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旗袍的歷史發展過程
答:民國之初——悄然過渡過的旗袍。
20世紀初,中國政治風雲跌宕。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創立民國,剪辮發,易服色,摧枯拉朽,把屬於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級制度送進了歷史博物館,這一切為新式旗袍的延生創造了條件。辛亥革命以"驅除韃虜"的口號推翻了滿話政權,同時也使旗人袍服走向了暫時的沉寂。三百年來終得一吐的對滿族統治政權的不滿,使"達拉翅"、"花盆底"等旗女的特徵裝束在一夜之間銷聲匿跡……
1924年,末代皇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清朝冠服就此成為絕唱。1920年前後,新文化運動的春潮喚醒了人們對美的渴望,年輕一代顯出空前的天真、輕松和愉悅。
這一時期,上海成為以女性妝飾的新展示台,追求服飾的新穎時髦成為當時的社會風尚,時髦女子對政治與服飾流行有著雙重的敏感。
受日本式服裝影響,20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文明新裝"開始流行,女學生與女教師愛著的黑色裙成為時尚。
20年代——倒大袖與新樣式。
20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城市女性中時興過一陣「文明新裝」。
30年代——黃金時代(i)
本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是近代中國女裝最光輝燦爛的時期,而30年代又可謂這一時期燦爛的頂峰。也就是在此時,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裝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為中國女裝的典型代表。
40年代——黃金時代(ii)
旗袍走向經典的過程,可說在30年代已基本完成,40年代是其黃金時代在時間上的延續。
20年代以後到40年代,是近代中國女裝最光輝燦爛的時期,而30年代又可謂這一時期燦爛的頂峰。也就是在此時,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裝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為中國女裝的典型代表。
進入30年代後,旗袍造型完美成熟,堪稱經典之作,使得以後的旗袍始終難以跳出該種廓形,只能在長短、胖瘦及裝飾上略作變化而已……
全世界家喻戶曉的旗袍,被稱作Chinese dress的旗袍,實際上正是指30年代的旗袍。旗袍文化完成於30年代,30年代是屬於旗袍的黃金時代。
可以說到這時中國才有了真正的時裝,現代意義上的時裝。外國衣料的源源輸入,各大報刊雜志開辟的服裝專欄,還有紅極一時的月份牌時裝美女畫,都無疑推動著時裝的產生與流行。由於旗袍的修長適體正好迎合了南方女性清瘦玲瓏的身材特點,所以在上海灘倍受青睞……
而加入西式服裝特點的海派旗袍,也就自然很快從上海風靡於全國各地。這樣,作為海派文化的重要代表,海派旗袍便成為30年代旗袍的主流,我們所講的30年代的旗袍也就是海派旗袍了。
30年代後期出現的改良旗袍又在結構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稱身合體。旗袍雖然脫胎於清旗女長袍,但已迥然不同於舊制,成為兼收並蓄中西服飾特色的近代中國女子的標准服裝……
建國之初,婦女穿衣服都學解放區的樣子,鄙夷穿紅戴綠扔"資產階級小姐"。
人們對衣著美的追求似乎已完全轉化成了對革命工作的狂熱。旗袍所代表的悠閑、舒適的淑女形象在這種氛圍里失去了其生存空間……
50年代——也有過燦爛的一瞬
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如果說服裝也有流行的話,那流行的主導已轉向平民。
到1956年,據說前蘇聯的某領袖人物到中國訪問時提出,中國人的服裝要體現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新面貌,於是,政府號召「人人穿花衣裳。
這時出現的旗袍比以往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氣質。不妖、不媚、不纖巧、不病態,符合當時"美觀大方"的標准,而且更為實用……
60、70年代——被冷落的20年
從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是傳統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災難。
80、90年代——輝煌難再
整個80年代,一直有人預測旗袍將會流行。尤其是80、90年代,女性的理想形象又有所改變,高挑細長、平肩窄臀的身材為人們所嚮往。
做為最能體現這種完美身材的旗袍有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照說當年大受青睞的旗袍會再次回到人們當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旗袍並未再度流行,而是只有少數人在穿……
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經遠去,被冷落了30年之久的它,在80年代以來開放後的國土上顯得有些落伍了。
不過,在80、90年代卻出現了一種具有職業象徵意義的"制服旗袍"。為了宣傳和促銷等目的,禮儀小姐、迎賓小姐以及娛樂場合和賓館餐廳的女性服務員都穿起了旗袍。
這種旗袍千篇一律,多用化纖模擬絲面料,色彩鮮艷,開衩很高,做工粗糙。這實在有損旗袍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人們為了區別自己的身份,更不敢貿然穿旗袍了……
90年代以來,女性理想形象又有所改變。高挑細長,平肩窄臀的身材為人們所嚮往。而作為最能襯托中國女性身材和氣質的中國時裝代表--旗袍,再一次吸引了人們注意的目光。國外,還有不少設計大師以旗袍為靈感,推出了有國際風味的旗袍,甚至是中國旗袍與歐洲夜禮服的結合產物
【旗袍的審美】
近十幾年來,時裝中重新出現的旗袍,在國際時裝舞頻頻亮相,風姿綽約有勝當年,並被做為一種有民族代表意義的正式禮服出現在各種國際社禮儀場合。
旗袍的京派與海派
京派與海派代表著藝術、文化上的兩種風格。海派風格以吸收西藝為特點,標新且靈活多樣,商業氣息濃厚;京派風格則帶有官派作風,顯得矜持凝練。
藝術家與旗袍
藝術,是通過塑造形象具體地反映社會生活、表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
【設計師與旗袍】
經過20世紀上半葉的演變,旗袍的各種基本特徵和組成元素慢慢穩定下來。旗袍成為一種經典女裝。經典相對穩定,而時裝千變萬化。但時裝設計師常從經典的寶庫中尋找靈感,旗袍也是設計師靈感的來源之一。
總之,旗袍是中國婦女的傳統服裝,而並非已經湮滅失傳的歷史服裝。它既有滄桑變幻的往昔,更擁有煥然一新的現在。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加之可欣賞度高,因而極富有收藏價值。現代穿旗袍的女性雖然不多,但現代旗袍中不少地方仍保持了傳統韻味,同時又能體現時尚之美,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收藏價值。
『貳』 中國工筆人物畫經歷了怎樣的演變過程
從可考的內蒙古陰山岩畫和彩陶文化中,我們已清楚地看到了高度概括的抽象人物圖形和筆的運用軌跡,人們己開始用類似毛筆的工具描畫、記錄遠古的生活。戰國時期的帛畫是迄今為止可以見到的最早的人物畫。就畫法而論,用墨線雙勾輪廓,以線條為框架平塗設色這一中國畫的構成因素已初見端倪。中國畫根基於民族基本哲學,掌握「陰陽」、「氣積」的規律,以最簡單的線條結構表示宇宙萬象的變化節奏,奠定了以線造型的審美理念。
張桂枝工筆人物欣賞
人物畫發展到東晉已日漸成熟。顧愷之是代表性的高手,他的傳世摹罪本,《女史藏圖》是以人物為主體的敘事性手卷,也是我們看到的最早的人物題材卷軸畫。作品注重刻畫人物神態。相傳顧愷之畫人物廣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睹中。」他「遷想妙得」的主張,為後人解決形、神關系樹立了典範。顧愷之用線把過去粗拙簡單發展到圓潤挺秀,如「背雲浮空」、「流水行地」般舒展流暢。《女史藏圖》、《列女仁智圖》用高古游絲描法,如「春蠶吐絲」、「緊勁連綿,循環超息,調格逸易,風趨電疾」;用色只求「傳染人物容貌,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藻飾」。
唐代人物畫達到鼎盛期,閻立本上承顧愷之,融恢弘博大的氣勢,確立了初唐工筆人物畫風。閻立本的《步擎圖》記錄了唐太宗接見吐番松贊干布求親特使祿東贊的史實,閻立本是描寫場景和人物心理活動的好手,畫面設有去刻意表現迎親、宴飲等重大場面,而是採用了聚焦法,突出主體,使主要人物心理描寫得以放大。唐太宗的威嚴善待、莊重安詳,祿東贊滿面風霜、智慧干練和對大唐皇帝的崇敬神態溢於臉面。紅衣使者和白衣隨從的眼神和表情的刻畫也極為精彩,主僕關系使人一目瞭然,道具與人物的層次結構穿插得非常得體。閻立本亦是一位色彩高手。畫面以黑、白、紅、綠為基色,充分歸納;運用色彩的對比、反襯,使和諧的情節氛圍和人物組合的內在節奏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張萱開創了工筆人物畫綺麗華滋的重彩畫風。作品《虢國夫人游春圖》描寫楊貴妃的三姐虢國夫人騎馬游春的場景。畫中女性體態豐腴、動態舒緩優雅,「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這是盛唐「綺羅人物」的塑造特點,也反映了當時審美的要求。橫展鋪陳的構圖,高低錯落的起伏,增強了畫面的動感。為了突出虢國夫人這個主要表現對象,張萱獨具匠心,有意把虢國夫人、男監、老年仕女和小孩的目光聚焦於一點。整幅作品線法纖細而富有彈性的張力,衣紋處理注重絲織品的質感,色調明快亮麗,春意盎然。
唐玄宗時的吳道子,因人物畫線法有獨到的審美意趣,影響著當時畫壇的畫風,所以時稱「吳家樣」。從《送子天王圖》中不難看出其用筆的頓、挫、轉、折、行筆磊落,氣勢雄健「其勢圓轉,而衣紋勾線飄逸生動」,世稱「吳帶當風」。或如蘭葉或如蒓菜條,線條粗細隨著形體和線條走勢的起伏進行變化,活潑、流暢、生動,有強勁的節奏感。勾線時用焦墨,「輕拂丹青」,略加以淡彩、敷彩於墨痕中,設色富麗且現秀淡雅緻之風,有「吳裝」之美稱。此幅畫,尤其是畫面末端,天神端坐中央,蘭葉描法的中鋒勾線,轉折處略有側鋒回轉,勢若風動。凈飯王抱子則用鐵線描勾勒,挺勁有力,轉折分明,二者氣質與不同的心理變化表現得生動充分。吳道子所畫人手「虯須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千餘年來素有「畫聖」之譽。
韓斡因善畫鞍馬人物而聞名。他流傳的作品有《照夜白》和《牧馬圖》。所畫《牧馬圖》手法洗練簡潔,構圖上捨去瑣碎,不描寫場景和周圍的環境,作品中二馬一人組成的畫面結構,主體突出,生動之至。然而在細節的描寫上卻又可以看出韓斡的用心良苦。畫面無更多的顏色,畫家集中精力用墨色演染畫面,層層渲染,十分講究,奚官頭戴的黑帽與前匹黑馬渲染得沉厚透明、不死板,以鐵線描表現馬的雄駿形體,用線的方圓對比使人物造型厚實起來,滿臉蓬鬆的胡須和胳膊上的汗毛刻畫。加之人物衣紋疏密相間的虛實處理,使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躍然眼前。作為傑出的鞍馬畫家,韓斡注重寫生,常以內廄之馬為「師」,在解剖結構的准確把握上前無古人。
周昉是唐代人物畫大家,尤以仕女畫見長,《簪花仕女圖》描寫的是宮延貴婦悠閑疏散的精神面貌。周昉抓住了宮延仕女的「豐腴典麗、雍容自若」的體態特徵,以神領形的把握,散步時仕女身體曲線的微妙變化、慵懶無聊的心態神韻被形態表露得入木三分,是典型的以神表形、意象造型手法。周昉用筆遒勁纖細,鐵線勾勒,柔麗而富有彈性。設色清麗艷明,對質感的描繪非常貼切:紗衫輕薄透明,肌膚豐腴白皙、光彩照人,羽毛輕盈,頭飾閃亮。周昉設色手法多樣,常常採用多層烘染、罩染、分染相結合和以色走線等手法,開一代工筆人物畫新風。
《韓熙載夜宴圖》是五代工筆人物畫的傑作,作者顧閎中受後主李煜之命潛往韓熙載府第,靠目識心記竊繪了韓熙載政治上失意而無意為官、荒誕不羈縱情聲色的夜宴故事。《韓熙載夜宴圖》是一幅敘事性畫卷,有「聽樂」、「觀舞」、「歇息」、「演奏」、「散宴」等五個場景,把握了眾多人物不同身份、不同年齡、不同性格做出不同神情的心理活動。整幅畫在大面積黑色的包圍中沉悶抑鬱,觥籌交錯,似乎使人感受到韓熙載因長期縱情聲色、麻木不仁的外表中隱藏著內心的緊張。全幅畫面構圖運用曲線鋪陳開來,利用屏風、坐椅等作為分隔,起到了把不同的場景情節既分隔開獨立成章而又整體貫通的效果。在線與色的運用方面,顧閎中也有獨到之處。線條工整精緻,以直求折,屈鐵盤絲,柔融於剛。設色華滋冷艷達到極致,色彩的布陣勻稱,凝重加染,配以淡色,變化自然、節奏迭起是後學工筆人物畫的典範。燈燭、樂器、帳幔、床椅、桌屏等道具的逼真寫照,也為史學家提供了極好資料。
貫休以羅漢造像見長。《羅漢圖》具有肖像畫特質,形象極度誇張,古怪奇特,塑造頭部多為龐眉大目,豐頤隆鼻,突破了晉唐佛教造像的基本模式。貫休自稱所繪羅漢形象怪異的來源為「從夢中所見」,其實當時西域僧人傳教中國,以及大量的印度佛教畫像的傳入,拓展了畫家的想像空間。貫休所作怪異羅漢宋時評價極高,《宣和畫譜》日:「羅漢狀貌古野,殊不類世間所傳,豐頤蹙額,深目大鼻;或巨桑顙稿項,黝然若夷獠異類,見者莫不駭矚。」貫休在作畫手法上受閻立本、吳道子、周防、尉遲乙僧影響,莫高窟晚唐壁畫也可見類似畫風。《羅漢圖》是以人物情態神韻為前導,以骨像的內在神態為根本的造型手段,怪異在外形上,而內在結構的把握上絲絲入扣、嚴謹扎實,在畫史上的成就獨樹一幟,對明清時期的丁雲鵬、陳洪綬、海上三任,甚至現代的人物畫都有著潛在的影響。
《八十七神仙卷》是宋代道釋人物畫的代表作,佚名。全圖採用長卷式的構圖方式表達主題,場面宏大飽滿,排列的人物以遞疊陳設的構成方式處理得頂天立地、層次交錯。用鐵線描和游絲描反復表現長而流暢的線條,是畫面造型表現手法的明顯特徵,向後飄動的衣帶和裙擺,增強了畫面的方向動勢,在繚繞的雲霧烘托中飄然靈動。在視覺角度安排上,畫家為了避免作品人物走向的單凋,而在眾多順向人物組合里插入幾個反向人物,加強人物群體的前後呼應關系。仙人們手執的仙瓶、團扇等器物刻畫精美,增加了畫面的裝飾感。從作品《八十七神仙卷》中我們可以體會到線描塑造的表現力、組合穿插技巧和線描的節奏韻律感。
張桂枝工筆人物欣賞
山西芮城永樂宮壁畫是元代道釋壁畫中最傑出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永樂宮壁畫規模宏大,氣勢非凡,由無極門、三清殿、純陽門和重陽殿四個部分組成,其中三清殿壁畫《朝元圖》最為壯觀。全圖人物安排有286人之眾,所繪的8個主像,皆作冕旒帝王裝。每一主像旁配以各種神祇圍繞主像左右展示開來,分三至四層遞疊排列。在氣勢磅礴的朝元行列里,畫家們深入刻畫每個人物的特徵,突出人物的個性魅力。主像莊重肅穆,武士威武雄健,玉女嫻秀溫雅,真人翩翩欲仙,感人至深。對大場景人物的把握,畫家們巧妙地採用互動互靜的照應方法,利用畫面人物的側耳傾聽、左右顧盼、轉身對話,使整幅畫渾然一體。壁畫筆法利落,線條疏爽,敷色輝煌,極富濃郁的裝飾意趣。畫作重彩勾線填色法,為了突出衣袖、纓絡和花鈿等,多採用堆金粉技巧,增加體積厚度和質量感,使畫面富麗高貴。永樂宮壁畫既延續了唐宋壁畫的傳統手法,又開拓了明清壁畫的新路。
明代末年的曾鯨在人物肖像畫領域有著突破性的貢獻。他的《張卿子像》、《王時敏像》、《葛展甫像》、《王鏊像》等是重人物面部結構和凹凸特徵的具象寫實主義肖像畫。明代萬曆年間,義大利傳教士來華傳教,隨身帶來的聖母和耶穌像的逼真畫風同傳統以線描為主略加渲染的中國肖像畫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刺激著曾鯨這類畫家的審美需求。曾鯨所作的肖像畫中流露了在傳統的作畫手法上融入西方造型要素並形成新風格的要求。曾鯨畫像,注意墨骨,以淡赭根據人物面部結構的內在本質層層渲染,線的因素不被強調,五官描繪富於立體感,凹凸起伏中人物的神態被描繪得惟妙惟肖。沈宗騫在《芥舟學畫篇》中提出:「須將前代妙手如曾氏一派細玩其下筆之道,再於臨時能從面部相取下筆的確道理,勾勒皴擦,用惟其宜。濃淡輕重,施得其當。」曾鯨的肖像畫法,風行一時,也稱「波臣派」,造就了肖像畫的嶄新格局,一直影響到清代。
明代最具創造力的人物畫家應是陳洪綬。他專心研究晉、唐、宋、元以來的諸家風格,用線纖細,轉折有力,造型偏重於自然形態。晚年用筆轉向渾厚,線條強調金石味,設色重清淡。人物衣紋畫法渾圓細勁,他將人物的腰際卡位收後「任由」寬袍大袖舒展飄逸地翩翩然起來,裝飾感極強的線條運用反過來又增強了這種造型語言的韻律。人物形態誇張變形,個性鮮明,怪誕中人物神情表達含蓄。
任伯年是眾多海上畫家中的成就卓著者。《群仙祝壽圖》是任伯年人物畫的傑作。這是巨大的12幅泥金畫地的通景屏,共描繪了46個神仙人物共赴王母的壽筵。為了營造畫面氣氛,表達群仙祝壽的仙靈境界,任伯年想像力超凡,他把各路神仙人物安排由地面、空中和海上分路去赴宴,場面宏大。畫家將人物劃分五大組塊,每組人物之間又相互關照、疏密多變、錯落有致。構圖採取交叉重疊式展開,活潑靈動,穿插樹木、花鳥、山石、建築、海水、雲霧,畫面顯得豐富統一。任伯年用色明快、鮮活,硃砂、石青、石綠在泥金的畫地上濃彩淡染,整幅畫面金碧輝煌。
鴉片戰爭後,上海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群仙祝壽圖》通景屏或多或少烙下西洋教堂畫風的印跡,設色方法上是受到水彩畫影響的。正是由於任伯年這樣一批前瞻性畫家的不懈努力,為中國現代工筆畫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
清末民初,人物畫衰敗,工筆人物畫亦已萎縮。「五四新文化」浪潮的沖擊,似乎沒有讓中國畫得到改良。以徐悲鴻為代表的青年一代,跨出國門,尋求中國人物畫發展的新路子。
建國以來,徐悲鴻提倡以素描融入中國畫人物畫學習的教學體系,對中國畫壇產生了深遠影響。「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指導思想給畫家注入了新的血液。工筆人物畫在長時間的休克中得到復甦和繁榮,從傳統中啟迪智慧,從現實生活中搜集素材,從國外繪畫的精髓中汲取養分,尤其是現代教學理念在中國畫教學實踐中的運用,為中國畫人物畫的振興培養了大批有志有為的青年畫家,為中國工筆人物畫的繁榮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新的貢獻。
『叄』 說說古代,近代旗袍的發展變化(簡單點)謝謝
旗袍作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員,其發源有人認為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戰國至漢代曾為時人所重,後世的袍服或與深衣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事實上,深衣與袍服頗有差異,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當於把上衣下裳連成一體;袍服則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義,後來袍服逐漸被接納為一種穩定的服飾式樣,與上衣下裳的服制並行不悖。袍服自漢代被用於朝服,起始多為交領、直據,衣身寬博、衣長至附、袖較肥闊,在袖口處收縮緊小,臂肘處形成圓弧狀,稱為「袂」,或稱「牛胡」,古有「張袂成蔭」之說。袍服式樣歷代有變制,漢代深衣制袍,唐代圓領襇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寬身長袍,穿著者多為知識分子及統治階層,久而久之蔚成風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種不事生產的上層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閑生活。服飾上的寬衫大袍。褒衣博帶,逐漸成為中原地區衣飾文明的一種象徵。
流行於少數民族地區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較為緊窄合體,以利於騎射或其他激烈活動,這種服式多採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較適體。歷史上,漢族人民也曾多次採納這種窄身合體的袍服樣式,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騎射就是比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風行一時,胡服在唐開元、天寶年間與胡妝、胡騎、胡樂同為時人趨奉,可算異域文化一次大面積的流行範例,屬於長安街頭當年的「舶來品」。在遼、金、元及清朝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時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著服飾的主角,雖然又都經歷或表現出變得寬博的過程或趨勢。清代由於歷時最長且較穩定,故袍服可視為典型服飾。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關,定都北京,繼而統一全國。隨著政權的初步穩固,開始強制實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雉發易服浪潮,律令之嚴性命攸關,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之說。至此傳統的冠戴衣裳幾乎全被禁止穿戴,相傳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飾形制只被保留在漢族女子家居時的著裝中。慶典場合不分男女都要著袍,各類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龍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從字義解,旗袍泛指旗人(無論男女)所穿的長袍,不過只有八旗婦女日常所穿的長袍才與後世的旗袍有著血緣關系,用作禮服的朝袍、蟒袍等習慣上己不歸為「旗袍」的范疇。清朝統治者強調滿語騎射,力圖保持其固有的生活習俗和穿著方式,一方面要用滿族的服飾來同化漢人,同時又嚴禁滿族及蒙古族婦女仿效漢族裝束,從頂治、嘉慶年間屢次頒布的禁令中,滿族女子違禁仿效漢族婦女裝束的風氣之盛,可見一斑。至清後期,亦有漢族女子效仿滿族裝束的。滿漢婦女服飾風格的悄相交融,使雙方服飾的差別日益減小,遂成為旗袍流行全國的前奏。
清朝後期,旗女所穿的長袍,衣身為寬博,造型線條平直硬朗,衣長至腳踝。「元寶領」用得十分普遍,領高蓋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綉以各色花紋,領、袖、襟、據都有多重寬闊的滾邊。至咸豐、同治年間,鑲滾達到高峰時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滾,以至幾乎難以辨識本來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裝飾之繁瑣,幾至登峰造極的境地。此時的清王朝正搖搖欲墜難以為繼,清廷內外交困,國力式微。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閉的國門。為挽救危亡,清廷洋務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救國方略,派遣大批留學生到國外學習,軍隊也改練新軍。在中國學生和軍人中最先出現了西式學生的操衣、操帽與西式軍裝、軍帽。洋裝的輸入,提供了評判美的另一種參照系,直接影響社會服飾觀念的變更。日後旗袍演化為融貫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響的改變可說即是由此開端。
1911年辛亥革命風暴驟起,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為西式服裝在中國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礙,同時也把傳統苛刻的禮教與風化觀念丟在了一邊,解除了服制上等級森嚴的種種桎桔。服裝走向平民化、國際化的自由變革,已經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傳統沉重的負擔。由於滿族統治政權的消亡,旗袍此時穿著者甚少。西式中式裝扮熙熙攘攘紛繁並處。舊式的旗女長袍既被摒棄,新式旗袍則在亂世妝扮中開始釀成。
此時的時裝流行中心早已由蘇、揚移至上海。商埠開放的上海華洋並處,五方雜居,成為十里洋場奢靡繁華之地。上海又是婦女尋求解放的重鎮。傳教士、商人、革命黨人競相創辦女學,掀起了一股女權運動浪潮,尋求解放的社會大氣候盪滌著服飾妝扮上的陳規陋習。服裝裝飾一掃清朝矯飾之風,趨向於簡潔,色調力求淡雅,注重體現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馬甲的形式出現,馬甲長及足背,加在短襖上。後將長馬甲改成有袖的式樣,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雛形。據說得風氣之先的上海女學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當時的女學生作為知識女性的代表,成為社會的理想形象,她們是文明的象徵、時尚的先導,以至社會名流,青樓女子等時髦人物都紛紛作女學生裝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於成熟。產生於辛亥革命後,北伐戰爭時期始漸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別於旗女的長袍。30年代後期出現的改良旗袍又在結構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稱身合體,這在以後的章節中將會詳細介紹。旗袍雖然脫胎於清旗女長袍,但已遇然不同於舊制,成為兼收並蓄中西服飾特色的近代中國女子的標准服裝。
旗女與漢女的著裝
作為女性著裝的旗袍,與旗女有著密切的關系。所謂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員;旗人,則是清代對被編入八旗的人的稱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滿族為主體,融合了漢族與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內。八旗中除清朝皇族愛新覺羅的宗室、覺羅以外,還包括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八旗漢軍和八旗蒙古分別由歸附的漢人和蒙古人構成。清初八旗漢軍有26萬之眾,是八旗滿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僅是滿族人,還可以是蒙古族或漢族人。這樣,把旗袍定義為滿族人所穿的服裝也就有失准確了。滿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數民族,擅長漁獵並四處游牧,他們所穿著的袍四面開權,有扣絆束腰帶,脫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適合他們的生活方式。後來歸附於他們的漢人和蒙古人也採用了這種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確立,旗人的袍服有所變化發展,與滿洲早期的樣式也有所不同,這時旗女所穿的袍可說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國才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旗袍,稱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裝與漢族婦女的兩截裝束,在清初有著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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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源流棗旗袍作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員,其發源有人認為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深衣。
旗人之袍與旗袍棗旗袍不是一個固定的形式,而有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把旗袍視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雖看似無大錯,卻難免有望文生義之嫌。
民國之初——悄然過渡過的旗袍。
20世紀初,中國政治風雲跌宕。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創立民國,剪辮發,易服色,摧枯拉朽,把屬於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級制度送進了歷史博物館,這一切為新式旗袍的延生創造了條件。
20年代——倒大袖與新樣式。
20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城市女性中時興過一陣「文明新裝」。
30年代——黃金時代(i)
本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是近代中國女裝最光輝燦爛的時期,而30年代又可謂這一時期燦爛的頂峰。也就是在此時,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裝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為中國女裝的典型代表。
40年代——黃金時代(ii)
旗袍走向經典的過程,可說在30年代已基本完成,40年代是其黃金時代在時間上的延續。
50年代——也有過燦爛的一瞬
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如果說服裝也有流行的話,那流行的主導已轉向平民。
60、70年代——被冷落的20年
從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是傳統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災難。
80、90年代——輝煌難再
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經遠去,被冷落了30年之久的它,在80年代以來開放後的國土上顯得有些落伍了。
旗袍的審美
近十幾年來,時裝中重新出現的旗袍,在國際時裝舞頻頻亮相,風姿綽約有勝當年,並被做為一種有民族代表意義的正式禮服出現在各種國際社禮儀場合。
旗袍的京派與海派
京派與海派代表著藝術、文化上的兩種風格。海派風格以吸收西藝為特點,標新且靈活多樣,商業氣息濃厚;京派風格則帶有官派作風,顯得矜持凝練。
藝術家與旗袍
藝術,是通過塑造形象具體地反映社會生活、表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
設計師與旗袍
經過20世紀上半葉的演變,旗袍的各種基本特徵和組成元素慢慢穩定下來。旗袍成為一種經典女裝。經典相對穩定,而時裝千變萬化。但時裝設計師常從經典的寶庫中尋找靈感,旗袍也是設計師靈感的來源之一。
總之,旗袍是中國婦女的傳統服裝,而並非已經湮滅失傳的歷史服裝。它既有滄桑變幻的往昔,更擁有煥然一新的現在。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加之可欣賞度高,因而極富有收藏價值。現代穿旗袍的女性雖然不多,但現代旗袍中不少地方仍保持了傳統韻味,同時又能體現時尚之美,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收藏價值。
『肆』 工筆人物畫的工筆人物畫的發展歷史
從可考的內蒙古陰山岩畫和彩陶文化中,我們已清楚地看到了高度概括的抽象人物圖形和筆的運用軌跡,人們己開始用類似毛筆的工具描畫、記錄遠古的生活。戰國時期的帛畫是迄今為止可以見到的最早的人物畫。就畫法而論,用墨線雙勾輪廓,以線條為框架平塗設色這一中國畫的構成因素已初見端倪。中國畫根基於民族基本哲學,掌握「陰陽」、「氣積」的規律,以最簡單的線條結構表示宇宙萬象的變化節奏,奠定了以線造型的審美理念。
人物畫發展到東晉已日漸成熟。顧愷之是代表性的高手,他的傳世摹罪本,《女史藏圖》是以人物為主體的敘事性手卷,也是我們看到的最早的人物題材卷軸畫。作品注重刻畫人物神態。相傳顧愷之畫人物廣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睹中。」他「遷想妙得」的主張,為後人解決形、神關系樹立了典範。顧愷之用線把過去粗拙簡單發展到圓潤挺秀,如「背雲浮空」、「流水行地」般舒展流暢。《女史藏圖》、《列女仁智圖》用高古游絲描法,如「春蠶吐絲」、「緊勁連綿,循環超息,調格逸易,風趨電疾」;用色只求「傳染人物容貌,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藻飾」。
唐代人物畫達到鼎盛期,閻立本上承顧愷之,融恢弘博大的氣勢,確立了初唐工筆人物畫風。閻立本的《步擎圖》記錄了唐太宗接見吐番松贊干布求親特使祿東贊的史實,閻立本是描寫場景和人物心理活動的好手,畫面沒有去刻意表現迎親、宴飲等重大場面,而是採用了聚焦法,突出主體,使主要人物心理描寫得以放大。唐太宗的威嚴善待、莊重安詳,祿東贊滿面風霜、智慧干練和對大唐皇帝的崇敬神態溢於臉面。紅衣使者和白衣隨從的眼神和表情的刻畫也極為精彩,主僕關系使人一目瞭然,道具與人物的層次結構穿插得非常得體。閻立本亦是一位色彩高手。畫面以黑、白、紅、綠為基色,充分歸納;運用色彩的對比、反襯,使和諧的情節氛圍和人物組合的內在節奏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張萱開創了工筆人物畫綺麗華滋的重彩畫風。作品《虢國夫人游春圖》描寫楊貴妃的三姐虢國夫人騎馬游春的場景。畫中女性體態豐腴、動態舒緩優雅,「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這是盛唐「綺羅人物」的塑造特點,也反映了當時審美的要求。橫展鋪陳的構圖,高低錯落的起伏,增強了畫面的動感。為了突出虢國夫人這個主要表現對象,張萱獨具匠心,有意把虢國夫人、男監、老年仕女和小孩的目光聚焦於一點。整幅作品線法纖細而富有彈性的張力,衣紋處理注重絲織品的質感,色調明快亮麗,春意盎然。
唐玄宗時的吳道子,因人物畫線法有獨到的審美意趣,影響著當時畫壇的畫風,所以時稱「吳家樣」。從《送子天王圖》中不難看出其用筆的頓、挫、轉、折、行筆磊落,氣勢雄健「其勢圓轉,而衣紋勾線飄逸生動」,世稱「吳帶當風」。或如蘭葉或如蒓菜條,線條粗細隨著形體和線條走勢的起伏進行變化,活潑、流暢、生動,有強勁的節奏感。勾線時用焦墨,「輕拂丹青」,略加以淡彩、敷彩於墨痕中,設色富麗且現秀淡雅緻之風,有「吳裝」之美稱。此幅畫,尤其是畫面末端,天神端坐中央,蘭葉描法的中鋒勾線,轉折處略有側鋒回轉,勢若風動。凈飯王抱子則用鐵線描勾勒,挺勁有力,轉折分明,二者氣質與不同的心理變化表現得生動充分。吳道子所畫人手「虯須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千餘年來素有「畫聖」之譽。
韓斡因善畫鞍馬人物而聞名。他流傳的作品有《照夜白》和《牧馬圖》。所畫《牧馬圖》手法洗練簡潔,構圖上捨去瑣碎,不描寫場景和周圍的環境,作品中二馬一人組成的畫面結構,主體突出,生動之至。然而在細節的描寫上卻又可以看出韓斡的用心良苦。畫面無更多的顏色,畫家集中精力用墨色演染畫面,層層渲染,十分講究,奚官頭戴的黑帽與前匹黑馬渲染得沉厚透明、不死板,以鐵線描表現馬的雄駿形體,用線的方圓對比使人物造型厚實起來,滿臉蓬鬆的胡須和胳膊上的汗毛刻畫。加之人物衣紋疏密相間的虛實處理,使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躍然眼前。作為傑出的鞍馬畫家,韓斡注重寫生,常以內廄之馬為「師」,在解剖結構的准確把握上前無古人。
周昉是唐代人物畫大家,尤以仕女畫見長,《簪花仕女圖》描寫的是宮延貴婦悠閑疏散的精神面貌。周昉抓住了宮延仕女的「豐腴典麗、雍容自若」的體態特徵,以神領形的把握,散步時仕女身體曲線的微妙變化、慵懶無聊的心態神韻被形態表露得入木三分,是典型的以神表形、意象造型手法。周昉用筆遒勁纖細,鐵線勾勒,柔麗而富有彈性。設色清麗艷明,對質感的描繪非常貼切:紗衫輕薄透明,肌膚豐腴白皙、光彩照人,羽毛輕盈,頭飾閃亮。周昉設色手法多樣,常常採用多層烘染、罩染、分染相結合和以色走線等手法,開一代工筆人物畫新風。
《韓熙載夜宴圖》是五代工筆人物畫的傑作,作者顧閎中受後主李煜之命潛往韓熙載府第,靠目識心記竊繪了韓熙載政治上失意而無意為官、荒誕不羈縱情聲色的夜宴故事。《韓熙載夜宴圖》是一幅敘事性畫卷,有「聽樂」、「觀舞」、「歇息」、「演奏」、「散宴」等五個場景,把握了眾多人物不同身份、不同年齡、不同性格做出不同神情的心理活動。整幅畫在大面積黑色的包圍中沉悶抑鬱,觥籌交錯,似乎使人感受到韓熙載因長期縱情聲色、麻木不仁的外表中隱藏著內心的緊張。全幅畫面構圖運用曲線鋪陳開來,利用屏風、坐椅等作為分隔,起到了把不同的場景情節既分隔開獨立成章而又整體貫通的效果。在線與色的運用方面,顧閎中也有獨到之處。線條工整精緻,以直求折,屈鐵盤絲,柔融於剛。設色華滋冷艷達到極致,色彩的布陣勻稱,凝重加染,配以淡色,變化自然、節奏迭起是後學工筆人物畫的典範。燈燭、樂器、帳幔、床椅、桌屏等道具的逼真寫照,也為史學家提供了極好資料。
貫休以羅漢造像見長。《羅漢圖》具有肖像畫特質,形象極度誇張,古怪奇特,塑造頭部多為龐眉大目,豐頤隆鼻,突破了晉唐佛教造像的基本模式。貫休自稱所繪羅漢形象怪異的來源為「從夢中所見」,其實當時西域僧人傳教中國,以及大量的印度佛教畫像的傳入,拓展了畫家的想像空間。貫休所作怪異羅漢宋時評價極高,《宣和畫譜》日:「羅漢狀貌古野,殊不類世間所傳,豐頤蹙額,深目大鼻;或巨桑顙稿項,黝然若夷獠異類,見者莫不駭矚。」貫休在作畫手法上受閻立本、吳道子、周防、尉遲乙僧影響,莫高窟晚唐壁畫也可見類似畫風。《羅漢圖》是以人物情態神韻為前導,以骨像的內在神態為根本的造型手段,怪異在外形上,而內在結構的把握上絲絲入扣、嚴謹扎實,在畫史上的成就獨樹一幟,對明清時期的丁雲鵬、陳洪綬、海上三任,甚至現代的人物畫都有著潛在的影響。
《八十七神仙卷》是宋代道釋人物畫的代表作,佚名。全圖採用長卷式的構圖方式表達主題,場面宏大飽滿,排列的人物以遞疊陳設的構成方式處理得頂天立地、層次交錯。用鐵線描和游絲描反復表現長而流暢的線條,是畫面造型表現手法的明顯特徵,向後飄動的衣帶和裙擺,增強了畫面的方向動勢,在繚繞的雲霧烘托中飄然靈動。在視覺角度安排上,畫家為了避免作品人物走向的單凋,而在眾多順向人物組合里插入幾個反向人物,加強人物群體的前後呼應關系。仙人們手執的仙瓶、團扇等器物刻畫精美,增加了畫面的裝飾感。從作品《八十七神仙卷》中我們可以體會到線描塑造的表現力、組合穿插技巧和線描的節奏韻律感。
山西芮城永樂宮壁畫是元代道釋壁畫中最傑出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永樂宮壁畫規模宏大,氣勢非凡,由無極門、三清殿、純陽門和重陽殿四個部分組成,其中三清殿壁畫《朝元圖》最為壯觀。全圖人物安排有286人之眾,所繪的8個主像,皆作冕旒帝王裝。每一主像旁配以各種神祇圍繞主像左右展示開來,分三至四層遞疊排列。在氣勢磅礴的朝元行列里,畫家們深入刻畫每個人物的特徵,突出人物的個性魅力。主像莊重肅穆,武士威武雄健,玉女嫻秀溫雅,真人翩翩欲仙,感人至深。對大場景人物的把握,畫家們巧妙地採用互動互靜的照應方法,利用畫面人物的側耳傾聽、左右顧盼、轉身對話,使整幅畫渾然一體。壁畫筆法利落,線條疏爽,敷色輝煌,極富濃郁的裝飾意趣。畫作重彩勾線填色法,為了突出衣袖、纓絡和花鈿等,多採用堆金粉技巧,增加體積厚度和質量感,使畫面富麗高貴。永樂宮壁畫既延續了唐宋壁畫的傳統手法,又開拓了明清壁畫的新路。
明代末年的曾鯨在人物肖像畫領域有著突破性的貢獻。他的《張卿子像》、《王時敏像》、《葛展甫像》、《王鏊像》等是重人物面部結構和凹凸特徵的具象寫實主義肖像畫。明代萬曆年間,義大利傳教士來華傳教,隨身帶來的聖母和耶穌像的逼真畫風同傳統以線描為主略加渲染的中國肖像畫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刺激著曾鯨這類畫家的審美需求。曾鯨所作的肖像畫中流露了在傳統的作畫手法上融入西方造型要素並形成新風格的要求。曾鯨畫像,注意墨骨,以淡赭根據人物面部結構的內在本質層層渲染,線的因素不被強調,五官描繪富於立體感,凹凸起伏中人物的神態被描繪得惟妙惟肖。沈宗騫在《芥舟學畫篇》中提出:「須將前代妙手如曾氏一派細玩其下筆之道,再於臨時能從面部相取下筆的確道理,勾勒皴擦,用惟其宜。濃淡輕重,施得其當。」曾鯨的肖像畫法,風行一時,也稱「波臣派」,造就了肖像畫的嶄新格局,一直影響到清代。
明代最具創造力的人物畫家應是陳洪綬。他專心研究晉、唐、宋、元以來的諸家風格,用線纖細,轉折有力,造型偏重於自然形態。晚年用筆轉向渾厚,線條強調金石味,設色重清淡。人物衣紋畫法渾圓細勁,他將人物的腰際卡位收後「任由」寬袍大袖舒展飄逸地翩翩然起來,裝飾感極強的線條運用反過來又增強了這種造型語言的韻律。人物形態誇張變形,個性鮮明,怪誕中人物神情表達含蓄。
任伯年是眾多海上畫家中的成就卓著者。《群仙祝壽圖》是任伯年人物畫的傑作。這是巨大的12幅泥金畫地的通景屏,共描繪了46個神仙人物共赴王母的壽筵。為了營造畫面氣氛,表達群仙祝壽的仙靈境界,任伯年想像力超凡,他把各路神仙人物安排由地面、空中和海上分路去赴宴,場面宏大。畫家將人物劃分五大組塊,每組人物之間又相互關照、疏密多變、錯落有致。構圖採取交叉重疊式展開,活潑靈動,穿插樹木、花鳥、山石、建築、海水、雲霧,畫面顯得豐富統一。任伯年用色明快、鮮活,硃砂、石青、石綠在泥金的畫地上濃彩淡染,整幅畫面金碧輝煌。
鴉片戰爭後,上海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群仙祝壽圖》通景屏或多或少烙下西洋教堂畫風的印跡,設色方法上是受到水彩畫影響的。正是由於任伯年這樣一批前瞻性畫家的不懈努力,為中國現代工筆畫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
清末民初,人物畫衰敗,工筆人物畫亦已萎縮。「五四新文化」浪潮的沖擊,似乎沒有讓中國畫得到改良。以徐悲鴻為代表的青年一代,跨出國門,尋求中國人物畫發展的新路子。
建國以來,徐悲鴻提倡以素描融入中國畫人物畫學習的教學體系,對中國畫壇產生了深遠影響。「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指導思想給畫家注入了新的血液。工筆人物畫在長時間的休克中得到復甦和繁榮,從傳統中啟迪智慧,從現實生活中搜集素材,從國外繪畫的精髓中汲取養分,尤其是現代教學理念在中國畫教學實踐中的運用,為中國畫人物畫的振興培養了大批有志有為的青年畫家,為中國工筆人物畫的繁榮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新的貢獻。
『伍』 中國旗袍發展史
旗袍起源於中國上海。
旗袍,是一種內與外和諧統一的典型民族服裝,被譽為中華服飾文化的代表。它以其流動的旋律、瀟灑的畫意與濃郁的詩情,表現出中華女性賢淑、典雅、溫柔、清麗的性情與氣質。
旗袍是清代的旗人之袍,是貴族的衣飾,現代意義的旗袍,誕生於20世紀初葉,盛行於三四十年
代,是中國女性服裝的代表。行家把上個世紀20年代看作旗袍流行的起點,三十年代它到了頂峰狀態,很快從發源地上海風靡至全國各地。當時上海是上流名媛的福地,她們熱衷於游泳、打高爾夫、飛行術、騎馬,奢華的社交生活和追趕時髦,註定了旗袍的流行。由於上海一直崇尚海派的西式生活方式,以致後來出現了「改良旗袍」,從遮掩身體的曲線到顯現玲瓏突兀的女性美,使旗袍徹底擺脫了舊有模式,成為中國女性獨具民族特色的「國服」。
經過多年的修正與改良,旗袍已經成為最能體現中國女性美的服裝,用最中國的布料,絲綢、錦
緞,做成最中國的服裝———旗袍,穿在發髻高挽身段窈窕的中國女子身上,那種東方的美、東方的神韻,令人嘆為觀止。旗袍在這里,已超脫了一般意義上的服裝而成為一種象徵,為什麼它會成為經典,答案也正在這里。
旗袍的美是一種典雅而高貴的美,這種由旗袍內涵所決定的文化品位限制了它的普及、大眾化,
同時它對穿著者的要求也十分苛刻,這不僅僅表現在對身體的要求上,同時也表現在對穿著者內涵及氣質表現上,而且,旗袍的出現對背景、環境、氣氛要求特別講究,我們不能設想一個菜販身著旗袍腳趿拖鞋的模樣,這是對美的糟塌,我們同樣也不能接受一個身著旗袍的女人不停地挖鼻孔和吐口水。旗袍的美是一種距離的美,一種靜止的典雅美。
旗袍追隨著時代,承載著文明,顯露著修養,體現著美德,演化為天地間一道絢麗的彩虹。願
旗袍連接起過去和未來,連接起生活與藝術,將美的憧憬、美的風韻灑滿人 間。
旗袍是中華女性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服裝。說到傳統,人們總要想到封建主義的保守、 封閉,還
有封建主義對婦女的各方面的禁錮。數千年來,中華女性的著裝是嚴肅的。直到現在,嚴肅而正規的「職業女裝」仍然占據著中國女性服裝的主要地位。
鳳冠霞帔,母儀天下,如果說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傳統把婦女的最高期望值定到這里, 那麼最
能說明一切奧妙的關鍵字眼就是「表 現」。把美好的體貌表現出來的唯一媒介是好的服裝。「霓裳羽衣」也好,「鳳冠霞帔」也罷,除了對那種繁華尊貴的追求之外,無論如何也剪不掉那段渴望美麗、渴望風采浪漫。旗袍的出現或許就因為如此吧。
人類文明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女性的服裝也隨著歷史不斷改變。比起科技帶給世界 的巨大變化
,人體卻頑強地保持了原狀,這雖然不能算是奇跡,卻為服裝發展史、提供了可能。 服裝不能脫離人體
而孤立存在,旗袍也一樣。女性的頭、頸、肩、臂、胸、腰、臀、 腿以及手足,構成眾多曲線巧妙結合
的完美整體。旗袍的審美,似乎可以從這里談起 。
旗袍的起源
旗袍是我國一種富有民族風情的婦女服裝,由滿族婦女的長袍演變而來。由於滿族稱為「旗人」,
故將其稱之為「旗袍」。在清代,婦女服飾可謂是滿漢並存。清初,滿族婦女以長袍為主,而漢人婦女仍以上衣下裙為時尚;清中期,滿漢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後期,滿族效仿漢族的風氣日盛,甚至出現了「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截作短衣裳」的情況,而漢族仿效滿族服飾的風氣,也於此時在一些達官貴婦中流行起來。
到了20世紀20年代,受西方服飾影響,經改進之後的旗袍逐漸在廣大婦女中流行起來。這種旗袍
是漢族婦女在吸收西洋服裝樣式後,通過不斷改進,才進入千家萬戶的。旗袍的樣式很多,開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雙襟;領有高領、低領、無領;袖口有長袖、短袖、無袖;開衩有高開衩、低開衩;還有長旗袍、短旗袍、夾旗袍、單旗袍等。改良後的旗袍在20世紀30年代,幾乎成為中國婦女的標准服裝。
流行於少數民族地區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較為緊窄合體,以利於騎射或其他激烈活動,這種
服式多採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較適體。歷史上,漢族人民也曾多次採納這種窄身合體的袍服樣式,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騎射就是比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風行一時,胡服在唐開元、天寶年間與胡妝、胡騎、胡樂同為時人趨奉,可算異域文化一次大面積的流行範例,屬於長安街頭當年的「舶來品」。在遼、金、元及清朝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時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著服飾的主角,雖然又都經歷或表現出變得寬博的過程或趨勢。清代由於歷時最長且較穩定,故袍服可視為典型服飾。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關,定都北京,繼而統一全國。隨著政權的初步穩固,
開始強制實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雉發易服浪潮,律令之嚴性命攸關,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之說。至此傳統的冠戴衣裳幾乎全被禁止穿戴,相傳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飾形制只被保留在漢族女子家居時的著裝中。慶典場合不分男女都要著袍,各類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龍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從字義解,旗袍泛指旗人(無論男女)所穿的長袍,不過只有八旗婦女日常所穿的長袍才與後世的旗袍有著血緣關系,用作禮服的朝袍、蟒袍等習慣上己不歸為「旗袍」的范疇。清朝統治者強調滿語騎射,力圖保持其固有的生活習俗和穿著方式,一方面要用滿族的服飾來同化漢人,同時又嚴禁滿族及蒙古族婦女仿效漢族裝束,從頂治、嘉慶年間屢次頒布的禁令中,滿族女子違禁仿效漢族婦女裝束的風氣之盛,可見一斑。至清後期,亦有漢族女子效仿滿族裝束的。滿漢婦女服飾風格的悄相交融,使雙方服飾的差別日益減小,遂成為旗袍流行全國的前奏。
清朝後期,旗女所穿的長袍,衣身為寬博,造型線條平直硬朗,衣長至腳踝。「元寶領」用得十分
普遍,領高蓋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綉以各色花紋,領、袖、襟、據都有多重寬闊的滾邊。至咸豐、同治年間,鑲滾達到高峰時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滾,以至幾乎難以辨識本來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裝飾之繁瑣,幾至登峰造極的境地。此時的清王朝正搖搖欲墜難以為繼,清廷內外交困,國力式微。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閉的國門。為挽救危亡,清廷洋務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救國方略,派遣大批留學生到國外學習,軍隊也改練新軍。在中國學生和軍人中最先出現了西式學生的操衣、操帽與西式軍裝、軍帽。洋裝的輸入,提供了評判美的另一種參照系,直接影響社會服飾觀念的變更。日後旗袍演化為融貫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響的改變可說即是由此開端。
1911年辛亥革命風暴驟起,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為西式服裝在中國的普及清除了
政治障礙,同時也把傳統苛刻的禮教與風化觀念丟在了一邊,解除了服制上等級森嚴的種種桎桔。服裝走向平民化、國際化的自由變革,已經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傳統沉重的負擔。由於滿族統治政權的消亡,旗袍此時穿著者甚少。西式中式裝扮熙熙攘攘紛繁並處。舊式的旗女長袍既被摒棄,新式旗袍則在亂世妝扮中開始釀成。
此時的時裝流行中心早已由蘇、揚移至上海。商埠開放的上海華洋並處,五方雜居,成為十里洋
場奢靡繁華之地。上海又是婦女尋求解放的重鎮。傳教士、商人、革命黨人競相創辦女學,掀起了一股女權運動浪潮,尋求解放的社會大氣候盪滌著服飾妝扮上的陳規陋習。服裝裝飾一掃清朝矯飾之風,趨向於簡潔,色調力求淡雅,注重體現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馬甲的形式出現,馬甲長及足背,加在短襖上。後將長馬甲改成有袖的式樣,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雛形。據說得風氣之先的上海女學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當時的女學生作為知識女性的代表,成為社會的理想形象,她們是文明的象徵、時尚的先導,以至社會名流,青樓女子等時髦人物都紛紛作女學生裝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於成熟。產生於辛亥革命後,北伐戰爭時期始漸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別於旗女的長袍。30年代後期出現的改良旗袍又在結構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稱身合體,這在以後的章節中將會詳細介紹。旗袍雖然脫胎於清旗女長袍,但已遇然不同於舊制,成為兼收並蓄中西服飾特色的近代中國女子的標准服裝。
『陸』 對當代工筆人物畫色彩的幾點認識
一 、 中國工 筆人物 畫色 彩發 展現 狀 地運用 於 自己的現代創 作 , 大膽借 鑒其他 藝術 , 包括 油畫 、 版畫 等, 大膽創 新和 改革 畫料 , 色 彩運用 明快清 麗、 優 美和 暢。從作 品畫面 中可看 出他用色 單純 , 善於 營造 氣氛 , 使 畫面 生動活潑 , 給人 以吉祥 、 圓滿之感 , 又可 以看到他 追求清 新秀逸 、 率 意疏 朗 中國畫的色彩發展過程是 : 從先秦 兩漢的萌芽 、 魏晉南北朝 的興起 , 至唐 五代 的繁盛 , 到宋元 時期 的衰 落。色彩的發展從簡 單 到復雜 , 又從 絢麗 多彩漸趨清 淡單一 , 以至於後來用 「 墨分 五 色」 替代 了「 隨 類賦 彩」 , 色彩被放 到 了次 要的位置 , 用色 處在相 對 薄弱 的環節。 隨著 時代 的變遷 、 觀 念的更新 , 藝術家對色彩 的 認 識也有所更新 。工 筆人 物畫在傳統 的基礎上 汲取 了世界范 圍 內的繪 畫特 別是現代 繪 畫流 派 的一些藝術 營養 , 從而形 成 了具 的新格 調 。王天勝 高度 重視 色彩 的造 型 與表 現功 能, 充 分顯 示 色 彩 的魅 力 , 使 線 與色彩 相得 益彰 , 從而增 強 了畫面的視 覺 張 力 。他 的作 品在 凝重 與鮮 活中求統一 , 在 統一 的色調下 求變化 , 具有一種精彩紛呈又洋溢著 內在美 的動人意境。 有 現代 審美特點 的新工筆 畫。在 當今 , 許多 畫家意識到 色彩是 繪 畫的生命 , 對色彩的研究是 中國畫變革的一個 重要突破 口。 四、 當代淡 彩 畫 的色彩 表現 淡彩相 對於 重彩來說 , 不求濃 烈, 而求色 彩的冷 暖、 筆墨 內 涵 的微妙 轉化 , 也強調 一種 筆 墨格 調 , 以色助 墨 , 以墨 顯色彩 。
『柒』 急求!中國工筆畫的發展史
工筆,就是運用工整、細致、縝密的技法來描繪對象。工筆又分為工筆白描和工筆重彩兩類。工筆白描就是完全用墨的線條來描繪對象,不塗顏色。白描本來大抵是用來打草稿的,宋代畫家李公麟把它發展成獨立的畫種,他的白描如行雲流水,變化無窮豐富,有很強的表現力。他畫的《五馬圖》,人和馬都用單線勾出,比例准確,肌肉骨骼的結構清楚,甚至馬的毛色所具有的光澤也細致地表現出來,動態極為生動,是古代第一流的白描作品。工筆重彩,就是指工整細密和敷設重色的中國畫。在中國繪畫的早期,工筆重彩佔有主要的地位。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的帛畫、都是道地的工筆重彩,特別是軑妃墓的T形「非衣」,構圖巧妙,線描精細,設色絢麗,顯示了當時工筆重彩達到了高度的成就。古代繪畫普遍使用丹砂和青綠之類的重彩顏料,因此稱繪畫為「丹青」,由此可見工筆重彩在古代繪畫中的重要地位了。學習、練習方法都能學好的~照著樣子臨摹就是了~當然一些基本功還是要學會的,在畫工筆之前要先畫一些白描的作業,練習一下手感和筆觸,剛開始畫白描的時候,最好挑一些名家的花卉白描稿,比如《芥子園畫譜》,把畫畫用的宣紙蒙在上面,也用鉛筆描摹,注意,用鉛筆描摹也是對線條的練習,不可以馬虎,而且要一次描好,因為宣紙是不能擦的。描好之後,就可以開始用紅豆之類的勾線筆沾墨汁勾了。多加練習之後,就可以直接用勾線筆描摹了。等白描練習一陣子之後,就可以臨摹一些工筆畫作品了,最好先挑選一些簡單的花卉開始,然後是花鳥魚蟲,最後人物。當然不能一味的練習,其實閱覽一些書還是有幫助的,很多工筆的書裡面都會教授一些畫畫的特殊技法,很有意思的,我以前就是這樣看學會這些技法的。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技法,只有博採眾長才能學到更多。至於一些基本的東西,我想石榴石頭已經說的挺具體了:買熟宣紙,開始是拿頁筋筆勾線,然後是手握住2隻筆,一隻小紅毛筆,一隻大白雲,小紅毛上色,大白雲是白水,勻染使,然後買本書臨摹。還要補充一點,也是我自己的心得,再暈染的時候,寧可先淡一點,如果不夠深度,可以再染,若是一下子染太深,就不能漸淡了~特別是一些花卉和人物的臉。說了這么多,其實都是紙上談兵而已,關鍵還是要實踐,多畫畫一定行的。以前我們班級很多人都不會畫的,手也很抖,不過1個月下來就能出成果了,只要靜心。畫工筆就是要靜心。另外,臨摹了一陣子之後,就可以去寫生一些東西,回家自己創作了!(國畫,我國傳統造型藝術之一。在世界美術領域中自成體系,也是最為復雜的畫種,內部分類則更是復雜。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分為六門;北宋《宣和畫譜》分為十門;南宋鄧椿《畫繼》分為八類。其根據筆墨技法可分為工筆畫、大寫意畫和小寫意畫(即兼工帶寫),根據設色又可分為白描畫、水墨畫、著色畫三類,按功能和用途,可分為寺觀殿堂壁畫、架上繪畫、民間繪畫、工藝裝飾畫幾類;依作品的主題思想分為釋道畫、風俗畫、歷史畫、民間年畫、文人畫等;按工具材料分為白描、著色、水墨等;但最通行的是按題材內容分為人物、山水、花鳥三大類。山水畫簡稱「山水」。描寫山川自然景色為主體的繪畫。在魏晉、南北朝已逐漸發展,但仍附屬於人物畫,作為背景的居多;隋唐始獨立,如展子虔的設色山水,李思訓的金碧山水,王維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潑墨山水等;五代、北宋山水畫大興,作者紛起,如荊浩、關仝、李成、董源、巨然、范寬、許道寧、燕文貴、宋迪、王詵、米芾、米友仁的水墨山水,王希孟、趙伯駒、趙伯驌的青綠山水,南北競輝,達到高峰,從此成為中國畫中的一大畫科;元代山水畫趨向寫意,以虛帶實,側重筆墨神韻,開創新風;明清及近代,續有發展,亦出新貌。表現上講究經營位置和表達意境。傳統分法有水墨、青綠、金碧、沒骨、淺絳、淡彩等形式。人物畫以人物形象為主體的繪畫之通稱。中國的人物畫,簡稱「人物」,出現較山水畫、花鳥畫等為早;大體分為道釋畫、仕女畫、肖像畫、風俗畫、歷史故事畫等。人物畫力求人物個性刻畫得逼真傳神,氣韻生動,形神兼備。其傳神之法,常把對人物性格的表現,寓於環境、氣氛、身段和動態的渲染之中。故中國畫論上又稱人物畫為「傳神」。歷代著名人物畫有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卷,唐代韓滉的《文苑圖》,五代南唐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北宋李公麟的《維摩詰像》,南宋李唐的《採薇圖》、梁楷的《李白行吟圖》,元代王繹的《楊竹西小像》,明代仇英的《列女圖》卷、曾鯨的《侯峒嶒像》,清代任伯年的《高邕之像》,以及現代徐悲鴻的《泰戈爾像》等。在現代,更強調「師法造化」,還吸取了西洋技法,在造型和布色上有所發展。花鳥畫歷代花鳥畫家輩出,如唐代薛稷的鶴、邊鸞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五代郭乾暉的鷹,黃筌、徐熙的花鳥;北宋趙昌的花、崔白的雀、吳元瑜的花鳥;南宋吳炳的折枝、林椿的花果、李迪的禽;元代李衎的竹、張守中的鴛鴦、王冕的梅;明代林良的禽,陳淳、徐渭的墨花;清代朱耷的魚,惲壽平的荷,華喦的鳥;近代吳昌碩的花卉等,皆一代名手,綿延不絕。技法形式有工筆、寫意、勾勒、設色、水墨等技法,設色又可為金碧、大小青綠、沒骨、潑彩、淡彩、淺絳等幾種。主要運用線條和墨色的變化,以勾、皴、點、染,濃、淡、干、濕,陰、陽、向、背,虛、實、疏、密和留白等表現手法,來描繪物象與經營位置;取景布局,視野寬廣,不拘泥於焦點透視。有壁畫、屏幛、卷軸、冊頁、扇面等畫幅形式,輔以傳統的裝裱工藝裝潢之。中國畫強調「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強調融化物我,創制意境,達到以形寫神,形神兼備,氣韻生動。由於書畫同源,以及兩者在達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筆、線條運行有著緊密的聯結,因此繪畫同書法、篆刻相互影響,形成了顯著的藝術特徵。作畫之工具材料為我國特製的筆、墨、紙、硯和絹素。近現代的中國畫在繼承傳統和吸收外來技法上,有所突破和發展。國畫發展史六朝前:水墨與重彩畫法之萌芽 中國繪畫的最早遺跡,可以上溯到遠古時代的岩畫和新石器時代的彩陶裝飾紋樣。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彩繪是以天然礦物質在陶坯上描繪後入窯燒制,在橙紅色的胎地上呈現出赭紅、黑、白等諸種顏色的美麗圖案,形成紋樣與器物造型的高度統一,達到美化裝飾效果。商周戰國及春秋時期繪畫已有相當的進步。除壁畫的流行外,這時繪畫技巧的發展也可從青銅器及玉器的裝飾紋樣、戰國漆畫上看出已達到相當水平。特別是湖南長沙戰國楚墓中出土的帛畫成為這一時期繪畫技法發展的傑出代表。此時繪畫已逐漸脫離附屬於工藝美術品的裝飾地位而獨立,成為後世卷軸畫的先聲。秦漢繪畫技法發展漢代墓室壁畫及畫像的情況除求諸石、畫像磚外,各地出土的帛畫對了解當時繪畫技法發了最有力的資料。戰國展的狀況提供帛畫「跡簡意淡」,突出線條作用的水墨畫法和西漢以高純度裝飾性色彩依線描塗染的勾勒著色畫法,奠定了後來卷軸畫的兩種基本畫法風貌。六朝:勾線漸趨成熟與凹凸法之出現 三國兩晉南北朝是繪畫技法發展中的重要階段。涌現出一大批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知名畫家,畫史上第一批為後世崇奉的百代宗師和第一批有摹本流傳的巨跡都產生於這一時期,並產生了第一批論畫名著。人物畫法從完成變略為精,由「跡簡意淡而雅正」走向「細密精緻而臻麗」之後又出現「筆不周而意周」的疏體,鮮明顯示上承兩漢下啟隋唐的時代風貌。源於人物畫背景和古地圖的山水畫在這一時期開始獨立登上歷史舞台。大約在東晉劉宋時代,已有獨立的山水畫。這時期已有為數不少的善畫花鳥的畫家出現,也有獨幅作品的記載,但未流傳下來。隋唐:線描、水墨的高度發展與金碧設色的完善 隋唐時代的繪畫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藝術的全面繁榮,在表現技法上取得高度成就。人物畫在隋唐仍居主要地位,在繼承本土漢魏傳統以外,也吸收西域畫法,藝術上的發展更加成熟。隋唐山水畫日漸成熟,有金碧輝煌的青綠山水和墨分五色的水墨山水等,形成不同的藝術風格。這一時期的青綠山水日益走向成熟與興盛。其畫法風格,也像人物畫一樣屬於勾勒設色,所不同者在於形象勾勒的簡括和賦色的強烈濃麗。使用的顏色以青、綠、赭石、白粉等石色(覆蓋色)為主,甚至輔以金粉,鮮明奪目,純度極高,頗有金碧輝煌之感,宋人稱之為「青綠山水」或「金碧山水」。這種以裝飾手法進行寫實的著色山水畫,是中國山水畫最早的風格形態。水墨山水畫的出現,主要是在中晚唐以後。在青綠山水至盛唐發展成熟之際,水墨山水的前身「破墨山水」開始萌生。中晚唐以來,山水畫的題材范圍進一步擴大。技法上更出現「不依墨蹤」的狂放畫風。這時,部分畫家在盛唐的破墨技法之外,又發展了「潑墨」。中晚唐的山水畫家,由講求用筆進而又重視了用墨,而用墨方法的豐富變異,回過頭來又解放了筆法。水墨作用引起了廣泛注意,為五代水墨山水畫的勃興創造了條件。唐代也出現了一批花鳥畫名家。花鳥畫題材多流行於宮廷及上流社會,用以裝飾環境及欣賞需要,大都以工筆設色的畫法,寫生逼真。五代:雙鉤填彩與落墨畫法之定格 五代十國的繪畫,無論中原、西蜀還是南唐,也無論人物、山水還是花鳥都在繼承唐代傳統的同時有新的發展。在山水畫方面,這時突出發展了唐人水墨風格。「荊(浩)、關(仝)、董(源)、巨(然)」及南北兩大山水畫派的出現,成為山水畫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兩派畫家筆下,用以呈現山水紋理質感與結構的「皴法」得到很大發展,墨法豐富起來,有筆有墨成了畫家的自覺要求,水墨及水墨淡著色山水畫至此已發展成熟。花鳥畫領域五代出現「黃家富貴,徐熙野逸」,兩種技法風格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花鳥畫走向成熟。五代,勾勒設色的青綠山水仍在延續。兩宋:工筆的極致與兼工帶寫的初創及章法的突破 宋代繪畫在隋、唐、五代的基礎上獲得新的發展,風格形制日趨多樣,技法更加完備。文人畫的興起與宮廷繪畫的繁盛成為這一時期的新特徵。在藝術上自覺追求有別於畫工的「文人畫」是在北宋中葉興起的。風俗畫、歷史故事與現實題材的人物畫都成為畫家感興趣的題材並有傑作出現。北宋畫壇上,山水畫成就最為突出,在唐、五代的基礎上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畫史所稱「宋人格法」主要指這一時期的山水畫創作。南宋山水畫的主流是水墨蒼勁筆法所顯示的精奇而抒情的風貌。這一時期隨著卷軸畫的大量產生和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宗教畫開始退出畫壇的主要位置,畫家與畫工明顯分開來。宋代花鳥畫在藝術技巧上大大超過了唐代。繼五代之後,北宋初期的花鳥畫隨著朝野需要的變化而蓬勃發展,躍居於人物畫之上,與山水畫並駕齊驅。宋代花鳥畫家觀察的精細入微和描繪的一絲不苟使他們的寫生刻畫水平已經達到「和生者逼肖」的程度。元代:筆法墨法的拓展與豐富 元代繪畫在繼承唐宋五代的基礎上有進一步發展。其顯著特點是文人畫的盛興,人物畫相對減少,山水、花鳥畫成為主要題材。繪畫藝術上強調有「士氣」和「古意」,反對有「作家氣」,擯棄南宋院體傳統,主張師法唐、五代、北宋。創作上遺貌求神,尚主觀意興抒發,講變化而輕刻畫,喜平淡而棄絢爛,紙本上運用干筆皴擦的水墨技法得到極大發展。元代繪畫以山水最盛。在花鳥畫中,隨著墨竹與木石的盛行,墨蘭、墨梅也同時並舉。元代墨卉墨戲盛行,在工筆花鳥畫中也出現了全部以墨代色的現象。中國花鳥畫技法經過宋代全面發展後,元代又向著水墨領域深入。明代:水墨大寫意的繁興 明代繪畫風格迭變、畫派繁興。山水、人物、花鳥均有發展,畫法方面以水墨山水和寫意花鳥的勃興,成就最為顯著。明代繪畫大致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明早期宮廷繪畫與浙派盛行於畫壇,形成以繼承和發揚南宋院體作風的時代風尚。正德後在蘇州地區崛起以沈周、文徵明為代表的「吳門畫派」,主要繼承宋元文人畫傳統,波瀾日壯,成為畫壇主流,明代中期以後,有成就的花鳥畫家主要是在野的文人畫家。萬曆以後的晚期繪畫出現新轉機,以董其昌為代表的松江畫派另闢蹊徑,力倡南北宗論,影響很大,成為畫壇主導。除董其昌為代表的松江畫派外,晚明還出現不少地區性山水畫派。花鳥畫領域青藤、白陽的水墨寫意畫法,人物畫領域南陳北崔的變形人物畫法,均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人物畫技法多樣,有質朴典雅的白描,也有濃麗細密的院體工筆,有粗放豪邁的水墨寫意,也有變形奇古饒有裝飾意味的人物畫新體。清代:水墨寫意畫法之盛及與西法之初融 清代繪畫繼續元明以來的趨勢,文人畫風靡,山水畫勃興,康、乾時期宮廷繪畫有新的發展並出現中西融會的畫法。技法上總體講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早期畫壇因畫家不同的追求而在文人畫領域出現以「四王」、吳惲(吳歷、惲壽平)為代表的崇古和以「四僧」等為代表的創新兩種趨向。清代早期的山水畫,畫家更追求筆情墨趣,風格技巧爭奇斗艷。在西畫影響下,中國山水畫傳統技法的新探索。清代人物畫雖在藝術性上並未有多大的提高,但比明代繁榮,在寫意人物畫方面有所開拓。清代畫院盛於康、乾兩朝,院畫家與文人布衣畫家的技法區別十分明顯,工整重彩是宮廷院畫家之能事,然意境較平乏。在野的文人布衣畫家以水墨寫意為主,亦兼帶工筆人物,比較善於追求筆墨意境。清初畫壇興起一種用手指代替毛筆在宣紙、絹上作畫的「指畫」技法。清代的花鳥畫在技法上,工筆重彩、水墨寫意、沒骨法均有大家,既承傳統,又創新意。清代宮廷花鳥畫以康、乾兩朝最為興盛,花鳥畫主要用於裝飾。 20世紀:金石書法入畫與中體西用 將書法篆刻的筆法章法融入畫中,具有金石味。在色彩的運用上突破古人的傳統,並且吸收民間用色的特點,色彩鮮麗,對比強烈。現代中國畫是在近百年來西方美術潮流沖擊的文化環境中發展的,受西方美術的影響和沖擊,中國畫技法突破傳統模式,出現新的局面。按照繪畫主張的不同,技法探索基本沿著兩條路進行:一是「借古以開今」的傳統型道路,較少受西方影響,從傳統自身求變革。突破文人畫的局限,擴大師承面,從金石碑版、民間藝術中汲取營養,實現現代中國畫在傳統技法圖式基礎上的復興與開拓。這類畫家以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傅抱石最為傑出。另一條是在西方美術影響下形成的結合中西型道路,以高劍父、徐悲鴻、劉海粟、林風眠、李可染為代表。)
『捌』 近現代旗袍的發展
其實,提起旗袍,它還是起源於十六世紀中期滿族婦女的民族服裝,至於這種旗袍是誰設計的,又是怎樣得以推廣的呢?滿族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美麗的傳說故事。傳說,從前鏡泊湖畔有個滿族漁家姑娘,因為長得臉黑俊俏,心靈手巧,人稱她「黑妞兒」。她覺得穿著古代傳下來的肥大衣裙,打魚不方便,就自己剪裁了一種連衣帶裙多扣拌長衫,既省布合體,又勞動方便。後來,她被選進宮中封為「黑娘娘」,因過不慣官廷生活,穿不慣又肥又大的山河地理裙,就穿起從前自己剪裁的多扣拌長衫。皇上認為她擅自改變官廷服飾有罪,就趕她出宮,並一腳踢中她後心而死去。關東滿人聽到黑娘娘死的消息,大哭了三天,還穿起她剪裁的那種長袍來紀念她。後來,在旗的婦女認為方便,穿的人多了,就叫它為「旗袍」。說也奇怪,凡穿上旗袍的婦女,都變得十分苗條、俊美,據說那是心靈手巧的黑娘娘在晴中幫助她們打扮哩。
當然,這僅僅是民間傳說,但也說明這種滿族的民族服飾旗袍由原始的寬腰身直筒式逐漸形成現代漢旗婦女喜愛的線條流暢、貼身合體的流線型旗袍,是經歷了多少的漫長演變。最早,旗人穿的旗袍,一般不過腳。只有滿族婦女出嫁時,才穿過腳旗袍,作為出嫁禮服。因為,滿族貴族婦女都穿高跟木屐,所以,她們的旗袍過腳,以便將腳蓋住。清世祖入關,遷都北京,旗袍開始在中原流行。清統一中國,也統一全國服飾,男人穿長袍馬褂,女人穿旗袍。以後,隨著滿漢生活的融合,統一,旗袍不僅被漢族婦女吸收,並不斷進行革新。特別隨著辛亥革命的風雲,旗袍迅速在全國普及。從二十年代未到三十年代初,吸收了西方女裝盛行的短袍,旗袍亦隨之變短,身長僅過膝,袖口縮口,滾邊變窄。三十年代中期,旗袍又漸漸變長甚至曳地,兩邊的權開得很高,裡面襯馬甲,腰身變得極窄,以至貼體,更顯出女性的曲線。四十年代,旗袍再度縮短,而袖子則短到直至全部取消,幾乎又回到二百年前的長馬甲時代,所不同的只是更加輕便適體,變成流線型。近年來,旗袍款式又有新的改革,出現了後裝袖、有肩縫旗袍,暗褶式開衩旗袍、短連袖旗袍、無袖旗袍等等具有當代開放氣息的新款式。
漢族婦女為啥喜愛穿旗袍?主要旗袍的造型與婦女的體態相適合,線條簡便,優美大方,所以,有人認為旗袍是中國女人獨有的福音,可起到彩雲托月的作用。而且,旗袍是老少宜穿,四季相宜,雅俗共賞。根據季節的變化和穿著者的不同需要、愛好,可長可短,可做單旗袍、夾旗袍;也可做襯絨短袍、絲棉旗袍。並且,隨著選料不同,可展現出不同風格。選用小花、素格、細條絲綢製作,可顯示出溫和、穩重的風韻;選用織錦類衣料製作,可當迎賓、赴宴的華貴眼飾。因此,當中國旗袍在日本、法國等地展銷對,很受當地婦女人士歡迎,她們不借重金,爭購旗袍,特別是黑絲絨夾金花、簍金花的高檔旗袍,最為搶手。總之,旗袍正以濃郁的民族風格,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的服飾美。它不僅成為我國女裝的代表,同時也公認為東方傳統女裝的象徵
旗袍的大概起源——旗袍最早是滿族旗人的長袍,寬袍大袖,三百年來沒有改變。
「人人都學上海樣,學來學去學不像,等到學到三分像,上海已經變了樣。」這是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流行於世的歌謠,但已形象地反映出上海在當時的服裝界佔有多麼顯要的領先地位。
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中國近代女裝最光輝燦爛的時期,而30年代可以說是這一時期燦爛的頂峰。也就是說在此時,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裝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為中國女裝典型代表。被稱作Chinese dress的旗袍,和加入西式風格的海派旗袍,很快地從上海風靡全國各地。讓全世界家喻戶曉的實際上是三十年代的旗袍,旗袍比較適合中國女性清瘦玲瓏的身材特點,尤其很受上海女性的歡迎。加上這一時期外國的面料不斷地進入中國,各大報刊雜志上都有服裝專欄,還有當時流行的月份牌時裝美女畫,都推動時裝的產生與流行。各大百貨公司也常常舉行時裝表演及展覽。尤其是上海,成了全國的時裝中心,因為當時歐美的追最新款式僅隔三、四個月就流行到上海,全國各地都以上海為樣板,競相模仿。國內外通商交流的機會越來頻繁,歐洲進口的布匹、羽紗、呢絨、蕾絲等紡織品大量湧入,使得人們選擇的范圍廣了、著裝的觀念也改變了。作為海派文化的重要代表,海派旗袍便成了30年代旗袍的主流了。三十年代的上海上流社會名門閨秀追趕時髦、享受奢華的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她們崇尚西化的生活:游泳、騎馬、跳舞、打高爾夫球,這也就要求服裝更美觀、和體。加上30年代歐美流行收腰就更體現出女性美,這就註定旗袍會變得更修長而緊身,並有高叉,從而符合30年代精緻玲瓏、開放活潑的理想形象。
30年代旗袍的款式有兩個特點:「中西合璧,變化多端」。當時愛美女性旗袍穿著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有局部西化,也有在旗袍外搭配西式外套。局部西化是指領和袖採用西式服裝做法。如西式翻領、荷葉袖、開叉袖、還有下擺綴荷葉邊,或綴不對稱蕾絲等誇張的樣子,但這僅是一些明星和貴婦的社交禮服,大多數人還是喜歡將旗袍和西式服裝搭配起來穿。比如:在旗袍外穿西式外套、裘皮大衣、絨線衫、背心等,在脖子上系圍巾,或戴上珍珠項鏈顯得大方而別致。
當時修長而收腰的旗袍配上燙發、透明絲襪、高跟皮鞋、項鏈、耳環、手錶、皮包,都是最時尚的裝扮,女性角色的扮演得到了充分的強調。後來,還出現一種改良旗袍,就是在剪裁中加入很多西式剪裁方法,從而使旗袍更合體、更實用。旗袍,成為中華民族別具一格的「國服」了。
可以說,如果沒有近代上海的開埠,沒有「中體西用」,「西學東漸」就不存在旗袍西化,也就無所謂「海派旗袍」了。
旗袍作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員,其發源有人認為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戰國至漢代曾為時人所重,後世的袍服或與深衣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事實上,深衣與袍服頗有差異,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當於把上衣下裳連成一體;袍服則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義,後來袍服逐漸被接納為一種穩定的服飾式樣,與上衣下裳的服制並行不悖。袍服自漢代被用於朝服,起始多為交領、直據,衣身寬博、衣長至附、袖較肥闊,在袖口處收縮緊小,臂肘處形成圓弧狀,稱為「袂」,或稱「牛胡」,古有「張袂成蔭」之說。袍服式樣歷代有變制,漢代深衣制袍,唐代圓領襇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寬身長袍,穿著者多為知識分子及統治階層,久而久之蔚成風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種不事生產的上層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閑生活。服飾上的寬衫大袍。褒衣博帶,逐漸成為中原地區衣飾文明的一種象徵。
流行於少數民族地區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較為緊窄合體,以利於騎射或其他激烈活動,這種服式多採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較適體。歷史上,漢族人民也曾多次採納這種窄身合體的袍服樣式,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騎射就是比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風行一時,胡服在唐開元、天寶年間與胡妝、胡騎、胡樂同為時人趨奉,可算異域文化一次大面積的流行範例,屬於長安街頭當年的「舶來品」。在遼、金、元及清朝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時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著服飾的主角,雖然又都經歷或表現出變得寬博的過程或趨勢。清代由於歷時最長且較穩定,故袍服可視為典型服飾。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關,定都北京,繼而統一全國。隨著政權的初步穩固,開始強制實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雉發易服浪潮,律令之嚴性命攸關,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之說。至此傳統的冠戴衣裳幾乎全被禁止穿戴,相傳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飾形制只被保留在漢族女子家居時的著裝中。慶典場合不分男女都要著袍,各類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龍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從字義解,旗袍泛指旗人(無論男女)所穿的長袍,不過只有八旗婦女日常所穿的長袍才與後世的旗袍有著血緣關系,用作禮服的朝袍、蟒袍等習慣上己不歸為「旗袍」的范疇。清朝統治者強調滿語騎射,力圖保持其固有的生活習俗和穿著方式,一方面要用滿族的服飾來同化漢人,同時又嚴禁滿族及蒙古族婦女仿效漢族裝束,從頂治、嘉慶年間屢次頒布的禁令中,滿族女子違禁仿效漢族婦女裝束的風氣之盛,可見一斑。至清後期,亦有漢族女子效仿滿族裝束的。滿漢婦女服飾風格的悄相交融,使雙方服飾的差別日益減小,遂成為旗袍流行全國的前奏。
清朝後期,旗女所穿的長袍,衣身為寬博,造型線條平直硬朗,衣長至腳踝。「元寶領」用得十分普遍,領高蓋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綉以各色花紋,領、袖、襟、據都有多重寬闊的滾邊。至咸豐、同治年間,鑲滾達到高峰時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滾,以至幾乎難以辨識本來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裝飾之繁瑣,幾至登峰造極的境地。此時的清王朝正搖搖欲墜難以為繼,清廷內外交困,國力式微。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閉的國門。為挽救危亡,清廷洋務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救國方略,派遣大批留學生到國外學習,軍隊也改練新軍。在中國學生和軍人中最先出現了西式學生的操衣、操帽與西式軍裝、軍帽。洋裝的輸入,提供了評判美的另一種參照系,直接影響社會服飾觀念的變更。日後旗袍演化為融貫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響的改變可說即是由此開端。
1911年辛亥革命風暴驟起,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為西式服裝在中國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礙,同時也把傳統苛刻的禮教與風化觀念丟在了一邊,解除了服制上等級森嚴的種種桎桔。服裝走向平民化、國際化的自由變革,已經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傳統沉重的負擔。由於滿族統治政權的消亡,旗袍此時穿著者甚少。西式中式裝扮熙熙攘攘紛繁並處。舊式的旗女長袍既被摒棄,新式旗袍則在亂世妝扮中開始釀成。
此時的時裝流行中心早已由蘇、揚移至上海。商埠開放的上海華洋並處,五方雜居,成為十里洋場奢靡繁華之地。上海又是婦女尋求解放的重鎮。傳教士、商人、革命黨人競相創辦女學,掀起了一股女權運動浪潮,尋求解放的社會大氣候盪滌著服飾妝扮上的陳規陋習。服裝裝飾一掃清朝矯飾之風,趨向於簡潔,色調力求淡雅,注重體現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馬甲的形式出現,馬甲長及足背,加在短襖上。後將長馬甲改成有袖的式樣,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雛形。據說得風氣之先的上海女學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當時的女學生作為知識女性的代表,成為社會的理想形象,她們是文明的象徵、時尚的先導,以至社會名流,青樓女子等時髦人物都紛紛作女學生裝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於成熟。產生於辛亥革命後,北伐戰爭時期始漸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別於旗女的長袍。30年代後期出現的改良旗袍又在結構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稱身合體,這在以後的章節中將會詳細介紹。旗袍雖然脫胎於清旗女長袍,但已遇然不同於舊制,成為兼收並蓄中西服飾特色的近代中國女子的標准服裝。
旗女與漢女的著裝
作為女性著裝的旗袍,與旗女有著密切的關系。所謂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員;旗人,則是清代對被編入八旗的人的稱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滿族為主體,融合了漢族與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內。八旗中除清朝皇族愛新覺羅的宗室、覺羅以外,還包括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八旗漢軍和八旗蒙古分別由歸附的漢人和蒙古人構成。清初八旗漢軍有26萬之眾,是八旗滿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僅是滿族人,還可以是蒙古族或漢族人。這樣,把旗袍定義為滿族人所穿的服裝也就有失准確了。滿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數民族,擅長漁獵並四處游牧,他們所穿著的袍四面開權,有扣絆束腰帶,脫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適合他們的生活方式。後來歸附於他們的漢人和蒙古人也採用了這種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確立,旗人的袍服有所變化發展,與滿洲早期的樣式也有所不同,這時旗女所穿的袍可說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國才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旗袍,稱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裝與漢族婦女的兩截裝束,在清初有著明顯差異。
『玖』 工筆人物畫是在哪個時期得到長期發展
縱觀中國繪畫史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工筆人物畫的發展經歷五個階段從東周的始創期、魏晉南北朝的發展期、唐宋的繁榮期、元明清的低谷期、現代的創新。中國工筆人物畫是歷史悠久且長遠的畫體。
早在中國東周戰國中晚期就出現了中國最早的工筆人物畫《人物龍鳳帛畫》和《人物御龍帛畫》。從兩幅帛畫中我們可以看出畫面都是通過線條勾勒出人物形象,尊定了中古繪畫中線條造型的審美理念。秦漢時期的工筆人物畫多體現在壁畫,與帛畫不同的是,壁畫在用色上使用了大量的礦物質材料和植物性的顏色,使畫面效果更接近真實,開創了中國重彩畫的先河。
魏晉南北朝工筆人物畫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尤其在用筆上出現以顧愷之和陸探微為代表的「密體」;以張僧繇為代表的「疏體」,其用筆對後世的人物畫有了深遠的影響。顧愷之更是把「高古游絲描」發展到完美境地;並提出「以形寫神」「遷想妙得」「四體妍媸本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的繪畫理論。在理論上謝赫在《畫品》中也提出六法論,即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六法論至今對工筆人物畫的創作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唐代和宋代工筆人物畫是發展最鼎盛的時期,吳道子在用筆技法上,他創造了一種波折起伏、錯落有致的「蒓菜條」式的描法,加強了立體感,所畫人物、衣袖、飄帶,具有迎風起舞的動勢,故有「吳帶當風」之稱。閻立本《步輦圖》對我們考證歷史做了很大的貢獻,可以說他的這幅畫像現在的相機記錄了松贊干布來唐朝面聖的場景。張萱、周昉發展了唐代仕女人物畫描繪了宮中女子的生活場景。五代時期《韓熙載夜宴圖》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代工筆人物畫多偏向於平民化,題材多表現為嬰戲、貨郎、市井小民等平民的生活場景而不再是帝王將相、神仙道士、聖賢人等。唐宋工筆人物畫在題材、用筆等方面都已發展到鼎盛。
宋代隨著文人畫的出現到元明清之後,以水墨抒情的文人畫佔領了藝術主流。隨著花鳥畫和山水畫的大發展使得工筆人物畫慢慢走向低谷,雖然在此期間也有一些優秀的工筆作品但整個工筆人物畫已經開始慢慢淡出人們的視野。
現代隨著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國工筆人物畫也出現了創新。新工筆的發展也有了新的認知,從學院派的功底到學術的通道藝術再到實驗與探索的精神,新工筆給人以新的面貌呈現在大家面前。在繼承的同時不斷的創新。
『拾』 中國旗袍從本世紀20年代至今的發展演變過程
旗袍是中國女性著裝文化的典型標志,它不僅在整體造型的風格中符合中國藝術和諧的特點,同時又將具有東方特質的裝飾手法融入其中,其獨特魅力在於它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因此能在中國民族服裝中獨領風騷,久盛而不衰。
今日我們穿的所謂「旗袍」,不能確定僅僅是滿族服裝的傳統款式,它是中華多個民族服飾文化的融合。它源自古代蒙古系游牧民族女子的袍服,至清代滿族承襲了這種服裝。滿族入主中原後,實行的是八旗制度,凡編人旗籍者,都被稱為「旗人」。旗人所穿之袍被統稱為「旗袍」,其中包括朝袍、蟒袍和常服袍等。後來則將婦女的家居之袍稱之為「旗袍」,「旗袍」成了專用名稱。
旗袍在近現代的發展來看,作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服裝,凝結了整個民族幾千年來的服裝文化之精華。它之所以流傳至今與其「取捨」、「變化」有很大的關系,它在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同時,大量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觀念和制衣技巧,融合並演變出東西合壁的現代旗。無論從其外形塑造還是內部結構來看,無不蘊涵著東西方服飾風格的雙重特點,旗袍的基礎形制源自中國傳統服飾,而緊身的外形強調著形體的存在,突出表現了女性的曲線與柔美。這種適體的造型是以相應的結構處理為基礎的,特別是胸、腰、臀圍上相同數量的放鬆取值,更是鑒於東方女性的體形特點而設置的。這種純西方式的裁剪技巧,使得旗袍的整體表現力更為完美,更具有時代性。現代服裝設計作品既要有民族情感、傳統的精神,又應具有時代的氣息,從而滿足現代審美需求,這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正如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那樣,主旋律是越劇調兒,但整個感覺又是現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