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帮忙找一下五个数学家的故事
一些数学家生前献身于数学,死后在他们的墓碑上,刻着代表着他们生平业绩的标志。
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死于进攻西西里岛的罗马敌兵之手(死前他还在主:“不要弄坏我的圆”。)后,人们为纪念他便在其墓碑上刻上球内切于圆柱的图形,以纪念他发现球的体积和表面积均为其外切圆柱体积和表面积的三分之二。 德国数学家高斯在他研究发现了正十七边形的尺规作法后,便放弃原来立志学文的打算 而献身于数学,以至在数学上作出许多重大贡献。甚至他在遗嘱中曾建议为他建造正十七边形的棱柱为底座的墓碑。
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花了毕生精力,把圆周率算到小数后35位,后人称之为鲁 道夫数,他死后别人便把这个数刻到他的墓碑上。 瑞士数学家雅谷·伯努利,生前对螺线(被誉为生命之线)有研究,他死之后,墓碑上 就刻着一条对数螺线,同时碑文上还写着:“我虽然改变了,但却和原来一样”。这是一句既刻划螺线性质又象征他对数学热爱的双关语 .
数学家高斯小时候的故事
从一加到一百
高斯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故事的第一手资料常来自高斯本人,因为他在晚年时总喜欢谈他小时后的事,我们也许会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但许多人都证实了他所谈的故事。
高斯的父亲作泥瓦厂的工头,每星期六他总是要发薪水给工人。在高斯三岁夏天时,有一次当他正要发薪水的时候,小高斯站了起来说:「爸爸,你弄错了。」然后他说了另外一个数目。原来三岁的小高斯趴在地板上,一直暗地里跟着他爸爸计算该给谁多少工钱。重算的结果证明小高斯是对的,这把站在那里的大人都吓的目瞪口呆。
高斯常常带笑说,他在学讲话之前就已经学会计算了,还常说他问了大人字母如何发音后,就自己学着读起书来。
七岁时高斯进了 St. Catherine小学。大约在十岁时,老师在算数课上出了一道难题:「把 1到 100的整数写下来,然后把它们加起来!」每当有考试时他们有如下的习惯:第一个做完的就把石板〔当时通行,写字用〕面朝下地放在老师的桌子上,第二个做完的就把石板摆在第一张石板上,就这样一个一个落起来。这个难题当然难不倒学过算数级数的人,但这些孩子才刚开始学算数呢!老师心想他可以休息一下了。但他错了,因为还不到几秒钟,高斯已经把石板放在讲桌上了,同时说道:「答案在这儿!」其他的学生把数字一个个加起来,额头都出了汗水,但高斯却静静坐着,对老师投来的,轻蔑的、怀疑的眼光毫不在意。考完后,老师一张张地检查着石板。大部分都做错了,学生就吃了一顿鞭打。最后,高斯的石板被翻了过来,只见上面只有一个数字:5050(用不着说,这是正确的答案。)老师吃了一惊,高斯就解释他如何找到答案:1+100=101,2+99=101,3+98=101,……,49+52=101,50+51=101,一共有50对和为 101的数目,所以答案是 50×101=5050。由此可见高斯找到了算术级数的对称性,然后就像求得一般算术级数合的过程一样,把数目一对对地凑在一起。
欧拉是数学史上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数论、几何学、天文数学、微积分等好几个数学的分支领域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不过,这个大数学家在孩提时代却一点也不讨老师南不叮且桓霰谎3嗣男⊙?SPAN lang=EN-US>
事情是因为星星而引起的。 当时,小欧拉在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有一次,他向老师提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老师是个神学的信徒,他不知道天上究竟有多少颗星,圣经上也没有回答过。其实,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是无限的。我们的肉眼可见的星星也有几千颗。这个老师不懂装懂,回答欧拉说:"天上有多少颗星星,这无关紧要,只要知道天上的星星是上帝镶嵌上去的就够了。"
欧拉感到很奇怪:"天那么大,那么高,地上没有扶梯,上帝是怎么把星星一颗一颗镶嵌到天幕上的呢?上帝亲自把它们一颗一颗地放在天幕,他为什么忘记了星星的数目呢?上帝会不会太粗心了呢?
他向老师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老师又一次被问住了,涨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老师的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怒气,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才上学的孩子向老师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使老师下不了台,更主要的是,老师把上帝看得高于一切。小欧拉居然责怪上帝为什么没有记住星星的数目,言外之意是对万能的上帝提出了怀疑。在老师的心目中,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在欧拉的年代,对上帝是绝对不能怀疑的,人们只能做思想的奴隶,绝对不允许自由思考。小欧拉没有与教会、与上帝"保持一致",老师就让他离开学校回家。但是,在小欧拉心中,上帝神圣的光环消失了。他想,上帝是个窝囊废,他怎么连天上的星星也记不住?他又想,上帝是个独裁者,连提出问题都成了罪。他又想,上帝也许是个别人编造出来的家伙,根本就不存在。
回家后无事,他就帮助爸爸放羊,成了一个牧童。他一面放羊,一面读了许多数学书。爸爸的羊群渐渐增多了,达到了100只。原来的羊圈有点小了,爸爸决定建造一个新的羊圈。他用尺量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土地,长40米,宽15米,他一算,面积正好是600平方米,平均每一头羊占地6平方米。正打算动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材料只够围100米的篱笆,不够用。若要围成长40米,宽15米的羊圈,其周长将是110米(15+15+40+40=110)父亲感到很为难,若要按原计划建造,就要再添10米长的材料;要是缩小面积,每头羊的面积就会小于6平方米。
小欧拉却向父亲说,不用缩小羊圈,也不用担心每头羊的领地会小于原来的计划。他有办法。父亲不相信小欧拉会有办法,听了没有理他。小欧拉着急了,大声说,只有稍稍移动一下羊圈的桩子就行了。
父亲听了直摇头,心想:"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但是,小欧拉却坚持说,他一定能两全齐美。父亲终于同意让儿子试试看。
小欧拉见父亲同意了,站起身来,跑到准备动工的羊圈旁。他以一个木桩为中心,将原来的40米边长截短,缩短到25米。父亲着急了,说:"那怎么成呢?那怎么成呢?这个羊圈太小了,太小了。"小欧拉也不回答,跑到另一条边上,将原来15米的边长延长,又增加了10米,变成了25米。经这样一改,原来计划中的羊圈变成了一个25米边长的正方形。然后,小欧拉很自信地对爸爸说:"现在,篱笆也够了,面积也够了。"
父亲照着小欧拉设计的羊圈扎上了篱笆,100米长的篱笆真的够了,不多不少,全部用光。面积也足够了,而且还稍稍大了一些。父亲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孩子比自己聪明,真会动脑筋,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父亲感到,让这么聪明的孩子放羊实在是及可惜了。后来,他想办法让小欧拉认识了一个大数学家伯努利。通过这位数学家的推荐,1720年,小欧拉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大学生。这一年,小欧拉13岁,是这所大学最年轻的大学生。
丢番图 丢番图的墓志铭中曾写道:“童年占六分之一,有过十二分之一,两颊长胡,再过七分之一,点起结婚的蜡烛,五年之后天赐贵子,可怜迟到的宁磬儿,享年仅及其父之半,便进入冰冷的墓,悲伤只能用数论研究去弥补,又过四年,他也走完了人生的旅途。”
3.华罗庚
出生在一个摆杂货店的家庭,从小体弱多病,但他凭借自己一股坚强的毅力和崇高的追求,终于成为一代数学宗师.
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就特别爱好数学,但数学成绩并不突出.19岁那年,一篇出色的文章惊动了当时著名的数学家熊庆来.从此在熊庆来先生的引导下,走上了研究数学的道路.晚年为了国家经济建设,把纯粹数学推广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中,为祖国建设事业奋斗终生! 华爷爷悉心栽培年轻一代,让青年数学家茁壮成儿使他们脱颖而出,工作之余还不忘给青多年朋友写一些科普读物.下面就是华罗庚爷爷曾经介绍给同学们的一个有趣的数学游戏: 有位老师,想辨别他的3个学生谁更聪明.他采用如下的方法:事先准备好3顶白帽子,2顶黑帽子,让他们看到,然后,叫他们闭上眼睛,分别给戴上帽子,藏起剩下的2顶帽子,最后,叫他们睁开眼,看着别人的帽子,说出自己所戴帽子的颜色.
3个学生互相看了看,都踌躇了一会,并异口同声地说出自己戴的是白帽子
聪明的小读者,想想看,他们是怎么知道帽子颜色的呢?“ 为了解决上面的伺题,我们先考虑“2人1顶黑帽,2顶白帽”问题.因为,黑帽只有1顶,我戴了,对方立刻会说自己戴的是白帽.但他踌躇了一会,可见我戴的是白帽.
这样,“3人2顶黑帽,3顶白帽”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假设我戴的是黑帽子,则他们2人就变成“2人1顶黑帽,2顶白帽”问题,他们可以立刻回答出来,但他们都踌躇了一会,这就说明,我戴的是白帽子,3人经过同样的思考,于是,都推出自己戴的是白帽子. 看到这里。同学们可能会拍手称妙吧.后来,华爷爷还将原来的问题复杂化,“n个人,n-1顶黑帽子,若干(不少于n)顶白帽子”的问题怎样解决呢?运用同样的方法,便可迎刃而解.他并告诫我们:复杂的问题要善于“退”,足够地“退”,“退”到最原始而不失去重要性的地方,是学好数学的一个诀窃.
㈡ 嗯,就说古代有个哲学家有三个徒弟,徒弟跟了师傅两年,三个徒弟觉得自己学有所成,想自立门户,于是师
白色
帽子只有三种戴法:两黑一白、一黑两白、三白。
首先,三个人里面不可能有两个人戴了黑色帽子,因为这样一来,戴白帽子的那个人看到有两顶黑色帽子,马上就会知道自己是戴白帽子,不会犹豫。所以,三人戴的帽子肯定是一黑两白或者三白。
但是,如果三个人都戴的白帽子,那么每一个人看到的都是两顶白帽子,将没有人敢肯定自己戴的究竟是黑帽子还是白帽子,所以,三人戴的帽子肯定是一黑两白。
而这里面,戴黑帽子的人看到的是两顶白帽子,那么将无法肯定自己帽子的颜色,而其中一个戴白帽子的会看到一黑一白,如果他自己是黑帽子,那么他看到的那个戴白帽子的人就会很快说出自己帽子的颜色,但是那个人没有,所以,他就可以断定自己戴的是白帽子。
㈢ 鲁迅成为文学家、思想家的过程
思想家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思想前言后语般地说个清楚。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思想家的思想,往往包含在他的片语只言中。当然,体察一种思想,必须体察一个思想家所有的言论。也许这样还不够,还要包括行为。
对于鲁迅也是一样的。批评鲁迅的人常常说鲁迅的思想没有系统,只是零散的火花。我倒觉得,不能埋怨鲁迅的零散,而应该反过来考虑一下,我们对鲁迅的思想又掌握了多少,理解了多少。不是还有一种也看是很有道理的言论吗,每个人都是思想家。宽容的人允许没个人成为思想家,却不能容忍鲁迅成为思想家。
比如,我们对《文化偏至论》的理解,远远地,距离着它所反映的思想核心。从《文化偏至论》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是先成为思想家,然后才成为文学家的。
再加几句题外话。鲁迅是什么家呢?也许鲁迅不一定同意,后人给他加了三顶帽子: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对于鲁迅是合适的,恰如其分的。我想说的是,一个文学家,必须是思想家。一个好的作家,必须还应该是一个学者。用文字说话的人,如果能把事情说清楚了,问题说明白了,就算好的了,姑且叫作家。但是一个作家能够到了文学家的程度并不容易,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也是要独立的,缺了这些,我想一个人很难成为文学家。退一步讲,即便只是一个作家,也还要兼有学者的气质和学识。学者就是做学问,先是掌握学问,继而研究学问,再就是创新学问。很多作家开始的时候写了很好的作品,后来却无论如何无法超越了,也有很多人,一辈子皇皇几十卷,却是充满了水分的泡沫。如果给他一个病理,应该是学问的问题吧。
我们看看鲁迅,如果鲁迅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如果鲁迅不是一个学者,他也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是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一个小说家,一个文学批评家,甚至还是一个书法家,如果没有深厚的学问根底,鲁迅是无法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使命的。所以我说,文学不是急功近利,更不能哗众取宠。偏偏,很多颇赋才华的人毁在了这上边。
接着说《文化偏至论》。
几千年的封建束缚之后,中国现代作家其实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个性自由的解放创造。在众多思想和主义中,鲁迅选择了尼采的“酒神精神”。其实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选择。郭沫若的早期,对尼采哲学的关注不亚于鲁迅,郁达夫、矛盾、“沉钟社”、“狂飙社”等作家都受着尼采的影响。所以,当有人责备鲁迅“个人主义”的时候,应该把他放到当时的时代中去看。
很多人学习尼采,只有鲁迅从尼采走了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立人。从这一点说来,鲁迅其实是中国近代唯一的思想家。回头看看,还有谁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
尼采哲学的全部内容是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态度。在他看来,哲学使命乃是投一光束于人的内心,促使每个人去发现他的真实的自我,去独立地探索生活的意义,因此尼采的哲学总是以对于生命的热情思考为核心去发现生命的内涵,正是这种生命精神,构筑了他的哲学体系,提出了“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这最基本的生命哲学思想。何为“酒神精神”呢?“酒神精神”就是“一个如此解放了的精神,怀着喜悦和信赖的宿命立于天地之间,深信仅有身体被遗弃,在整体中万物都被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但一个这样的信念是一切可能信念中最高的,我名之为‘酒神精神’。”“甚至在生命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生命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劳尽而欢欣鼓舞--我谓这为‘酒神精神’。”尼采还一再强调,酒神精神达到了肯定的极限,它肯定万物的生成和毁灭,肯定矛盾和斗争,甚至肯定受苦和罪恶,肯定生命中一切可疑可怕的事物。总之,肯定一切生命的整体。由此看来,酒神精神的本义是肯定生命包括生命所涵有的痛苦,要想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在尼采笔下的人显然是一个生命本能健全、且有强力意志的人,这个人看到了生命进程中的痛苦和罪恶,看到了人世间的苦难和肮脏,但是他并未被这种痛苦和苦难所压倒,而是把痛苦看作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要用强力意志精神去正视和接受痛苦,进而战胜这种痛苦,在“痛苦”的战胜过程中享受生命力增强的欢乐。由此看来,尼采从生命本能的要求出发,把道德善恶看作是生命本身以内的事情,而不是脱离于生命之外的内容,否定了以往的所有理性规范。柏格森毫无疑问沿着尼采的思想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了“生命冲动”的学说,“生命冲动”在柏格森的哲学中既被当作一种主观的非理性的心理体验,又被当作一种创造世界万物的宇宙意志,它永远在变化运动和创造中,没有终止的时刻,因此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这种无体无止的创造过程中,在这里,人的不息的生命创造精神也同样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尼采和柏格森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本质,把生命的创造精神和强力的意志追求看作是人的生存目的,那么弗洛伊德则对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理性"内涵试图进行科学的分析,把无意识的生命冲动看作是人类创造的动力,为人类揭开了通往自身的认识道路,如上简略论述,我们看到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最为基本的特征就是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本质,以实现生命本能力量的要求,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把生命从传统理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生命的自由和创造精神,除了生命自身价值的实现之外别无他物。
从尼采的哲学态度来比照,我们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中国现代作家对他的热情。要从几千年封建伦理的束缚和封建道德的奴役中走出来,没有比张扬着个性色彩的尼采哲学更有力的了。但是,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思想也都不是另一种思想的复制。鲁迅走来了。他从尼采哲学中抽去了对中国更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在中国文化的培育下,提出了“立人”的思想。
更多的,鲁迅是从重个人、反传统、启蒙国民觉醒、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角度去认识尼采哲学的。一言以蔽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中国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要“立人”,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屹然独立于天下”。这种思想的文化基础则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鲁迅说“别立新宗”,事实上,“立人”的思想就是“新宗”,也是中国近代思想的正宗。抛开一些故意的刁难和肆意的诬蔑,如果我们平静地走进中国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立人”的思想,其实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核心。
一百年后,鲁迅一个叫吴国群的同乡充满感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是鲁迅最早从现代意义上对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前无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解剖和否定,并以辛亥革命后“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内骨依旧”的血的教训,警告人们认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全部复杂性与艰巨性;是鲁迅兼用自己的杂文和小说,鞭辟入里地解剖了在长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迫害和毒害下形成的“国民劣根性”,让人们从自身精神重建内省到“沙聚之邦,由是转达为人国”的启蒙自新之途;又是鲁迅,率先透过笼罩在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化论争上的迷云,将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核心拨正到理应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国“人”身上,以深重的忧患理性和民族情感提出了“首立在人”的人本文化观,指明了由立“人”到立“国”的革新自强之路;是鲁迅最早从“旧垒”走向开放的前沿,“睁了眼看”世界,在万马齐喑的上一个世纪之交,明确倡导“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改革开放原则;又是鲁迅,早在中国因被迫开放而面临社会和文化重建双重变革的关键时刻,真正以民族理性的眼光审视西方文化,既看穿西方列强“攻弱小以逞欲”的文化霸权主义用心,又敢于正视中国本土文化的危机,敢于抹去笼罩在“中华文化中心主义”之上的“至高、至上、至美”的灵光,击破民族自大的幻梦;既能指出西方强大“多缘科学之进步”而“根柢在人”,又发现了“欧美之强”的“文化偏至”,从而超前提醒急欲救亡图存的中国人避开“物质至上”和“科技至上”的歧途,呼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重建的并举,倡导“汉唐气魄”和“拿来主义”。
鲁迅曾说,“我是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自然招来了一群人的狂轰乱炸,说鲁迅蔑视民族文化,甚至蔑视民族。怎么说呢,这些人在抨击鲁迅的时候,自觉地露出了自己不学无术的本质,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正义”。在鲁迅的核心思想中,“立人”是要以“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为基础的。恬舌可以闭嘴了。
鲁迅是一个传统文化非常深厚的人,并且传统文化影响到了他的思想,也正是如此,在“尊个性而张精 神”的时候,让鲁迅非常痛苦。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到自己的内心矛盾:“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
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呀!他不是天神的逆子,他如此热爱这个民族,却又不得不拿起斧头,向它坎去。
他知道“尊个性而张精神”必然带来的副作用,更何况他本身是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走来的战士,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一些束缚着他,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些滋养着他。所以,极力鼓吹“个性”他却又非常矛盾,但他必须那样做。不那样做,就不足以砸烂束缚的镣铐。
反映在“立人”思想上,一方面,他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信奉。一方面,他用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西方政治制度的毛病;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用道家的狂放不羁来抵抗新的压迫。这是鲁迅的片面,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推论,鲁迅没有明白的是,所谓民主,其实是“坏人”的平分。民主制度其实是“坏人”为“坏人”制定的制度,而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则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让别人自由,决不是为了别人的自由而让自己自由。应该说,这是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很大的对立,鲁迅没有充分认识到。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比较也只是在理论上成立,事实上,鲁迅的这种“立人”思想在中国却是最正确的,行得通的。为什么理论上有漏洞的东西却能在中国发挥作用?因为他找准了中国的实际,针对了当时中国的现实。
我们不难发现,更多的时候,鲁迅的思想不是靠理论来建立的,而是他的直觉,天才的直觉,当然,这天才同样来源于他的深厚和敏锐。鲁迅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
“速朽”二字中,有鲁迅自己的谦虚,更有鲁迅的期望和祈祷。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读出来,读懂。
也许,先生的文章有一天真的会“速朽”的,他的思想也会落于时代之后,但是,他的精神永存。
㈣ 高中政治小论文
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扬弃
—— 论商品价值的哲学意义
许多研究价值问题的同志,把“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个瓦格纳的观点,错当成了马克思的观点。这一失误暴露了在使用价值概念和价值概念上的混淆,这种混淆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深刻理解而造成的。
把瓦格纳的观点当成马克思的观点,将商品价值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认为商品只具“商品价值”,而没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哲学意义的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概念毫不相干”。(李连科、刘奔:《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的理解问题》,1987年2月2日《光明日报》)。
否认商品价值的哲学意义的同志认为:商品价值是一种个别的价值概念,“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一种普遍的价值概念。他们认为,“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相当于使用价值概念、等于瓦格纳的那个“价值的普遍概念”、在概念的哲学层次上高于商品价值概念。《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的理解问题》一文中坚持说,把瓦格纳的观点当成马克思的观点在理论上没有“没有失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哲学。社会经济是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基本方面,正是在这个出发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形形色色的“自然哲学”分道扬镳了。马克思1842年大学毕业后,作《莱茵报》编辑,接触到种种经济问题,转而于1844年初研究社会经济。以后几十年,马克思一直把主要精力专用于此。他的哲学寓于他的《资本论》和其他种种经济著作中,寓于他对社会经济及其运动过程、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及其运动过程的种种论述中。根据马克思研究商品价值所运用的哲学观点和方法以及得到的基本结论,可以认为,商品价值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商品价值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存在离开商品价值的象瓦格纳的那种相当于使用价值的“价值的普遍概念”,除了商品价值概念,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中不存在其它的价值概念。
在概念上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同志,并没有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使用价值概念混淆在一起作为研究价值问题的理论基础,而是撇开价值概念,单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研究价值问题的参考对象的。例如,“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不同于作为人类劳动凝结的商品的价值,但却可以相当于商品的或物的使用价值”(郑庆林:《价值问题的哲学讨论》,《哲学研究》1983年第8期)。这种观点认为,价值概念属于比较狭窄的经济学领域,而使用价值概念则容易推广到哲学领域。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仅用一句话就完成了这种推广:“价值即有用,无功用则无价值”。“功用性是价值的根本属性”(同上)。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被这种同志理解得非常简单。
就连马克思主义的论敌也未敢轻视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瓦格纳把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称为“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石”,并且绞尽脑汁破坏这块“基石”。
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关系,是理解商品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的基础,也是批驳瓦格纳的那个看起来好象说得过去的 “价值的普遍概念”的关键。问题的焦点是:是商品价值概念在哲学上包含使用价值概念,还是使用价值概念在哲学上包含商品价值概念,还是象那些把瓦格纳的观点当成马克思的观点的同志所说的那样,相当于使用价值概念的哲学上的价值概念和商品价值的概念毫不相干?
说使用价值概念和商品价值概念“毫不相干”是不对的。实际上,“使用价值”和“使用性”是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提法。在商品价值概念产生之前,“使用性”进化成“使用价值”为商品价值概念的产生做准备;当商品价值产生之后,“使用价值”还原成“使用性”。在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中,使用价值概念是为了商品价值概念的产生而产生的。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预备概念。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创立的,《资本论》是该书的续篇,马克思把前书的内容概述在后书第一卷第一章中。《资本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整表述.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这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幸福的发现之一。虽然价值学说在《资本论》中所占的篇幅微不足道,但它不仅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而且具有独立的科学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并不象那些没有理解它的同志理解得那么简单,甚至连马克思本人也在《资本论》初版的序中说它“难于理解”。《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共有四节,其中以第三节最重要,最难理解,是价值学说的精髓。
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一项艰苦的研究工作,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完成的。本文只在理解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基础上,提出“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扬弃”的观点。进而得到以下结论:
使用价值概念不具备价值概念的普遍性,不能把它直接推广到哲学领域中去;“价值即有用,无功用则无价值”和“功用性是价值的根本属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解析
应该用三只眼睛来看一件商品:是使用价值——有用;是交换价值——能换其它商品;是价值——结晶的社会劳动。马克思说:商品“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资本论》第1卷第46页)。在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时候,我们可以领略到这种“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马克思说:“一种物品的效用,使它成为一个使用价值。但这个效用不是浮在空中的。它由商品体的属性限制着,离开商品体就不存在”(同上,第6页)。又说:“与人相对立的不是使用价值这个词,而是具体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8页)。
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中,使用价值是和使用品连在一起的。没有抽象的和一般的使用品,也没有抽象的和一般的使用价值。虽然所有使用品都“有用”,但它们所有的是各种不同的“用”,而没有普遍相同的“用”。
使用价值是具体的,这是因为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衣服是由棉花工人的劳动加工而成的,但棉花并没有“穿”这个使用价值。棉花纺成棉纱,棉纱织成棉布,棉布裁成衣料,衣料缝成衣服;可见,“穿”这个使用价值是由“纺”、“织”、“裁”、“缝”这四种具体劳动创造的。
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的具体性,表现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无法在使用性上进行量的比较。例如,我们不能说一顶帽子和一双皮鞋哪个“用处大”。一双皮鞋换两顶帽子,但不能用一只皮鞋换一顶帽子。
使用价值离不开使用品,它受使用品的属性限制着,具体的使用价值是固定在具体的使用品内的。这可以从两个侧面来说明。第一,两种使用价值不能交换。例如,不能把皮鞋当帽子戴,也不能把帽子当皮鞋穿。第二,使用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变的。一使用品可以有多种使用价值,例如,一块布料可以做上衣也可以做裤子。如果人发现这块布料还适合做裙子,这决不是布料的使用价值发生了变化,而是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如果人今天晚上决定用这块布料做裙子,第二天早上发现布料的使用价值在一夜之间“变”得不适合做裙子,人该怎么办呢?
因此,使用价值是商品的固有属性,它不能离开商品体而存在,也不能在自身的变化中存在。
有些同志在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研究价值问题的参考对象的同时忽视了、甚至放弃了对交换价值概念的理解。
交换价值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用前两节流畅地叙述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等概念,然后用第三节,也就是最难理解的那一节深刻地论述了交换价值的发展。马克思对交换价值概念的重视超过了对使用价值概念的重视。
使用价值不能离开商品体而存在,不能在自身的变化中存在;交换价值则恰恰是离开商品体而存在,在自身的变化中存在的。马克思说:“交换价值只有在至少存在两个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才存在”(同上,399页)。一种交换价值不能单独存在于一件商品体中;两种交换价值也不能分别存在于两件商品体中,两种交换价值是共同存在于两件商品之间的。
马克思说:“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和别一种使用价值互相交换的数量关系或比例”(《资本论》第1卷第7页),共同存在于两件商品体之间的两种交换价值是互相依赖的。一双皮鞋换两顶帽子,皮鞋的交换价值是1:2,帽子的交换价值是2:1。
一件商品可以有许多种交换价值,例如,一双皮鞋可以换两顶帽子,也可以换三件衣服,那么皮鞋的交换价值就是l:2和1:3。但就每一种交换价值而言,其数量关系“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动”(同上)。今年一双皮鞋能换两顶帽子,去年只能换一项,而明年则可能换三顶,这种变动取决当时当地的生产和消费的状况。
交换价值是抽象的,一顶帽子只能“戴”但却什么都能“换”:不能说一双皮鞋比一顶帽子“用处大”,但却能说一双皮鞋比一顶帽子“换得多”。
由于交换价值不是固定地存在于一件商品体内,而是变动地存在于两件商品之间,这就使得交换价值把两件商品动态地联系起来。实际上,交换价值不仅把两件商品动态地联系起来,而且两件两件地把所有商品动态地联系起来。例如,渔民不需要皮鞋,皮鞋不能换鱼;但渔民需要帽子,皮鞋可以先换到帽子,再用帽子去换鱼。
因此,交换价值是商品之间的不断变动的数量关系。
价值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扬弃
一件商品既可以是使用价值,也可以是交换价值。例如,一双皮鞋可以穿——是使用价值;也可以换两顶帽子——是交换价值。但是一件商品不可能同时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因为人不能既要穿皮鞋又要用皮鞋去换帽子。再如,黄金在作为交换价值时不是使用价值。可以用符号来代替黄金作为形式上的交换价值,但不能把被代替下来的黄金作为使用价值用掉,而必须把黄金作为实际上的交换价值储备起来。因此,商品在使用的时候不是交换价值,在交换的时候不是使用价值。
皮鞋的使用价值不能代替帽子的使用价值,但是人可以放弃皮鞋的使用价值,得到帽子的使用价值;两种使用价值不能交换,但是交换的结果却是两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让我们来理解这个“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的问题。
考察一双皮鞋和两顶帽子的交换,交换的全过程分为“交换前”、“交换时”和“交换后”三个步骤。
交换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
①“交换前”是两种使用价值,但使用价值方程不成立:皮鞋≠帽子。
②“交换时”是两种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方程不成立:1:2≠2:1。
③“交换后”是两种交换了的使用价值。但交换后的使用价值方程仍不成立:帽子≠皮鞋。
可见,在交换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中,使用价值方程不成立,交换价值方程不成立,交换后的使用价值方程也不成立。这一过程里的每一个步骤都存在着使交换无法进行的矛盾。但是,使交换无法进行的矛盾并没有阻止交换的进行,这个事实给商品的形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马克思说:“商品形态所以是神秘的,不过因为这个形态在人们眼中,把他们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劳动产品自身的物质性质,当作这各种物品的社会的自然属性来反映,从而,也把生产者对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当作一种不是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客观界各种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反映”。(同上,第48页)因此,不能把商品的形态“当作劳动产品自身的物质性质”——使用价值来反映,也不能把它当作“存在于客观界各种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换价值来反映;而应该把它当作“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存在于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反映。这个反映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和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形态,就是价值。
让我们从哲学概念上确定价值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
马克思说:“不同物的大小要在还原为同一单位之后,方才能够在数量方面互相比较”(同上,第21页)。各使用价值受各自商品体的属性的限制,具有不同的量纲,无法在数量上互相比较。这就使得“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中的使用价值方程和交换后的使用价值方程不能成立。
由于交换价值可以用同性的数量关系来表现,所以两种交换价值是可以交换的。但是,两种交换价值的同性并没有使“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中的交换价值方程成立。虽然同性的数量关系可以比较,但是,代表交换价值的数量关系是不断变动的,无法在交换中进行确定的比较。就是说,两种交换的交换价值 “同性”而“不同量”。
两种使用价值“不同性”,不能交换。但是,不同性的使用价值是由不同性的具体劳动创造的,而不同性的具体劳动可以换算成同性的社会劳动。例如,鞋匠用三小时做一双皮桂,帽匠用三小时做一顶帽子。但是,鞋匠三小时的劳动量并不等于帽匠三小时的劳动量,就象三公斤重量不等于三市斤重量一样。假设培养一个鞋匠的难度是培养一个帽匠难度的两倍,那么鞋匠劳动的复杂程度也应该是帽匠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两倍。不同性质的复杂具体劳动与简单具体劳动的差别,是由同性的社会劳动的不同量来补充的。假设三小时帽匠劳动相当于三小时社会劳动,由于鞋匠劳动的复杂程度是帽匠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两倍,那么三小时鞋匠劳动就相当于六小时社会劳动。这就是说,鞋匠三小时的劳动相当于帽匠六小时的劳动。如果鞋匠用三小时做一双皮鞋,帽匠用三小时做一顶帽子,那么做一双皮鞋的社会劳动就相当于做两顶帽子的社会劳动。因此,不同性的两种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量是相同的。就是说,两种交换的使用价值“同量”而“不同性”。
交换的两种交换价值在“交换时”“同性不同量”,交换的两种使用价值在“交换前”和“交换后”“同量不同性”。这就使我们能够在交换的全过程中定性定量地得到完整的价值概念。
交换的“价值——价值——价值”过程:
①“交换前”是两种“使用价值——价值”——具体劳动化算成社会劳动。价值方程成立:1双皮鞋 = 6小时社会劳动,2顶帽子 = 6小时社会劳动。
②“交换时”是两个相同的价值的交换,价值方程成立:6小时社会劳动 = 6小时社会劳动。
③“交换后”是两种“价值——使用价值”——社会劳动还原成具体劳动。价值方程成立:6小时社会劳动 = 2顶帽子,6小时社会劳动 = 1双皮鞋。
㈤ 高中政治经济论文
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扬弃
—— 论商品价值的哲学意义
许多研究价值问题的同志,把“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个瓦格纳的观点,错当成了马克思的观点。这一失误暴露了在使用价值概念和价值概念上的混淆,这种混淆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深刻理解而造成的。
把瓦格纳的观点当成马克思的观点,将商品价值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认为商品只具“商品价值”,而没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哲学意义的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概念毫不相干”。(李连科、刘奔:《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的理解问题》,1987年2月2日《光明日报》)。
否认商品价值的哲学意义的同志认为:商品价值是一种个别的价值概念,“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一种普遍的价值概念。他们认为,“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相当于使用价值概念、等于瓦格纳的那个“价值的普遍概念”、在概念的哲学层次上高于商品价值概念。《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的理解问题》一文中坚持说,把瓦格纳的观点当成马克思的观点在理论上没有“没有失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哲学。社会经济是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基本方面,正是在这个出发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形形色色的“自然哲学”分道扬镳了。马克思1842年大学毕业后,作《莱茵报》编辑,接触到种种经济问题,转而于1844年初研究社会经济。以后几十年,马克思一直把主要精力专用于此。他的哲学寓于他的《资本论》和其他种种经济著作中,寓于他对社会经济及其运动过程、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及其运动过程的种种论述中。根据马克思研究商品价值所运用的哲学观点和方法以及得到的基本结论,可以认为,商品价值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商品价值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存在离开商品价值的象瓦格纳的那种相当于使用价值的“价值的普遍概念”,除了商品价值概念,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中不存在其它的价值概念。
在概念上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同志,并没有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使用价值概念混淆在一起作为研究价值问题的理论基础,而是撇开价值概念,单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研究价值问题的参考对象的。例如,“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不同于作为人类劳动凝结的商品的价值,但却可以相当于商品的或物的使用价值”(郑庆林:《价值问题的哲学讨论》,《哲学研究》1983年第8期)。这种观点认为,价值概念属于比较狭窄的经济学领域,而使用价值概念则容易推广到哲学领域。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仅用一句话就完成了这种推广:“价值即有用,无功用则无价值”。“功用性是价值的根本属性”(同上)。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被这种同志理解得非常简单。
就连马克思主义的论敌也未敢轻视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瓦格纳把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称为“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石”,并且绞尽脑汁破坏这块“基石”。
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关系,是理解商品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的基础,也是批驳瓦格纳的那个看起来好象说得过去的 “价值的普遍概念”的关键。问题的焦点是:是商品价值概念在哲学上包含使用价值概念,还是使用价值概念在哲学上包含商品价值概念,还是象那些把瓦格纳的观点当成马克思的观点的同志所说的那样,相当于使用价值概念的哲学上的价值概念和商品价值的概念毫不相干?
说使用价值概念和商品价值概念“毫不相干”是不对的。实际上,“使用价值”和“使用性”是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提法。在商品价值概念产生之前,“使用性”进化成“使用价值”为商品价值概念的产生做准备;当商品价值产生之后,“使用价值”还原成“使用性”。在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中,使用价值概念是为了商品价值概念的产生而产生的。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预备概念。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创立的,《资本论》是该书的续篇,马克思把前书的内容概述在后书第一卷第一章中。《资本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整表述.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这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幸福的发现之一。虽然价值学说在《资本论》中所占的篇幅微不足道,但它不仅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而且具有独立的科学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并不象那些没有理解它的同志理解得那么简单,甚至连马克思本人也在《资本论》初版的序中说它“难于理解”。《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共有四节,其中以第三节最重要,最难理解,是价值学说的精髓。
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一项艰苦的研究工作,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完成的。本文只在理解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基础上,提出“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扬弃”的观点。进而得到以下结论:
使用价值概念不具备价值概念的普遍性,不能把它直接推广到哲学领域中去;“价值即有用,无功用则无价值”和“功用性是价值的根本属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解析
应该用三只眼睛来看一件商品:是使用价值——有用;是交换价值——能换其它商品;是价值——结晶的社会劳动。马克思说:商品“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资本论》第1卷第46页)。在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时候,我们可以领略到这种“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马克思说:“一种物品的效用,使它成为一个使用价值。但这个效用不是浮在空中的。它由商品体的属性限制着,离开商品体就不存在”(同上,第6页)。又说:“与人相对立的不是使用价值这个词,而是具体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8页)。
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中,使用价值是和使用品连在一起的。没有抽象的和一般的使用品,也没有抽象的和一般的使用价值。虽然所有使用品都“有用”,但它们所有的是各种不同的“用”,而没有普遍相同的“用”。
使用价值是具体的,这是因为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衣服是由棉花工人的劳动加工而成的,但棉花并没有“穿”这个使用价值。棉花纺成棉纱,棉纱织成棉布,棉布裁成衣料,衣料缝成衣服;可见,“穿”这个使用价值是由“纺”、“织”、“裁”、“缝”这四种具体劳动创造的。
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的具体性,表现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无法在使用性上进行量的比较。例如,我们不能说一顶帽子和一双皮鞋哪个“用处大”。一双皮鞋换两顶帽子,但不能用一只皮鞋换一顶帽子。
使用价值离不开使用品,它受使用品的属性限制着,具体的使用价值是固定在具体的使用品内的。这可以从两个侧面来说明。第一,两种使用价值不能交换。例如,不能把皮鞋当帽子戴,也不能把帽子当皮鞋穿。第二,使用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变的。一使用品可以有多种使用价值,例如,一块布料可以做上衣也可以做裤子。如果人发现这块布料还适合做裙子,这决不是布料的使用价值发生了变化,而是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如果人今天晚上决定用这块布料做裙子,第二天早上发现布料的使用价值在一夜之间“变”得不适合做裙子,人该怎么办呢?
因此,使用价值是商品的固有属性,它不能离开商品体而存在,也不能在自身的变化中存在。
有些同志在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研究价值问题的参考对象的同时忽视了、甚至放弃了对交换价值概念的理解。
交换价值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用前两节流畅地叙述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等概念,然后用第三节,也就是最难理解的那一节深刻地论述了交换价值的发展。马克思对交换价值概念的重视超过了对使用价值概念的重视。
使用价值不能离开商品体而存在,不能在自身的变化中存在;交换价值则恰恰是离开商品体而存在,在自身的变化中存在的。马克思说:“交换价值只有在至少存在两个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才存在”(同上,399页)。一种交换价值不能单独存在于一件商品体中;两种交换价值也不能分别存在于两件商品体中,两种交换价值是共同存在于两件商品之间的。
马克思说:“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和别一种使用价值互相交换的数量关系或比例”(《资本论》第1卷第7页),共同存在于两件商品体之间的两种交换价值是互相依赖的。一双皮鞋换两顶帽子,皮鞋的交换价值是1:2,帽子的交换价值是2:1。
一件商品可以有许多种交换价值,例如,一双皮鞋可以换两顶帽子,也可以换三件衣服,那么皮鞋的交换价值就是l:2和1:3。但就每一种交换价值而言,其数量关系“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动”(同上)。今年一双皮鞋能换两顶帽子,去年只能换一项,而明年则可能换三顶,这种变动取决当时当地的生产和消费的状况。
交换价值是抽象的,一顶帽子只能“戴”但却什么都能“换”:不能说一双皮鞋比一顶帽子“用处大”,但却能说一双皮鞋比一顶帽子“换得多”。
由于交换价值不是固定地存在于一件商品体内,而是变动地存在于两件商品之间,这就使得交换价值把两件商品动态地联系起来。实际上,交换价值不仅把两件商品动态地联系起来,而且两件两件地把所有商品动态地联系起来。例如,渔民不需要皮鞋,皮鞋不能换鱼;但渔民需要帽子,皮鞋可以先换到帽子,再用帽子去换鱼。
因此,交换价值是商品之间的不断变动的数量关系。
价值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扬弃
一件商品既可以是使用价值,也可以是交换价值。例如,一双皮鞋可以穿——是使用价值;也可以换两顶帽子——是交换价值。但是一件商品不可能同时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因为人不能既要穿皮鞋又要用皮鞋去换帽子。再如,黄金在作为交换价值时不是使用价值。可以用符号来代替黄金作为形式上的交换价值,但不能把被代替下来的黄金作为使用价值用掉,而必须把黄金作为实际上的交换价值储备起来。因此,商品在使用的时候不是交换价值,在交换的时候不是使用价值。
皮鞋的使用价值不能代替帽子的使用价值,但是人可以放弃皮鞋的使用价值,得到帽子的使用价值;两种使用价值不能交换,但是交换的结果却是两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让我们来理解这个“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的问题。
考察一双皮鞋和两顶帽子的交换,交换的全过程分为“交换前”、“交换时”和“交换后”三个步骤。
交换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
①“交换前”是两种使用价值,但使用价值方程不成立:皮鞋≠帽子。
②“交换时”是两种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方程不成立:1:2≠2:1。
③“交换后”是两种交换了的使用价值。但交换后的使用价值方程仍不成立:帽子≠皮鞋。
可见,在交换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中,使用价值方程不成立,交换价值方程不成立,交换后的使用价值方程也不成立。这一过程里的每一个步骤都存在着使交换无法进行的矛盾。但是,使交换无法进行的矛盾并没有阻止交换的进行,这个事实给商品的形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马克思说:“商品形态所以是神秘的,不过因为这个形态在人们眼中,把他们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劳动产品自身的物质性质,当作这各种物品的社会的自然属性来反映,从而,也把生产者对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当作一种不是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客观界各种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反映”。(同上,第48页)因此,不能把商品的形态“当作劳动产品自身的物质性质”——使用价值来反映,也不能把它当作“存在于客观界各种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换价值来反映;而应该把它当作“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存在于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反映。这个反映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和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形态,就是价值。
让我们从哲学概念上确定价值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
马克思说:“不同物的大小要在还原为同一单位之后,方才能够在数量方面互相比较”(同上,第21页)。各使用价值受各自商品体的属性的限制,具有不同的量纲,无法在数量上互相比较。这就使得“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中的使用价值方程和交换后的使用价值方程不能成立。
由于交换价值可以用同性的数量关系来表现,所以两种交换价值是可以交换的。但是,两种交换价值的同性并没有使“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中的交换价值方程成立。虽然同性的数量关系可以比较,但是,代表交换价值的数量关系是不断变动的,无法在交换中进行确定的比较。就是说,两种交换的交换价值 “同性”而“不同量”。
两种使用价值“不同性”,不能交换。但是,不同性的使用价值是由不同性的具体劳动创造的,而不同性的具体劳动可以换算成同性的社会劳动。例如,鞋匠用三小时做一双皮桂,帽匠用三小时做一顶帽子。但是,鞋匠三小时的劳动量并不等于帽匠三小时的劳动量,就象三公斤重量不等于三市斤重量一样。假设培养一个鞋匠的难度是培养一个帽匠难度的两倍,那么鞋匠劳动的复杂程度也应该是帽匠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两倍。不同性质的复杂具体劳动与简单具体劳动的差别,是由同性的社会劳动的不同量来补充的。假设三小时帽匠劳动相当于三小时社会劳动,由于鞋匠劳动的复杂程度是帽匠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两倍,那么三小时鞋匠劳动就相当于六小时社会劳动。这就是说,鞋匠三小时的劳动相当于帽匠六小时的劳动。如果鞋匠用三小时做一双皮鞋,帽匠用三小时做一顶帽子,那么做一双皮鞋的社会劳动就相当于做两顶帽子的社会劳动。因此,不同性的两种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量是相同的。就是说,两种交换的使用价值“同量”而“不同性”。
交换的两种交换价值在“交换时”“同性不同量”,交换的两种使用价值在“交换前”和“交换后”“同量不同性”。这就使我们能够在交换的全过程中定性定量地得到完整的价值概念。
交换的“价值——价值——价值”过程:
①“交换前”是两种“使用价值——价值”——具体劳动化算成社会劳动。价值方程成立:1双皮鞋 = 6小时社会劳动,2顶帽子 = 6小时社会劳动。
②“交换时”是两个相同的价值的交换,价值方程成立:6小时社会劳动 = 6小时社会劳动。
③“交换后”是两种“价值——使用价值”——社会劳动还原成具体劳动。价值方程成立:6小时社会劳动 = 2顶帽子,6小时社会劳动 = 1双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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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数学家的故事
祖冲之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前,人们以"径一周三"做为圆周率,这就是"古率"。后来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不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96边形,求得π=3.14,并指出,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约率 ,取为密率,其中取六位小数是3.141929,它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π值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若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16,384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智是令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密率,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苏步青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兴奋剂。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数学之父—泰勒斯(Thales)
泰勒斯生于公元前624年,是古希腊第一位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他原是一位很精明的商人,靠卖橄榄油积累了相当财富后,泰勒斯便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和旅行。他勤奋好学,同时又不迷信古人,勇于探索,勇于创造,积极思考问题。他的家乡离埃及不太远,所以他常去埃及旅行。在那里,泰勒斯认识了古埃及人在几千年间积累的丰富数学知识。他游历埃及时,曾用一种巧妙的方法算出了金字塔的高度,使古埃及国王阿美西斯钦羡不已。
泰勒斯的方法既巧妙又简单:选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在金字塔边竖立一根小木棍,然后观察木棍阴影的长度变化,等到阴影长度恰好等于木棍长度时,赶紧测量金字塔影的长度,因为在这一时刻,金字塔的高度也恰好与塔影长度相等。也有人说,泰勒斯是利用棍影与塔影长度的比等于棍高与塔高的比算出金字塔高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用到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这个数学定理。泰勒斯自夸,说是他把这种方法教给了古埃及人但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应该是埃及人早就知道了类似的方法,但他们只满足于知道怎样去计算,却没有思考为什么这样算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华罗庚
出生在一个摆杂货店的家庭,从小体弱多病,但他凭借自己一股坚强的毅力和崇高的追求,终于成为一代数学宗师.
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就特别爱好数学,但数学成绩并不突出.19岁那年,一篇出色的文章惊动了当时著名的数学家熊庆来.从此在熊庆来先生的引导下,走上了研究数学的道路.晚年为了国家经济建设,把纯粹数学推广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中,为祖国建设事业奋斗终生! 华爷爷悉心栽培年轻一代,让青年数学家茁壮成儿使他们脱颖而出,工作之余还不忘给青多年朋友写一些科普读物.下面就是华罗庚爷爷曾经介绍给同学们的一个有趣的数学游戏: 有位老师,想辨别他的3个学生谁更聪明.他采用如下的方法:事先准备好3顶白帽子,2顶黑帽子,让他们看到,然后,叫他们闭上眼睛,分别给戴上帽子,藏起剩下的2顶帽子,最后,叫他们睁开眼,看着别人的帽子,说出自己所戴帽子的颜色.
3个学生互相看了看,都踌躇了一会,并异口同声地说出自己戴的是白帽子
聪明的小读者,想想看,他们是怎么知道帽子颜色的呢?“ 为了解决上面的伺题,我们先考虑“2人1顶黑帽,2顶白帽”问题.因为,黑帽只有1顶,我戴了,对方立刻会说自己戴的是白帽.但他踌躇了一会,可见我戴的是白帽.
这样,“3人2顶黑帽,3顶白帽”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假设我戴的是黑帽子,则他们2人就变成“2人1顶黑帽,2顶白帽”问题,他们可以立刻回答出来,但他们都踌躇了一会,这就说明,我戴的是白帽子,3人经过同样的思考,于是,都推出自己戴的是白帽子. 看到这里。同学们可能会拍手称妙吧.后来,华爷爷还将原来的问题复杂化,“n个人,n-1顶黑帽子,若干(不少于n)顶白帽子”的问题怎样解决呢?运用同样的方法,便可迎刃而解.他并告诫我们:复杂的问题要善于“退”,足够地“退”,“退”到最原始而不失去重要性的地方,是学好数学的一个诀窃.
欧拉是数学史上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数论、几何学、天文数学、微积分等好几个数学的分支领域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不过,这个大数学家在孩提时代却一点也不讨老师的喜欢,他是一个被学校除了名的小学生。
事情是因为星星而引起的。 当时,小欧拉在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有一次,他向老师提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老师是个神学的信徒,他不知道天上究竟有多少颗星,圣经上也没有回答过。其实,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是无限的。我们的肉眼可见的星星也有几千颗。这个老师不懂装懂,回答欧拉说:“天上有多少颗星星,这无关紧要,只要知道天上的星星是上帝镶嵌上去的就够了。”
欧拉感到很奇怪:“天那么大,那么高,地上没有扶梯,上帝是怎么把星星一颗一颗镶嵌到一在幕上的呢?上帝亲自把它们一颗一颗地放在天幕,他为什么忘记了星星的数目呢?上帝会不会太粗心了呢?”
他向老师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老师又一次被问住了,涨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老师的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怒气,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才上学的孩子向老师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使老师下不了台,更主要的是,老师把上帝看得高于一切。小欧拉居然责怪上帝为什么没有记住星星的数目,言外之意是对万能的上帝提出了怀疑。在老师的心目中,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在欧拉的年代,对上帝是绝对不能怀疑的,人们只能做思想的奴隶,绝对不允许自由思考。小欧拉没有与教会、与上帝"保持一致",老师就让他离开学校回家。但是,在小欧拉心中,上帝神圣的光环消失了。他想,上帝是个窝囊废,他怎么连天上的星星也记不住?他又想,上帝是个独裁者,连提出问题都成了罪。他又想,上帝也许是个别人编造出来的家伙,根本就不存在。
回家后无事,他就帮助爸爸放羊,成了一个牧童。他一面放羊,一面读书。他读的书中,有不少数学书。
爸爸的羊群渐渐增多了,达到了100只。原来的羊圈有点小了,爸爸决定建造一个新的羊圈。他用尺量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土地,长40米,宽15米,他一算,面积正好是600平方米,平均每一头羊占地6平方米。正打算动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材料只够围100米的篱笆,不够用。若要围成长40米,宽15米的羊圈,其周长将是110米(15+15+40+40=110)父亲感到很为难,若要按原计划建造,就要再添10米长的材料;要是缩小面积,每头羊的面积就会小于6平方米。
小欧拉却向父亲说,不用缩小羊圈,也不用担心每头羊的领地会小于原来的计划。他有办法。父亲不相信小欧拉会有办法,听了没有理他。小欧拉急了,大声说,只有稍稍移动一下羊圈的桩子就行了。
父亲听了直摇头,心想:“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但是,小欧拉却坚持说,他一定能两全齐美。父亲终于同意让儿子试试看。
小欧拉见父亲同意了,站起身来,跑到准备动工的羊圈旁。他以一个木桩为中心,将原来的40米边长截短,缩短到25米。父亲着急了,说:“那怎么成呢?那怎么成呢?这个羊圈太小了,太小了。”小欧拉也不回答,跑到另一条边上,将原来15米的边长延长,又增加了10米,变成了25米。经这样一改,原来计划中的羊圈变成了一个25米边长的正方形。然后,小欧拉很自信地对爸爸说:“现在,篱笆也够了,面积也够了。”
父亲照着小欧拉设计的羊圈扎上了篱笆,100米长的篱笆真的够了,不多不少,全部用光。面积也足够了,而且还稍稍大了一些。父亲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孩子比自己聪明,真会动脑筋,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父亲感到,让这么聪明的孩子放羊实在是可惜了。后来,他想办法让小欧拉认识了一个大数学家伯努利。通过这位数学家的推荐,1720年,小欧拉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大学生。这一年,小欧拉13岁,是这所大学最年轻的大学生。
高斯的祖父是农民,父亲除了从事园艺的工作外,也当过各色
各样的杂工,如护堤员、建筑工等等。父亲由于贫穷,本身没有受
过什么教育。
母亲在三十四岁时才结婚,三十五岁生下了高斯。她是一名石
匠的女儿,有一个很聪明的弟弟,他手巧心灵是当地出名的织绸能
手,高斯的这位舅舅,对小高斯很照顾,有机会就教育他,把他所
知道的一些知识传授给他。而父亲可以说是一名”大老粗”,认为
只有力气能挣钱,学问对穷人是没有用的。
高斯在晚年喜欢对自己的小孙儿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他说
他在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学会计算了。
他还不到三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观看父亲在计算受他管辖的工
人们的周薪。父亲在喃喃的计数,最后长叹的一声表示总算把钱算
出来。
父亲念出钱数,准备写下时,身边传来微小的声音:「爸爸!
算错了,钱应该是这样.....。」
父亲惊异地再算一次,果然小高斯讲的数是正确的,奇特的地
方是没有人教过高斯怎么样计算,而小高斯平日靠观察,在大人不
知不觉时,他自己学会了计算。
另外一个著名的故事亦可以说明高斯很小时就有很快的计算能
力。当他还在小学读书时,有一天,算术老师要求全班同学算出以
下的算式:
1 + 2 + 3 + 4 + ....+ 98 + 99 + 100 = ?
在老师把问题讲完不久,高斯就在他的小石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答
案5050,而其它孩子算到头昏脑胀,还是算不出来。最后只有高斯
的答案是正确无误。
原来 1 +100= 101
2 + 99 = 101
3 + 98 = 101
.
.
50 + 51 = 101
前后两项两两相加,就成了50对和都是 101的配对了
即 101 × 50 = 5050。
按:今用公式
表示 1 + 2 + ... + n
高斯的家里很穷,在冬天晚上吃完饭后,父亲就要高斯上
床睡觉,这样可以节省燃料和灯油。高斯很喜欢读书,他往往
带了一捆芜菁上他的顶楼去,他把芜菁当中挖空,塞进用粗棉
卷成的灯芯,用一些油脂当烛油,于是就在这发出微弱光亮的
灯下,专心地看书。等到疲劳和寒冷压倒他时,他才钻进被窝
睡觉。
高斯的算术老师本来是对学生态度不好,他常认为自己在
穷乡僻壤教书是怀才不遇,现在发现了「神童」,他是很高兴
。但是很快他就感到惭愧,觉得自己懂的数学不多,不能对高
斯有什么帮助。
他去城里自掏腰包买了一本数学书送给高斯,高斯很高兴
和比他大差不多十岁的老师的助手一起学习这本书。这个小孩
和那个少年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们花许多时间讨论这里面的
东西。
高斯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发现了二项式定理 ( x + y )n的一般
情形,这里 n可以是正负整数或正负分数。当他还是一个小学生
时就对无穷的问题注意了。
有一天高斯在走回家时,一面走一面全神贯注地看书,不
知不觉走进了布伦斯维克 ( Braunschweig ) 宫的庭园,这时布伦
斯维克公爵夫人看到这个小孩那么喜欢读书,于是就和他交谈
,她发现他完全明白所读的书的深奥内容。
公爵夫人回去报告给公爵知道,公爵也听说过在他所管辖
的领地有一个聪明小孩的故事,于是就派人把高斯叫去宫殿。
费迪南公爵 ( Duke Ferdinand ) 很喜欢这个害羞的孩子,也
赏识他的才能,于是决定给他经济援助,让他有机会受高深教
育,费迪南公爵对高斯的照顾是有利的,不然高斯的父亲是反
对孩子读太多书,他总认为工作赚钱比去做什么数学研究是更
有用些,那高斯又怎么会成材呢?
毕达哥拉斯是比同时代中一些开坛授课的学者进步一点;因为
他容许妇女(当然是贵放妇女而不是奴隶女婢)来听课。他认为妇
女也是和男人一样在求知的权利上平等,因此他的学派中就有十多
名女学者。这是其它学派所无的现象。
传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他认为每一个都该懂些几何。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勤勉的穷人,他想教他学习几何,因此对此人
建议:如果这人能学懂一个定理,那么他就给他一块钱币。这个人
看在钱份上就和他学几何了,可是过了一个时期,这学生对几何却
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反而要求毕达哥拉斯教快一些,并且建议:
如果老师多教一个定理,他就给一个钱币。不需要多少时间,毕达
哥拉斯把他以前给那学生的钱全部收回了。
毕达哥拉斯是死在意大利科多拿城里,在一场城市暴动中,
他被人暗杀掉。他的坟墓现仍在意大利的这个古山城中,这坟墓就
像中国的馒头式坟。二千多年过去了,这坟还保留下来,可见人们
对这学者的重视。
毕氏建立毕达歌拉斯兄弟会后不久,撰造了「哲学家(philosopher)」
一词,在一次出席奥林匹亚竞赛时,弗利尤司的里昂王子问他会如何
描述自己,他回道:「我是一位哲学家。」他解释说:「有些人因
爱好财富而被左右,令一些人因热中于权力和支配而盲从,但是最
优秀的人则献身于发现生活本身的意义和目的。他设法揭示自然的
奥秘,热爱知识,这种人就是哲学家。」
毕氏很少公开露面,他虽然向学生教授数学和哲学,但绝不允
许学生将之是外传,也因为兄弟会隐瞒数学发现,渐渐引起居民的
畏惧、妄想和猜忌。后来因学派介入了政治事件,与学校所在地科落顿
行政当局发生冲突,终于诱使居民毁了这学派,80岁时毕氏在一次夜
间骚乱中被杀,而避居国外的信徒,继续传播他们的数学真理。
对毕达歌拉斯而言,数学之美在于有理数能解释一切自然现象。
这种起指导作用的哲学观使毕氏对无理数的存在视而不见,甚至
导致他一个学生被处死。这位学生名叫希帕索斯,出于无聊,他
试图找出根号2的等价分数,最终他认识到根本不存在这个分数,
也就是说根号2是无理数,希帕索斯对这发现,喜出望外,但是
他的老师毕氏却不悦。因为毕氏已经用有理数解释了天地万物,
无理数的存在会引起对他信念的怀疑。希帕索斯经洞察力获致的
成果一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讨论和深思熟虑,毕氏本应接受这新
数源。然而,毕氏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却又无法经由逻辑
推理推翻希帕索斯的论证。使他终身蒙羞的是,他竟然判决将
希帕索斯淹死。这是希腊数学的最大悲剧,只有在他死后无理数
才得以安全的被讨论着。后来,欧几里德以反证法证明根号2是
无理数。
㈦ 请你说出两个能用4x3解决的问题
此题主要考查乘法的意义,是一个小学数学题。举例如下:
1、家里来了四个小朋友,每个人吃三颗糖,一共吃了多少颗糖?解:4×3=12(颗)答:一共吃了12颗糖。
2、四个班,每个班栽三棵树,一共栽了多少棵树? 解:4×3=12﹙棵﹚ 答:一共栽了12棵树。
3、 有4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发3顶帽子,一共发了多少顶帽子? 解:4×3=12﹙(顶) 答:一共发了12顶帽子。
(7)三顶帽子哲学扩展阅读:
乘法的意义
乘法(multiplication)其运算结果称为积,“x”是乘号。从哲学角度解析,乘法是加法的量变导致的质变结果。整数(包括负数),有理数(分数)和实数的乘法由这个基本定义的系统泛化来定义。
乘法是算术中最简单的运算之一。 最早来自于整数的乘法运算。简单的是正整数的乘法,即几个相同的数连加的简便算法,用连加的次数来乘被加数。例如2连加5次,就用5来乘。
中国使用“九九口诀”的时间较早。在《荀子》、《管子》、《淮南子》、《战国策》等书中就能找到“三九二十七”、“六八四十八”、“四八三十二”、“六六三十六”等句子。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九九乘法歌诀》就已经开始流行了。
㈧ 柏拉图的谜语,帮我猜下
这个谜底是“一个一只眼睛的(俗称独眼龙)太监用一块浮石打一只站在芦苇上的蝙蝠,但却没有打中。”蛮搞笑的画面哦~~
注:浮石是火山喷发时形成的轻质玻璃的海绵岩,可浮于水上,又可称为“水花”。
这个哲学谜语的深层含义个人觉得应该是指世界原本混沌而模糊,但却让人觉得朦胧的美好;一旦深究,看清楚了这个世界也不过如此,甚至很丑恶。
㈨ 帽子哲学中 等到他给你看完牙,……当然也同样虚假。这里的“真实与虚假是否矛盾你怎么理解
写一个明确清楚的提问有这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