗存：画家，今河南开封人。喜作小景山水画，极有韵致，时人评价他的画作，披图便知登高望远，鱼鸟往还，浩然有江湖之思。
罗隐：唐代文学家，余杭人。所作散文小品，笔锋犀利，鲁迅谓其所著〈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罗邺：唐代诗人，余杭人。有素有英姿，笔端超绝之誉，号诗中虎，为唐代三罗之一。
罗瑞卿（1906-1978）四川省南充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一九二八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大队大队长，红四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罗荣桓（1902-1963）中国军事家，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从1919年起先后在长沙协均中学和青岛大学读书，曾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1926年秋在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后赴广州，旋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的连、营、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
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年8月任第4军政治委员。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8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师政治委员。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他率领的115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分析敌情，掌握时机，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
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曾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60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从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建设的方向。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42年起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工作，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毛泽东作诗《吊罗荣桓》给予高度评价。

『贰』 翻边孔的冲压工艺是什么

第二套人民币目前大全套价格超过6万元，其中最稀少的10元券价格就接近5万元。而其全套14张钞票的面值不过27.88元，发行50年以来升值了二千多倍。

第二套人民币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人民政府着手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财政经济状况逐步好转，金融物价已趋稳定的情况下，为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而于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与第一套人民币的比值为1：10000，有主辅币之分，计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10元11种面额，13个票种,14种版别。

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是由于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专家罗工柳、周令钊、王式廓与印制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张作栋、王益久、沈乃镛、武志章、刘玉山、高增基等共同完成的。1951年2月开始设计，1952年2月20日政务院审定1、2、5分，1、2、5、 角6种辅币和1元券的设计稿，1952年3月4日审定2元、3元、5元券设计稿，1954年12月30日批准修改后的10元工农联盟券设计稿。第二套人民币的凹版雕刻是首次在国内、国际上展示其艺术水平，参加人物、风景、装饰、花纹雕刻的人员有吴彭越、林文艺、刘国栋、李曼增、赵亚云等，其中代表性作品是2元券正面的延安宝塔和5元券的民族团结群像，均出自吴彭越之手。为提高防伪假水平，第二套人民币在印制工艺上有了很大提高，分券全部采用胶版印刷，角券由胶版和单面凹印制，元券则为胶版和双面凹版印刷，10元券除采用双凹印制外还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接纹技术。但限于当时我国的印制条件和能力，3元、5元、10元3种大面额票券不得不委托苏联代印。这期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2年3月经周总理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贺晓初为组长的四人印制小组赴苏洽谈代印人民币事宜，经过反复商谈，历时一年半，于1953年8月17日与苏方签订了代印3、5元券合同，总计15亿张，55亿元；第二阶段是1954年9月30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商得苏方同意代印10元券，经过近两年的试验、洽谈，于1956年6月14日与苏方签订了代印10元券的补充协定，总计2亿张，20亿元；第三阶段是1961年3月24日经驻苏大使与苏方会谈，洽商续印10元券问题，8月26日与苏方签订了续印合同，总订3亿张，30亿元；第四阶段是1962年7月至1964年5月15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为防止人民币信誉遭意外破坏，提前收回苏联代印的3种票子，并向苏方索回3种票券的代印资料。

在第二套人民币发行过程中，发生过两次重要的改版。
一是1953年版红色1元券的改版。那是1955年7月，即在第二套人民币刚刚发行4个月以后，就发现了红色1元券出现严重的变色褪色现象。此事立刻引起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注意，马上收集、分析了各地报送的材料，写出了报告上报中央和国务院。周总理十分重视这一事件，对这个报告进行了细致研究，作了很重要的批示，并转送毛泽东、刘少奇、邓不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传阅。周总理在批示中一方面要求银行要邀请科学院的专家对红色1元的物化性能进行技术上的分析鉴定，另一方面又指示公安部门尽快分析调查有无坏分子的破坏，研究对付坏分子伪造破坏的对策。后来，经过技术鉴写确认，变色褪色的主要原因是油墨的连接料性能差，影响颜料在纸张上的附着力，尤其不利于在松、柏、杉等到木箱中存放。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发现红色1元券变色褪色较严重的多在江南地区，那里的群众由于喜爱新币，多愿将钞票放入松、柏、杉等木箱中，再加之南方潮湿气候的影响，便发生了上述变色褪色问题。技术鉴定还证实，在各种颜色的钞票中，红色的可变性最大，而黑色则较为稳定。为了维护人民币的信誉，中国人民银行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一方面要求所属印钞厂改进油墨的连接料，改变油墨配方，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重新设计、印制另一种仍以天安门为主景的蓝黑色1元券，以代替变色褪色的红色1元券的建议报告。在此期间，李先念同志根据银行的报告写信经同总理，提议新版1元券用平日的天安门景象，即去掉8个宫灯，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周总理经过认真研究后批示：“同意！”同时还通过他的秘书再次转达了毛主席不同意在钞票上放他的像的意见。至于改版后的1元券用什么颜色的问题，也使银行领导人和有关设计人员颇费一番心思，因为我国人民有尚红的习惯，喜欢大红大绿，用红色群众易于接受，用黑色则于钞票防假有利，因此，就提出了红、黑两个方案，陈述各自的优缺点上报李先念和陈云同志，然后转呈周总理。陈云同志批示：“我认为黑色较好，主要理由是油墨耐磨。”周总理看了陈云批示后批示：“同意采用黑色。”这样，1956年版蓝黑色1元券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它与红色1元券除了颜色和年号不同外，在天安门上取消了8个宫灯，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

二是1953年版酱紫色5元券的改版。5元券的改版主要是从自力更生的原则出发规划我国印钞事业而出现的一个问题。在我们当时委托苏联代印3种大面额票券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品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所需钞票的数量极大，委托外国印制，终非长久之计，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基础之上，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在尽早的时间内使钞票完全自印。为此，在1956年设计制作了一块5元券的备用版，以备不时之需。备用版的主题图景仍为“民族大团结”，但在花边、花符、装饰、底纹等各个方面，均有较大的变化。1960年，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经我国造纸工人们的艰苦奋斗，一种由我国自制圆网造纸机试抄的空心星满版水印在河北保定造纸厂诞生了。为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一块备用版便派上了用场，于当年8月开印了1956年版5元券，由原来酱紫色改成棕色，并于1962年4月20日发行。这是我国印钞事业走上完全自力更生道路的第一步，也是我国印制钞票首次使用国产水印钞票纸，在我国印钞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样，第二套人民币加上上述两种改版券，一共有13个票种。

第二套人民币在票版图案设计、颜色和油墨配置、票幅和钞纸的采用以及文字书写规则、年号的运用等方面都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是全套设计思想完整统一，民族风格突出。这套人民币的设计思想强调设计主题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主要设计按券别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六种辅币采用现代交通运输、机械、发电等主题画面，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二是1、2、3元券分别采用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井冈山龙源口等中国革命圣地为主题，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三个里程碑；三是5、10元券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为题材，反映各民族大团结和工农联盟这个主题，体现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本。上述三个层次的主题其政治内容充分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以及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全套票券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正面上下花边对称，边框改变了旧时钞票四边框的呆板形式，背面以国徽和汉、蒙、维、藏四种民族文字的行名和面值为主题，左右花符对称，活泼大方，别具一格。
二是颜色和油墨配置得当。第二套人民币主色调分档配色，冷暖协调和谐，合理地使用了红、蓝、绿、墨、茶、棕、紫等七种颜色，使西票种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易于群众识别，方便流通使用，且充分考虑了油墨的耐酸、耐碱、耐晒、耐磨等物化性能。
三是票幅尺寸采取了分档次的长宽递增式。辅币与主币分档，券别与券别递增，使每一种票券尺幅的长幅都有比例地逐步递增，好看，好数，好用。
四是纸张选用精良。13种票券除分币券采用芬兰道林纸和旧存美钞纸外，其他票券均采用当时中苏友好背景下由苏联供应的专用钞纸和我国新研制的钞纸，纸质优良、挺括、耐磨，且均有满版水印或固定水印，其中1角、2角、5角和1元券为空心五角星满版水印纸，2元、3元、5元券为实心五角星花纹混合满版水印纸，10元券为我国国徽图案固定水印纸，大大提高了防伪性能。
五是文字书写统一。第二套人民币上的汉字行名、面额以及年号均由当时总行金融研究员马文蔚先生书写，字体为“张黑女”碑体；蒙、维、藏三种少数民族文字也由各少数民族书法高手书写，并经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审核、签字。四种文字集中于一个票面上，不仅体现了我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而且美观大方，为书法艺术中之珍品。
第二套人民币彻底扫除了我国多年来通货膨胀的痕迹，彻底结束了我国货币制度紊乱的历史，使我国的货币制度从第一套的初步统一，发展到巩固、稳定和健全，成为新中国第一套完善的货币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叁』 鄱阳话的举例

方言与风俗的关系十分紧密，有些县志的编排，就是把方言归类为风俗卷。鄱阳方言如“寒婆捡柴”、“问客杀鸡”、“打发打发”（对打碎物品的禳解或安慰）、“牛马归栏”（指婚俗黄昏到婆 家）、“顺眼跳财，反眼跳灾”、莲湖人吃鱼不能“翻边”等，都是典型的例子骁勇”、“作揖”、“打醮”、“早晏”、“邪（读qia）子”“乌焦巴弓”；称“你”为“侬”或者汝，称“他”为“其”；两指长为“一拃（zha）”，两臂长为“一庹(tuo)”；轻推作“㧐（song）”，猛推作“搡(sang)”；还有民间创造的来历较远的词，如“跌鼓”，形容丢脸，据说是明清时期流行说书和鼓词，说书人的鼓从架上跌落下地，很失面子。如“杌槛”，因农家门槛多当凳坐而得名；“顸(han)篙”是老粗老长的竹木篙。如“搛(jian)菜”、“擤(xing/sen)鼻涕”、野（或夜）（读ya）、老婆（公）“㧟(kuai)竹篮”、“挦(xian)鸡毛”，如“戳闪”，指毫不留情地数落；“叩螺蛳”，意思是勾起中指，用像螺蛳壳一样硬的指关节骨打人，都很有表现力。又如，光针线活就有一系列动词：“绱(shang)鞋”、“缉(ji)袜底”、“缲(qiao)鞋带”、“扌寨扣子”、“绗（hang）棉花”。有些形容词也很有意思，如“捂神拌鬼”、“涩牙板齿”、“笑得转筋”、“乌皮瘦壳”等。鄱阳人骂人有雅有俗，如“祸蔸”、“陋馊”、“脓包”等；又如取笑老人时说“老颠董”，骂小孩为“憨皮头”（含有亲昵味）。记得小时候在田畈放牛时，忽见翻滚的乌云由南向北大规模地推进，小树被风吹得直不起腰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这时，有个久晴盼雨的强壮农夫，一边往回跑，一边屏住呼吸，扯开嗓子高喊一声：“唷——嗬嗬！”这类似井冈山上那个“哟嗬嗬咳”、兴国山歌“哎呀嘞”的一声吆喝，惊天动地，是我听到过的音量最高、拖音最长，也是最为铭心刻骨的一句简单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