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翻邊女褲批發

『壹』 羅氏的歷史名人

羅貫中：元末明初傑出小說家，今山西太原人，號湖海散人。他一生相傳作過十七史演義，現存有《三國志通俗演義》、《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等，其中代表作《三國演義》（簡稱）為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羅聘：清代著名畫家，為江蘇甘泉（今江都）人。畫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蘭、竹等，無所不工。其筆調奇創，超逸不群，別具一格，為揚州八怪之一。其子允紹、允纘，均善畫梅，人稱羅家梅派。
羅存：畫家，今河南開封人。喜作小景山水畫，極有韻致，時人評價他的畫作，披圖便知登高望遠，魚鳥往還，浩然有江湖之思。
羅隱：唐代文學家，餘杭人。所作散文小品，筆鋒犀利，魯迅謂其所著〈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
羅鄴：唐代詩人，餘杭人。有素有英姿，筆端超絕之譽，號詩中虎，為唐代三羅之一。
羅瑞卿（1906-1978）四川省南充縣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一九二八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九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閩西遊擊大隊大隊長，紅四軍第五十九團參謀長、縱隊政治委員、師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中央紅軍先遣隊參謀長，陝甘支隊第三縱隊政治部主任，紅一方面軍保衛局局長，紅軍大學教育長、副校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副校長，八路軍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參謀長，晉察冀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晉察冀野戰軍政治委員，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團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公安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兼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是第一、二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羅榮桓（1902-1963）中國軍事家，政治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1902年11月26日生於湖南省衡山縣寒水鄉南灣村(今屬衡東縣)。從1919年起先後在長沙協均中學和青島大學讀書，曾參加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的愛國活動。1926年秋在青島大學預科畢業後赴廣州，旋迴家鄉組織農民協會，進行反對土豪劣紳的斗爭。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學讀書，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即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從事農民運動，參與組織通城、崇陽農民武裝，任黨代表。這支武裝在江西修水編入武昌國民革命軍第2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他任特務連黨代表，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經三灣改編到井岡山，歷任中國工農紅軍(初稱工農革命軍)第4軍的連、營、縱隊黨代表。積極建立軍隊基層的共產黨組織，實行民主制度，尊重愛護士兵，反對軍閥作風。
1929年底參加中共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被選為4軍前敵委員會委員。1930年8月任第4軍政治委員。1932年3月任第1軍團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中，領導部隊的政治工作，同時組織部隊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糧款，擴大紅軍隊伍。第四次反「圍剿」後，改任江西軍區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巡視員、動員部部長，曾兼任擴大紅軍突擊隊總隊長。領導擴紅工作成績卓著。
1934年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獲紅星獎章。同年9月任第8軍團政治部主任。長征中8軍團撤銷，他先後任總政治部巡視員、第1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到陝北後，參加了東征戰役。1936年6月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並兼任培訓高級幹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員。1937年1月任軍委後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軍團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初期，任八路軍第115師政治部主任。1937年9月，率師政治部和少數部隊，在晉冀邊界的阜平、曲陽、靈壽一帶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抗日民主政權。1938年到呂梁山地區，與代師長陳光指揮午城、井溝和薛公嶺等戰斗，保衛了黃河河防。同年秋參加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隨後任115師政治委員。1939年3月初與陳光率115師師部和主力一部進入山東，參與指揮樊壩、梁山等戰斗，重創日偽軍。他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強調團結抗日的友軍和愛國進步人士，孤立和打擊製造摩擦的國民黨頑固派。他率領的115師部隊，與山東人民抗日起義武裝組成的八路軍山東縱隊並肩作戰，先後在魯西、魯南、冀魯邊、魯中、濱海地區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發展人民武裝，鞏固和擴大抗日根據地。
1941年8月任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同年冬，日偽軍5萬餘人「掃盪」魯中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和115師師部等領導機關被日偽軍合圍於沂水留田一帶。他准確地分析敵情，掌握時機，出敵不意地率部向日軍佔領區臨沂方向轉移，跳出敵人重圍。後又返回根據地中心地區，領導軍民堅持斗爭，挫敗日軍在山東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掃盪」。1943年3月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15師政治委員、代師長，後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統一領導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黨政軍工作。他重視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領導了整風運動。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歲月，領導山東軍民進行精兵簡政，實行主力部隊地方化，加強連隊基層建設，開展分散性、群眾性游擊戰爭，針對日軍對根據地的「掃盪」和「蠶食」，提出「敵人打過來，我們就打過去」的「翻邊戰術」，扭轉了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被動局面。
1944年開始組織一系列戰役，實行局部反攻，鞏固、發展了山東抗日根據地。1945年指揮部隊在山東進行大反攻，控制山東境內的津浦、膠濟、隴海鐵路，收復除濟南、青島少數城市之外的山東大部地區。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率山東主力部隊6萬餘人進軍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東北軍區第一副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他強調打破和平幻想，准備長期作戰，積極貫徹中共中央「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戰略方針，曾提出發動群眾，創建東北根據地的建議。他組織領導了東北地區大兵團作戰中的政治工作。1947年在部隊中推廣第3縱隊訴苦教育經驗，增強指戰員的戰斗意志，提高部隊戰鬥力。這一經驗後經毛澤東批示在全軍推廣。
在遼沈戰役中，他堅決執行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先打錦州把國民黨軍封閉在東北予以全殲的戰略決策，對奪取戰役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他還曾主持組建二線兵團，為主力部隊輸送了大量兵員。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戰軍第一政治委員。他作為中共平津前線總前委委員和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政治委員，參與指揮平津戰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工作。1949年6月以後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中局(後為中南局)第二書記，華中軍區(後為中南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總幹部管理部部長，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國人民解放軍監察委員會書記。他在領導全軍政治工作中，強調發揚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保證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並主持制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領導「向文化大進軍」，提出「系統的、聯系實際的、穩步前進的」部隊政治理論教育方針。
1952年領導籌建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後兼任院長。他善於團結和使用各方面的幹部，領導建立幹部工作制度，加強幹部工作建設。60年代初，他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反對林彪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庸俗化。從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軍委還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裝委員會主任，強調民兵工作要在地方黨委領導下，圍繞生產，結合中心任務進行，進一步明確了和平時期民兵建設的方向。他是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一、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從1942年起經常帶病指揮作戰，1946年曾切除一側腎臟，以後長期抱病工作，1963年12月16日病逝於北京。毛澤東作詩《吊羅榮桓》給予高度評價。

『貳』 翻邊孔的沖壓工藝是什麼

第二套人民幣目前大全套價格超過6萬元，其中最稀少的10元券價格就接近5萬元。而其全套14張鈔票的面值不過27.88元，發行50年以來升值了二千多倍。

第二套人民幣是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范圍內取得勝利，人民政府著手進行經濟恢復和建設，財政經濟狀況逐步好轉，金融物價已趨穩定的情況下，為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而於1955年3月1日開始發行的。第二套人民幣與第一套人民幣的比值為1：10000，有主輔幣之分，計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10元11種面額，13個票種,14種版別。

第二套人民幣的設計是由於中央美術學院和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專家羅工柳、周令釗、王式廓與印製企業專業技術人員張作棟、王益久、沈乃鏞、武志章、劉玉山、高增基等共同完成的。1951年2月開始設計，1952年2月20日政務院審定1、2、5分，1、2、5、 角6種輔幣和1元券的設計稿，1952年3月4日審定2元、3元、5元券設計稿，1954年12月30日批准修改後的10元工農聯盟券設計稿。第二套人民幣的凹版雕刻是首次在國內、國際上展示其藝術水平，參加人物、風景、裝飾、花紋雕刻的人員有吳彭越、林文藝、劉國棟、李曼增、趙亞雲等，其中代表性作品是2元券正面的延安寶塔和5元券的民族團結群像，均出自吳彭越之手。為提高防偽假水平，第二套人民幣在印製工藝上有了很大提高，分券全部採用膠版印刷，角券由膠版和單面凹印製，元券則為膠版和雙面凹版印刷，10元券除採用雙凹印製外還採用了當時比較先進的接紋技術。但限於當時我國的印製條件和能力，3元、5元、10元3種大面額票券不得不委託蘇聯代印。這期間經歷了曲折的過程，大體上經歷了4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52年3月經周總理批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派賀曉初為組長的四人印製小組赴蘇洽談代印人民幣事宜，經過反復商談，歷時一年半，於1953年8月17日與蘇方簽訂了代印3、5元券合同，總計15億張，55億元；第二階段是1954年9月30日，由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商得蘇方同意代印10元券，經過近兩年的試驗、洽談，於1956年6月14日與蘇方簽訂了代印10元券的補充協定，總計2億張，20億元；第三階段是1961年3月24日經駐蘇大使與蘇方會談，洽商續印10元券問題，8月26日與蘇方簽訂了續印合同，總訂3億張，30億元；第四階段是1962年7月至1964年5月15日，由於中蘇關系惡化，為防止人民幣信譽遭意外破壞，提前收回蘇聯代印的3種票子，並向蘇方索回3種票券的代印資料。

在第二套人民幣發行過程中，發生過兩次重要的改版。
一是1953年版紅色1元券的改版。那是1955年7月，即在第二套人民幣剛剛發行4個月以後，就發現了紅色1元券出現嚴重的變色褪色現象。此事立刻引起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注意，馬上收集、分析了各地報送的材料，寫出了報告上報中央和國務院。周總理十分重視這一事件，對這個報告進行了細致研究，作了很重要的批示，並轉送毛澤東、劉少奇、鄧不平、彭真等中央領導傳閱。周總理在批示中一方面要求銀行要邀請科學院的專家對紅色1元的物化性能進行技術上的分析鑒定，另一方面又指示公安部門盡快分析調查有無壞分子的破壞，研究對付壞分子偽造破壞的對策。後來，經過技術鑒寫確認，變色褪色的主要原因是油墨的連接料性能差，影響顏料在紙張上的附著力，尤其不利於在松、柏、杉等到木箱中存放。事實也證實了這一點，因為發現紅色1元券變色褪色較嚴重的多在江南地區，那裡的群眾由於喜愛新幣，多願將鈔票放入松、柏、杉等木箱中，再加之南方潮濕氣候的影響，便發生了上述變色褪色問題。技術鑒定還證實，在各種顏色的鈔票中，紅色的可變性最大，而黑色則較為穩定。為了維護人民幣的信譽，中國人民銀行遵照周總理的指示，一方面要求所屬印鈔廠改進油墨的連接料，改變油墨配方，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重新設計、印製另一種仍以天安門為主景的藍黑色1元券，以代替變色褪色的紅色1元券的建議報告。在此期間，李先念同志根據銀行的報告寫信經同總理，提議新版1元券用平日的天安門景象，即去掉8個宮燈，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兩條標語。周總理經過認真研究後批示：「同意！」同時還通過他的秘書再次轉達了毛主席不同意在鈔票上放他的像的意見。至於改版後的1元券用什麼顏色的問題，也使銀行領導人和有關設計人員頗費一番心思，因為我國人民有尚紅的習慣，喜歡大紅大綠，用紅色群眾易於接受，用黑色則於鈔票防假有利，因此，就提出了紅、黑兩個方案，陳述各自的優缺點上報李先念和陳雲同志，然後轉呈周總理。陳雲同志批示：「我認為黑色較好，主要理由是油墨耐磨。」周總理看了陳雲批示後批示：「同意採用黑色。」這樣，1956年版藍黑色1元券就這樣確定下來了，它與紅色1元券除了顏色和年號不同外，在天安門上取消了8個宮燈，增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和「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兩條標語。

二是1953年版醬紫色5元券的改版。5元券的改版主要是從自力更生的原則出發規劃我國印鈔事業而出現的一個問題。在我們當時委託蘇聯代印3種大面額票券的時候就已經考慮到，像我們這樣一個人品眾多、幅員遼闊的大國，所需鈔票的數量極大，委託外國印製，終非長久之計，必須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基礎之上，必須積極創造條件，在盡早的時間內使鈔票完全自印。為此，在1956年設計製作了一塊5元券的備用版，以備不時之需。備用版的主題圖景仍為「民族大團結」，但在花邊、花符、裝飾、底紋等各個方面，均有較大的變化。1960年，在自力更生方針的指引下，經我國造紙工人們的艱苦奮斗，一種由我國自製圓網造紙機試抄的空心星滿版水印在河北保定造紙廠誕生了。為適應當時政治經濟形勢的需要，這一塊備用版便派上了用場，於當年8月開印了1956年版5元券，由原來醬紫色改成棕色，並於1962年4月20日發行。這是我國印鈔事業走上完全自力更生道路的第一步，也是我國印製鈔票首次使用國產水印鈔票紙，在我國印鈔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這樣，第二套人民幣加上上述兩種改版券，一共有13個票種。

第二套人民幣在票版圖案設計、顏色和油墨配置、票幅和鈔紙的採用以及文字書寫規則、年號的運用等方面都有一些明顯的特點。
一是全套設計思想完整統一，民族風格突出。這套人民幣的設計思想強調設計主題的政治性和藝術性的統一，其主要設計按券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六種輔幣採用現代交通運輸、機械、發電等主題畫面，反映社會主義建設成就；二是1、2、3元券分別採用北京天安門、延安寶塔山、井岡山龍源口等中國革命聖地為主題，反映了中國革命的三個里程碑；三是5、10元券以我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為題材，反映各民族大團結和工農聯盟這個主題，體現了新中國的立國之本。上述三個層次的主題其政治內容充分反映了時代的發展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經濟發展的新特點以及我國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全套票券形成了統一的整體，正面上下花邊對稱，邊框改變了舊時鈔票四邊框的呆板形式，背面以國徽和漢、蒙、維、藏四種民族文字的行名和面值為主題，左右花符對稱，活潑大方，別具一格。
二是顏色和油墨配置得當。第二套人民幣主色調分檔配色，冷暖協調和諧，合理地使用了紅、藍、綠、墨、茶、棕、紫等七種顏色，使西票種之間有明顯的區別，易於群眾識別，方便流通使用，且充分考慮了油墨的耐酸、耐鹼、耐曬、耐磨等物化性能。
三是票幅尺寸採取了分檔次的長寬遞增式。輔幣與主幣分檔，券別與券別遞增，使每一種票券尺幅的長幅都有比例地逐步遞增，好看，好數，好用。
四是紙張選用精良。13種票券除分幣券採用芬蘭道林紙和舊存美鈔紙外，其他票券均採用當時中蘇友好背景下由蘇聯供應的專用鈔紙和我國新研製的鈔紙，紙質優良、挺括、耐磨，且均有滿版水印或固定水印，其中1角、2角、5角和1元券為空心五角星滿版水印紙，2元、3元、5元券為實心五角星花紋混合滿版水印紙，10元券為我國國徽圖案固定水印紙，大大提高了防偽性能。
五是文字書寫統一。第二套人民幣上的漢字行名、面額以及年號均由當時總行金融研究員馬文蔚先生書寫，字體為「張黑女」碑體；蒙、維、藏三種少數民族文字也由各少數民族書法高手書寫，並經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審核、簽字。四種文字集中於一個票面上，不僅體現了我國各民族人民之間的大團結，而且美觀大方，為書法藝術中之珍品。
第二套人民幣徹底掃除了我國多年來通貨膨脹的痕跡，徹底結束了我國貨幣制度紊亂的歷史，使我國的貨幣制度從第一套的初步統一，發展到鞏固、穩定和健全，成為新中國第一套完善的貨幣制度，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叄』 鄱陽話的舉例

方言與風俗的關系十分緊密，有些縣志的編排，就是把方言歸類為風俗卷。鄱陽方言如「寒婆撿柴」、「問客殺雞」、「打發打發」（對打碎物品的禳解或安慰）、「牛馬歸欄」（指婚俗黃昏到婆 家）、「順眼跳財，反眼跳災」、蓮湖人吃魚不能「翻邊」等，都是典型的例子驍勇」、「作揖」、「打醮」、「早晏」、「邪（讀qia）子」「烏焦巴弓」；稱「你」為「儂」或者汝，稱「他」為「其」；兩指長為「一拃（zha）」，兩臂長為「一庹(tuo)」；輕推作「㧐（song）」，猛推作「搡(sang)」；還有民間創造的來歷較遠的詞，如「跌鼓」，形容丟臉，據說是明清時期流行說書和鼓詞，說書人的鼓從架上跌落下地，很失面子。如「杌檻」，因農家門檻多當凳坐而得名；「頇(han)篙」是老粗老長的竹木篙。如「搛(jian)菜」、「擤(xing/sen)鼻涕」、野（或夜）（讀ya）、老婆（公）「㧟(kuai)竹籃」、「撏(xian)雞毛」，如「戳閃」，指毫不留情地數落；「叩螺螄」，意思是勾起中指，用像螺螄殼一樣硬的指關節骨打人，都很有表現力。又如，光針線活就有一系列動詞：「緔(shang)鞋」、「緝(ji)襪底」、「繰(qiao)鞋帶」、「扌寨扣子」、「絎（hang）棉花」。有些形容詞也很有意思，如「捂神拌鬼」、「澀牙板齒」、「笑得轉筋」、「烏皮瘦殼」等。鄱陽人罵人有雅有俗，如「禍蔸」、「陋餿」、「膿包」等；又如取笑老人時說「老顛董」，罵小孩為「憨皮頭」（含有親昵味）。記得小時候在田畈放牛時，忽見翻滾的烏雲由南向北大規模地推進，小樹被風吹得直不起腰來，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這時，有個久晴盼雨的強壯農夫，一邊往回跑，一邊屏住呼吸，扯開嗓子高喊一聲：「唷——嗬嗬！」這類似井岡山上那個「喲嗬嗬咳」、興國山歌「哎呀嘞」的一聲吆喝，驚天動地，是我聽到過的音量最高、拖音最長，也是最為銘心刻骨的一句簡單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