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父子档同款风衣

㈠ 在没有肥皂洗衣粉等之前，古代人民用什么洗衣服洗澡洗头

古代人洗头发的有皂角或者猪苓。猪苓是富裕些的人才用的，猪苓里加了些香料，用后会有比较浓郁的香气。平常人就用皂角洗头发。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古代人比我们想象中要卫生的多，秦汉时，已形成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的一天假，也被称为“休沐”。《海录碎事 臣职 官僚》记载“汉律，五日一赐休沐，得以归休沐出谒。”
古人也用胰子，澡豆洗澡。唐朝的胰子兼有冻疮膏的作用。高档一点的称为“面药”和“口脂”，用来涂脸和嘴。宫中在冬天会发给官员。杜甫《腊日》中有“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敢情冬令劳保用品古代也有发。
古人洗衣服用草木灰和皂角。洗头用淘米水，称这潘。如《左传 哀公十四年》，中有“合疾而遗之潘汁。”

摘了一段，如下文，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浴史溯源

一、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

沐浴，就是今日通常所说的洗澡，包括头、身、手、脚的洗浴。然而古人却分得极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

沐，濯发也。

浴，洒身也。

洗，洒足也。

澡，洒手也。

所谓“濯”、“洒”就是洗的意思。据此看来，古代的沐浴与今日的洗澡的意义并不完全吻合，而只有把许慎对“沐”、“浴”、“洗”、“澡”的解释合起来，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今日洗澡。

初民们当时沐浴只有下河一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养成了沐浴的生活习惯，至迟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沐浴”的记载。沐，字形像双手掬盆水沐发状，会意为沐，是洗发之义；浴，字形像人置身于器皿中，并在人的两边加沙锅内水滴，会意为浴，是洗澡的意思。而用来沐浴的器皿有青铜器鉴，《说文解字》云：“鉴，大盆也，”盛水用作洗器，《庄子·则阳》有“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的记载。在铜镜尚未问世时，古人常以鉴盛水照容貌，甲骨文“监”（监、鉴为古今同字）像人俯身就皿照容之形。从“盈”字字形看，像人浴身于浴器中，与“浴” 字字形相近，稍不同的地方仅是“盈”字的浴器中“见足明示裸浴”（康殷《古文字源流浅说》）。“盈” 字字形则向人们展示了先秦人用浴器沐浴的情景。

到了西周时期，沐浴礼仪逐渐形成定制。由于沐浴已经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人们对沐浴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不仅仅把沐浴单纯地看做洁身净体，润肤养身；而视为隆重礼仪的先秦。祀神祭祖之前都要沐浴净身，这已是个定法，表示内心洁净虔诚，称之戒，亦称斋戒。斋戒之礼始于殷商，至西周已成定制，西周的戒礼十分隆重和考究，每逢重大的祭祀活动前要进行两次斋戒，第一次在祭前十日或三日举行叫戒，第二次在祭前三日或一日进行叫宿，均由专职官员主持一定的仪式，要求与祭者禁食荤腥，并沐浴净身，以示对神灵的肃敬。斋戒沐浴已是西周朝廷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职官员执掌。这在《周礼》中均有记载。

沐浴与人们生活的行为规范密切联系在一起。《礼记·内则》载：“男女夙兴，沐浴衣服，具视朔食。”居家过日子，男女要早起，沐浴更衣。作为夫妇之礼则有“不敢共湢浴”，妻子不能和丈夫共用一个浴室，所谓“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在家庭里还有尊老礼节，“五日则镡汤请浴，三日具浴。其间面垢，镡tan潘请缋hui;足垢，镡汤请洗”。礼节规定，晚辈要五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澡，每三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头。这期间父母脸上如果脏了，要烧淘米水为父母洗干净；脚脏了，则用温水为父母洗干净。诞生礼仪中沐浴亦很重要，《礼记·内则》载：“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又载：“公庶子生，就侧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见于君。”太子出生，国君和夫人要沐浴穿朝服去朝见国君。载往来礼节中，沐浴亦是重要礼仪。《礼仪·聘礼》载：“管人为客，三日具浴，五日具浴。”又载：“飧不致，宾不拜，沐浴而食之。”管人接待来客，要满足客人三天洗一次头，五天洗一次澡的要求，主人用飧礼招待来宾时，来宾不用拜谢，但要沐浴之后再就食，以表示对主人的尊重。《礼记·玉澡》还规定“君子之居恒当户”，“日五盥，沐稷而缋hui梁，”“居外寝，沐浴。” 《礼仪·士虞礼》规定，举行虞礼祭前，参加祭祀的人要先洗头洗澡，所谓“虞，沐浴”。虞即虞礼，于日中致祭，以安死者魂魄的祭礼，是为虞礼。

周制，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以王畿以内的供沐浴的封邑，叫做“汤沐邑”。《礼仪·王制》云：：“方伯为朝天子，皆又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诸侯要再专供沐浴的封邑先洗头洗澡，然后才能去朝见天子，沐浴洁身以示对天子的尊重。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对沐浴之礼身体力行，“孔子沐浴而朝”，早已为世人所熟知。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并臻完备，正是沐浴深入到社会、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总结,作为定制为世人所遵循,这在世界沐浴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注重沐浴也是中国人的古老传统。

二、秦汉皇帝沐浴异闻

秦国嬴政统一中国，开创了我国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自称始皇帝。当时陕西临潼县骊山有温泉，秦始皇在咸阳建都以后，便在骊山广修殿宇，砌石成池，赐名“骊山汤“，浴室骊山温泉成了秦始皇的御洗之地。

据《太平御览》卷七一引《辛氏三秦记》载，相传秦始皇有一天来到骊山洗浴，见到一位美女在那苍翠清幽的泉边亭亭玉立，美貌异常，便顿生淫心，不顾礼节，上前去调戏。美女被激怒了，张口向秦始皇吐唾沫反击，秦始皇立刻身上生疮，流血淌浓，疼痛难熬。秦始皇这才知道这是一位神女，吓得惊惶失措，向神女百般告饶，祈求宽恕。神女用温泉水给他洗涤，治愈了病疮。所以骊山温泉又名“神女汤”这个传说颇有意思，神女惩罚了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当他知过谢罪后，又用温泉洗愈了他的病疮。这说明骊山温泉具有“吞肿去毒”的医疗功能，故到《辛氏三秦记》云：“后人因洗浴”。早在秦代人们就认识到骊山温泉的这一功能，纷纷来温泉洗浴疗疾。这个传说也说明秦始皇十分喜欢沐浴这一事实。

秦代传闻于后世最著名的宫殿是阿房宫。阿房宫中筑有水道，将渭水、樊水引入宫中，而宫人洗浴之后的脂粉水，又通过水道流出宫，以致使渭水河面上浮起一层垢腻。由此可以想见阿房宫中又许多沐浴设施，专供嫔妃洗浴，而这些沐浴设施又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既可吸纳河水，又能经过循环排出污水，甚至有过滤渭水、樊水的设施，使其昼夜不舍，汩汩流淌。阿房宫中的沐浴设施可谓奇巧，杜牧的描述虽不免有文学的虚词夸饰，但自立行间仍有真实的历史遗影，可以视为阿房宫中盛行沐浴的例证。

进入西汉，汉武帝刘彻在历史上亦留下与沐浴相关的记载，自先秦以来，有临河祓禊的习俗，即暮春三月到河中洗浴亦祓除不祥，去病消灾。此俗在汉代十分流行，汉武帝曾经常临河参加祓禊活动，在霸水洗浴以去不祥祈子。

古人举行重大祭祀前，与祭者为表示对神灵的敬惧，都要沐浴净身，否则就会亵渎神灵，据《益都耆旧传》载，有一年，汉武帝到甘泉宫去祭祀，时任侍中的蜀人张宽随同前往。一行人马走到渭桥时，汉武帝突然发现载桥下的水中有个女人载洗澡，奇怪的是，那女人的乳房非常之大，足有七尺长。汉武帝十分诧异，便派人去询问。那女人说：“皇帝后面第七辆车上的人，知道我的来历。”当时，张宽坐在第七辆车上，汉武帝又让人去问。张宽回答说：“她是天星，主管祭祀，祭祀者如果斋戒不洁净，长乳女人就会出现。”所谓斋戒，就是要求祭祀者在祭祀之前禁食荤腥，并沐浴净身。很显然，主管祭祀的天星是负责监督祭祀者斋戒的，天神深恶斋戒不清洁，“每斋即降而视之”。按张宽的解释，天上主管祭祀的天星肯定是发现祭祀者斋戒不洁净，才幻形长乳女人在渭水河中洗澡，以告诫祭祀者要认真地沐浴净身，否则不仅不能免灾获福，恐怕还要获罪。经历此事后，想必汉武帝再参加祭祀活动，一定会认认真真地沐浴净身了。

秦汉之际，全社会性的沐浴习俗已经形成，尤其是《礼仪·聘礼》所载的“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的良俗，在汉代已经正式以“休沐”的形式被法律固定下来。所谓“休沐”是汉代朝廷官员法定的假期。《汉宫仪》云：“五日以假洗沐，亦曰休沐。”《初学记》云：“汉律：吏五日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书·霍光传》载：“光时休沐出。”王光谦补注云：“《通鉴》胡注：汉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汉代皇帝每五日给官吏放假一天让他们回家去洗澡浣衣，并作为法定的假日被固定下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沐浴为理由而制定的假日，足见汉代非常重视仪容河体肤整洁，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都有着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

到了唐代，“五日一下沐”才改为官吏每十天休息洗浴一次，叫作：“休浣”。俗以每月上旬、中旬、下旬为上瀚、中瀚、下瀚，瀚即浣的异体字，本意是洗濯，大概因为十天一浣的缘故，浣又有了一种计时的意义，一浣为十天，所以唐代制度十天一休沐有休浣之名。

三、魏晋南北朝贵族沐浴奇习

贵族作为上层社会的代表者，需要整洁的外表仪容与其赫赫声威相匹配。《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对沐浴格外钟爱，还专门撰写梁三卷《沐浴经》，大力倡导沐浴，可称是中国最早的沐浴专著。为此在当时洗头洗澡成为人们日常清洁卫生的生活环节。自先秦以来就已形成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生活习俗，古人洗头如此之勤是有原因的，因为古代无论男女均束发覆巾，容易积累尘腻，所以必须勤洗头。

晋元帝司马睿和太子司马绍父子之间有一段有关洗头的对话十分有意思。史称“性至孝”的太子司马绍听说父皇洗头，专门上启表示祝福，因为“吉日沐头，老寿多宜”。而晋元帝的回答是头上“大垢臭”，故而要好好洗一洗。看来一头长发要洗一洗也是很费劲的，司马绍又说，听说洗头洗了很久，想必十分疲劳，不知父皇龙体如何。晋元帝回答：洗去垢腻感觉特别好，身子一点不感到疲乏。洗头舒服，溢于言表。

《礼记·玉澡》曾对洗澡规定了一套程序，沐浴出水后，要分用干净的精、粗两巾擦拭身子，然后再用热水淋身，披上专门的布衣，以俟身燥，其间还要喝一些饮料，以止口渴。这样的沐浴至少是中产以上的人家才可以为之，应该说是为贵族沐浴所定的程序，贫苦百姓是无法享受的。古人还有沐浴必更衣的习俗，《楚辞·渔父》云：“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更衣。”晋代贵族已将沐浴作为个人清洁卫生的一个重要内容，遵循古俗沐浴必更衣。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载，车骑将军桓冲喜欢沐浴，因其节俭不爱穿新衣。一次桓冲沐浴后，祈自故意送新衣给他。桓冲生气地催促拿走，其妻说：“没有新衣，哪来的旧衣。”桓冲听罢大笑，便穿上了新衣。桓冲沐浴，其妻送衣，且不论新衣旧衣，当时人洗完澡必要换衣服，换上干净衣服自然舒服多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性张扬的时代，诚如唐人杜牧《润州》诗中所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同的人对待沐浴各有不同的态度，一是不好沐浴，一是沐浴成癖，走向极端。

南朝济阴冤句人卞彬，是个恃才傲物的人，但卞彬由于“澡刷不谨，浣沐失时”，导致身上虱虫极多，尽管淫痒难忍，但他仍然不沐浴，并声称也可以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

饥要食，困欲眠，污垢需清洗，这是作为文明人都会有的生活内容，只有经常沐浴，才能使人清洁卫生。而南朝齐人何佟之却又沐浴成癖。何佟之出身于名门贵族，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三百余篇，略皆上口。在历史上何佟之除了才高出名外，要让他大出风头的是他有沐浴癖，史书称其为人性好洁，往往一天之内，要洗浴十几次，几乎是成天不停地洗浴还觉得不够。由于何佟之一日十几洗，时人送给他一个响当当地外号叫“水淫”。沐浴净身，讲究清洁卫生，本是个良好地生活习惯，然而，何佟之似乎有些过分，一天洗十几次澡，这样的人世上确实罕见，故而，唐人李延寿撰写《南史》为何佟之作传时，就突出地写了何佟之地沐浴癖。这一点确实让何佟之出尽了风头，明人李贽、冯梦龙在其著作中都大谈何佟之洗浴。

四、隋唐皇家爱洗温泉浴

古人很早就流行洗温泉浴，但温泉浴地盛行是在唐代，由于皇帝酷爱洗温泉浴，所以，人们一提起温泉浴，就想到唐代著名的华清池。

陕西骊山温泉，在秦代就有“神女汤”的美名，自秦以后，千城万国之民接踵而来洗温泉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在骊山建起“汤浴宫”；天宝六年，唐玄宗大兴土木，再行扩建，将泉池纳入豪华的宫殿内，改称为“华清宫”，因为宫殿再泉池之上，所以又名“华清池”，专为帝王所享用。华清池分为九龙汤和芙蓉池，九龙汤专供皇帝御洗，芙蓉池专供杨贵妃沐浴，后来亦称为“贵妃池”，并设有专人管理，《旧唐书·职官志三》云：“温泉监掌汤池官禁之事”，这温泉监一官就是专门负责皇家汤池事务的专职官员。考古工作者在唐代华清宫御汤遗址内发掘出莲花汤、海棠汤、星辰汤、太子汤、尚食汤等五处汤池遗址。这就映证了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长汤十六所》的记载：“华清宫中除供奉两汤外，而别更有长汤十六所，嫔御之类浴焉。”清人史梦兰《全史宫词》亦云：

雨过华清树影凉，风来前殿玉龟香。

至尊浴罢金舆出，嫔御分寻十六汤。

可见当时华清宫内温泉浴之多，正是华清宫的鼎盛时期。

唐代皇帝从唐太宗开始，大多喜欢温泉浴，唐高宗李治有《过温汤》诗。唐中宗李显景龙三年十二月驾临新丰温宫，赐浴汤池，大臣们还纷纷献诗，上官婉儿也赋绝句三首进献，名为《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而唐玄宗李隆基身体力行，罢温泉浴推向极盛。唐玄宗每年十月要偕杨贵妃到华清宫过冬，沐浴嬉乐，尽情享受温泉浴的乐趣。

当时古都西安四周有不少温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骊山汤、石门汤和凤泉汤。骊山温泉成了皇上的御洗之地，凤泉汤也是皇上常去之地，唐玄宗在《幸凤泉汤》诗中抒发“愿将无限泽，沾沐众心同。”而位于蓝田汤峪河口西侧的石门汤，虽然唐玄宗未能驾临，然而他却十分关心，特赐名“大兴汤院”，并以水温高低开辟玉女、融雪、连珠、濑玉和濯缨五个汤池。当时，长安各阶层人士前往沐浴，盛极一时。

对于温泉的疗疾养生作用，唐玄宗亦多有认识，他常泡华清宫温泉，在《惟此温泉是称愈疾，岂予独受其福，思与兆人共之，乘暇巡游，乃言其志》一诗中云：

桂殿与山连，兰汤涌自然。

阴崖含秀色，温谷吐潺瑗yuan。

绩为蠲邪著，功因养正宣。

愿言将亿兆，同此共昌延。

五、宋元士大夫酷好沐浴

史学家们认为，大约在宋元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城市中出现公共澡堂，而一般人家建房都设有浴室，沐浴就更为普及，就连客人远道而来，主人相迎也要先设香汤给客人沐浴，再摆筵席招待，名曰洗尘。文人士大夫更是酷好沐浴，这在文人笔记中多有记录。

宋元士大夫沐浴形式多样，像身居高位，官至太傅的杨戬自己在家中建有专门的浴池，颇类似今日有钱人家的 家庭游泳池。

杨戬是宋徽宗时的宠臣，权倾一时，他建一豪华大池，喜欢独自一人入池沐浴，不过他的沐浴与游泳似乎是合为一体的，看来他是很会享受。在杨戬之前，权贵建有这种私人游泳池的不乏其人，《新五代史·雷满传》载，唐末朗州雷满在自己府中开凿了一个很深的池子，有客人来访，就在池边设宴，酒酣之际，将酒杯扔进池中，然后赤身裸体入水摸取酒杯，在水中嬉戏够了，才出水穿衣再饮酒。雷满建池主要是为了嬉水寻欢，而杨戬则主要是沐浴，因为他每入池，必命人再池上放置沐浴用的“浴具及澡豆”。游泳只是沐浴时的一种娱乐享受。

宋元公共浴堂非常普及，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形业。一些文人士大夫还相约定时到公共浴堂去沐浴。

王安石不好洗沐，身上长虱，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的联姻好友吴充却对沐浴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并养成了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他为了改变王安石不好沐浴的不良习惯，便与王安石、韩维三人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由于三人有约定，三人一起去公共浴堂沐浴更换新衣，在这种约束下，王安石不得不去沐浴，出浴后见新衣也就更换。这让王安石一改旧习，个人卫生有了很大的改观。

苏轼亦喜好上公共浴堂沐浴，有一年，他在公共浴堂沐浴后，身心畅快，诗兴大发，专门写了二首《如梦令》词记述他沐浴的感受，写得非常诙谐，其一云：

水垢何曾相爱，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其二云：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呵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从词中可看到当时的公共浴堂服务完善，还专门设有为顾客服务的揩背人，从揩背服务可以看出，宋代开启了许多失学家所认为的“近代生活习俗的先河”。自宋至今，公共浴堂（如今日的桑拿浴）都有专门为顾客而设的揩背服务。

由于士大夫已经养成经常沐浴的生活习惯，对那些不好沐浴的士大夫，人们嗤之以鼻。窦元宾虽出身宰相之家，又有才华，但只因他总是长时间不沐浴，世人送给他一个“臭”字，“窦臭”，不仅在当时光为人之，成为一个不太光彩的“绰号“，而且后世亦把他当作不好沐浴的典型加以嘲讽。

温泉的开辟利用由来已久。内蒙古东南部经棚镇东北32公里处有一处温泉，名叫克什克腾阿日山，俗称热水汤，据《热河经棚志》载，热水汤为经棚十二景之一，每逢春暖花开时，人们纷纷来此沐浴治病健身，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宋人王桓路经此地洗了各温泉浴，并写下《宜浴温泉》诗云：

上方新浴觉身轻，恰喜温和水一泓。

膏泽不因人世热，此泉尤是在山青。

沐浴不仅使人感到一身轻松，而且洗出诗兴来，可见王桓对温泉浴的偏爱。

福州温泉在北宋嘉佑年间就已被广泛开发利用，全盛时期共有大小浴室四十多家，分为官汤和民汤。宋代民族英雄李纲不仅入汤沐浴，还赋诗赞曰：

玉池金屋浴兰芳，千古清华第一汤。

何似此泉浇病叟，不妨更入荔枝乡。

北宋彭应求于景德年间赴推官任途中借宿重庆北温泉的温泉寺，享受温泉浴后，赋有《宿温泉佛寺》诗。理学家周敦颐于嘉佑元年舟走温塘峡，到北温泉讲学、沐浴，又为彭应求诗作序，书刻了《周敦颐彭推官谕州宿温泉寺诗序》石碑。朱熹在庐山温泉沐浴后，曾探讨庐山温泉的成因：“谁点丹黄燃，？此山池水？”他对此感到无法解释。从这些记载均可见宋元士大夫们喜欢温泉浴甚过一般人。

元人郑元佑《遂昌杂录》记载说，元代著名禅师温日观与大书法家鲜于枢的父亲是挚交好友，鲜于父子喜欢沐浴，家中不仅设有浴室，还有上等的浴具和澡豆。温日观每次来到鲜于家，鲜于父子必具汤请他沐浴，鲜于枢还恭敬地呈上澡豆。正是这个缘故，温日观成了鲜于家的常客。

宋元时士大夫爱好沐浴已蔚然成风，表明当时个人非常讲究清洁卫生，并且把沐浴当作一种享受，为的是保持身心健康。

六、明清市民沐浴笑话

明清时期，沐浴真正深入人们生活之中。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各种服务行业也日渐兴盛，城市中普遍出现“混堂”，大概是入浴之人不分高低贵贱，“混”而洗之的意思，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交上钱，就可入得浴池泡澡。当时得人们对沐浴较之以往更加讲究，明人屠本畯曾将“澡身”与“赏古玩”、“亵名香”、“诵明言”相提并论，视为一种精神享受。清人石成金则把“剃头、取耳、浴身、修脚”当作人身四快事，认为只有让自己身体爽快，才是一种真福。并在《快乐原》中说到“沐浴之乐”云：“冬月严寒，不可频浴。其余三季，俱当频浴。须要温水和暖，反复淋洗，遍身清爽，不亦乐乎？”明清人得沐浴生活反映在市民口头文学中，出现了许多以沐浴为内容的笑话。

混堂是众人共同沐浴的场所，各式各样的人走到一起“赤诚相见”，混堂几乎是各色人等会聚一堂的小社会，明人豫章醉月子选辑的《精选稚笑》中有一则混堂笑话云：

义官奔走汗甚，因就混堂浴，浴毕而起，大衣小衣已被人偷去，正喧嚷间，主人诮其图赖，义官愤甚，乃戴纱帽着靴，以带系赤身，谓众人曰：“难道我是这等来的。”

混堂本来人多人杂，正是小偷施展技能的地方，洗澡失衣已习以为常，所以混堂主人装糊涂，这才气得义官有此好笑之举。豫章醉月

子评曰：“好个衣冠模样，这光景诉与谁行。”没什么好办法，看来义官只有自认倒霉。清人游戏主人篡辑的《笑林广记》卷五有一则《混堂漱口》云：

有人在混堂洗浴，掬水入口而漱之。众各攒眉相向，恶其不洁。此人贮水于手曰：“诸公不要愁，待我漱完之后，吐出外面去”。

用浴池中那浑浊泛白的垢汤水漱口，确实令人恶心，郎瑛曾说混堂之水“使去薪沃釜，与沟渎之水何殊焉。”然而此人却说出一番令人喷饭的话来，可笑正在此。

去混堂洗澡只是明清人沐浴的一种方式，更多的人还是在家洗澡，即便贫穷之家也有洗澡习惯，只需用一担柴烧上一锅热水，便可洗上一次澡，方便易行。明人陈眉公篡辑的《时兴笑话》卷上有一则笑话云：

有留客吃茶，苦无茶叶，往邻家借之，久而不至，汤滚，则加以冷水，加之以久，锅都添满，妻谓夫曰：“茶是吃不成了，留他洗了浴去罢。”

烧水泡茶，家贫无茶叶，借茶又未借到，烧满了大锅热水，客人茶吃不成，澡倒可洗一洗。看来明清待客亦有留客洗澡之俗。

明清笑话中有一类是专门嘲讽说大话的笑话，清人游戏主人篡辑的《笑林广记》卷二十有一《大浴盆》笑话云：

好说谎者对人曰：“敝处某寺有一脚盆，可使千万人同浴。”陕西法门寺《宋法门寺浴器灵异记碑》记载法门寺浴室院“僧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千数”，每日有僧俗人千余沐浴，可见浴室院规模之大。“可使千万人同浴”的脚盆看上去很荒唐，却与法门寺浴室院“日浴千数”的夸张一样，笑话本身还是具有生活的影子。

和尚、道士在法事活动之前，均要沐浴净身，表示虔诚敬畏，僧、道沐浴习俗由来已久，《笑林广记》卷八《僧浴》云：

僧家间道家洗浴先请师太，次师公，后师父，挨次而行，好不紊乱。因感慨自叹曰：“独我僧家全无规矩。老和尚不曾下去，小和尚先脱得精光了。”

这显然是道士拿和尚取笑，无论是和尚还是道士，沐浴都是有具体得程序和规定的，仅脱衣一项，和尚要遵守的规矩甚严，《百丈清规》云：“展浴袱取出浴具于一边，解上衣，未卸直缀，先脱下面裙裳，以脚布围，方可系浴群，将裩裤卷摺纳袱内。”绝不像《僧浴》中和尚所说的：“独我僧家全无规矩。”

明清文人有时也直接从事笑话创作，其中大多数是描写真人真事，亦不乏沐浴之类笑话。明人李贽《山中一夕话》卷十《伯虎答访》记载了大才子唐寅有关沐浴的轶闻；清人独逸窝退士撰《笑笑笑》卷四《浴睡》则描写金圣叹轶事：

金圣叹访友，主人辞以浴。问其子，则曰：“睡矣。”金圣叹曰：“乃尊尚在狱中，乃郎又为罪人耶！”

金圣叹取浴与狱、睡与罪谐音，好好地嘲讽了一下待客不礼貌的主人。

明清沐浴笑话来源于当时人们的沐浴生活，反映出明清时期沐浴的世俗化，由于其内容丰富而又成为民间口头文学的素材。
回答者：邹光坤 - 总监 九级 8-2 17:13

古代人洗头发的有皂角或者猪苓。猪苓是富裕些的人才用的，猪苓里加了些香料，用后会有比较浓郁的香气。平常人就用皂角洗头发。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古代人比我们想象中要卫生的多，秦汉时，已形成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的一天假，也被称为“休沐”。《海录碎事 臣职 官僚》记载“汉律，五日一赐休沐，得以归休沐出谒。”
古人也用胰子，澡豆洗澡。唐朝的胰子兼有冻疮膏的作用。高档一点的称为“面药”和“口脂”，用来涂脸和嘴。宫中在冬天会发给官员。杜甫《腊日》中有“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敢情冬令劳保用品古代也有发。
古人洗衣服用草木灰和皂角。洗头用淘米水，称这潘。如《左传 哀公十四年》，中有“合疾而遗之潘汁。”

摘了一段，如下文，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浴史溯源

一、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

沐浴，就是今日通常所说的洗澡，包括头、身、手、脚的洗浴。然而古人却分得极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

沐，濯发也。

浴，洒身也。

洗，洒足也。

澡，洒手也。

所谓“濯”、“洒”就是洗的意思。据此看来，古代的沐浴与今日的洗澡的意义并不完全吻合，而只有把许慎对“沐”、“浴”、“洗”、“澡”的解释合起来，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今日洗澡。

初民们当时沐浴只有下河一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养成了沐浴的生活习惯，至迟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沐浴”的记载。沐，字形像双手掬盆水沐发状，会意为沐，是洗发之义；浴，字形像人置身于器皿中，并在人的两边加沙锅内水滴，会意为浴，是洗澡的意思。而用来沐浴的器皿有青铜器鉴，《说文解字》云：“鉴，大盆也，”盛水用作洗器，《庄子·则阳》有“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的记载。在铜镜尚未问世时，古人常以鉴盛水照容貌，甲骨文“监”（监、鉴为古今同字）像人俯身就皿照容之形。从“盈”字字形看，像人浴身于浴器中，与“浴” 字字形相近，稍不同的地方仅是“盈”字的浴器中“见足明示裸浴”（康殷《古文字源流浅说》）。“盈” 字字形则向人们展

㈡ 古代皇帝成婚时穿的衣服

转载的.....
清宫钦天监为宣统皇帝大婚选定的奉迎礼吉期是壬戌年十月十三日寅时。为了保证皇后进宫的吉期，凤舆将提前两个时辰出发。

公元1922年12月1日零时前后，虽已退位却依法拥有尊号的清朝宣统皇帝，身穿龙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来到庄严肃穆的乾清宫内升座，亲送凤舆出宫，前往地安门帽儿胡同后邸迎娶皇后，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皇帝大婚的盛大典礼的序幕。

钦天监的选择代表天意，既然已把奉迎礼定在寅时（3至5时），则迎娶过程只能安排在深夜了。钦天监同时还规定，皇后升舆、降舆必须避开亥（21至23时）、卯（5至7时）、未（13至15时）“三相”，因此，若安排在上午、下午或上半夜，也不甚适当。后半夜里整个城市都歇息了，正好在大街上摆场面，又是月儿将圆的时候，黑夜也跟小白天似的，一点儿不碍眼。

根据宣统皇帝的一道“上谕”，贝勒载涛总办大婚典礼一切事宜。载涛受命后当即查阅《大清会典》及历代皇帝大婚档案，决定按同治皇帝婚典的模式进行，并考虑酌添民国以来的新花样。经过预算，确定“大婚经费力求撙节”，总开销按当时报道主要有两种说法：1922年10月28日《平报》说，“清帝婚礼用费”，“近由筹备婚礼处王大臣核定为四十万元”；1922年10月30日《国强报》说，“因库款支绌，经婚礼大臣载涛 、朱益藩、绍英、耆龄等会议，力为缩减，议定大婚经费（统计）一百万两”。百万两即百万元，两说相距甚遥，这不过是预算，实际花多少怕是弄不清了。溥佳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说是花了40万元，即以此数计，按当时价格可以购买20 万袋“洋面”，实在也够奢靡的了。

为了筹措这笔浩大开支，清室曾“备具公文”向民国政府追讨历年积欠的“优待费”，答复竟是“碍难照办”。继而商定向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借款，为此从内库中捡出金盘、金瓶、金盒、金碗、金壶、金樽、金手炉、金如意、金葫芦以及珍珠、翡翠、白玉和珊瑚制品等共千余件，都是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历朝遗物，有很高的文物价值。随后将其中金银器皿分装四十一箱，将瓷器、玉器陈设品分装两大木桶，于1922 年11月2日用11辆汽车运往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后因赎回抵押品的款项始终不能筹足，这些国宝也就因超越时限而“押死”，成为伦敦的财富了，这便是宣统皇帝盛大婚典的背景。

明亮的月光笼罩着巍峨而森严的紫禁城。从辛亥革命后不久宣统皇帝下诏退位起，这里虽然也热闹过几回，譬如1913年隆裕皇太后出殡那天，1917年溥仪因张勋复辟而第二次登极那天，但都没有这一次来得隆重。

据当时报道，清宫各门如神武门、景运门、乾清门等都悬挂了门神，左神荼，右郁垒，画像丑怪凶恶，妖魔鬼怪大约是不敢前来逞能的了。恭迎皇后的凤舆确定由东华门中门出入，因此该门还特殊装点一番：大门左右两侧临时安装了四只水月电灯，门神当然也是不可缺的，门前扎彩坊，在用黄绸扎作巨龙盘旋状的彩柱下面，站着两排身穿大礼服的军警。

清朝历代皇帝大婚，迎娶皇后的喜轿均由紫禁城正门——午门进宫。明清两代出入午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其中等级最高的便是午门的中门，实际是皇帝出入的专用门。但是，允许皇后在大婚典礼中乘喜轿入宫通过一次，还允许殿试中状元、榜眼和探花的三个人出宫时走一次。至于文武官员、宗室王公等只能依身份出入午门的东偏门、西偏门以及东西两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宫内低级官吏、内监、侍卫、御医、厨役、工匠等干脆不许出入午门的各门，只能走东华门、西华门和神武门。对于皇后来说，一生中也只有一次机会能够进入午门的中门，正是一身荣耀、九族沾光，这哪里是过一道门的简单问题呢!

民国以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转归北洋政府使用，溥仪的生活圈被限定在紫禁城后半部，因此他的迎亲喜轿不但不能再进大清门、午门的中门，也无权使用前三殿范围内的东华门和西华门。如果让堂堂皇后从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进宫，实在有失隆重。经大婚礼仪处与北洋政府反复磋商，决定为皇后进宫破例开启东华门。那天，东华门左门柱上还高悬一块红色纸牌，上书“观礼、庆贺人员均由神武门出入”字样，表明此门是专为皇后开放的。差不多有十年未下门闩的凄凉、冷清的东华门，一下子充满了喜庆气氛，变得热闹而气派。

高高低低不同层次的观礼人员，自11月30日入夜起便陆陆续续由神武门入宫来了。神武门前汽车、马车、骡车摆得满满的，神武门额也装点了彩棚。据“庆贺瞻礼人员登名簿”记载，最早来到的是溥仪的六叔载洵，而最后一名是北京警备司令部的高级警官聂宪藩，有头有脸的人物共237人。其中有外国男女人士二十多人，中国地位显赫的女士三人，国会议员二十多人，身穿民国大礼服的政府武官和穿燕尾服的政府文官二十多人。其余为清朝皇族的宗室亲贵、王公大臣、遗老阔少，以及在小朝廷任职的官员等，他们身着清制礼服。这些观礼人员中只有少数地位高的可由景运门入内，普通观礼人员及外国人均在景运门外。景运门旁燃点羊角双喜字立杆灯五十对，南路铺厚棕地毡，转至乾清门，并有仪仗器具。
宣统皇帝溥仪踩着子夜的更声跨进乾清宫。这里，已在皇帝宝座前摆放了三张礼桌：中桌放着“节”，它象征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东桌置一“金册”，西桌置一“金印”，它们并非册封皇后用品，册封典礼已在头一天举行，“册文”和“宝文”也已送到婉容手里了。这“金册”和“金印”表示着皇后备受尊崇的地位，是皇帝送给皇后的最重要的礼物。

当宣统皇帝跨进乾清宫之际，悬挂在宫外东西屋檐下的钟、鼓、石磬等古老乐器耸然鸣
响，由十六种乐器演奏“中和韶乐”的《隆平之章》。溥仪在乐声中先向三张礼桌巡视一遍，然后登上宝座，乐声亦就此而止。继而群臣朝拜，设在殿外阶下的“丹陛大乐”开始演奏《庆平之章》，王公大臣、正副使节以及观礼人员等依身份、地位分班次进殿行三跪九叩大礼，向新郎皇帝表示祝贺，礼成乐止。 正天使载振和副天使昭煦跪听宣读迎娶皇后的圣旨并受“节”。当溥仪“降座”离开乾清宫时，“中和韶乐”再奏《显平之章》。这时，迎娶皇后的仪仗队已在乾清门外乃至景运门外列队待发了。

庞大的迎亲仪仗，充分显示了三百年清朝统治的“余威”。

最先为步军统领衙门马队，以下顺序为北京警察厅马队、保安队马队和两班军乐队，一班演奏外国乐曲而另一班演奏中国乐曲，当然只能分别演奏。继而是无人乘坐的一顶黄缎银顶轿和三辆黄缎银顶车，这是皇帝送给皇后以备平时使用的，所以要空着抬来抬去。再往后是七十二个手执龙凤旗、皇伞以及金瓜、斧、钺、棍、牌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銮驾，是皇帝或皇后出门时必不可少的摆设，还有众多轿夫抬着的四驾黄亭，原来摆在乾清宫东西礼桌上的“金册”、“金印”以及唯皇后才有资格享用的凤冠霞帔等物端放于黄亭之中。

紧接着，又有六十个手提大型宫灯的人。这中间也插入了清室官员、民国政府派来协助照料的警官以及警察保安队、步军统领衙步队和中、西两班军乐队。这后面才是统率迎亲仪仗的最高官员：手持“圣节”的正天使庆亲王载振和手捧“圣旨”的副天使郑亲王昭煦，这“圣节”自然是刚刚在乾清宫中间礼桌上摆放过的，而“圣旨”也是刚刚宣读的那一道，只有皇帝亲派的使节才有资格持节捧旨。衡永等八名御前侍卫由正副使左右扈从，而使节身后还有人拿着轻便香炉，上插已点燃的四炷香，一丝丝轻烟旋入夜空。

最后才是皇后乘坐的凤舆，这驾金顶凤舆三天前就摆在乾清宫的丹墀上了，是光绪大婚时在杭州订制的，这次又重新釉饰了一番。凤舆又称喜轿，但它不同于一般的轿子，是十六人抬的大轿。轿顶涂金，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圆形，正中装饰有一只很大的金凤凰，凤凰象征幸福和幸运的新娘，象征高贵的皇后，凤背驼着喜轿的金顶；第二层也是圆形，黄缎绣的蓝凤凰的轿檐环绕一圈，轿檐上站着九只小金凤；第三层为弓背形出方檐，檐四角各站一只金凤，嘴里都衔着被称作“垂地流苏”的长长的黄丝穗子。轿帏以明黄色云缎作底，上面绣着五彩凤凰。喜轿左右两侧设有透明玻璃方窗，装饰有金色双喜字。轿前垂帘，轿里和座套全是红缎绣蓝凤凰、金喜字，还有五彩云朵、蝙蝠和吉祥花。四周绣葫芦万代花边，寓有多福多寿、子孙万代、繁衍不绝之意。凤舆周围除三十二名清室官员和若干民国军警随行护卫，还有牛角和大鼓各百余对，以壮声势。

载涛作为大婚典礼的总操办人，又把贴身照料新人和喜房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嫡配夫人姜婉贞。姜氏出身于广东名门世家，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工于诗书，擅长绘画，广有见闻，谈吐文雅，为人机敏，处事果断，在溥仪的大婚典礼中还真露了几回脸呢!

凌晨1时过后，迎亲仪仗排列就绪，溥仪乃派使臣率姜婉贞以及前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妻和两名“命妇”，由若干女官陪同，把一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安放在凤舆内正中。随后起轿，从东华门出宫。凤舆发走之后，载涛之妻等福晋、命妇、女官又前往皇帝洞房——坤宁宫东暖阁，为新娘和新郎铺设龙凤喜床。绣有“龙凤呈祥”精美图案的被褥也是在杭州订制的。喜床中央放一个装满珍珠、宝石、金银钱以及五谷之类的“宝瓶”，喜床四角各放一柄如意。铺设完毕，她们便出神武门抄近路往皇后府邸去了。与此同时，溥仪另派蒙古亲王那彦图、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载泽和溥信等四个御前大臣在乾清宫照料一切，他自己则退处乾清宫西暖阁休息，等候皇后入宫。

迎亲队伍超过三千人，由东华门出东安门，踏月夜行，浩浩荡荡地向北而去。经北池子，往西北进三座门，过景山东街，出地安门中门，沿地安门大街入帽儿胡同，西行到达皇后府邸。一路之上，黄沙铺道，净水泼街，到处有红、黄两色装饰， 这里从上半夜起就由警察厅宣布戒严了，然而，马路两旁仍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大体都是住在这一区段的居民，却不许随意走动。至于得到允许可以观礼的中外人士，都佩戴一枚“小朝廷”发放的钢质徽章，见章放行。

在扎着彩坊的皇后府邸大门前，皇后之父郭布罗?荣源、皇后之兄郭布罗?润良和皇后之弟郭布罗?润麒，早已跪在那里迎接圣旨和圣节的到来了。迎亲仪仗队抵达之后，这父子三人首先面对圣旨和圣节恭行三拜九叩大礼，继而随正、副天使进院，凤舆也随之抬进前院。然后，撤下在太仆寺雇佣的普通轿夫，换上太监，再一直抬进内院，放在正房台阶前，面朝东南。这个方向也是清宫钦天监规定的，该机构根据占卜宣布：皇后升降舆时应向东南吉方。抄近路先期而至的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和女官请皇后梳双髻，戴双如意，穿“龙凤同和袍”，一切准备停当。
凤舆到后，由正天使载振宣读圣旨，皇后亲自接旨并行礼。据庄士敦说，“她跪在地上，然后行一系列复杂的礼，包括六次手臂下垂、头部微抬的起身，三次下跪和三次鞠躬。对于一个妇女来说，这种礼节等同于最尊崇的跪拜——九次屈身叩头”。行礼毕，接受金册和金印。与此同时，姜婉贞等又为皇后升入凤舆而准备了。她们先燃藏香，在凤舆内熏绕一圈儿，再熏皇后用以盖头的锦帕。熏完，将凤舆内正中那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移到旁边，请皇后手执苹果和如意，搭上盖头，升入凤舆。待首领太监刚刚垂下舆帘，抬轿的太监们便
一个个伸直了腰板，经过内院、外院，一直抬到皇后府邸大门外，再换用太仆寺的普通轿夫，打道回宫。

此时为凌晨3时许，天空晴朗，月亮仍然圆满、明亮，月光皎洁。迎亲仪仗队的队尾已经走出帽儿胡同东口，还能见到皇后之父郭布罗?荣源跪在一片红色的垫子上目送爱女入宫。凤舆在长长的仪仗行列中，走南锣鼓巷向东，经北皇城根宽街，南行过大佛寺、马市大街，至丁字街向西，进东安门大街，渡桥入东华门，此时比预定的入宫时间（凌晨4时）稍早，为3时40分。这期间，月亮已经隐去，路灯又很稀疏，天黑下来了。然而，围观者仍是挤满了街道两旁，他们都很规矩地站在维持秩序的警察后面，以民国国民而看到清朝皇帝大婚的场面，实在是太宝贵的机会。观众里面还有一位著名人物——梅兰芳，他是在演完夜场戏吃饭时偶然碰上大婚仪仗的。许姬传先生回忆说：

1922年冬的一天，梅先生在东兴楼吃晚饭，正赶上逊帝溥仪大婚，街上交通阻塞，梅先生和几位朋友就到真光电影院楼上休息室看热闹。据梅先生说，只见一对一对的戴红缨帽、穿官衣的人，骑着马举着旗枪，缓缓地前进着，好半天才过完。接着是一对对备着金鞍玉辔的马，但没有人骑，也同样排着两行队。然后是全份銮驾执事，包括金瓜钺斧、朝天镫和各种旗、纛、伞、盖等，都是成对的，人都穿着校尉衣服，排队步行。接着就是大鼓和号、喇叭等，但并不奏乐，街上静悄悄地只听见远近无数的马蹄声。乐队后面是一对对穿花衣、手提牛角灯的人。提灯的后面又都是骑马的了，有几对戴顶翎、穿黄马褂、挂腰刀的，最后有两个骑马的人都是翎顶辉煌的，其中一个举着“节”（京剧《苏武牧羊》里苏武举的就是这个家伙）。后面就是一座有很多穿校尉衣装的人抬着的“凤舆”（“皇后”婉容就在里面）。紧靠着“凤舆”前面有几对提炉的人穿着花衣，可能是太监。在“凤舆”后面跟着的又是一对一对骑马的人，戴着顶翎，穿着长的豹皮坎肩，手里举着豹皮枪。还有些佩刀弓矢的骑着马的官员。这些仪仗，大概有两个小时才过完。梅先生坐车回家时，看到临街铺面房上都站满了人。

梅兰芳先生所见颇为真切，正可与大婚实况相印证。据记者报道，沿途围观者起码有数万人，而佩戴钢质徽章的先生、太太、少爷、小姐，或乘汽车、或乘马车、或乘洋车，往来观礼，络绎不绝。

凤舆经东华门进入紫禁城，又被缓缓地抬到景运门，太仆寺的普通轿夫就在这大理石台阶下最后被撤去了，接过轿杠的太监们庄严而谨慎地把凤舆一直抬到乾清宫前正冲着皇帝宝座的地方放下。从东华门到乾清宫，所经各门门座前后全部铺设了棕毯，且凤舆起落的几处地方铺设了红毡。

照满族传统，新郎要在新娘下轿之前向其头顶上方连射三箭， 为的是赶走黑煞神以确保平安。对于皇帝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皇后地位尊崇，但在皇帝面前也是奴才，向她射箭表示她也必须接受惩罚。起初溥仪挺有兴趣，接过箭来要射，却被姜婉贞挡住了，她考虑到溥仪高度近视，大婚典礼的场合又不能戴眼镜，一旦失手伤了皇后就不好办了。溥仪听了这话有道理，也觉得没必要墨守陈规陋习，遂临时传谕把射箭仪式免了。

按清宫祖制，在皇后下轿之际，前一日入宫的淑妃要亲率女官和宫女等膝行跪迎，以示皇后与皇妃间的等级尊卑。溥仪想想似也无此必要，既已免了皇后挨箭，索性也别让淑妃下跪了，于是再度宣旨免去跪迎之礼。

溥仪被引导着先往洞房——坤宁宫东暖阁去了，有资格随凤舆来到乾清宫的王公大臣、清室内务府高级官员以及皇帝的师傅们也都退去了。凤舆周围只剩下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女官和太监，皇后这才由人们拥戴着走出凤舆。姜婉贞立即上前接过皇后手持一路的苹果和如意，又递给她一只宝瓶，这都是大婚典礼中必有的吉祥物品。随后，搀扶着仍搭盖头的皇后，在手执珠灯的女官导引下，经东隔扇，进坤宁宫，来到东暖阁前。

在这里，新娘还必须照满族习俗先迈越一只预先设下的大火盆，以期将来的生活越过越红火；然后再跨过马鞍和苹果，乞望婚后的日子平平安安。演完这些节目，姜婉贞才接过皇后手中的宝瓶，把她领到皇帝面前。这时，有人向溥仪呈递一杆新秤，请皇上用秤杆揭开皇后的大红盖头，这大约是满族人让新娘计划柴米、俭朴度日的习俗。姜婉贞颇为细心，生怕毛手毛脚的溥仪挑着皇后的脸，便从他手中取走那杆秤。其实皇家的新娘谈何节俭?于是溥仪伸手揭去了遮在皇后脸上的盖头，第一次看到她的美丽面庞。

婉容美丽的面庞第一次出现在溥仪面前时，曾经引起他的好奇，却未能产生强烈地吸引他的力量。

从揭开盖头起，婉容的婚后生活就开始了。照满族风俗，皇帝和皇后在洞房中还要完成一系列礼节。

福晋等……请帝坐居龙凤喜床上左面，再请后坐喜床右面。女官先设金盆于喜床上，以圆盒盛子孙饽饽，进请帝、后同食，毕。福晋等请后梳妆上头，仍戴双喜如意。加添扁簪及富贵绒花，戴朝珠，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并有结发侍卫夫妇在殿外唱交祝歌，毕。女官撤宴桌，福晋、命妇等请帝、后御龙凤喜床上面，向东南方行坐帐礼，毕。女官仍设金盆于喜床上，福晋等再请帝、后进长寿面，毕。礼成，遂退出宫云。

同食“子孙饽饽”、“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又进“长寿面”之后，对于健康的少男少女来说，自然是温柔而甜蜜的花烛夜了。然而，溥仪却离开了那张“龙凤喜床”，那张位于高大宫殿圆柱后面、“日升月恒”匾额下面的大床，那张挂着“龙凤呈祥”刺绣大红缦帐的双人木床，回养心殿自己的卧室去了。溥仪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趁着大婚的机会，不久前特意托请上海亨达利钟表店的德国老板，向国外购置一套水晶家具陈设在养心殿他的单身卧室内。新婚第一夜，溥仪觉得还是回来欣赏这套水晶家具更舒适些。
2012-08-27 19: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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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皇帝大婚的真实婚房 2009-10-13 10:45 清宫皇帝大婚的真实婚房

清宫戏看多了，谁都知道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戏里也看多了皇帝大婚，但是还真没怎么注意皇帝大婚的洞房。随心猜测一下，再怎么都不可能整个坤宁宫都是婚房。那皇帝结婚的婚房在哪里呢？

坤宁宫，面阔九间，有东西暖阁。清代皇帝大婚的洞房（婚房）就在坤宁宫的东端两间也就是坤宁宫的东暖阁。

清宫皇帝大婚，婚房内墙壁饰以红漆，顶棚高悬双喜宫灯。洞房有东西二门，西门里和东门外的木影壁内外，都饰以金漆双喜大字，有出门见喜之意。

清宫皇帝大婚，洞房西北角设龙凤喜床，床铺前挂的帐子和床铺上放的被子，都是江南精工织绣，上面各绣神态各异的一百个玩童，称作“百子帐”和“百子被”，五彩缤纷，鲜艳夺目。

双喜灯在古代婚礼上是绝对不可少的婚房饰品。清宫皇帝大婚的婚房里，双喜宫灯更是必不可少！

玉合卺杯-皇帝大婚的吉祥物，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作品,实属千金不易的绝品。

杯的整体造型由两个圆筒形杯并连而成，杯底有六个兽面作足，杯的一面镂雕凤形杯柄，另一面凸雕作盘绕爬行状双螭。杯体上下各饰一圈绳索纹作捆扎状，结扎口上有一方形图章，刻隶书“万寿”二字。杯身两侧分别有剔地阳文隶书，一侧为“湿湿楚璞，既雕既琢。玉液琼浆，钧其广乐。”末署“祝允明”三字。诗上部有“合卺杯”三字。另一侧为“九陌祥烟合，千里瑞日月。愿君万年寿，长醉凤凰城。”诗上部有“子刚制”三字，诗文表达了对君王大婚的美好祝愿,是婚房里必不可少的物件.

（合卺杯，是古代婚礼上用来喝交杯酒的专用杯子。）

皇后凤冠

冠上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上有宝石128块，最少的95块；珍珠最多5,449颗，最少的3,426颗，最重者2,905克，最轻者2,165克。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作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项。点翠面积大（四顶凤冠上有翠凤23只，翠云翠叶翠花多达数百片），宝石镶嵌多达400余颗，大小珠花及珠宝串饰的制作也不少。最后的组装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序，各饰件的放置，几千颗珍珠的穿系，几百颗宝石的镶嵌，诸多饰物于一冠，安排合理。凤冠口衔珠宝串饰，金龙、翠凤、珠光宝气交相辉映，富丽堂皇，非一般工匠所能达到。凤冠上金龙升腾奔跃在翠云之上，翠凤展翅飞翔在珠宝花叶之中。这是清宫皇帝大婚的重中之重.

皇帝大婚的喜轿

皇后乘坐的喜轿是从午门中门进宫的。午门中门为皇帝专用，此外只有皇帝大婚时，皇后的喜轿可以用到！

清代皇帝十分喜爱扳指，为迎逢帝意，王公大臣以及地方官员纷纷将扳指进贡宫廷。扳指最初是满族人射箭时保护手指，后来又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皇帝大婚时，玉扳指也可谓是必不可少的饰品。

皇帝大婚极为豪华，挥霍十分惊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皇帝载淳大婚，共耗费白银一千一百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皇帝载淳大婚，在国家极为贫困的条件下，仍然耗费白银五百五十万两。图中洞房内的装修和陈设，是光绪皇帝大婚时布置的原状。

皇帝大婚时要在坤宁宫的东暖阁住两天，之后再另住其他宫殿。如果先结婚后当皇帝的，就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了。所以清代只有年幼登基的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用过这个洞房

㈢ 五千年前中国服饰虽经时空因素不断改变，然而从外衣来看，传统服饰的基本造型可分为()

中国手工艺有万年以上的不间断历史，经过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段的发展演变，正面临着蜕变和再生的考验。蜕变并不意味着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蜕变过程毕竟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事实是残酷的。但适者生存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文化产业。我们都清楚地看到，20世纪的一百年间、传统手工艺从鼎盛期日渐下滑，到世纪末，已衰退到历史的低点。而同样在这一百年间，我们对传统手工艺的历史沿革、发展规律、文化内涵的整理和研究却日渐兴隆，到世纪末已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这一反差耐人寻味，但并不奇怪，它们都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发生的。前者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紧密相联，是已发生的客观事实，不是理论问题。后者是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总结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有理论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本文拟从近代以来传统手工艺潜在的蜕变因素、工业社会与传统手工艺的冲突来分析21世纪传统手工艺的前途。结论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一、近代：潜在的蜕变因素
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推翻了千年封建体制、建立了共和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旧的思想体系和陈规陋习，从而开辟了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然而在如此剧烈的社会震撼之中，传统手工艺从表面看似乎没有多少变化，大体上传承了清代的风格和技艺，时强时弱地延续了几十年。但从它与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的相关性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即将迫使它发生蜕变的潜在因素。
（一）传统手工艺的市场日渐缩小
在中国古代，手工艺品的使用几乎涉及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环境中，手工艺提供了大部分的社会所需和生活所需，大到帝王的礼服、礼器，小到民间的嫁衣、纸马。尤其是宫廷和宠大的官僚机构对高档手工艺的需求曾极大地刺激了它的生产，使金、玉、漆、木、丝织、刺绣等行业的技艺登峰造极。但辛亥革命引起的政体骤变，使顶戴花翎、龙袍朝珠一夜间被废除，带有封建等级烙印的手工艺立即失去了市场。这是市场缩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晚清以来，西方生活用品源源输入中国，如洋布、洋油灯、洋火、洋袜、电扇、电灯、钟表等等，逐步占领了大都市的市场，就连慈禧、光绪都有了钢琴和沙发。1893年（光绪十九年）上海安装了6325盏电灯，次年达到9091盏。接着，北京、天津，包括皇宫禁苑都装起了电灯（焦润明：《中国近代文化史》）。这样，实用手工艺的生产必然受到排挤。
（二）对手工艺品价值认识的偏移
传统手工艺品原来就有两大类别。一类是高档品（即后来所说的特种工艺）。兼有观赏和收藏的价值。一类是普及的实用品，直接服务于人的生活。在封建社会，高档工艺品早就成了少数人积敛财富的对象，古物则当作“古玩”收藏。据《查抄和 家产清单》，何家玉器库有“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玉磬二十块、玉如意一百三十二柄，镶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以上共作价银七百万两”。古玩器有“古铜瓶二十座、古铜鼎二十一座、古铜海三十三座……，以上共作价银八百万两”等等。民国以来，实用手工艺品虽然有收缩的趋势，但富商大地主和新贵对高档工艺品的需求并未有丝毫减少。因此对手工艺品的价值就明显地偏向了高档的特种工艺品。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的明显上升，使实用价值显得无足轻重。晚清至民初苏州工艺美术的畸形发展就是一例，当时以红木家具、玉雕、珠宝、檀香扇、刺绣为大宗，基本上都是特种工艺品。
（三）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难以与时代同步
近代传统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长期停留在清代风格之中，少有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父子师徒世代相继的传承方式，使技艺和风格走向程式化，一时难以扭转。正如《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二是近代文化转型的不平衡性，使传统手工艺无法迅速与时代靠拢。上个世纪初叶，当东南地区和大都市已经出现较多西装的时候，边远地区还在给少女裹足，社会上出现了古今混杂、中西并举的现象，传统手工艺似乎无所适从。一些人感到世事的变迁，以创新来争取市场，如景德镇瓷瓶上出现了时装人物画。一些人处于猎奇心理，又丢不开传统的观念，就产生了非中非西的混合风格。如苏州东山雕花大楼，既有中国吉祥纹和廿四孝雕刻，又有罗马柱头和文艺复兴式的雕花，杂乱无章。只有刺绣不自觉地发生了比较彻底的蜕变。刺绣在古代以实用为主，明代露香园的“顾绣”开创了以绣仿画的工艺，并广为流传。在实用刺绣日趋衰退的时候，这种工艺反而蒸蒸日上，但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刺绣了。三是高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高档工艺品，本来就是用以升值的藏品和玩物，以仿古为上品，自然可以无视社会的变革。总之，近代传统手工艺处在变与不变，似变非变的边缘线上，预示着一场难以阻挡的蜕变之风将要横扫中国。
二、现代：蜕变的必然性
20世纪的后五十年，中国的经济曾经大落大起，而传统手工艺反而大起大落，这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此的“差异”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工业化社会，传统手工艺必然要发生蜕变是客观规律。而促成这一蜕变的因素则是多方面的。
（一）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20世纪50—60年代，传统手工艺经历了一个难得的复兴期。在各级政府部门的直接指导下，集体所有制代替了分散的个体作坊，以创办工艺美术院校和子承父业的两种方式培养后继人才。在计划性对外贸易的经济杠杆作用下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许多厂社难以维持，甚至倒闭。而个体作坊又渐渐兴起，手工艺生产以手工为主，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可以一件一件地完成，与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完全不同，往往要因材施技。集群化的流水作业和等级工资制度把个人创造的积极性淹在“大锅饭”中，在新的经济体制中必然陷入困境。结果是大量的实用品由工业化批量生产、如日用陶瓷、家具；少量的特种工艺品由作坊精雕细刻，如珠宝、金银首饰等等，发生了两极分化的现象。
（二）与生活方式脱离的产品
传统手工艺在现代衰落更直接的原因，是与工业化社会生活方式的脱离。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人的生活虽然简朴，实际上已有严重的“西化”倾向。如单调的西式服装、简陋的西式住房、不变速的自行车、蒸气火车头等等。传统手工艺除了换取外汇，与人民生活已经离得很远。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的生活从“温饱型”向“小康型”、“富裕型”靠拢，西化趋势加速，居住环境的改善、家用电器的普及、高速公路的延伸、私家汽车的增多、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都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时空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衣食住行的所需，主要依靠工业化产品，价廉物美。手工艺品虽然价格攀升，但“曲高和寡”。有一位女企业家斥巨资建立了紫檀博物馆，能如此做的又有几人？可见，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必然造成传统文化中物质层面的收缩，哪一个民族都难以摆脱这个规律。
（三）“推陈出新”的误区
传统手工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始终处在“流变”之中，并由此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历史风格。现代的“推陈出新”是不是能够使它重新与时代潮流相汇合？70年代的两次创新尝试说明这是十分艰难的。在“文革”的闹剧中，传统手工艺在“样板戏”的感召下，曾出现直接反映革命题材或“样板戏”某个情节的高潮，可以称为“样板戏式”的推陈出新。这种创新基本上排除了艺术规律。随着“文革”的结束，这种创新也就不了了之。70年代后期，百废待兴，为了振兴传统手工艺，又作了“文艺复兴式”的创新尝试，也就是提倡复兴“汉唐风格”、“敦煌风格”等。意欲摆脱几十年来明清风格的束缚，从古典艺术中汲取养料使之有更广阔的创作领域。然而这种变相的复古在70-80年代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两次“推陈出新”的遭遇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一是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毋庸赘言。但一般人心目中的传统手工艺往往被定格在明清风格中，不仅因为它们与近代直接相联，而且明清遗物众多，如建筑、园林、家具、书画、戏曲、小说等等，它们与手工艺品融合为一道古典文化的风景线，形成了认识上的定势。对于专家备加赞赏的汉唐、敦煌等艺术反而感到陌生。苏州寒山寺近年增建了一座仿唐塔，被不少人看成是“日本式”。如果一味复兴，即使艺术水准很高，也难以为多数人赏识。二是改良不能挽救传统手工艺。上述两种“推陈出新”都是在保持传统手工艺的技艺、材料、表现手法极度完整的前提下，只是在题材上进行切换，做了局部的改良。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传统手工艺或者以既定的样式显示历史的深远；或者使技艺和风格分离，经过与现代要素的重新组合，才能融入工业化社会的环境中，从而获得“再生”。
三、再生之路：脱胎换骨
在21世纪，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可能有三种生存方式。一种是整体的传承。除了少数自然生存的品种外，还要从文化生态学的高度人为地保护最优秀的品种和大师级人物，使之不失传。一种是传统的技艺和现代风格的结合，即用现代审美意识对传统手工艺进行再创造，使之与现代生活环境相适应，如现代陶艺，它在造型、釉色、彩绘和肌理方面的变化都与现代派以及现代派之后的艺术有千丝万楼的联系。一种是将风格从技艺中分离出来，使之与现代材料和工艺结合。只有风格的移植，没有技艺的传承，形成似古非古的现代样式。如西式裁剪的中式服装，纽绊做成假扣，团花可以剪一块织锦缎替代等。这种形式既能寄托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又能适应现代化环境，生命力将十分顽强。上述三种类型中，后两种都以风格和技艺的分离为特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手工艺“蜕变——再生“的规律。
（一）形式与思想内涵的分离和移植
传统手工艺的思想内涵很丰富，难以一言蔽之。但从根本上说，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尊卑有分的等级观念、敬天祭祖的宗教思想、天人感应的宇宙思维、永不忘本的传承意识、辟邪纳吉的民俗传统是融为一体的。然而社会的变革往往迫使传统手工艺的形式层面与精神内质相剥离，或者给旧形式注入新的思想内涵，或者用新形式表现古老的思想。旧形式新内涵的典型莫过于北京故宫从皇家禁苑成了博物馆、江南园林从私家花园成了人民公园。另外，我们常见以京剧脸谱、傩戏面具作装饰的现象，它们究竟是什么角色或者什么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神韵和风格。现代人佩玉只是为了吉祥，谁还记得孔子关于君子以玉比德的教诲呢？所谓旧内涵新形式的结合，是指用现代手法反映古老的观念和思想。如现代时装设计中那些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作品、现代少数民族舞台服装的设计制作均是如此。再如，阴阳五行说是十分古老的宇宙观念，在传统手工艺中，代表四方的四神是这种观念最直观的反映。2001年“艺术和科学”研讨会的系列招贴画《金木水火土》（见《装饰》2001年四期封二）就用全新的视觉形象表现五行、五色观念。由李政道创意的雕塑《物之道》（见《装饰》2001年四期彩页）则是以“阴阳互抱”为内涵的现代作品。
（二）形式与技艺的分离和移植
中国传统手工艺风格的形成首先取决于思想内涵。同时，材料和工艺独特性也是重要的方面。作为文化遗产，风格和技艺永远是一个整体。但要想融入现代社会，却不能不使它们分离。因为材料和技艺既带来了独特的风格，也带来了局限性，想使玉雕做成牙雕那样镂刻精细的作品是不可能的。而现代社会并不重视玉和象牙的经济价值，更需要华而不贵、随风而变的饰物和用品。如果使传统手工艺的形成和技艺脱离固定的关系，就有了再创造的空间。如软雕塑表现彩陶纹样，用地毯表现汉代画像石，用大尺度的木浮雕仿玉雕都是成功的尝试。反过来，用传统技艺反映新题材也是一种移植，上文已说到的现代陶艺即是典范。但是，也不是任何题材都适合于传统工艺。有一处陈列，用小泥人的技法和程式制作现代人物大型彩塑、变优势为劣势，难以成功。
（三）形式与实用性的分离与移植
传统手工艺曾经与过去的生活紧密相连，一些产品为当时的生活服务，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在现代生活方式和人居环境中，它们的实用价值也随之降低以至消失，形式和实用性的分离就不可避免。如江南旧式民居的窗格，使用不同样式的分隔，形成好看的几何纹。在现代建筑中本已完全不用这种木制窗格，但在室内装修中，它们被挂墙上，或做成假窗，反而深受欢迎，甚至出现了制成新窗格再做旧的现象。又如，服饰绣品成为挂件、石磨和栓马桩放在院子里等等。这些曾经是非常实用的产品纷纷被移植到显示古老文明和民俗的装饰之中，再也不会有使用价值了。这样的“蜕变——再生”不能不说是非常典型的。 总之，传统手工艺的风格将是永存的，然而，它却为“再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就是脱胎换骨的蜕变。

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的思考

苏州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品类齐全。它是苏州的骄傲。但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苏州工艺美术事业的新发展呢?这是每个工艺美术工作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在苏州工艺美术行业全体职工和艺人们的共同努力下，苏州工艺美术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少产品的艺术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历史水平。如刺绣，檀香扇、仿古铜器等等。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还有不少工艺品尚落在历史水平的后面。产品往往是老面孔，都似曾相识。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我们对待传统的东西，缺乏全面地科学地研究，只是一古脑儿地继承或者说是仿制。产品陈旧，缺乏时代感。缺乏时代感的作品，又怎能获得这个时代人们的喜爱和赏识呢?
任何一件工艺作品都要有时代的风格，时代的气息。没有时代内容和时代气息的作品是枯萎的作品。只有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作品，并且有时代内容和气息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传统，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但传统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而得到发展的。传统从来就是立足于民族、地区，同时又不断地吸收外来的东西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传统看作是静止的，排外的，继承传统就是“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必须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不断从现实社会中吸取营养，使传统的表现形式增添时代的色彩，为发展适应当代生活需要的工艺美术品而服务。 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时代产品，要求我们必须从更广的范围，全面地研究和继承优良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特色，没有特色也就丢掉了自己的特长。那未，如何突破以往继承传统的狭隘界限，在传统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呢?一是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这是工艺美术继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工艺行业面临资金短缺，生产力水平低等问题，我们应该积极利用外资和民间资金发展外贸产品。苏扇是传统产品之一，利用传统的制扇技艺积极开发系列产品，即“工艺扇、电脑扇”等产品，其特点表现在材质上，如扇骨，扇面制作上的变化，扇骨采用聚苯烯硬塑，图案花样采用烫金，从而替代传统的竹骨，扇面面料采用不同的棉布涤丽纶，从而替代传统的纸质。胶水采用高强度水溶性胶水，替代传统的桨糊，改变传统纸扇易蛀、易损坏的缺点。其扇不但造型美观大方，扇面新颖夺目，可洗性，价格适中，其质量远远超过了“西班牙扇”，得到西方各国人士的普遍喜爱，并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二是要研究传统，科学地继承和发扬传统。这是工艺美术创作设计和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对它的研究、开发做得很不够。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研究。中国的工艺美术在国际市场面临着极好的机遇。刺绣品、丝绸服装品、床上用品等产品都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潜力。我们应把握机遇，在继承传统产品的同时，勇于创新，积极开发适应时代需要、现代人所喜爱和赏识的新时代的工艺美术品。特别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新产品的发掘、开发，使我们的工艺美术产品有新的面貌、新的技术、新的材质、新的品质。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现在人们喜欢所谓的“流线型”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它只不过有一种新鲜活力，欢快的情感表现。工艺美术品，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首先具有实用价值，同时也具有欣赏价值。人类创新各种生活用品，首先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同时也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按照美的规律来设计和制造产品。工艺品的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以及审美标准，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产品的审美功能上必须要不断地创新。象过去厅堂陈设的太师椅，那样方，那样大，那样的笨重，那样的庄严，那样的一本正经。你喜爱么?不仅坐着不舒服，其式样也离开了时代审美标准。工艺美术品要适应社会的需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在产品审美功能上要不断创新。现在我们的工艺美术品，常常是多少年一贯制，脱离现实生活，这正是阻碍我们工艺美术发展的要害所在。 开发适应时代生活需要的产品，必须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必须使传统技艺传统风格在新技术基础上有所发展。如我们现在的微雕产品，一粒米大的象牙刻着首诗，一根头发上刻着一首诗，在过去是难以做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这正体现了现代光镜技术。可以这样说，每个工艺美术精品，都体现出时代性，不但表现在产品使用和审美功能，而且还应该体现出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决定着一个时代产品的基本面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创造了新的生产力，而且也为艺术表现能力开辟更加广阔的阵地。 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随之而来的应该是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工艺美术品。但是我们现有的工艺美术品，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仍很突出，而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工作比我们做得好，如漆器是我国的传统产品，后来才传入日本，日本人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大漆”的化学成份，研究干方法，使产品的功能质量等方面都越过了我们。科技落后，产品也必然落后，这些是影响我国工艺品升级换代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历史上说，没有冶炼技术，就没有青铜器，也就没有编钟乐器。编钟是我国西周和东周的青铜乐器，它由一系列的钟按顺序挂在木架上组成，用小木槌击奏。如湖北随州市战国早期曾候乙墓葬出土的“曾候乙编钟”就是我国最大规模的编钟，共65枚一套。1999年初，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党中央、国务院下达计划，要求苏州在9个月内研制成一套仿古铜乐器“中华和钟”，108枚。其造型要在古代编钟基础上改制，其颜色、音量、音色都有严格规定要求。苏州工艺美术家们奋力拼搏，终于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地研制成一套“中华和钟”，不论在造型设计、定样、翻模、浇铸、制作，还是在上色、调音等各个环节，都发挥了最佳的技艺水平，同时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也积极运用现代技术进行了大胆创新。108枚钟挂在一起，音质优美，气势宏大。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曾候乙编钟。108枚编钟象征着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着国家的祥和、吉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华和钟”的研制成功，是我们苏州工艺美术事业上一次新的突破。给了我们一个启迪——运用传统技艺结合时代特征，勇于创新，开拓时代产品是传统工艺美术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继承、创新、发展工艺美术必经之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的工艺美术也必须要跟上时代的车轮，加快步伐，正确处理继承传统和创新发展的关系，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创造出更美的作品，以满足现代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需求，同时也使苏州的传统工艺美术文化闪耀出新的光彩。

㈣ 风衣该怎么搭更高级

春末初夏，天气总是阴晴不定，时而需要换上清爽的短袖，时而需要穿上御寒的长袖，那要怎么在风度和温度之间做出最佳抉择呢？当然就是较长可以保暖，但仍然带有高雅美感的风衣了。但对于风衣的搭配还有不少小窍门，掌握了这些小窍门，你就是街上最靓的崽！赚足人群吸睛率！话不多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4，甜美帅气风

砖红色的风衣在线上线下其实都不多见，所以这一套可以说将女性的美展现的淋漓尽致，既有少女心满屏在风衣的基础上添加少女们都爱的砖红色再搭配一条黑色小脚裤和黑色低跟鞋，露出了纤细的脚踝，展现了高挑修长的身材，一个简单的马尾再搭配一顶黑色软呢帽，将复古和时兴的元素都结合起来，“可甜可盐”的搭配，甜美又不失帅气，

无疑更能虏获少女们的心。同样的选择跟鞋子同款色系的包包，全身上下的颜色没有超过三种，虽然属于不同色系，但是却不失整洁干净。

㈤ 描写皇帝大婚时的场面，和皇后还有皇上穿的衣服，要非常华丽的。

清宫钦天监为宣统皇帝大婚选定的奉迎礼吉期是壬戌年十月十三日寅时。为了保证皇后进宫的吉期，凤舆将提前两个时辰出发。

公元1922年12月1日零时前后，虽已退位却依法拥有尊号的清朝宣统皇帝，身穿龙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来到庄严肃穆的乾清宫内升座，亲送凤舆出宫，前往地安门帽儿胡同后邸迎娶皇后，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皇帝大婚的盛大典礼的序幕。

钦天监的选择代表天意，既然已把奉迎礼定在寅时（3至5时），则迎娶过程只能安排在深夜了。钦天监同时还规定，皇后升舆、降舆必须避开亥（21至23时）、卯（5至7时）、未（13至15时）“三相”，因此，若安排在上午、下午或上半夜，也不甚适当。后半夜里整个城市都歇息了，正好在大街上摆场面，又是月儿将圆的时候，黑夜也跟小白天似的，一点儿不碍眼。

根据宣统皇帝的一道“上谕”，贝勒载涛总办大婚典礼一切事宜。载涛受命后当即查阅《大清会典》及历代皇帝大婚档案，决定按同治皇帝婚典的模式进行，并考虑酌添民国以来的新花样。经过预算，确定“大婚经费力求撙节”，总开销按当时报道主要有两种说法：1922年10月28日《平报》说，“清帝婚礼用费”，“近由筹备婚礼处王大臣核定为四十万元”；1922年10月30日《国强报》说，“因库款支绌，经婚礼大臣载涛 、朱益藩、绍英、耆龄等会议，力为缩减，议定大婚经费（统计）一百万两”。百万两即百万元，两说相距甚遥，这不过是预算，实际花多少怕是弄不清了。溥佳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说是花了40万元，即以此数计，按当时价格可以购买20 万袋“洋面”，实在也够奢靡的了。

为了筹措这笔浩大开支，清室曾“备具公文”向民国政府追讨历年积欠的“优待费”，答复竟是“碍难照办”。继而商定向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借款，为此从内库中捡出金盘、金瓶、金盒、金碗、金壶、金樽、金手炉、金如意、金葫芦以及珍珠、翡翠、白玉和珊瑚制品等共千余件，都是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历朝遗物，有很高的文物价值。随后将其中金银器皿分装四十一箱，将瓷器、玉器陈设品分装两大木桶，于1922 年11月2日用11辆汽车运往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后因赎回抵押品的款项始终不能筹足，这些国宝也就因超越时限而“押死”，成为伦敦的财富了，这便是宣统皇帝盛大婚典的背景。

明亮的月光笼罩着巍峨而森严的紫禁城。从辛亥革命后不久宣统皇帝下诏退位起，这里虽然也热闹过几回，譬如1913年隆裕皇太后出殡那天，1917年溥仪因张勋复辟而第二次登极那天，但都没有这一次来得隆重。

据当时报道，清宫各门如神武门、景运门、乾清门等都悬挂了门神，左神荼，右郁垒，画像丑怪凶恶，妖魔鬼怪大约是不敢前来逞能的了。恭迎皇后的凤舆确定由东华门中门出入，因此该门还特殊装点一番：大门左右两侧临时安装了四只水月电灯，门神当然也是不可缺的，门前扎彩坊，在用黄绸扎作巨龙盘旋状的彩柱下面，站着两排身穿大礼服的军警。

清朝历代皇帝大婚，迎娶皇后的喜轿均由紫禁城正门——午门进宫。明清两代出入午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其中等级最高的便是午门的中门，实际是皇帝出入的专用门。但是，允许皇后在大婚典礼中乘喜轿入宫通过一次，还允许殿试中状元、榜眼和探花的三个人出宫时走一次。至于文武官员、宗室王公等只能依身份出入午门的东偏门、西偏门以及东西两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宫内低级官吏、内监、侍卫、御医、厨役、工匠等干脆不许出入午门的各门，只能走东华门、西华门和神武门。对于皇后来说，一生中也只有一次机会能够进入午门的中门，正是一身荣耀、九族沾光，这哪里是过一道门的简单问题呢!

民国以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转归北洋政府使用，溥仪的生活圈被限定在紫禁城后半部，因此他的迎亲喜轿不但不能再进大清门、午门的中门，也无权使用前三殿范围内的东华门和西华门。如果让堂堂皇后从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进宫，实在有失隆重。经大婚礼仪处与北洋政府反复磋商，决定为皇后进宫破例开启东华门。那天，东华门左门柱上还高悬一块红色纸牌，上书“观礼、庆贺人员均由神武门出入”字样，表明此门是专为皇后开放的。差不多有十年未下门闩的凄凉、冷清的东华门，一下子充满了喜庆气氛，变得热闹而气派。

高高低低不同层次的观礼人员，自11月30日入夜起便陆陆续续由神武门入宫来了。神武门前汽车、马车、骡车摆得满满的，神武门额也装点了彩棚。据“庆贺瞻礼人员登名簿”记载，最早来到的是溥仪的六叔载洵，而最后一名是北京警备司令部的高级警官聂宪藩，有头有脸的人物共237人。其中有外国男女人士二十多人，中国地位显赫的女士三人，国会议员二十多人，身穿民国大礼服的政府武官和穿燕尾服的政府文官二十多人。其余为清朝皇族的宗室亲贵、王公大臣、遗老阔少，以及在小朝廷任职的官员等，他们身着清制礼服。这些观礼人员中只有少数地位高的可由景运门入内，普通观礼人员及外国人均在景运门外。景运门旁燃点羊角双喜字立杆灯五十对，南路铺厚棕地毡，转至乾清门，并有仪仗器具。
宣统皇帝溥仪踩着子夜的更声跨进乾清宫。这里，已在皇帝宝座前摆放了三张礼桌：中桌放着“节”，它象征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东桌置一“金册”，西桌置一“金印”，它们并非册封皇后用品，册封典礼已在头一天举行，“册文”和“宝文”也已送到婉容手里了。这“金册”和“金印”表示着皇后备受尊崇的地位，是皇帝送给皇后的最重要的礼物。

当宣统皇帝跨进乾清宫之际，悬挂在宫外东西屋檐下的钟、鼓、石磬等古老乐器耸然鸣
响，由十六种乐器演奏“中和韶乐”的《隆平之章》。溥仪在乐声中先向三张礼桌巡视一遍，然后登上宝座，乐声亦就此而止。继而群臣朝拜，设在殿外阶下的“丹陛大乐”开始演奏《庆平之章》，王公大臣、正副使节以及观礼人员等依身份、地位分班次进殿行三跪九叩大礼，向新郎皇帝表示祝贺，礼成乐止。 正天使载振和副天使昭煦跪听宣读迎娶皇后的圣旨并受“节”。当溥仪“降座”离开乾清宫时，“中和韶乐”再奏《显平之章》。这时，迎娶皇后的仪仗队已在乾清门外乃至景运门外列队待发了。

庞大的迎亲仪仗，充分显示了三百年清朝统治的“余威”。

最先为步军统领衙门马队，以下顺序为北京警察厅马队、保安队马队和两班军乐队，一班演奏外国乐曲而另一班演奏中国乐曲，当然只能分别演奏。继而是无人乘坐的一顶黄缎银顶轿和三辆黄缎银顶车，这是皇帝送给皇后以备平时使用的，所以要空着抬来抬去。再往后是七十二个手执龙凤旗、皇伞以及金瓜、斧、钺、棍、牌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銮驾，是皇帝或皇后出门时必不可少的摆设，还有众多轿夫抬着的四驾黄亭，原来摆在乾清宫东西礼桌上的“金册”、“金印”以及唯皇后才有资格享用的凤冠霞帔等物端放于黄亭之中。

紧接着，又有六十个手提大型宫灯的人。这中间也插入了清室官员、民国政府派来协助照料的警官以及警察保安队、步军统领衙步队和中、西两班军乐队。这后面才是统率迎亲仪仗的最高官员：手持“圣节”的正天使庆亲王载振和手捧“圣旨”的副天使郑亲王昭煦，这“圣节”自然是刚刚在乾清宫中间礼桌上摆放过的，而“圣旨”也是刚刚宣读的那一道，只有皇帝亲派的使节才有资格持节捧旨。衡永等八名御前侍卫由正副使左右扈从，而使节身后还有人拿着轻便香炉，上插已点燃的四炷香，一丝丝轻烟旋入夜空。

最后才是皇后乘坐的凤舆，这驾金顶凤舆三天前就摆在乾清宫的丹墀上了，是光绪大婚时在杭州订制的，这次又重新釉饰了一番。凤舆又称喜轿，但它不同于一般的轿子，是十六人抬的大轿。轿顶涂金，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圆形，正中装饰有一只很大的金凤凰，凤凰象征幸福和幸运的新娘，象征高贵的皇后，凤背驼着喜轿的金顶；第二层也是圆形，黄缎绣的蓝凤凰的轿檐环绕一圈，轿檐上站着九只小金凤；第三层为弓背形出方檐，檐四角各站一只金凤，嘴里都衔着被称作“垂地流苏”的长长的黄丝穗子。轿帏以明黄色云缎作底，上面绣着五彩凤凰。喜轿左右两侧设有透明玻璃方窗，装饰有金色双喜字。轿前垂帘，轿里和座套全是红缎绣蓝凤凰、金喜字，还有五彩云朵、蝙蝠和吉祥花。四周绣葫芦万代花边，寓有多福多寿、子孙万代、繁衍不绝之意。凤舆周围除三十二名清室官员和若干民国军警随行护卫，还有牛角和大鼓各百余对，以壮声势。

载涛作为大婚典礼的总操办人，又把贴身照料新人和喜房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嫡配夫人姜婉贞。姜氏出身于广东名门世家，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工于诗书，擅长绘画，广有见闻，谈吐文雅，为人机敏，处事果断，在溥仪的大婚典礼中还真露了几回脸呢!

凌晨1时过后，迎亲仪仗排列就绪，溥仪乃派使臣率姜婉贞以及前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妻和两名“命妇”，由若干女官陪同，把一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安放在凤舆内正中。随后起轿，从东华门出宫。凤舆发走之后，载涛之妻等福晋、命妇、女官又前往皇帝洞房——坤宁宫东暖阁，为新娘和新郎铺设龙凤喜床。绣有“龙凤呈祥”精美图案的被褥也是在杭州订制的。喜床中央放一个装满珍珠、宝石、金银钱以及五谷之类的“宝瓶”，喜床四角各放一柄如意。铺设完毕，她们便出神武门抄近路往皇后府邸去了。与此同时，溥仪另派蒙古亲王那彦图、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载泽和溥信等四个御前大臣在乾清宫照料一切，他自己则退处乾清宫西暖阁休息，等候皇后入宫。

迎亲队伍超过三千人，由东华门出东安门，踏月夜行，浩浩荡荡地向北而去。经北池子，往西北进三座门，过景山东街，出地安门中门，沿地安门大街入帽儿胡同，西行到达皇后府邸。一路之上，黄沙铺道，净水泼街，到处有红、黄两色装饰， 这里从上半夜起就由警察厅宣布戒严了，然而，马路两旁仍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大体都是住在这一区段的居民，却不许随意走动。至于得到允许可以观礼的中外人士，都佩戴一枚“小朝廷”发放的钢质徽章，见章放行。

在扎着彩坊的皇后府邸大门前，皇后之父郭布罗?荣源、皇后之兄郭布罗?润良和皇后之弟郭布罗?润麒，早已跪在那里迎接圣旨和圣节的到来了。迎亲仪仗队抵达之后，这父子三人首先面对圣旨和圣节恭行三拜九叩大礼，继而随正、副天使进院，凤舆也随之抬进前院。然后，撤下在太仆寺雇佣的普通轿夫，换上太监，再一直抬进内院，放在正房台阶前，面朝东南。这个方向也是清宫钦天监规定的，该机构根据占卜宣布：皇后升降舆时应向东南吉方。抄近路先期而至的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和女官请皇后梳双髻，戴双如意，穿“龙凤同和袍”，一切准备停当。
凤舆到后，由正天使载振宣读圣旨，皇后亲自接旨并行礼。据庄士敦说，“她跪在地上，然后行一系列复杂的礼，包括六次手臂下垂、头部微抬的起身，三次下跪和三次鞠躬。对于一个妇女来说，这种礼节等同于最尊崇的跪拜——九次屈身叩头”。行礼毕，接受金册和金印。与此同时，姜婉贞等又为皇后升入凤舆而准备了。她们先燃藏香，在凤舆内熏绕一圈儿，再熏皇后用以盖头的锦帕。熏完，将凤舆内正中那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移到旁边，请皇后手执苹果和如意，搭上盖头，升入凤舆。待首领太监刚刚垂下舆帘，抬轿的太监们便
一个个伸直了腰板，经过内院、外院，一直抬到皇后府邸大门外，再换用太仆寺的普通轿夫，打道回宫。

此时为凌晨3时许，天空晴朗，月亮仍然圆满、明亮，月光皎洁。迎亲仪仗队的队尾已经走出帽儿胡同东口，还能见到皇后之父郭布罗?荣源跪在一片红色的垫子上目送爱女入宫。凤舆在长长的仪仗行列中，走南锣鼓巷向东，经北皇城根宽街，南行过大佛寺、马市大街，至丁字街向西，进东安门大街，渡桥入东华门，此时比预定的入宫时间（凌晨4时）稍早，为3时40分。这期间，月亮已经隐去，路灯又很稀疏，天黑下来了。然而，围观者仍是挤满了街道两旁，他们都很规矩地站在维持秩序的警察后面，以民国国民而看到清朝皇帝大婚的场面，实在是太宝贵的机会。观众里面还有一位著名人物——梅兰芳，他是在演完夜场戏吃饭时偶然碰上大婚仪仗的。许姬传先生回忆说：

1922年冬的一天，梅先生在东兴楼吃晚饭，正赶上逊帝溥仪大婚，街上交通阻塞，梅先生和几位朋友就到真光电影院楼上休息室看热闹。据梅先生说，只见一对一对的戴红缨帽、穿官衣的人，骑着马举着旗枪，缓缓地前进着，好半天才过完。接着是一对对备着金鞍玉辔的马，但没有人骑，也同样排着两行队。然后是全份銮驾执事，包括金瓜钺斧、朝天镫和各种旗、纛、伞、盖等，都是成对的，人都穿着校尉衣服，排队步行。接着就是大鼓和号、喇叭等，但并不奏乐，街上静悄悄地只听见远近无数的马蹄声。乐队后面是一对对穿花衣、手提牛角灯的人。提灯的后面又都是骑马的了，有几对戴顶翎、穿黄马褂、挂腰刀的，最后有两个骑马的人都是翎顶辉煌的，其中一个举着“节”（京剧《苏武牧羊》里苏武举的就是这个家伙）。后面就是一座有很多穿校尉衣装的人抬着的“凤舆”（“皇后”婉容就在里面）。紧靠着“凤舆”前面有几对提炉的人穿着花衣，可能是太监。在“凤舆”后面跟着的又是一对一对骑马的人，戴着顶翎，穿着长的豹皮坎肩，手里举着豹皮枪。还有些佩刀弓矢的骑着马的官员。这些仪仗，大概有两个小时才过完。梅先生坐车回家时，看到临街铺面房上都站满了人。

梅兰芳先生所见颇为真切，正可与大婚实况相印证。据记者报道，沿途围观者起码有数万人，而佩戴钢质徽章的先生、太太、少爷、小姐，或乘汽车、或乘马车、或乘洋车，往来观礼，络绎不绝。

凤舆经东华门进入紫禁城，又被缓缓地抬到景运门，太仆寺的普通轿夫就在这大理石台阶下最后被撤去了，接过轿杠的太监们庄严而谨慎地把凤舆一直抬到乾清宫前正冲着皇帝宝座的地方放下。从东华门到乾清宫，所经各门门座前后全部铺设了棕毯，且凤舆起落的几处地方铺设了红毡。

照满族传统，新郎要在新娘下轿之前向其头顶上方连射三箭， 为的是赶走黑煞神以确保平安。对于皇帝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皇后地位尊崇，但在皇帝面前也是奴才，向她射箭表示她也必须接受惩罚。起初溥仪挺有兴趣，接过箭来要射，却被姜婉贞挡住了，她考虑到溥仪高度近视，大婚典礼的场合又不能戴眼镜，一旦失手伤了皇后就不好办了。溥仪听了这话有道理，也觉得没必要墨守陈规陋习，遂临时传谕把射箭仪式免了。

按清宫祖制，在皇后下轿之际，前一日入宫的淑妃要亲率女官和宫女等膝行跪迎，以示皇后与皇妃间的等级尊卑。溥仪想想似也无此必要，既已免了皇后挨箭，索性也别让淑妃下跪了，于是再度宣旨免去跪迎之礼。

溥仪被引导着先往洞房——坤宁宫东暖阁去了，有资格随凤舆来到乾清宫的王公大臣、清室内务府高级官员以及皇帝的师傅们也都退去了。凤舆周围只剩下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女官和太监，皇后这才由人们拥戴着走出凤舆。姜婉贞立即上前接过皇后手持一路的苹果和如意，又递给她一只宝瓶，这都是大婚典礼中必有的吉祥物品。随后，搀扶着仍搭盖头的皇后，在手执珠灯的女官导引下，经东隔扇，进坤宁宫，来到东暖阁前。

在这里，新娘还必须照满族习俗先迈越一只预先设下的大火盆，以期将来的生活越过越红火；然后再跨过马鞍和苹果，乞望婚后的日子平平安安。演完这些节目，姜婉贞才接过皇后手中的宝瓶，把她领到皇帝面前。这时，有人向溥仪呈递一杆新秤，请皇上用秤杆揭开皇后的大红盖头，这大约是满族人让新娘计划柴米、俭朴度日的习俗。姜婉贞颇为细心，生怕毛手毛脚的溥仪挑着皇后的脸，便从他手中取走那杆秤。其实皇家的新娘谈何节俭?于是溥仪伸手揭去了遮在皇后脸上的盖头，第一次看到她的美丽面庞。

婉容美丽的面庞第一次出现在溥仪面前时，曾经引起他的好奇，却未能产生强烈地吸引他的力量。

从揭开盖头起，婉容的婚后生活就开始了。照满族风俗，皇帝和皇后在洞房中还要完成一系列礼节。

福晋等……请帝坐居龙凤喜床上左面，再请后坐喜床右面。女官先设金盆于喜床上，以圆盒盛子孙饽饽，进请帝、后同食，毕。福晋等请后梳妆上头，仍戴双喜如意。加添扁簪及富贵绒花，戴朝珠，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并有结发侍卫夫妇在殿外唱交祝歌，毕。女官撤宴桌，福晋、命妇等请帝、后御龙凤喜床上面，向东南方行坐帐礼，毕。女官仍设金盆于喜床上，福晋等再请帝、后进长寿面，毕。礼成，遂退出宫云。

同食“子孙饽饽”、“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又进“长寿面”之后，对于健康的少男少女来说，自然是温柔而甜蜜的花烛夜了。然而，溥仪却离开了那张“龙凤喜床”，那张位于高大宫殿圆柱后面、“日升月恒”匾额下面的大床，那张挂着“龙凤呈祥”刺绣大红缦帐的双人木床，回养心殿自己的卧室去了。溥仪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趁着大婚的机会，不久前特意托请上海亨达利钟表店的德国老板，向国外购置一套水晶家具陈设在养心殿他的单身卧室内。新婚第一夜，溥仪觉得还是回来欣赏这套水晶家具更舒适些。
2012-08-27 19: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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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皇帝大婚的真实婚房 2009-10-13 10:45 清宫皇帝大婚的真实婚房

清宫戏看多了，谁都知道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戏里也看多了皇帝大婚，但是还真没怎么注意皇帝大婚的洞房。随心猜测一下，再怎么都不可能整个坤宁宫都是婚房。那皇帝结婚的婚房在哪里呢？

坤宁宫，面阔九间，有东西暖阁。清代皇帝大婚的洞房（婚房）就在坤宁宫的东端两间也就是坤宁宫的东暖阁。

清宫皇帝大婚，婚房内墙壁饰以红漆，顶棚高悬双喜宫灯。洞房有东西二门，西门里和东门外的木影壁内外，都饰以金漆双喜大字，有出门见喜之意。

清宫皇帝大婚，洞房西北角设龙凤喜床，床铺前挂的帐子和床铺上放的被子，都是江南精工织绣，上面各绣神态各异的一百个玩童，称作“百子帐”和“百子被”，五彩缤纷，鲜艳夺目。

双喜灯在古代婚礼上是绝对不可少的婚房饰品。清宫皇帝大婚的婚房里，双喜宫灯更是必不可少！

玉合卺杯-皇帝大婚的吉祥物，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作品,实属千金不易的绝品。

杯的整体造型由两个圆筒形杯并连而成，杯底有六个兽面作足，杯的一面镂雕凤形杯柄，另一面凸雕作盘绕爬行状双螭。杯体上下各饰一圈绳索纹作捆扎状，结扎口上有一方形图章，刻隶书“万寿”二字。杯身两侧分别有剔地阳文隶书，一侧为“湿湿楚璞，既雕既琢。玉液琼浆，钧其广乐。”末署“祝允明”三字。诗上部有“合卺杯”三字。另一侧为“九陌祥烟合，千里瑞日月。愿君万年寿，长醉凤凰城。”诗上部有“子刚制”三字，诗文表达了对君王大婚的美好祝愿,是婚房里必不可少的物件.

（合卺杯，是古代婚礼上用来喝交杯酒的专用杯子。）

皇后凤冠

冠上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上有宝石128块，最少的95块；珍珠最多5,449颗，最少的3,426颗，最重者2,905克，最轻者2,165克。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作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项。点翠面积大（四顶凤冠上有翠凤23只，翠云翠叶翠花多达数百片），宝石镶嵌多达400余颗，大小珠花及珠宝串饰的制作也不少。最后的组装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序，各饰件的放置，几千颗珍珠的穿系，几百颗宝石的镶嵌，诸多饰物于一冠，安排合理。凤冠口衔珠宝串饰，金龙、翠凤、珠光宝气交相辉映，富丽堂皇，非一般工匠所能达到。凤冠上金龙升腾奔跃在翠云之上，翠凤展翅飞翔在珠宝花叶之中。这是清宫皇帝大婚的重中之重.

皇帝大婚的喜轿

皇后乘坐的喜轿是从午门中门进宫的。午门中门为皇帝专用，此外只有皇帝大婚时，皇后的喜轿可以用到！

清代皇帝十分喜爱扳指，为迎逢帝意，王公大臣以及地方官员纷纷将扳指进贡宫廷。扳指最初是满族人射箭时保护手指，后来又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皇帝大婚时，玉扳指也可谓是必不可少的饰品。

皇帝大婚极为豪华，挥霍十分惊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皇帝载淳大婚，共耗费白银一千一百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皇帝载淳大婚，在国家极为贫困的条件下，仍然耗费白银五百五十万两。图中洞房内的装修和陈设，是光绪皇帝大婚时布置的原状。

皇帝大婚时要在坤宁宫的东暖阁住两天，之后再另住其他宫殿。如果先结婚后当皇帝的，就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了。所以清代只有年幼登基的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用过这个洞房

㈥ 欧阳娜娜穿陈伟霆衣服是哪一期

欧阳娜娜是童星出道，大部分人原本对于她还是非常有好感的。但近几年欧阳娜娜的路人缘却不像小时候那么好，很多人对于欧阳娜娜的喜欢也在一点点消失。

欧阳娜娜之所以备受争议饱受诟病，主要是因为欧阳娜娜的一些做法让网友无法接受，比如说经常容易和男演员传出绯闻。

欧阳娜娜这个年龄段其实本该是青春浪漫的，会惹人非议也没什么，但是欧阳娜娜常常会做出一些令人捉摸不透的事情来，这让很多网友无法接受。

此前和欧阳娜娜合作过的大部分男明星，都会被传出和欧阳娜娜有''情感实锤''，虽然有时候是很多CP粉自己在幻想，但是双方的互动也的确有些甜蜜，难免引发外界的猜测和非议。

近日，欧阳娜娜参加综艺节目《潮流合伙人》，大家都知道欧阳娜娜平时的穿衣打扮都是很有个性，按理来说这档综艺节目和她的调性很符合，但没想到在这档综艺节目当中，她居然再度翻车，成为了大众热议的对象。

大家之所以都在讨论欧阳娜娜，主要原因是很多人对于欧阳娜娜穿别人衣服的行为表示无法理解。欧阳娜娜一来到节目当中就告诉其她几位合伙人，说自己带的衣服不够，当即周扬青就表示自己有衣服可以借给欧阳娜娜穿。

原以为欧阳娜娜应该会穿周扬青的衣服，但是接下来几天欧阳娜娜穿的大多是自己的衣服，并未穿周扬青的衣服。而是和范丞丞说自己有些冷，接着范丞丞的衣服就到了欧阳娜娜的身上。

一开始网友也还是安静吃瓜的状态，但是没想到接下来欧阳娜娜又对陈伟霆出击了。不仅是自己跑到了陈伟霆的房间，却穿了陈伟霆的鞋，又顺手拿了陈伟霆的小饰品，而且更让大众惊讶的是，在最新一期当中，欧阳娜娜居然还穿着陈伟霆的睡衣。

许多网友都觉得欧阳娜娜没有带够衣服，穿别人的衣服可以理解。欧阳娜娜不愿意穿周扬青的衣服也情有可原，两人的风格本就不同，但是不穿周扬青的衣服，总可以穿周扬青的睡衣吧，为什么就连睡衣都要穿男生的呢？对此，网友纷纷表示看不过去。

可能在有粉丝看来，网友们这就是吃饱了没事干，连这种小事情都喜欢斤斤计较，但网友们之所以会对于欧阳娜娜的一举一动如此关注，也是因为近几年欧阳娜娜参加综艺节目以来年年翻车，前段时间欧阳娜娜参加歌唱类的综艺节目，以导师身份出现的她经常意气用事，丝毫不顾及参赛选手们的感受，引发极大争议，导致自己被嘲。

这也让很多人对于欧阳娜娜的好感开始消失，再加上欧阳娜娜在这档节目当中的做法，也让很多网友觉得一个女生总爱穿男生的衣服，实在是有些令人难以理解，因此才会开始对欧阳娜娜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

个人看来，欧阳娜娜在节目当中穿她人的衣服这种行为本来就是不可取的。团队对于艺人的行程肯定是会提前做好安排，既然是来参加《潮流合伙人》这种综艺节目的当然得/p>

㈦ 古代人怎么洗衣服

古代人洗头发的有皂角或者猪苓。猪苓是富裕些的人才用的，猪苓里加了些香料，用后会有比较浓郁的香气。平常人就用皂角洗头发。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古代人比我们想象中要卫生的多，秦汉时，已形成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的一天假，也被称为“休沐”。《海录碎事 臣职 官僚》记载“汉律，五日一赐休沐，得以归休沐出谒。”
古人也用胰子，澡豆洗澡。唐朝的胰子兼有冻疮膏的作用。高档一点的称为“面药”和“口脂”，用来涂脸和嘴。宫中在冬天会发给官员。杜甫《腊日》中有“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敢情冬令劳保用品古代也有发。
古人洗衣服用草木灰和皂角。洗头用淘米水，称这潘。如《左传 哀公十四年》，中有“合疾而遗之潘汁。”

摘了一段，如下文，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浴史溯源

一、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

沐浴，就是今日通常所说的洗澡，包括头、身、手、脚的洗浴。然而古人却分得极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

沐，濯发也。

浴，洒身也。

洗，洒足也。

澡，洒手也。

所谓“濯”、“洒”就是洗的意思。据此看来，古代的沐浴与今日的洗澡的意义并不完全吻合，而只有把许慎对“沐”、“浴”、“洗”、“澡”的解释合起来，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今日洗澡。

初民们当时沐浴只有下河一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养成了沐浴的生活习惯，至迟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沐浴”的记载。沐，字形像双手掬盆水沐发状，会意为沐，是洗发之义；浴，字形像人置身于器皿中，并在人的两边加沙锅内水滴，会意为浴，是洗澡的意思。而用来沐浴的器皿有青铜器鉴，《说文解字》云：“鉴，大盆也，”盛水用作洗器，《庄子·则阳》有“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的记载。在铜镜尚未问世时，古人常以鉴盛水照容貌，甲骨文“监”（监、鉴为古今同字）像人俯身就皿照容之形。从“盈”字字形看，像人浴身于浴器中，与“浴” 字字形相近，稍不同的地方仅是“盈”字的浴器中“见足明示裸浴”（康殷《古文字源流浅说》）。“盈” 字字形则向人们展示了先秦人用浴器沐浴的情景。

到了西周时期，沐浴礼仪逐渐形成定制。由于沐浴已经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人们对沐浴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不仅仅把沐浴单纯地看做洁身净体，润肤养身；而视为隆重礼仪的先秦。祀神祭祖之前都要沐浴净身，这已是个定法，表示内心洁净虔诚，称之戒，亦称斋戒。斋戒之礼始于殷商，至西周已成定制，西周的戒礼十分隆重和考究，每逢重大的祭祀活动前要进行两次斋戒，第一次在祭前十日或三日举行叫戒，第二次在祭前三日或一日进行叫宿，均由专职官员主持一定的仪式，要求与祭者禁食荤腥，并沐浴净身，以示对神灵的肃敬。斋戒沐浴已是西周朝廷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职官员执掌。这在《周礼》中均有记载。

沐浴与人们生活的行为规范密切联系在一起。《礼记·内则》载：“男女夙兴，沐浴衣服，具视朔食。”居家过日子，男女要早起，沐浴更衣。作为夫妇之礼则有“不敢共湢浴”，妻子不能和丈夫共用一个浴室，所谓“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在家庭里还有尊老礼节，“五日则镡汤请浴，三日具浴。其间面垢，镡tan潘请缋hui;足垢，镡汤请洗”。礼节规定，晚辈要五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澡，每三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头。这期间父母脸上如果脏了，要烧淘米水为父母洗干净；脚脏了，则用温水为父母洗干净。诞生礼仪中沐浴亦很重要，《礼记·内则》载：“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又载：“公庶子生，就侧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见于君。”太子出生，国君和夫人要沐浴穿朝服去朝见国君。载往来礼节中，沐浴亦是重要礼仪。《礼仪·聘礼》载：“管人为客，三日具浴，五日具浴。”又载：“飧不致，宾不拜，沐浴而食之。”管人接待来客，要满足客人三天洗一次头，五天洗一次澡的要求，主人用飧礼招待来宾时，来宾不用拜谢，但要沐浴之后再就食，以表示对主人的尊重。《礼记·玉澡》还规定“君子之居恒当户”，“日五盥，沐稷而缋hui梁，”“居外寝，沐浴。” 《礼仪·士虞礼》规定，举行虞礼祭前，参加祭祀的人要先洗头洗澡，所谓“虞，沐浴”。虞即虞礼，于日中致祭，以安死者魂魄的祭礼，是为虞礼。

周制，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以王畿以内的供沐浴的封邑，叫做“汤沐邑”。《礼仪·王制》云：：“方伯为朝天子，皆又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诸侯要再专供沐浴的封邑先洗头洗澡，然后才能去朝见天子，沐浴洁身以示对天子的尊重。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对沐浴之礼身体力行，“孔子沐浴而朝”，早已为世人所熟知。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并臻完备，正是沐浴深入到社会、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总结,作为定制为世人所遵循,这在世界沐浴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注重沐浴也是中国人的古老传统。

二、秦汉皇帝沐浴异闻

秦国嬴政统一中国，开创了我国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自称始皇帝。当时陕西临潼县骊山有温泉，秦始皇在咸阳建都以后，便在骊山广修殿宇，砌石成池，赐名“骊山汤“，浴室骊山温泉成了秦始皇的御洗之地。

据《太平御览》卷七一引《辛氏三秦记》载，相传秦始皇有一天来到骊山洗浴，见到一位美女在那苍翠清幽的泉边亭亭玉立，美貌异常，便顿生淫心，不顾礼节，上前去调戏。美女被激怒了，张口向秦始皇吐唾沫反击，秦始皇立刻身上生疮，流血淌浓，疼痛难熬。秦始皇这才知道这是一位神女，吓得惊惶失措，向神女百般告饶，祈求宽恕。神女用温泉水给他洗涤，治愈了病疮。所以骊山温泉又名“神女汤”这个传说颇有意思，神女惩罚了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当他知过谢罪后，又用温泉洗愈了他的病疮。这说明骊山温泉具有“吞肿去毒”的医疗功能，故到《辛氏三秦记》云：“后人因洗浴”。早在秦代人们就认识到骊山温泉的这一功能，纷纷来温泉洗浴疗疾。这个传说也说明秦始皇十分喜欢沐浴这一事实。

秦代传闻于后世最著名的宫殿是阿房宫。阿房宫中筑有水道，将渭水、樊水引入宫中，而宫人洗浴之后的脂粉水，又通过水道流出宫，以致使渭水河面上浮起一层垢腻。由此可以想见阿房宫中又许多沐浴设施，专供嫔妃洗浴，而这些沐浴设施又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既可吸纳河水，又能经过循环排出污水，甚至有过滤渭水、樊水的设施，使其昼夜不舍，汩汩流淌。阿房宫中的沐浴设施可谓奇巧，杜牧的描述虽不免有文学的虚词夸饰，但自立行间仍有真实的历史遗影，可以视为阿房宫中盛行沐浴的例证。

进入西汉，汉武帝刘彻在历史上亦留下与沐浴相关的记载，自先秦以来，有临河祓禊的习俗，即暮春三月到河中洗浴亦祓除不祥，去病消灾。此俗在汉代十分流行，汉武帝曾经常临河参加祓禊活动，在霸水洗浴以去不祥祈子。

古人举行重大祭祀前，与祭者为表示对神灵的敬惧，都要沐浴净身，否则就会亵渎神灵，据《益都耆旧传》载，有一年，汉武帝到甘泉宫去祭祀，时任侍中的蜀人张宽随同前往。一行人马走到渭桥时，汉武帝突然发现载桥下的水中有个女人载洗澡，奇怪的是，那女人的乳房非常之大，足有七尺长。汉武帝十分诧异，便派人去询问。那女人说：“皇帝后面第七辆车上的人，知道我的来历。”当时，张宽坐在第七辆车上，汉武帝又让人去问。张宽回答说：“她是天星，主管祭祀，祭祀者如果斋戒不洁净，长乳女人就会出现。”所谓斋戒，就是要求祭祀者在祭祀之前禁食荤腥，并沐浴净身。很显然，主管祭祀的天星是负责监督祭祀者斋戒的，天神深恶斋戒不清洁，“每斋即降而视之”。按张宽的解释，天上主管祭祀的天星肯定是发现祭祀者斋戒不洁净，才幻形长乳女人在渭水河中洗澡，以告诫祭祀者要认真地沐浴净身，否则不仅不能免灾获福，恐怕还要获罪。经历此事后，想必汉武帝再参加祭祀活动，一定会认认真真地沐浴净身了。

秦汉之际，全社会性的沐浴习俗已经形成，尤其是《礼仪·聘礼》所载的“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的良俗，在汉代已经正式以“休沐”的形式被法律固定下来。所谓“休沐”是汉代朝廷官员法定的假期。《汉宫仪》云：“五日以假洗沐，亦曰休沐。”《初学记》云：“汉律：吏五日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书·霍光传》载：“光时休沐出。”王光谦补注云：“《通鉴》胡注：汉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汉代皇帝每五日给官吏放假一天让他们回家去洗澡浣衣，并作为法定的假日被固定下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沐浴为理由而制定的假日，足见汉代非常重视仪容河体肤整洁，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都有着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

到了唐代，“五日一下沐”才改为官吏每十天休息洗浴一次，叫作：“休浣”。俗以每月上旬、中旬、下旬为上瀚、中瀚、下瀚，瀚即浣的异体字，本意是洗濯，大概因为十天一浣的缘故，浣又有了一种计时的意义，一浣为十天，所以唐代制度十天一休沐有休浣之名。

三、魏晋南北朝贵族沐浴奇习

贵族作为上层社会的代表者，需要整洁的外表仪容与其赫赫声威相匹配。《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对沐浴格外钟爱，还专门撰写梁三卷《沐浴经》，大力倡导沐浴，可称是中国最早的沐浴专著。为此在当时洗头洗澡成为人们日常清洁卫生的生活环节。自先秦以来就已形成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生活习俗，古人洗头如此之勤是有原因的，因为古代无论男女均束发覆巾，容易积累尘腻，所以必须勤洗头。

晋元帝司马睿和太子司马绍父子之间有一段有关洗头的对话十分有意思。史称“性至孝”的太子司马绍听说父皇洗头，专门上启表示祝福，因为“吉日沐头，老寿多宜”。而晋元帝的回答是头上“大垢臭”，故而要好好洗一洗。看来一头长发要洗一洗也是很费劲的，司马绍又说，听说洗头洗了很久，想必十分疲劳，不知父皇龙体如何。晋元帝回答：洗去垢腻感觉特别好，身子一点不感到疲乏。洗头舒服，溢于言表。

《礼记·玉澡》曾对洗澡规定了一套程序，沐浴出水后，要分用干净的精、粗两巾擦拭身子，然后再用热水淋身，披上专门的布衣，以俟身燥，其间还要喝一些饮料，以止口渴。这样的沐浴至少是中产以上的人家才可以为之，应该说是为贵族沐浴所定的程序，贫苦百姓是无法享受的。古人还有沐浴必更衣的习俗，《楚辞·渔父》云：“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更衣。”晋代贵族已将沐浴作为个人清洁卫生的一个重要内容，遵循古俗沐浴必更衣。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载，车骑将军桓冲喜欢沐浴，因其节俭不爱穿新衣。一次桓冲沐浴后，祈自故意送新衣给他。桓冲生气地催促拿走，其妻说：“没有新衣，哪来的旧衣。”桓冲听罢大笑，便穿上了新衣。桓冲沐浴，其妻送衣，且不论新衣旧衣，当时人洗完澡必要换衣服，换上干净衣服自然舒服多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性张扬的时代，诚如唐人杜牧《润州》诗中所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同的人对待沐浴各有不同的态度，一是不好沐浴，一是沐浴成癖，走向极端。

南朝济阴冤句人卞彬，是个恃才傲物的人，但卞彬由于“澡刷不谨，浣沐失时”，导致身上虱虫极多，尽管淫痒难忍，但他仍然不沐浴，并声称也可以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

饥要食，困欲眠，污垢需清洗，这是作为文明人都会有的生活内容，只有经常沐浴，才能使人清洁卫生。而南朝齐人何佟之却又沐浴成癖。何佟之出身于名门贵族，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三百余篇，略皆上口。在历史上何佟之除了才高出名外，要让他大出风头的是他有沐浴癖，史书称其为人性好洁，往往一天之内，要洗浴十几次，几乎是成天不停地洗浴还觉得不够。由于何佟之一日十几洗，时人送给他一个响当当地外号叫“水淫”。沐浴净身，讲究清洁卫生，本是个良好地生活习惯，然而，何佟之似乎有些过分，一天洗十几次澡，这样的人世上确实罕见，故而，唐人李延寿撰写《南史》为何佟之作传时，就突出地写了何佟之地沐浴癖。这一点确实让何佟之出尽了风头，明人李贽、冯梦龙在其著作中都大谈何佟之洗浴。

四、隋唐皇家爱洗温泉浴

古人很早就流行洗温泉浴，但温泉浴地盛行是在唐代，由于皇帝酷爱洗温泉浴，所以，人们一提起温泉浴，就想到唐代著名的华清池。

陕西骊山温泉，在秦代就有“神女汤”的美名，自秦以后，千城万国之民接踵而来洗温泉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在骊山建起“汤浴宫”；天宝六年，唐玄宗大兴土木，再行扩建，将泉池纳入豪华的宫殿内，改称为“华清宫”，因为宫殿再泉池之上，所以又名“华清池”，专为帝王所享用。华清池分为九龙汤和芙蓉池，九龙汤专供皇帝御洗，芙蓉池专供杨贵妃沐浴，后来亦称为“贵妃池”，并设有专人管理，《旧唐书·职官志三》云：“温泉监掌汤池官禁之事”，这温泉监一官就是专门负责皇家汤池事务的专职官员。考古工作者在唐代华清宫御汤遗址内发掘出莲花汤、海棠汤、星辰汤、太子汤、尚食汤等五处汤池遗址。这就映证了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长汤十六所》的记载：“华清宫中除供奉两汤外，而别更有长汤十六所，嫔御之类浴焉。”清人史梦兰《全史宫词》亦云：

雨过华清树影凉，风来前殿玉龟香。

至尊浴罢金舆出，嫔御分寻十六汤。

可见当时华清宫内温泉浴之多，正是华清宫的鼎盛时期。

唐代皇帝从唐太宗开始，大多喜欢温泉浴，唐高宗李治有《过温汤》诗。唐中宗李显景龙三年十二月驾临新丰温宫，赐浴汤池，大臣们还纷纷献诗，上官婉儿也赋绝句三首进献，名为《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而唐玄宗李隆基身体力行，罢温泉浴推向极盛。唐玄宗每年十月要偕杨贵妃到华清宫过冬，沐浴嬉乐，尽情享受温泉浴的乐趣。

当时古都西安四周有不少温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骊山汤、石门汤和凤泉汤。骊山温泉成了皇上的御洗之地，凤泉汤也是皇上常去之地，唐玄宗在《幸凤泉汤》诗中抒发“愿将无限泽，沾沐众心同。”而位于蓝田汤峪河口西侧的石门汤，虽然唐玄宗未能驾临，然而他却十分关心，特赐名“大兴汤院”，并以水温高低开辟玉女、融雪、连珠、濑玉和濯缨五个汤池。当时，长安各阶层人士前往沐浴，盛极一时。

对于温泉的疗疾养生作用，唐玄宗亦多有认识，他常泡华清宫温泉，在《惟此温泉是称愈疾，岂予独受其福，思与兆人共之，乘暇巡游，乃言其志》一诗中云：

桂殿与山连，兰汤涌自然。

阴崖含秀色，温谷吐潺瑗yuan。

绩为蠲邪著，功因养正宣。

愿言将亿兆，同此共昌延。

五、宋元士大夫酷好沐浴

史学家们认为，大约在宋元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城市中出现公共澡堂，而一般人家建房都设有浴室，沐浴就更为普及，就连客人远道而来，主人相迎也要先设香汤给客人沐浴，再摆筵席招待，名曰洗尘。文人士大夫更是酷好沐浴，这在文人笔记中多有记录。

宋元士大夫沐浴形式多样，像身居高位，官至太傅的杨戬自己在家中建有专门的浴池，颇类似今日有钱人家的 家庭游泳池。

杨戬是宋徽宗时的宠臣，权倾一时，他建一豪华大池，喜欢独自一人入池沐浴，不过他的沐浴与游泳似乎是合为一体的，看来他是很会享受。在杨戬之前，权贵建有这种私人游泳池的不乏其人，《新五代史·雷满传》载，唐末朗州雷满在自己府中开凿了一个很深的池子，有客人来访，就在池边设宴，酒酣之际，将酒杯扔进池中，然后赤身裸体入水摸取酒杯，在水中嬉戏够了，才出水穿衣再饮酒。雷满建池主要是为了嬉水寻欢，而杨戬则主要是沐浴，因为他每入池，必命人再池上放置沐浴用的“浴具及澡豆”。游泳只是沐浴时的一种娱乐享受。

宋元公共浴堂非常普及，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形业。一些文人士大夫还相约定时到公共浴堂去沐浴。

王安石不好洗沐，身上长虱，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的联姻好友吴充却对沐浴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并养成了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他为了改变王安石不好沐浴的不良习惯，便与王安石、韩维三人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由于三人有约定，三人一起去公共浴堂沐浴更换新衣，在这种约束下，王安石不得不去沐浴，出浴后见新衣也就更换。这让王安石一改旧习，个人卫生有了很大的改观。

苏轼亦喜好上公共浴堂沐浴，有一年，他在公共浴堂沐浴后，身心畅快，诗兴大发，专门写了二首《如梦令》词记述他沐浴的感受，写得非常诙谐，其一云：

水垢何曾相爱，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其二云：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呵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从词中可看到当时的公共浴堂服务完善，还专门设有为顾客服务的揩背人，从揩背服务可以看出，宋代开启了许多失学家所认为的“近代生活习俗的先河”。自宋至今，公共浴堂（如今日的桑拿浴）都有专门为顾客而设的揩背服务。

由于士大夫已经养成经常沐浴的生活习惯，对那些不好沐浴的士大夫，人们嗤之以鼻。窦元宾虽出身宰相之家，又有才华，但只因他总是长时间不沐浴，世人送给他一个“臭”字，“窦臭”，不仅在当时光为人之，成为一个不太光彩的“绰号“，而且后世亦把他当作不好沐浴的典型加以嘲讽。

温泉的开辟利用由来已久。内蒙古东南部经棚镇东北32公里处有一处温泉，名叫克什克腾阿日山，俗称热水汤，据《热河经棚志》载，热水汤为经棚十二景之一，每逢春暖花开时，人们纷纷来此沐浴治病健身，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宋人王桓路经此地洗了各温泉浴，并写下《宜浴温泉》诗云：

上方新浴觉身轻，恰喜温和水一泓。

膏泽不因人世热，此泉尤是在山青。

沐浴不仅使人感到一身轻松，而且洗出诗兴来，可见王桓对温泉浴的偏爱。

福州温泉在北宋嘉佑年间就已被广泛开发利用，全盛时期共有大小浴室四十多家，分为官汤和民汤。宋代民族英雄李纲不仅入汤沐浴，还赋诗赞曰：

玉池金屋浴兰芳，千古清华第一汤。

何似此泉浇病叟，不妨更入荔枝乡。

北宋彭应求于景德年间赴推官任途中借宿重庆北温泉的温泉寺，享受温泉浴后，赋有《宿温泉佛寺》诗。理学家周敦颐于嘉佑元年舟走温塘峡，到北温泉讲学、沐浴，又为彭应求诗作序，书刻了《周敦颐彭推官谕州宿温泉寺诗序》石碑。朱熹在庐山温泉沐浴后，曾探讨庐山温泉的成因：“谁点丹黄燃，？此山池水？”他对此感到无法解释。从这些记载均可见宋元士大夫们喜欢温泉浴甚过一般人。

元人郑元佑《遂昌杂录》记载说，元代著名禅师温日观与大书法家鲜于枢的父亲是挚交好友，鲜于父子喜欢沐浴，家中不仅设有浴室，还有上等的浴具和澡豆。温日观每次来到鲜于家，鲜于父子必具汤请他沐浴，鲜于枢还恭敬地呈上澡豆。正是这个缘故，温日观成了鲜于家的常客。

宋元时士大夫爱好沐浴已蔚然成风，表明当时个人非常讲究清洁卫生，并且把沐浴当作一种享受，为的是保持身心健康。

六、明清市民沐浴笑话

明清时期，沐浴真正深入人们生活之中。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各种服务行业也日渐兴盛，城市中普遍出现“混堂”，大概是入浴之人不分高低贵贱，“混”而洗之的意思，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交上钱，就可入得浴池泡澡。当时得人们对沐浴较之以往更加讲究，明人屠本畯曾将“澡身”与“赏古玩”、“亵名香”、“诵明言”相提并论，视为一种精神享受。清人石成金则把“剃头、取耳、浴身、修脚”当作人身四快事，认为只有让自己身体爽快，才是一种真福。并在《快乐原》中说到“沐浴之乐”云：“冬月严寒，不可频浴。其余三季，俱当频浴。须要温水和暖，反复淋洗，遍身清爽，不亦乐乎？”明清人得沐浴生活反映在市民口头文学中，出现了许多以沐浴为内容的笑话。

混堂是众人共同沐浴的场所，各式各样的人走到一起“赤诚相见”，混堂几乎是各色人等会聚一堂的小社会，明人豫章醉月子选辑的《精选稚笑》中有一则混堂笑话云：

义官奔走汗甚，因就混堂浴，浴毕而起，大衣小衣已被人偷去，正喧嚷间，主人诮其图赖，义官愤甚，乃戴纱帽着靴，以带系赤身，谓众人曰：“难道我是这等来的。”

混堂本来人多人杂，正是小偷施展技能的地方，洗澡失衣已习以为常，所以混堂主人装糊涂，这才气得义官有此好笑之举。豫章醉月

子评曰：“好个衣冠模样，这光景诉与谁行。”没什么好办法，看来义官只有自认倒霉。清人游戏主人篡辑的《笑林广记》卷五有一则《混堂漱口》云：

有人在混堂洗浴，掬水入口而漱之。众各攒眉相向，恶其不洁。此人贮水于手曰：“诸公不要愁，待我漱完之后，吐出外面去”。

用浴池中那浑浊泛白的垢汤水漱口，确实令人恶心，郎瑛曾说混堂之水“使去薪沃釜，与沟渎之水何殊焉。”然而此人却说出一番令人喷饭的话来，可笑正在此。

去混堂洗澡只是明清人沐浴的一种方式，更多的人还是在家洗澡，即便贫穷之家也有洗澡习惯，只需用一担柴烧上一锅热水，便可洗上一次澡，方便易行。明人陈眉公篡辑的《时兴笑话》卷上有一则笑话云：

有留客吃茶，苦无茶叶，往邻家借之，久而不至，汤滚，则加以冷水，加之以久，锅都添满，妻谓夫曰：“茶是吃不成了，留他洗了浴去罢。”

烧水泡茶，家贫无茶叶，借茶又未借到，烧满了大锅热水，客人茶吃不成，澡倒可洗一洗。看来明清待客亦有留客洗澡之俗。

明清笑话中有一类是专门嘲讽说大话的笑话，清人游戏主人篡辑的《笑林广记》卷二十有一《大浴盆》笑话云：

好说谎者对人曰：“敝处某寺有一脚盆，可使千万人同浴。”陕西法门寺《宋法门寺浴器灵异记碑》记载法门寺浴室院“僧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千数”，每日有僧俗人千余沐浴，可见浴室院规模之大。“可使千万人同浴”的脚盆看上去很荒唐，却与法门寺浴室院“日浴千数”的夸张一样，笑话本身还是具有生活的影子。

和尚、道士在法事活动之前，均要沐浴净身，表示虔诚敬畏，僧、道沐浴习俗由来已久，《笑林广记》卷八《僧浴》云：

僧家间道家洗浴先请师太，次师公，后师父，挨次而行，好不紊乱。因感慨自叹曰：“独我僧家全无规矩。老和尚不曾下去，小和尚先脱得精光了。”

这显然是道士拿和尚取笑，无论是和尚还是道士，沐浴都是有具体得程序和规定的，仅脱衣一项，和尚要遵守的规矩甚严，《百丈清规》云：“展浴袱取出浴具于一边，解上衣，未卸直缀，先脱下面裙裳，以脚布围，方可系浴群，将裩裤卷摺纳袱内。”绝不像《僧浴》中和尚所说的：“独我僧家全无规矩。”

明清文人有时也直接从事笑话创作，其中大多数是描写真人真事，亦不乏沐浴之类笑话。明人李贽《山中一夕话》卷十《伯虎答访》记载了大才子唐寅有关沐浴的轶闻；清人独逸窝退士撰《笑笑笑》卷四《浴睡》则描写金圣叹轶事：

金圣叹访友，主人辞以浴。问其子，则曰：“睡矣。”金圣叹曰：“乃尊尚在狱中，乃郎又为罪人耶！”

金圣叹取浴与狱、睡与罪谐音，好好地嘲讽了一下待客不礼貌的主人。

明清沐浴笑话来源于当时人们的沐浴生活，反映出明清时期沐浴的世俗化，由于其内容丰富而又成为民间口头文学的素材。
回答者：邹光坤 - 总监 九级 8-2 17:13

古代人洗头发的有皂角或者猪苓。猪苓是富裕些的人才用的，猪苓里加了些香料，用后会有比较浓郁的香气。平常人就用皂角洗头发。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古代人比我们想象中要卫生的多，秦汉时，已形成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的一天假，也被称为“休沐”。《海录碎事 臣职 官僚》记载“汉律，五日一赐休沐，得以归休沐出谒。”
古人也用胰子，澡豆洗澡。唐朝的胰子兼有冻疮膏的作用。高档一点的称为“面药”和“口脂”，用来涂脸和嘴。宫中在冬天会发给官员。杜甫《腊日》中有“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敢情冬令劳保用品古代也有发。
古人洗衣服用草木灰和皂角。洗头用淘米水，称这潘。如《左传 哀公十四年》，中有“合疾而遗之潘汁。”

摘了一段，如下文，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浴史溯源

一、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

沐浴，就是今日通常所说的洗澡，包括头、身、手、脚的洗浴。然而古人却分得极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

沐，濯发也。

浴，洒身也。

洗，洒足也。

澡，洒手也。

所谓“濯”、“洒”就是洗的意思。据此看来，古代的沐浴与今日的洗澡的意义并不完全吻合，而只有把许慎对“沐”、“浴”、“洗”、“澡”的解释合起来，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今日洗澡。

初民们当时沐浴只有下河一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养成了沐浴的生活习惯，至迟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沐浴”的记载。沐，字形像双手掬盆水沐发状，会意为沐，是洗发之义；浴，字形像人置身于器皿中，并在人的两边加沙锅内水滴，会意为浴，是洗澡的意思。而用来沐浴的器皿有青铜器鉴，《说文解字》云：“鉴，大盆也，”盛水用作洗器，《庄子·则阳》有“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的记载。在铜镜尚未问世时，古人常以鉴盛水照容貌，甲骨文“监”（监、鉴为古今同字）像人俯身就皿照容之形。从“盈”字字形看，像人浴身于浴器中，与“浴” 字字形相近，稍不同的地方仅是“盈”字的浴器中“见足明示裸浴”（康殷《古文字源流浅说》）。“盈” 字字形则向人们展

㈧ 古代的时候人们没有牙膏和洗衣粉是怎么刷牙和洗衣服的``~

古代人洗头发的有皂角或者猪苓。猪苓是富裕些的人才用的，猪苓里加了些香料，用后会有比较浓郁的香气。平常人就用皂角洗头发。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古代人比我们想象中要卫生的多，秦汉时，已形成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的一天假，也被称为“休沐”。《海录碎事 臣职 官僚》记载“汉律，五日一赐休沐，得以归休沐出谒。”
古人也用胰子，澡豆洗澡。唐朝的胰子兼有冻疮膏的作用。高档一点的称为“面药”和“口脂”，用来涂脸和嘴。宫中在冬天会发给官员。杜甫《腊日》中有“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敢情冬令劳保用品古代也有发。
古人洗衣服用草木灰和皂角。洗头用淘米水，称这潘。如《左传 哀公十四年》，中有“合疾而遗之潘汁。”

摘了一段，如下文，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浴史溯源

一、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

沐浴，就是今日通常所说的洗澡，包括头、身、手、脚的洗浴。然而古人却分得极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

沐，濯发也。

浴，洒身也。

洗，洒足也。

澡，洒手也。

所谓“濯”、“洒”就是洗的意思。据此看来，古代的沐浴与今日的洗澡的意义并不完全吻合，而只有把许慎对“沐”、“浴”、“洗”、“澡”的解释合起来，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今日洗澡。

初民们当时沐浴只有下河一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养成了沐浴的生活习惯，至迟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沐浴”的记载。沐，字形像双手掬盆水沐发状，会意为沐，是洗发之义；浴，字形像人置身于器皿中，并在人的两边加沙锅内水滴，会意为浴，是洗澡的意思。而用来沐浴的器皿有青铜器鉴，《说文解字》云：“鉴，大盆也，”盛水用作洗器，《庄子·则阳》有“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的记载。在铜镜尚未问世时，古人常以鉴盛水照容貌，甲骨文“监”（监、鉴为古今同字）像人俯身就皿照容之形。从“盈”字字形看，像人浴身于浴器中，与“浴” 字字形相近，稍不同的地方仅是“盈”字的浴器中“见足明示裸浴”（康殷《古文字源流浅说》）。“盈” 字字形则向人们展示了先秦人用浴器沐浴的情景。

到了西周时期，沐浴礼仪逐渐形成定制。由于沐浴已经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人们对沐浴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不仅仅把沐浴单纯地看做洁身净体，润肤养身；而视为隆重礼仪的先秦。祀神祭祖之前都要沐浴净身，这已是个定法，表示内心洁净虔诚，称之戒，亦称斋戒。斋戒之礼始于殷商，至西周已成定制，西周的戒礼十分隆重和考究，每逢重大的祭祀活动前要进行两次斋戒，第一次在祭前十日或三日举行叫戒，第二次在祭前三日或一日进行叫宿，均由专职官员主持一定的仪式，要求与祭者禁食荤腥，并沐浴净身，以示对神灵的肃敬。斋戒沐浴已是西周朝廷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职官员执掌。这在《周礼》中均有记载。

沐浴与人们生活的行为规范密切联系在一起。《礼记·内则》载：“男女夙兴，沐浴衣服，具视朔食。”居家过日子，男女要早起，沐浴更衣。作为夫妇之礼则有“不敢共湢浴”，妻子不能和丈夫共用一个浴室，所谓“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在家庭里还有尊老礼节，“五日则镡汤请浴，三日具浴。其间面垢，镡tan潘请缋hui;足垢，镡汤请洗”。礼节规定，晚辈要五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澡，每三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头。这期间父母脸上如果脏了，要烧淘米水为父母洗干净；脚脏了，则用温水为父母洗干净。诞生礼仪中沐浴亦很重要，《礼记·内则》载：“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又载：“公庶子生，就侧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见于君。”太子出生，国君和夫人要沐浴穿朝服去朝见国君。载往来礼节中，沐浴亦是重要礼仪。《礼仪·聘礼》载：“管人为客，三日具浴，五日具浴。”又载：“飧不致，宾不拜，沐浴而食之。”管人接待来客，要满足客人三天洗一次头，五天洗一次澡的要求，主人用飧礼招待来宾时，来宾不用拜谢，但要沐浴之后再就食，以表示对主人的尊重。《礼记·玉澡》还规定“君子之居恒当户”，“日五盥，沐稷而缋hui梁，”“居外寝，沐浴。” 《礼仪·士虞礼》规定，举行虞礼祭前，参加祭祀的人要先洗头洗澡，所谓“虞，沐浴”。虞即虞礼，于日中致祭，以安死者魂魄的祭礼，是为虞礼。

周制，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以王畿以内的供沐浴的封邑，叫做“汤沐邑”。《礼仪·王制》云：：“方伯为朝天子，皆又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诸侯要再专供沐浴的封邑先洗头洗澡，然后才能去朝见天子，沐浴洁身以示对天子的尊重。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对沐浴之礼身体力行，“孔子沐浴而朝”，早已为世人所熟知。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并臻完备，正是沐浴深入到社会、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总结,作为定制为世人所遵循,这在世界沐浴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注重沐浴也是中国人的古老传统。

二、秦汉皇帝沐浴异闻

秦国嬴政统一中国，开创了我国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自称始皇帝。当时陕西临潼县骊山有温泉，秦始皇在咸阳建都以后，便在骊山广修殿宇，砌石成池，赐名“骊山汤“，浴室骊山温泉成了秦始皇的御洗之地。

据《太平御览》卷七一引《辛氏三秦记》载，相传秦始皇有一天来到骊山洗浴，见到一位美女在那苍翠清幽的泉边亭亭玉立，美貌异常，便顿生淫心，不顾礼节，上前去调戏。美女被激怒了，张口向秦始皇吐唾沫反击，秦始皇立刻身上生疮，流血淌浓，疼痛难熬。秦始皇这才知道这是一位神女，吓得惊惶失措，向神女百般告饶，祈求宽恕。神女用温泉水给他洗涤，治愈了病疮。所以骊山温泉又名“神女汤”这个传说颇有意思，神女惩罚了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当他知过谢罪后，又用温泉洗愈了他的病疮。这说明骊山温泉具有“吞肿去毒”的医疗功能，故到《辛氏三秦记》云：“后人因洗浴”。早在秦代人们就认识到骊山温泉的这一功能，纷纷来温泉洗浴疗疾。这个传说也说明秦始皇十分喜欢沐浴这一事实。

秦代传闻于后世最著名的宫殿是阿房宫。阿房宫中筑有水道，将渭水、樊水引入宫中，而宫人洗浴之后的脂粉水，又通过水道流出宫，以致使渭水河面上浮起一层垢腻。由此可以想见阿房宫中又许多沐浴设施，专供嫔妃洗浴，而这些沐浴设施又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既可吸纳河水，又能经过循环排出污水，甚至有过滤渭水、樊水的设施，使其昼夜不舍，汩汩流淌。阿房宫中的沐浴设施可谓奇巧，杜牧的描述虽不免有文学的虚词夸饰，但自立行间仍有真实的历史遗影，可以视为阿房宫中盛行沐浴的例证。

进入西汉，汉武帝刘彻在历史上亦留下与沐浴相关的记载，自先秦以来，有临河祓禊的习俗，即暮春三月到河中洗浴亦祓除不祥，去病消灾。此俗在汉代十分流行，汉武帝曾经常临河参加祓禊活动，在霸水洗浴以去不祥祈子。

古人举行重大祭祀前，与祭者为表示对神灵的敬惧，都要沐浴净身，否则就会亵渎神灵，据《益都耆旧传》载，有一年，汉武帝到甘泉宫去祭祀，时任侍中的蜀人张宽随同前往。一行人马走到渭桥时，汉武帝突然发现载桥下的水中有个女人载洗澡，奇怪的是，那女人的乳房非常之大，足有七尺长。汉武帝十分诧异，便派人去询问。那女人说：“皇帝后面第七辆车上的人，知道我的来历。”当时，张宽坐在第七辆车上，汉武帝又让人去问。张宽回答说：“她是天星，主管祭祀，祭祀者如果斋戒不洁净，长乳女人就会出现。”所谓斋戒，就是要求祭祀者在祭祀之前禁食荤腥，并沐浴净身。很显然，主管祭祀的天星是负责监督祭祀者斋戒的，天神深恶斋戒不清洁，“每斋即降而视之”。按张宽的解释，天上主管祭祀的天星肯定是发现祭祀者斋戒不洁净，才幻形长乳女人在渭水河中洗澡，以告诫祭祀者要认真地沐浴净身，否则不仅不能免灾获福，恐怕还要获罪。经历此事后，想必汉武帝再参加祭祀活动，一定会认认真真地沐浴净身了。

秦汉之际，全社会性的沐浴习俗已经形成，尤其是《礼仪·聘礼》所载的“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的良俗，在汉代已经正式以“休沐”的形式被法律固定下来。所谓“休沐”是汉代朝廷官员法定的假期。《汉宫仪》云：“五日以假洗沐，亦曰休沐。”《初学记》云：“汉律：吏五日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书·霍光传》载：“光时休沐出。”王光谦补注云：“《通鉴》胡注：汉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汉代皇帝每五日给官吏放假一天让他们回家去洗澡浣衣，并作为法定的假日被固定下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沐浴为理由而制定的假日，足见汉代非常重视仪容河体肤整洁，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都有着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

到了唐代，“五日一下沐”才改为官吏每十天休息洗浴一次，叫作：“休浣”。俗以每月上旬、中旬、下旬为上瀚、中瀚、下瀚，瀚即浣的异体字，本意是洗濯，大概因为十天一浣的缘故，浣又有了一种计时的意义，一浣为十天，所以唐代制度十天一休沐有休浣之名。

三、魏晋南北朝贵族沐浴奇习

贵族作为上层社会的代表者，需要整洁的外表仪容与其赫赫声威相匹配。《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对沐浴格外钟爱，还专门撰写梁三卷《沐浴经》，大力倡导沐浴，可称是中国最早的沐浴专著。为此在当时洗头洗澡成为人们日常清洁卫生的生活环节。自先秦以来就已形成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生活习俗，古人洗头如此之勤是有原因的，因为古代无论男女均束发覆巾，容易积累尘腻，所以必须勤洗头。

晋元帝司马睿和太子司马绍父子之间有一段有关洗头的对话十分有意思。史称“性至孝”的太子司马绍听说父皇洗头，专门上启表示祝福，因为“吉日沐头，老寿多宜”。而晋元帝的回答是头上“大垢臭”，故而要好好洗一洗。看来一头长发要洗一洗也是很费劲的，司马绍又说，听说洗头洗了很久，想必十分疲劳，不知父皇龙体如何。晋元帝回答：洗去垢腻感觉特别好，身子一点不感到疲乏。洗头舒服，溢于言表。

《礼记·玉澡》曾对洗澡规定了一套程序，沐浴出水后，要分用干净的精、粗两巾擦拭身子，然后再用热水淋身，披上专门的布衣，以俟身燥，其间还要喝一些饮料，以止口渴。这样的沐浴至少是中产以上的人家才可以为之，应该说是为贵族沐浴所定的程序，贫苦百姓是无法享受的。古人还有沐浴必更衣的习俗，《楚辞·渔父》云：“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更衣。”晋代贵族已将沐浴作为个人清洁卫生的一个重要内容，遵循古俗沐浴必更衣。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载，车骑将军桓冲喜欢沐浴，因其节俭不爱穿新衣。一次桓冲沐浴后，祈自故意送新衣给他。桓冲生气地催促拿走，其妻说：“没有新衣，哪来的旧衣。”桓冲听罢大笑，便穿上了新衣。桓冲沐浴，其妻送衣，且不论新衣旧衣，当时人洗完澡必要换衣服，换上干净衣服自然舒服多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性张扬的时代，诚如唐人杜牧《润州》诗中所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同的人对待沐浴各有不同的态度，一是不好沐浴，一是沐浴成癖，走向极端。

南朝济阴冤句人卞彬，是个恃才傲物的人，但卞彬由于“澡刷不谨，浣沐失时”，导致身上虱虫极多，尽管淫痒难忍，但他仍然不沐浴，并声称也可以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

饥要食，困欲眠，污垢需清洗，这是作为文明人都会有的生活内容，只有经常沐浴，才能使人清洁卫生。而南朝齐人何佟之却又沐浴成癖。何佟之出身于名门贵族，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三百余篇，略皆上口。在历史上何佟之除了才高出名外，要让他大出风头的是他有沐浴癖，史书称其为人性好洁，往往一天之内，要洗浴十几次，几乎是成天不停地洗浴还觉得不够。由于何佟之一日十几洗，时人送给他一个响当当地外号叫“水淫”。沐浴净身，讲究清洁卫生，本是个良好地生活习惯，然而，何佟之似乎有些过分，一天洗十几次澡，这样的人世上确实罕见，故而，唐人李延寿撰写《南史》为何佟之作传时，就突出地写了何佟之地沐浴癖。这一点确实让何佟之出尽了风头，明人李贽、冯梦龙在其著作中都大谈何佟之洗浴。

四、隋唐皇家爱洗温泉浴

古人很早就流行洗温泉浴，但温泉浴地盛行是在唐代，由于皇帝酷爱洗温泉浴，所以，人们一提起温泉浴，就想到唐代著名的华清池。

陕西骊山温泉，在秦代就有“神女汤”的美名，自秦以后，千城万国之民接踵而来洗温泉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在骊山建起“汤浴宫”；天宝六年，唐玄宗大兴土木，再行扩建，将泉池纳入豪华的宫殿内，改称为“华清宫”，因为宫殿再泉池之上，所以又名“华清池”，专为帝王所享用。华清池分为九龙汤和芙蓉池，九龙汤专供皇帝御洗，芙蓉池专供杨贵妃沐浴，后来亦称为“贵妃池”，并设有专人管理，《旧唐书·职官志三》云：“温泉监掌汤池官禁之事”，这温泉监一官就是专门负责皇家汤池事务的专职官员。考古工作者在唐代华清宫御汤遗址内发掘出莲花汤、海棠汤、星辰汤、太子汤、尚食汤等五处汤池遗址。这就映证了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长汤十六所》的记载：“华清宫中除供奉两汤外，而别更有长汤十六所，嫔御之类浴焉。”清人史梦兰《全史宫词》亦云：

雨过华清树影凉，风来前殿玉龟香。

至尊浴罢金舆出，嫔御分寻十六汤。

可见当时华清宫内温泉浴之多，正是华清宫的鼎盛时期。

唐代皇帝从唐太宗开始，大多喜欢温泉浴，唐高宗李治有《过温汤》诗。唐中宗李显景龙三年十二月驾临新丰温宫，赐浴汤池，大臣们还纷纷献诗，上官婉儿也赋绝句三首进献，名为《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而唐玄宗李隆基身体力行，罢温泉浴推向极盛。唐玄宗每年十月要偕杨贵妃到华清宫过冬，沐浴嬉乐，尽情享受温泉浴的乐趣。

当时古都西安四周有不少温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骊山汤、石门汤和凤泉汤。骊山温泉成了皇上的御洗之地，凤泉汤也是皇上常去之地，唐玄宗在《幸凤泉汤》诗中抒发“愿将无限泽，沾沐众心同。”而位于蓝田汤峪河口西侧的石门汤，虽然唐玄宗未能驾临，然而他却十分关心，特赐名“大兴汤院”，并以水温高低开辟玉女、融雪、连珠、濑玉和濯缨五个汤池。当时，长安各阶层人士前往沐浴，盛极一时。

对于温泉的疗疾养生作用，唐玄宗亦多有认识，他常泡华清宫温泉，在《惟此温泉是称愈疾，岂予独受其福，思与兆人共之，乘暇巡游，乃言其志》一诗中云：

桂殿与山连，兰汤涌自然。

阴崖含秀色，温谷吐潺瑗yuan。

绩为蠲邪著，功因养正宣。

愿言将亿兆，同此共昌延。

五、宋元士大夫酷好沐浴

史学家们认为，大约在宋元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城市中出现公共澡堂，而一般人家建房都设有浴室，沐浴就更为普及，就连客人远道而来，主人相迎也要先设香汤给客人沐浴，再摆筵席招待，名曰洗尘。文人士大夫更是酷好沐浴，这在文人笔记中多有记录。

宋元士大夫沐浴形式多样，像身居高位，官至太傅的杨戬自己在家中建有专门的浴池，颇类似今日有钱人家的 家庭游泳池。

杨戬是宋徽宗时的宠臣，权倾一时，他建一豪华大池，喜欢独自一人入池沐浴，不过他的沐浴与游泳似乎是合为一体的，看来他是很会享受。在杨戬之前，权贵建有这种私人游泳池的不乏其人，《新五代史·雷满传》载，唐末朗州雷满在自己府中开凿了一个很深的池子，有客人来访，就在池边设宴，酒酣之际，将酒杯扔进池中，然后赤身裸体入水摸取酒杯，在水中嬉戏够了，才出水穿衣再饮酒。雷满建池主要是为了嬉水寻欢，而杨戬则主要是沐浴，因为他每入池，必命人再池上放置沐浴用的“浴具及澡豆”。游泳只是沐浴时的一种娱乐享受。

宋元公共浴堂非常普及，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形业。一些文人士大夫还相约定时到公共浴堂去沐浴。

王安石不好洗沐，身上长虱，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的联姻好友吴充却对沐浴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并养成了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他为了改变王安石不好沐浴的不良习惯，便与王安石、韩维三人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由于三人有约定，三人一起去公共浴堂沐浴更换新衣，在这种约束下，王安石不得不去沐浴，出浴后见新衣也就更换。这让王安石一改旧习，个人卫生有了很大的改观。

苏轼亦喜好上公共浴堂沐浴，有一年，他在公共浴堂沐浴后，身心畅快，诗兴大发，专门写了二首《如梦令》词记述他沐浴的感受，写得非常诙谐，其一云：

水垢何曾相爱，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其二云：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呵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从词中可看到当时的公共浴堂服务完善，还专门设有为顾客服务的揩背人，从揩背服务可以看出，宋代开启了许多失学家所认为的“近代生活习俗的先河”。自宋至今，公共浴堂（如今日的桑拿浴）都有专门为顾客而设的揩背服务。

由于士大夫已经养成经常沐浴的生活习惯，对那些不好沐浴的士大夫，人们嗤之以鼻。窦元宾虽出身宰相之家，又有才华，但只因他总是长时间不沐浴，世人送给他一个“臭”字，“窦臭”，不仅在当时光为人之，成为一个不太光彩的“绰号“，而且后世亦把他当作不好沐浴的典型加以嘲讽。

温泉的开辟利用由来已久。内蒙古东南部经棚镇东北32公里处有一处温泉，名叫克什克腾阿日山，俗称热水汤，据《热河经棚志》载，热水汤为经棚十二景之一，每逢春暖花开时，人们纷纷来此沐浴治病健身，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宋人王桓路经此地洗了各温泉浴，并写下《宜浴温泉》诗云：

上方新浴觉身轻，恰喜温和水一泓。

膏泽不因人世热，此泉尤是在山青。

沐浴不仅使人感到一身轻松，而且洗出诗兴来，可见王桓对温泉浴的偏爱。

福州温泉在北宋嘉佑年间就已被广泛开发利用，全盛时期共有大小浴室四十多家，分为官汤和民汤。宋代民族英雄李纲不仅入汤沐浴，还赋诗赞曰：

玉池金屋浴兰芳，千古清华第一汤。

何似此泉浇病叟，不妨更入荔枝乡。

北宋彭应求于景德年间赴推官任途中借宿重庆北温泉的温泉寺，享受温泉浴后，赋有《宿温泉佛寺》诗。理学家周敦颐于嘉佑元年舟走温塘峡，到北温泉讲学、沐浴，又为彭应求诗作序，书刻了《周敦颐彭推官谕州宿温泉寺诗序》石碑。朱熹在庐山温泉沐浴后，曾探讨庐山温泉的成因：“谁点丹黄燃，？此山池水？”他对此感到无法解释。从这些记载均可见宋元士大夫们喜欢温泉浴甚过一般人。

元人郑元佑《遂昌杂录》记载说，元代著名禅师温日观与大书法家鲜于枢的父亲是挚交好友，鲜于父子喜欢沐浴，家中不仅设有浴室，还有上等的浴具和澡豆。温日观每次来到鲜于家，鲜于父子必具汤请他沐浴，鲜于枢还恭敬地呈上澡豆。正是这个缘故，温日观成了鲜于家的常客。

宋元时士大夫爱好沐浴已蔚然成风，表明当时个人非常讲究清洁卫生，并且把沐浴当作一种享受，为的是保持身心健康。

六、明清市民沐浴笑话

明清时期，沐浴真正深入人们生活之中。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各种服务行业也日渐兴盛，城市中普遍出现“混堂”，大概是入浴之人不分高低贵贱，“混”而洗之的意思，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交上钱，就可入得浴池泡澡。当时得人们对沐浴较之以往更加讲究，明人屠本畯曾将“澡身”与“赏古玩”、“亵名香”、“诵明言”相提并论，视为一种精神享受。清人石成金则把“剃头、取耳、浴身、修脚”当作人身四快事，认为只有让自己身体爽快，才是一种真福。并在《快乐原》中说到“沐浴之乐”云：“冬月严寒，不可频浴。其余三季，俱当频浴。须要温水和暖，反复淋洗，遍身清爽，不亦乐乎？”明清人得沐浴生活反映在市民口头文学中，出现了许多以沐浴为内容的笑话。

混堂是众人共同沐浴的场所，各式各样的人走到一起“赤诚相见”，混堂几乎是各色人等会聚一堂的小社会，明人豫章醉月子选辑的《精选稚笑》中有一则混堂笑话云：

义官奔走汗甚，因就混堂浴，浴毕而起，大衣小衣已被人偷去，正喧嚷间，主人诮其图赖，义官愤甚，乃戴纱帽着靴，以带系赤身，谓众人曰：“难道我是这等来的。”

混堂本来人多人杂，正是小偷施展技能的地方，洗澡失衣已习以为常，所以混堂主人装糊涂，这才气得义官有此好笑之举。豫章醉月

子评曰：“好个衣冠模样，这光景诉与谁行。”没什么好办法，看来义官只有自认倒霉。清人游戏主人篡辑的《笑林广记》卷五有一则《混堂漱口》云：

有人在混堂洗浴，掬水入口而漱之。众各攒眉相向，恶其不洁。此人贮水于手曰：“诸公不要愁，待我漱完之后，吐出外面去”。

用浴池中那浑浊泛白的垢汤水漱口，确实令人恶心，郎瑛曾说混堂之水“使去薪沃釜，与沟渎之水何殊焉。”然而此人却说出一番令人喷饭的话来，可笑正在此。

去混堂洗澡只是明清人沐浴的一种方式，更多的人还是在家洗澡，即便贫穷之家也有洗澡习惯，只需用一担柴烧上一锅热水，便可洗上一次澡，方便易行。明人陈眉公篡辑的《时兴笑话》卷上有一则笑话云：

有留客吃茶，苦无茶叶，往邻家借之，久而不至，汤滚，则加以冷水，加之以久，锅都添满，妻谓夫曰：“茶是吃不成了，留他洗了浴去罢。”

烧水泡茶，家贫无茶叶，借茶又未借到，烧满了大锅热水，客人茶吃不成，澡倒可洗一洗。看来明清待客亦有留客洗澡之俗。

明清笑话中有一类是专门嘲讽说大话的笑话，清人游戏主人篡辑的《笑林广记》卷二十有一《大浴盆》笑话云：

好说谎者对人曰：“敝处某寺有一脚盆，可使千万人同浴。”陕西法门寺《宋法门寺浴器灵异记碑》记载法门寺浴室院“僧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千数”，每日有僧俗人千余沐浴，可见浴室院规模之大。“可使千万人同浴”的脚盆看上去很荒唐，却与法门寺浴室院“日浴千数”的夸张一样，笑话本身还是具有生活的影子。

和尚、道士在法事活动之前，均要沐浴净身，表示虔诚敬畏，僧、道沐浴习俗由来已久，《笑林广记》卷八《僧浴》云：

僧家间道家洗浴先请师太，次师公，后师父，挨次而行，好不紊乱。因感慨自叹曰：“独我僧家全无规矩。老和尚不曾下去，小和尚先脱得精光了。”

这显然是道士拿和尚取笑，无论是和尚还是道士，沐浴都是有具体得程序和规定的，仅脱衣一项，和尚要遵守的规矩甚严，《百丈清规》云：“展浴袱取出浴具于一边，解上衣，未卸直缀，先脱下面裙裳，以脚布围，方可系浴群，将裩裤卷摺纳袱内。”绝不像《僧浴》中和尚所说的：“独我僧家全无规矩。”

明清文人有时也直接从事笑话创作，其中大多数是描写真人真事，亦不乏沐浴之类笑话。明人李贽《山中一夕话》卷十《伯虎答访》记载了大才子唐寅有关沐浴的轶闻；清人独逸窝退士撰《笑笑笑》卷四《浴睡》则描写金圣叹轶事：

金圣叹访友，主人辞以浴。问其子，则曰：“睡矣。”金圣叹曰：“乃尊尚在狱中，乃郎又为罪人耶！”

金圣叹取浴与狱、睡与罪谐音，好好地嘲讽了一下待客不礼貌的主人。

明清沐浴笑话来源于当时人们的沐浴生活，反映出明清时期沐浴的世俗化，由于其内容丰富而又成为民间口头文学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