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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求明史刘基传原文及翻译

原文：

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基幼颖异。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名，以币聘，基未应。

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既至，陈时务十八策，太祖大喜，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会陈友谅陷太平，谋东下，势张甚，诸将或议降,或议奔据钟山,基张目不言。太祖曰：“先生计安出？”

基曰：“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太祖用其策，诱友谅至，大破之，以克敌赏基，基辞。

其龙兴守胡美谴子通款，请勿散其部曲，太祖有难色。基从后踏胡床，太祖悟，许之，美降，江西诸郡皆下。大旱，请决滞狱，即命基平反，雨随注。

因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太祖方欲刑人，基请其故，太祖语之以梦，基曰：“此得土得众之象，宜停刑以待。”

后三日，海宁降，太祖喜。悉以囚付基纵之。寻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

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

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洪武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为资善大夫、上护军，封为诚意伯。明年赐归老于乡。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

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八年,疾笃，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

白话释义：

刘基，字伯通，青田县人。刘基小时候聪明异常。元朝至顺年间中进士，朝廷安排他担任高安县丞，有廉洁正直的好名声，行省征召他，他谢绝了。待明太祖攻下金华，平定括苍，听到刘基的名声，用重财礼聘请他，刘基没有答应。

总制孙炎两次写信坚持邀请，刘基才答应。到后，陈述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十八条对策建议。太祖高兴极了，修建礼贤馆安置刘基等人居住，恩宠礼遇到了极点。正逢陈友谅攻陷了太平，考虑向东进军，气焰十分嚣张。

将领们有的建议投降,有的建议逃到钟山盘踞下来。太祖问：先生您能拿出什么计谋？刘基说：贼寇骄横，等他的军队深入近来，（我们的）伏兵阻截消灭他们，是很容易的。天老爷认为“后举者胜”，树立威势消灭敌人来成就王业，关键在打这一仗啊。

太祖采用他的计谋，诱惑陈友谅到来，彻底消灭了他的军队（太祖）因为消灭了敌人就赏赐刘基。刘基谢绝了。那个龙兴的太守胡美派遣儿子转达投降的诚意，（但）要求不解散他的部队，太祖有些为难。刘基从后面踏太祖椅子，太祖醒悟，答应了胡美的要求。

胡美投降，江西各部郡都归顺了太祖。大旱之时，刘基请求判决长期没有判决的案件，（太祖）乘此机会命令刘基为冤狱平反，大雨随之而下。（刘基）乘机请求制定法律制度，来制止滥杀无辜。

太祖正要刑讯犯人，刘基问他原因，太祖把梦中的事告诉了他，刘基说：这是得土地得民众的征兆，最好是停止刑讯来等待吉象到来。过后三天，海宁（地方官兵）投降了，太祖高兴极了，把全部的囚犯交给刘基释放。不久（刘基）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太祖因为某件事情责罚丞相李善长，刘基说：善长是有功勋的老臣，他能够协调各个将领之间的关系。太祖说：这个人多次想害您，你竟然替他开脱罪责，我将要你做丞相。刘基叩头说：这好比换柱子，必须用粗大的木头。如果捆几根细木头为柱子，将马上会倾倒。

等到善长被罢官，太祖想任命杨宪为丞相。杨宪和刘基的关系向来很好，刘基却极力说这样不行，他说，杨宪有做相的才能，但没有做相的气量。宰相，保持心境像水一样的清明平正，用义理作为执行权利的标准，而不掺杂个人私见，杨宪却不是这样。

太祖问他汪广洋行不行，刘基说：这个人气量狭小几乎超过杨宪。太祖又向他问胡惟庸，刘基说：好比驾车，害怕掀翻车辕。后来，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出事被杀。洪武（明太祖年号）三年任命刘基为弘文馆学士。

十一月大封功臣，任命刘基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爵为诚意伯。第二年赐他告老还乡。刘基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料事如神。他生性刚直，嫉恶如仇。到此时回到山林隐居，只有喝酒下棋，从不提自己的功勋。八年，刘基病重，过了一个月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

此文出自清朝赵继鼎所编写的《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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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清兵入关后，顺治二年四月癸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的记载，见于《清世祖实录》卷15，何冠彪《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一文首揭此事。但清廷何时决议纂修，尚无确切史料证实。

《清世祖实录》中仅见几位总裁于顺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钦奉圣谕，总裁《明史》”，并提出副总裁及纂修人员名单。这种“钦奉圣谕”，很可能仅是早朝时的口头指示而已。

以往论著称顺治二年五月“诏修《明史》”，表述确实有所不当，准确言之为：顺治二年五月，清廷组成《明史》的纂修人员。）得到了清朝廷的认可。其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

是年五月，由总裁提名副总裁和纂修官，并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 揭开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

康熙四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

如果从清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主要是当时政治上不稳定的原因。《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年5月26日）。

据清朝顺治实录记载，当日以修《明史》总裁官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请，正式设置副总裁官，以学士、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并且选定纂修、收掌、誊录官。

此时正值清兵入关之初，清朝立足未稳便急于诏修《明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当时南京的弘光朝廷正与清朝南北对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认弘光的南明政权存在。

二是以此笼络明朝遗臣，通过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开馆修史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虽然到五月十五日清军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灭亡，五月二十八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

但是实际上清军在江南遭到了军民的坚决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发令”后，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制。其中著名的战斗有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保卫战，固守孤城达两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明臣黄道周、郑芝龙等奉唐王朱聿键于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与此同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奉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鲁王监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余部也与明总督何腾蛟结合抗清。

到顺治三年，明臣苏观生等奉朱聿鐭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历政权。顺治六年，张献忠农民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与南明永历政权结合，成为抗清主力之一。

『贰』 蚂蚁的种类

蚂蚁的种类众多，中国的蚂蚁类群种类有(中国有记录的子阶元）大齿猛蚁属，钩猛蚁属，隐猛蚁属，猛蚁属，姬猛蚁属，细颚猛蚁属，双刺猛蚁属，齿猛蚁属，曲颊猛蚁属，

曲颊猛蚁属，穴猛蚁属，短猛蚁属，匿猛蚁属，中盲猛蚁属，扁头猛蚁属，埃猛蚁属，真猛蚁属，镰猛蚁属，猎镰猛蚁，中猛蚁属，小眼猛蚁属，矮猛蚁属，宽猛蚁属，修猛蚁属，拟猛蚁属。

1，大齿猛蚁属

大齿猛蚁属（Odontomachus），隶属于猛蚁亚科，属体型较大的蚂蚁，工蚁单型，工蚁通常体长为12mm左右，具备大颚，可270度张开。

2，钩猛蚁属

钩猛蚁属蚂蚁形成的巢穴较小，通常少于100只工蚁。巢穴一般在土中，倒伏的树木下或者借用白蚁的巢穴。它们捕猎无脊椎动物，用上颚和尾刺制服猎物。

3，隐猛蚁属

隐猛蚁属（Cryptopone），隶属于猛蚁亚科，为小型蚂蚁，工蚁体型通常为2.5mm~4.5mm。该属有25个现存种，具有世界性的分布，但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4，镰猛蚁属

镰猛蚁属隶属于猛蚁亚科，该属的蚂蚁体型较大，工蚁单型。在中国南方，其属下最常见的物种为猎镰猛蚁（Harpegnathos venator），体长大约为18mm。

5，姬猛蚁属

姬猛蚁属（Hypoponera），隶属于猛蚁亚科，该属为猛蚁亚科下的一大属，由177个现存种和1个化石种组成。为小型蚂蚁，工蚁体长为2.5mm左右。分布范围遍布全球。

『叁』 亚历山大东征具有什么意义

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马其顿军事统帅、国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自幼受到严格的宫廷教育，思想敏锐，才智出众。他酷爱兵法，很小就跟随父亲四处征战。公元前336年，其父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他年仅20岁便继承王位。继位后，他以严厉手段平定宫廷内乱，从事军事改革，发展了古希腊的方阵战术，创建了既能乘马又能徒步作战的“龙骑兵”；对外，他继续其父的扩张行动，大规模地对亚洲、北非进行侵略性远征，史称“亚历山大东征”。以马其顿军队为核心，他于公元前334年率领着庞大的海陆军发动东征，对实力强大的波斯军队实行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先后取得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的胜利，攻占了埃及、巴比伦、波斯、米底等国的大片土地，创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公元前330年，他又马不停蹄地沿着里海南岸继续东进中亚，途经安息、大夏和粟特，直到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地区才班师。公元前324年春，这位征战多年的大军统帅终于回到巴比伦。但这时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于次年6月病死。他死后，他用武力建立起来的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很快分裂瓦解。

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亚历山大继位，时年20岁。因腓力二世猝死，宫廷骚乱，北方部落起义，希腊反马其顿派领袖乘机重新组织反马其顿同盟，意欲将年轻的亚历山大政权扼杀在摇篮中。马其顿王国内忧外患，形势十分严峻。亚历山大果断地采取行动，迅速予以还击。在希腊同盟还未组织起来时，他已兵临希腊，犹如从天而降。他效仿腓力二世当年的做法，在科林斯召开全希腊大会，名正言顺地成为马其顿、希腊联军的最高统帅。

对希腊的制服，是亚历山大所采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也是他东征能够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公元前334年春，他以马其顿、希腊联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巧妙地利用希腊人的力量，组织起强大的东征军，以波斯人曾蹂躏过希腊圣地，参与谋杀腓力二世为借口，向波斯帝国宣战，大规模的对亚洲、北非的侵略性远征由此拉开战幕。

亚历山大率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亚洲，在马尔马拉海南岸的格拉尼科斯河附近与波斯军队首次交锋。波斯大军在河流的右岸高地上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占地利之势，而马其顿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亚历山大为鼓舞士气，亲自率领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强行渡河，迅猛进攻。波斯军队死伤累累，很快败北。亚历山大首战告捷，打开了向小亚细亚进军的道路。此后，在小亚细亚他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抵抗。

公元前333年秋，亚历山大在叙利亚的伊苏斯附近与波斯军队发生了第一次激战。亚历山大以重装方阵和重装骑兵迅猛异常地向波斯中军发起进攻。双方激战正酣，大流士三世首先动摇，弃阵而逃。波斯大军随即崩溃。

公元前332年春，亚历山大继续向南推进。许多腓尼基城市不战自降。对被征服地区，亚历山大采用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政策。攻下腓尼基各地不久，他就率军进入埃及。他利用波斯统治下人民的不满情绪，以解放者自居，同时，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他特别注意拉拢埃及的祭祀阶级，因为他深知，埃及的阿蒙祭祀集团在埃及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实力雄厚，在民众中影响较大。因而慷慨馈赠，甚至在沙漠中艰难跋涉，饱受煎熬，亲自去西瓦绿洲祭祀阿蒙神庙。因而，亚历山大得到了埃及祭祀集团的支持，被宣布为阿蒙神之子，从而成为埃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

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由埃及出发，经巴勒斯坦、叙利亚，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在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美拉村外与波斯军队进行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命运的大战。

高加美拉一役，亚历山大消灭了波斯的有生力量。之后，亚历山大几乎未遇抵抗占领了波斯行都巴比伦、波斯首都苏撒和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进行了惊人的掳掠和洗劫。不久，亚历山大追踪大流士到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大流士三世已被杀。亚历山大追擒大流士三世的当地总督比索斯，以其背叛君主罪处以死刑。波斯的阿黑门尼德王朝遂亡，亚历山大取代了波斯帝国的统治。

其后，亚历山大进军中亚，虽遭中亚人民抵抗，但仍占领了中亚的一些地方。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又进军印度，利用印度诸国的矛盾，占领了印度河流域的一些国家。他还企图征服恒河流域，但因士兵厌战和畏怯印度摩羯陀国的强大，被迫退兵，公元前325年回到巴比伦城。历时10年的东征就此结束。经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亚历山大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它的版图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首都巴比伦。

亚历山大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可以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发动的侵略战争虽给欧、亚、非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不幸。但在客观上，东征为东西方文化、政治和经济交流创造了条件。在帝国广阔的领域中，西亚、中亚、埃及甚至印度等地的各民族与希腊各城邦间的经济、贸易、文化的联系普遍加强，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无古人的。

『肆』 古代科举与应试教育谁更万恶

随着应试教育体制的逐步深化，求同排异、力求统一、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在各大院校愈演愈烈，导致学生、老师、家长三方的压力空前加剧，并产生极大的对抗性情绪。在以“帝王之术”为指导前提，霸控人心为目的，专注于牛毛茧丝、象征意义、不切实际为内容的应试教育下，老师无法大展骏足，寓教于乐(因为考学要看成绩，学校要看升学率，因此老师只能服务于应试，否则则要丢掉饭碗)父子母女之间无法敞开心扉，互相谅解(父母大都一心想令子女考上好学校，来符合学历制社会的需求，而子女另有思想，欲图另辟蹊径，双方的沟通因子女成绩不高而产生壁垒，难以进行)。更有甚者，部分学生因压力过大，进而走向仇杀斗殴、浸淫网络、盲目早恋的不归之路。

的确，在“劝学自进，以问缚人”这类考官所精心炮制的试卷之上，不难发现三大属性与四大弊端。其一，辩护性。即为政权的合法性做反复论证。其二，同化性。求同排异，力求把人都塑造成一个模子。其三，蒙蔽性。这是由辩护性与同化性共同结合，所衍生出的一个全新属性。即要求以育人为善为主，弘扬正气为根。现实中一切有违礼法之事，在试卷上均被溢美。

四大弊端则为：一，题目答案偏狭。二，题目本身怪诞。三，题目注重茧丝牛毛。四，题目解析十分艰难。(对这几项有质疑的家长朋友，可以翻翻孩子们的寒暑假作业)

一，应试教育制度的愚蠢与野蛮

《周易》说：“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是非、善恶在特定的时空内，是有标准的。然而，时空越大，其标准就越模糊。大到整个宇宙，长到几万年，就无是非，无善恶了，因为整个时空只有一个最高的法则——阴阳反正(亦即应权通变)。

实际上，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国家也好，公司也罢，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由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动态特性，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任何开放系统，因其变量受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的制约。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他都必须尽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素来选择不同的领导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领导艺术是一种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处事技能。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艺术的发挥集中于领导人对情境的控制和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艺术就是权变控制的艺术。

因此，在教育教学中，两点论、两分法的历史观与识人观不该建立吗?那我们评价人才的方法岂非仍然是‘非黑即白’，在君子与小人的极端争论中徘徊?还谈什么务实呢?而且怕也会导致领导干部的平庸化或厚黑化吧!

可惜，试卷上所谓的那些“阅读理解”、“选词填空”、“注音练习”不仅没有教会我们如何对各种经典“采其大略，观其要旨”，如何对生活和职场中时时刻刻发生的各种事件“弘思远益，应权通变”，反而让我们学会了断章取义、一板一眼、惟命是从、死记硬背。

我国古典名著《长短经》中曾经列举了数十个关乎信仰、生活、文化、道德、政治、谋身方面的命题，但其中无论或正或反，均是言之成理，卓然成家。读懂了这些纷沓错综的案例，我们就会惊诧——应试教育中强求一致、求同排异，力争把学生都塑成一个模子的做法是多么愚蠢和蛮横!

[正方：]《大雅》说：“既能明了善恶，又能辨别是非，才能确保安全。”《周易》说：“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就是爱惜生命。”
[反方：]《论语》说：“有教养的人遇到危险应当舍身赴难，见义勇为。”
又说：“君子只有勇于牺牲生命以成仁的，而没有因贪生怕死而害仁的。”

[正方：]管子说：“如果现实生活使人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读读历史。”古语说：“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与灭亡的国家执行同样的政治路线，是不可不亡国的。”
[反方：]《吕氏春秋》说：“见有人因吃东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所有人吃东西，荒谬呀;见有人因乘船不小心淹死了，就禁止天下的人都不乘船，荒谬呀;见有人因战败而亡国，就取消天下所有的军队，荒谬呀。”三国时魏国的名臣杜恕说：“奸臣贼子，从古到今，不是说没有，可是如果百年出一个，就认为是接踵而来;千里遇上一个人，就认为是并肩同行，并以此作为举荐人材的戒条，这就如同因为有人噎死就禁止大家吃东西一样，噎死的人虽然不多，但是饿死的人就多了。”

[正方：]孔子说：“敢憎恨那些揭发别人阴私的人，才是正直无私的人。”
[反方：]管子说：“敢憎恨那些隐瞒别人恶行的人，才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三国时魏国的大臣曹羲说：“世人所说的替别人掩盖恶行、宏扬善举，是君子最高的行为准则;保护、宣传共同的爱好，是朋友之间最深挚的情谊。
这种说法，不过是市井俗人的胡说罢了。其目的在于把爱憎相同的人互相诋毁对方当作有共同语言。所以这类集中起来的街谈巷议根本就不是诚实公正的真理。世上的读书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据只言片语来下结论，因此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之混乱往往是这样造成的。朋友之间不分是非，什么事都一味的随声附和，这样一来，失败的种子就必定会从中萌发。
当然，对任何事情，不管是发表看法，还是评论得失，都要以求实的精神为准则，大可不必相互苛求，相互指责。相知的朋友要以平等不欺的态度作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随声附和当作是友情牢固。因此豁达明志的人，只要大的原则一致，并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灵相通，并不在乎言语的一致。

[正方：]《越绝书》说“卖弄姿色的女子不贞洁，夸耀自我的士子不守信。”
[反方：]《汉书》说：“成大事的人不必拘泥小节，行大礼的人无须小心谦让。”

[正方：]黄石公说：“土地贪图得太多，种不过来就会荒芜。追求仁德广施于天下，国家才会强大。保护好自己拥有的东西，能使人安分守己，贪图别人有的东西，就会发生残暴的行为。残暴的政治统治，虽然能成功一时，但终究会失败。”
[反方：]战国时秦国大将司马错说：“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扩充领土;要想军队强大，必须使人民富有;要想称王统治天下，必须推行德政。这三个条件具备了，才能成就王业。”

[正方：]《左传》说：“只要心里纯洁无邪，又何必担忧没有归宿呢?”《论语》说：“只要礼义上不出差错，又何必害怕别人说三道四呢?”
[反方：]古语说：“诽谤不实之词太多了，金子也会被熔化。诬谄不实之词太多了，能把人的骨头磨垮。羽毛数量多了，也能把船压沉。轻的东西多了，同样能把车轴压断。”

[正方：]孔子说：“一般的读书人，不象器皿一样，什么东西都能装下;也只不过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而圣人运用智慧却可以应付万事万物。”
[反方：]列子说：“天地不是万能的，圣人也不是无所不知，世间的万事万物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天的职能是普育众生，地的职能是承载万物，圣人的职责是教育民众。”

[正方：]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反方：]同时孔子又说：“晋国公子重耳有称霸的雄心，是在曹国和卫国流亡时遇到不公正的礼遇和污辱后才萌发的;越国国王勾践有称霸的雄心，是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被吴王夫差打败后萌生的。所以居在屈辱的地位而不忧患的人，说明他没志气。身在困厄中反而得过且过、苟且偷安的人，说明他心胸不广。”

[正方：]韩非子说：“古人看不到自己的面容，于是发明了镜子;智慧达到怀疑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的时候，才会用真理来反省、修正自己。”
[反方：]老子说：“善于借助别人的听觉来听、别人的视觉来看才是真正的聪明，能自己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

[正方：]战国时魏人唐且说：“吴国的刺客专诸怀里藏着锥刀刺杀吴王僚，天下的人都赞许他勇敢;越国的美女西施身穿粗布短衣，天下的人仍然称赞西施漂亮。”
[反方：]慎子说：“毛嫱、西施，是天下最美丽的女子，假如让她们穿上兽皮做的衣服，人们见了也会吓得跑开;假如让她们换上好看的细麻布衣服，过路的人都会停下来欣赏。由此看来，美丽则是好衣服衬托的结果。美女不穿漂亮的衣服，也会姿色大减。”

[正方：]秦末的将领项梁说：“先下手的制服别人，后下手的被别人制服。”兵书上说：“先下手的人有夺取人心的优势。
[反方：]周朝史官史佚曾经说：“不要首先去闯祸，否则必死无疑。”
古语说：“不要做带头闯祸的人，也不要做带头享福的人。”

[正方：]慎子说：“贤能的人屈从于缺德少才之辈，是因为权力太小。
缺德少才者能甘心服从于有德才的人，是因为后者的地位尊贵。唐尧是一介平民的时候，连他的邻居都指使不动，等到他做了帝王，就能做到令必行，禁必止。由此看来，贤德不能服人，而权势却能使贤人屈从。”
[反方：]西汉政论家贾谊说：“从古到今，与老百姓结仇的帝王，他的灭亡迟早会到来，而老百姓必定会胜利。尽管商纣自称天王，夏桀自称天父，灭亡之后，老百姓照样骂。由此看来，权势不是最让人尊崇的，头衔也不是最光荣的条件。”

[以上所列举的一正一反的命题，都是从经史典籍中摘录出来的自相矛盾的立论。然而都可以自圆其说，蕴含一定的哲理。]

结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可见在教育教学与应对考试中，强求一致，求同排异，所规定的答案太过僵化正统，根本不能以小见大，知微见著，这样的做法不也肤浅吗?对学生来说，不显得太局限而无法大展骏足了吗?正如朱大可先生所言：何必让学生停留在“标准答案时代”呢?!

二，“万恶”的科举制比应试教育更能“下本”

以上所述是近些年来教育界内一些精英学者的共识，似乎无须赘言。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绝大多数文人墨客在批判应试教育之罪恶的同时，总是不忘把以前的“科举制”也带出来，顺道挖苦讽刺一下。认为其实现在的教育制度就是当年科举制度的转世投胎。那笔者就不得不多说两句，以此为“开科取士”正名!

首先必须承认，无论是开科取士也好，应试教育也罢，其核心都是为了维稳，都是为了保障特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至于抚育英才、造就贤杰，那是开科取士和应试教育这两种制度所烘焙的副产品。不同的是，虽然这两者都是为了忽悠百姓、稳定政局，但是前者下的成本显然比后者大，前者也比后者更利于造就精英人才。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古代开明的封建帝王，比现代群狼政治中的宵小之辈，更崇尚“精英共治”。《反经》曰：“先王知独理之不能久。故与人共理之;助独守之不能固，故与人共守之。兼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进。轻撞足以相镇，亲疏足以相卫。兼并路塞，逆节不生也。”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太大了，君主一个人守不过来，所以需要选拔一批精英人才与我一同治理。
所以在开明专制的历史时期，我们能看到许多平民百姓、布衣寒族通过“开科取士”而一跃成为当朝宰辅的。比较典型的是李世民时期册封的“十八学士”。(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设文学馆，邀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太学博士陆德明及孔颖达、王府记室参军事虞世南和姚思廉、蔡允恭、颜相时、于志宁、许敬宗、苏世长、李玄道、薛元敬、薛收、李守素、盖文达、褚亮、苏勗共十八人常讨论政事、典籍，当时称之为“十八学士”。)

这十八人中有的是平章政事(副总理)、有的是尚书中堂(部长)，最高的甚至做到了国家的二把手!这种不依靠任何家族关系而“登堂入殿”的奇观，并不止于太宗一朝。后世的李泌、王安石、张居正、吕蒙正、邬思道等等贤达，也颇承其惠。

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你在“开科取士”时表现出经国纬政、经世济民的能力，让君主感觉你能帮他治理天下，什么国土资源局局长、外交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总理之类的官职，你随便挑!

你这样一弄，起码可以忽悠百姓，让他们认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一个政权的气运存续直接取决于帝王家们的十项基本素质——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能、执法态度、军事才干，而间接则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所以说如果统治阶级能自觉自愿的推进“士庶合流”，让百姓觉得自己通过努力以后，可以与士族阶级平起平坐，或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百姓能不拼死守卫这个给他带来希望的政权吗?

譬如翁同龢，他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时常接济青俊。实业家张謇在名不见经传之前，曾经屡屡受其泽惠，方才大展骏足，高中状元;一介寒儒、毫无背景的张元济也因他的举荐而得以名列金榜。最后正是这两个人，在他被贬出朝、青黄不接之际，一个主动帮他搭屋建房，一个重资帮他出版日记。

张廷玉也是一样，其子张若霭曾经高中探花，群臣都向他来道贺。雍正帝也在保和殿内夸他们张家英才辈出。张廷玉却长跪不起，说天下寒士太多，我的父亲和我已经都位居宰辅，我不能再厚颜无耻，让自己的儿子也位列九卿。好的位置也要给广大的读书人留一些!无奈之下，雍正帝只好将其子降为二甲第一名，这事才算了结。

在党同伐异的今天，我们的政府也的确还在开放“士庶合流”，但给的位置却都是权贵资本利益集团、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实业资本利益集团、知识资本利益集团这四大特殊利益集团挑剩下的，只把厅、局、科、处等相对较低级别的官职对百姓开放，与此同时，还不忘向百姓提出《素书》中的八项要求和“隐忍二三十个春秋”的年限作为苛难。一言以蔽之，就是你想当上厅长、局长之类的芝麻绿豆官的话，(只能从市级以下开始挑，以上的位置已经送给各大利益集团的亲戚朋友了)光有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之心还不行，你必须得是圣人，不是圣人就得用厚黑学装成圣人。不过，装可是装啊，装完了可不一定提拔你。你要是装了二三十年的孙子还没混出来，只能隐没自身。如果你不甘心，出来乱喊乱叫，发泄不满，或者“另择明主”，那你就是桀骜不驯、汉奸国贼!

我们在教科书中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话——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接班人，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问题是，现今的既得利益者从来没打算让我们来接班，而是打算让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军二代接班。充其量是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里找几个帮他们打下手的。生在当下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想凭三殿两榜的几场好文章，几本经世治国的个人著作在朝堂之上上苑探花、檀宫折桂、传胪唱名，简直是妄谈!

“开科取士”与“应试教育”，一个以“三公九卿”的位置下本，一个以“厅局级以下”的位置下本，成本投入当真不可同日而语。无怪乎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对科举制度作了如下评价：“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机会，但只有那些适合做官的人才有机会做官。事实上，这个方法实施一千多年来，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

三，科举考试比应试教育更能经理时务

早在2009年，两广大学生素质拓展中心就推出了我 国首个针对高 考状元职业状况的调查报告——《湖南省高 考状元职业状况调 查报告》，《报告》显示，1⑨90年-1998年期间产生的部分省市成百上千名高 考状元，没发现一位是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的确，专注于忠君爱国、溢美现实、牛毛茧丝、偏狭怪诞、曲意刁难的答卷，如何让我们学以立德、学以致用、学以致富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科举时期的几道试题，然后与现在的考题参验对比一番，看看哪个更为经世致用?

开科取士之史论五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细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题目虽然难度极大，但确是治国理民的命脉所在。就拿第一题来说，如何能很好的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致令政不壅塞，加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不正是现今改革的困境所在吗?再谈谈第二题中，贾谊所提的“三表五饵”之说，以立信义、爱人之状和好人之技为“三表”;以赐之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府库奴婢和亲近安抚为“五饵”。(见《新书·匈奴》。)时过境迁，我们虽然不必完全照搬贾谊的论调，但是若果为政者能够把握其中“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精神，将之用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何愁不能事半功倍?!

至于第三题的关窍，就在于治理国家要宽猛相济，《左传》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回眸现在“当宽不宽，当严不严”的政治格局，上位者宁不自愧?!

放在最后的四、五两题，一则倾重于君相分权之说，是应对当时西方宪政之所谈;一则倾重于如何利用纵横捭阖之术远交近攻，实现大国外交。同样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最为重要的是，没有统一答案，一切以解决当时的问题为主，但凡能行之有效的策论，均有获得青睐的机会。

应试教育之脑残问题：

1.选出加点字注音错误的一项(2004贵阳市)
A.行阵(háng) 尴尬(gān) 豁免(huò)
B.惬意(xiá) 拮据(jǖ) 穷匮(kúi)
C.恻隐(cè) 社稷(jì) 驽钝(nú)
D.侏儒(zhū) 打盹(dǔn) 篝火(gōu)

2.作为一条商业通道，“丝绸之路”的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商业贸易上，可实际上，它的历史作用却远远超出经济交流的( )。而今天，“丝绸之路”所经地带又重新成了( )的所在。依次填入的词语，最恰当的是：
A.界限举世瞩目 B.界限 举足轻重
C.范畴举足轻重 D.范畴 举世瞩目

3.(2006.江苏)某中学生在家上网时发现某网站载有损害国家、民族尊严的内容，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及时查实并依法查处了有关当事人。请运用政治常识，分别说明该中学生和公安机关行为的依据。(9分)

看完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应试教育虽然抹杀了学生的一切创造性思维，却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智障儿童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叫人无语啊!

四，中国教育应当实现西方实验哲学与开科取士的完美嫁接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卢梭等著名的 “中化”思想家都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赞叹不已。1755年，英国的《绅士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中国的开科取士：“写作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惟一愿意接受的考试方式……所有作者一致认为，中国的行政管理水平远在其他国家之上”此后，英国国内要求引学中国先进科举制的声音不绝于耳，19世纪英国学者郭施拉在《开放的中国》一书中就郑重呼吁：“这一伟大帝国的各项设施中，没有哪一项能像开科举、从最有才华的青年中选拔政府官员那样，给予其创立者这么大的荣耀……在中国，学而优则仕，人人机会均等。”据统计，从1570年至1870年，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多达70多种。

在这种氛围下，英国政府于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科举制度，为以后建立文官制度打下了基础。

为华夏子孙计，必须取消服务于一家一派、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代之以肖恩·尼科尔所推广的“实验哲学”和中国盛唐以来的策论考核。与此同时，大力开放士庶合流，反对省级干部任命制，促进官民一家，让基层百姓之子女和权贵子弟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切切实实的可以“学而优则仕”。

惟其如此，学生们才能真正的做到“弘思远益，应权通变。修学储能，先博后渊。以古鉴今，洞悉风云大势所谙;求同存异，不作桎梏腐儒之谈。”

否则，百姓们还会依旧众口铄金的传唱：“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江山是人家的……”

『伍』 汉代的时代精神

先给你一些儿

不够给我消息

1 对人体美的欣赏可以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汉代人眼中，男性美中最为突出的是体现男性第二性征和富有力量感的方面，如胡须浓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西汉人王商高八尺余，“身体鸿大”；东汉人虞延“长八尺六寸，要带十围”。他们的身体形态都得到了正面评价。胡须的意义也非同寻常，是男子尊严的象征。东汉初人温序被隗嚣部下逼迫自杀，死前“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迫杀，无令须污土。’”（《后汉书·独行列传》）女性美则突出其面容的俏丽姣好，头发的修长乌黑等。清代学者俞正燮注意到古人有“女贵大”的观念。顾颉刚、童书业先生根据《诗经·硕人》、《泽坡》等篇，指出春秋时代美女的标准是身材高大。这种观念在汉代也得到延伸。汉代人较为欣赏身材高挑丰满的女性，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上贵族妇女大都身形高大丰腴，与身边的侍女形成鲜明对照。

载歌载舞是汉代重要社会风俗，人们对歌舞格外喜好，歌和舞大都缘情而发，随意而起。酒酣耳热后起舞高歌不但是家庭宴饮的内容，也是社交场合中的节目。汉代文献记载，当时在各种宴会上都有参加者的歌舞表演。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景帝令称寿歌舞。长沙定王刘发“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景帝遂为长沙国益土（《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应劭曰）。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若不能舞或舞技不高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汉代人的歌舞形式中值得专门提到是“以舞相属”。“属”通“嘱”。这是正式宴饮场合中的固定程式，一般在宴会高潮时进行。其程序是：主人先行起舞，舞罢，再“属”（嘱）一位来宾起舞，客人舞毕，再以舞“属”另一来宾，如此循行。所有的来宾都要参与舞蹈。在宴会上不舞或舞而不旋都是对他人的失礼行为，不仅破坏宴会的气氛，而且会导致或激化双方矛盾。如蔡邕遇赦还乡，五原太守王智为其饯行，“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王智感到大失颜面，当众辱骂蔡邕，并诬告他“怨于囚放，谤讪朝廷”，蔡邕被迫亡命吴地（《后汉书·蔡邕传》）。
“面子”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内容之一。汉代人也十分看重“面子”，且维护“面子”的方式似乎更为激烈。汉代官员自杀者数目众多，其原因大都缘于不愿下狱，“义不受刑”。其中有拔刀在北阙下自刭的盖宽饶，也有年逾六十的经学名家萧望之。司马迁深愧遭受宫刑而苟活，他在《报任安书》中用“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描述自己的悲郁。周党为乡佐所辱，与乡佐约定时间决斗，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决斗事例。在忠孝节义观念支配下，汉代社会对“面子”的维护，由自身扩展到对家庭和亲族尊严、再扩展到对主人和师友尊严的维护。弥漫汉代社会的复仇行为有宗亲、主臣和师友三种类型，可以说这三种类型正是这种社会观念的实践。与以后的一些朝代不同，汉代主流文化对复仇行为持同情和肯定态度。清代学者赵翼曾被汉代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的行为所打动，在《廿二史札记》中用颇长篇幅记下了这些感受，这些感慨也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迁。

崇武尚武是汉代世风中颇有特色的内容。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上，较力、徒手和使用刀剑戟等器械比武是常见的内容。徐州汉画像石上有表现力士拔树的场面。汉代可能已经有类似《水浒》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民间传说。当时较为正式的举重活动是扛鼎。除人们熟知的项羽“力能扛鼎”，一些贵族如刘邦少子淮南厉王刘长、武帝子广陵厉王刘胥也以能扛鼎留载史册。武帝在宫中设鼎官，判定殿前举鼎的成绩。值得提到的是在汉代画像文物上描绘了人与虎、野猪等猛兽的搏斗，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徒手制服野猪和一人同时与猛虎和悍牛性命相搏。许多比武和斗兽者都是社会上层，文人们也参与其间。司马相如、田畴、崔琰善击剑，王充朝夕习骑马射箭，经学名家辕固在兽圈中刃毙野猪……钱穆先生说汉代文人性格质朴，拿起笔可撰文，放下笔可耕田。其实汉代文人也不是后代那种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这既是尚武精神的结果，也是时代的重要标志。

生活在汉代的人们，率直而较少含蓄，开通而较少压抑，粗朴而欠圆通，勇敢而鄙视怯懦。汉帝国拓疆开土，凿空异域，以及社会秩序的形成，都与这些精神风貌息息相关。星移斗转，汉代精神风貌中有些内容虽已褪色消失，但它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溅起的浪花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汉代社会在性以及某些男女关系方面是一个比较通达的社会。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饮，结伴同路甚至同车而行，女子也能单独会见男宾。《风俗通义·怪神》说青州等地祭祀城阳景王（朱虚侯刘章）祠时，常有“倡优男女杂坐”宴饮的场面。“杂坐”表明男女不仅同场而且还相邻而坐，并不隔开。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绘有梳髻插笄女子与着帽男子并列坐于宾客位置上宴饮，其旁又有两个女子对坐宴饮，这可视为“杂坐”情境的形象展现。他如英布爱姬单独去为其疗疾的医家赴宴，以及汉代墓葬中屡见不鲜的男女裸体恩爱图像，也都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才能出现的事情。当时虽已存在“贞”的观念，但人们更为强调的是“孝”。秦汉妇女不改嫁的最早例子是《列女传》卷四《贞顺传》“陈寡孝妇”条所载陈地寡妇事，时当汉高祖至文帝时。但陈氏守寡并非出于贞节而是为尽孝于婆婆，故文帝赐号“孝妇”。到了东汉时期，虽然情况有了变化，但在社会舆论对女性“贞”与“孝”的要求上，“孝”依然占据上风。妇女改嫁蔚然成风，且不受道德谴责。如张负孙女六嫁，汉景帝以离异并与前夫生有一女的王氏为皇后，以及曹操著文令其妻妾“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等，不过是汉代社会众多类似事情中的典型例子。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是婚姻关系中的自主选择。汉代社会一个核心家庭的婚姻决定权有四个依次递减的层次，即父亲、母亲、兄姊和本人。一般来说，当父母都不在世时，本人对其婚姻有很大的决定权。平阳公主离异后选择大将军卫青为夫，孟光向父母提出欲嫁梁鸿，表明即使父母诸亲在世，子女对自己的婚姻也有建议权。

2契约，又称券书，即今之合同，是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契约在我国古已有之，西周中期的铜器铭文是有文字可证，有实物可考的最早的契约。至汉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事交往的广泛与深入，契约发展已相当完备。其种类之多，效应之强，反映出契约的订立已遍及民事交往的各个领域。契约作为一个法学．社会学范畴，不仅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而且还具有极其深刻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它全息性地体现着汉代社会内部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目前学界对汉代契约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和系统，考古学界多从汉简着手提及契约，但多为借贷券、买地券等收买付卖之类，即使在经济类契约中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1][2][3]张传玺先生从形式上比较完整地介绍了汉代契约，但并未开掘其中丰富的社会信息。[4]秦晖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汉代社会作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和类比，涉及到契约，但不甚全面。[5]一些研究法制史的文著对汉代契约也作了探寻，但更为零星，并且远不能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契约”这个重要的社会现象。[6][7]本文试从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范畴，力图把汉代契约放人汉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介”的框架中考察[8]，认识汉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初始阶段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既具有“乡土性”、“礼俗性”等传统社会的特色，又呈现出“法理性”、“经济性”等初始阶段中国家较少干预社会的个性。[9]本文所论，涉及契约的成立要素、法律效应、契约终止等几个方面，对汉代契约的运作作初步探讨，并论及汉代契约的特点及评价，以有益汉代社会史的研究。

3 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虽然其后在惠帝、高后、文、景之世皆实行黄老无为之治，但到汉武帝之时，明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就使儒学终于被汉代统治者确认为其统治思想，同时也为此后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皇朝奠定了思想统治的模式。 自孔子以后，儒家有“内圣”与“外王”之分，孟子一派属于“内圣派”，荀子一派属于“外王派”。习《公羊传》的董仲舒属于“外王派”，重视从制度上实现儒家主张。应该说，这也是《公羊传》为汉武帝所青睐的原因之一。汉武帝在典章制度上强化德治的措施，一是察举孝廉制度，二是《春秋》决狱。举孝廉为官，自汉惠帝始，其制度化则在汉武帝时期。元光元年初，令郡国各举孝廉一人。元朔元年（前128年）又下令：“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从此，孝子与廉吏成为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之正途。《春秋》决狱即以《春秋》作为断案的依据，如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奉旨办理淮南王刘长一案，“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自此，《春秋》决狱开儒家经典法律化之先河。 不过，汉武帝在重视德治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刑罚的作用。史载，元光五年（前130年）七月，汉武帝重用张汤、赵禹条定法令。据程树德《九朝律考》云：“汉萧何作《九章律》，益以叔孙通《傍章》18篇，及张汤《越宫律》27篇，赵禹《朝律》6篇，合60篇，是为《汉律》。”但实际上，张汤、赵禹制订的不仅仅是《越宫律》和《朝律》。据《汉书·刑法志》云：“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这些律令的特点是以严刑峻法来督责官吏严格执法。此外，汉武帝时期还制订了《腹诽法》、《沈命法》等。汉武帝一朝是继刘邦之后汉代立法的第二个高峰期。经过这次修订，法网更密。从此，汉初那种约法省禁、漏网吞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在汉武帝的繁法严刑和当时沉重的赋役负担之下，民不堪命，因而从天汉二年（前99年）起，从燕赵到江汉，百姓蜂起。此外，北伐匈奴之事也接连受挫，更加剧了日趋恶化的社会矛盾。有鉴于此，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轮台诏》。在此诏书中，汉武帝宣布实行政策的改变：在统治方式上，从严峻刑法转向宽松温和；在百姓负担上，从横征暴敛转向轻徭薄赋；在经济措施上，从垄断财利转向力农富民；在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至此，德、刑之用方趋适中。 昭、宣两朝的大政方针是武帝《轮台诏》厘定的。当汉宣帝继承帝位时，在思想教育界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公羊学”。汉宣帝深受其祖父刘据对《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态度的影响，在他的直接支持下，《谷梁传》被立为官学，由是《谷梁》之学大盛。但在政治统治中，汉宣帝更重视刑罚的威慑作用。据《汉书·盖宽饶传》云：“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但宣帝览奏大怒，下盖宽饶狱，盖宽饶举刀自刭。皇太子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