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裝能成為校服嗎

❶ 照畢業照需要穿正裝嗎

不需要，主要是看學校是否有要求要穿正裝。畢業照是一種對於畢業生一起合影的照片的統稱，可以按不同的階段分為小學畢業照、初中畢業照、高中畢業照和大學畢業照等。小學畢業照、初中畢業照和高中畢業照基本上穿校服或便裝拍照，大學畢業照和研究生博士生畢業照需要穿學士服等。

(1)五四裝能成為校服嗎擴展閱讀：

畢業照拍攝的要求：

1、時間：外景拍畢業照我感覺最最重要的就是時間，晴天絕不是拍照的最佳天氣，多雲天最好。拍攝一般選擇下午，一點多會在教室和陰涼處拍攝，海邊之類會選擇下午四點以後光好的時候；

2、精修：真正的畢業照單人的20張左右，宿舍的30張左右，班級的40張左右屬於正常，再多就會敷衍了事；

3、化妝：一般攝影師都能找到正規的化妝師，只不過費用都會另算，建議大家拍畢業照的時候抹抹粉，塗塗口紅，把頭發洗干凈，就足以；

4：器材：畢業照價格的天壤之別大多由攝影師的水平和器材決定；

5、溝通：拍照之前是需要溝通的，從衣服，到拍攝的整體風格，拍攝思想都需要和攝影師去做詳細的溝通。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畢業照

❷ 結婚證穿什麼衣服 領證穿著要求

1、正式風格（白襯衣+其他）
男女都穿同款或類似白襯衣，整體畫面舒服自然，乾乾凈凈的，還有點復古的感覺，鄧超和娘娘的結婚證照片是典型代表。
2、民國風格
男女雙方都穿民國時代的服裝，更有一種年代感和復古感，中山裝、旗袍、五四青年裝隨意搭配，就是要與眾不同。
3、情侶裝
既然沒什麼要求，那就是想穿什麼就穿什麼了。拍照時穿上簡簡單單的情侶裝，不僅顯得青春洋溢，也能散發出甜蜜浪漫的愛情氣息哦。
4、校園風
無論是拍婚紗照還是拍結婚證件照，校服都是無數新人偏愛的服裝，畢竟自己當年也是十年寒窗一步一步走過來了。學生時代可能占據了之前人生的一半時間，這時候穿上當年鬆鬆垮垮醜醜的校服，頗有五味雜陳的感覺。而且帶上紅領巾這種返老還童的想法也是挺不錯的。走唯美系的話穿日系校服拍，更是別有一番韻味。

❸ 能把這段話打出來嗎

用訊飛語音筆記

❹ 結婚證要穿什麼衣服

結婚證要穿什麼衣服，只要不是奇裝異服就可以了的，其它衣服隨你們自己喜歡的。

❺ 五四青年裝平時能穿嗎

不能哦 ，

❻ 鄭爽五四裝搭配什麼發型

青澀記憶里的年華，
民國學生裝，讓人難以忘懷的永遠都是扎著小辮形象子，
穿著五四裝的形象

❼ 拍結婚證件照怎麼衣服比較合適

要拍婚紗照的新娘在挑選婚紗禮服時很容易就挑花了眼，各式各樣的婚紗禮服，讓人不知從何下手，不如跟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一、根據風格選擇
新娘根據選擇拍攝的場景，選擇合適的婚紗禮服。咱們拍婚紗照要的是整體效果，人物與景色融為一體，才能拍出美感。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一般都是先選擇場景，然後選擇衣服。選擇在哪裡拍照，就要有合適的衣服對應。比如在鬱郁蔥蔥的小樹林，就適合穿小清新婚紗，而不適合庄嚴大氣的主婚紗。

二、聽取意見
衣服難以區分，要徵求攝影師和化妝師的意見。很多時候，由於攝影室有很多衣服，五花八門，看的人眼花繚亂，新娘都會難以取捨，不知道那件好看。這時候就可以徵求一下攝影師和化妝師的意見，很多衣服穿著好看，但拍成照片後效果不一定如想像那般好，這時候有豐富經驗的攝影師和化妝師就會給出合理的建議，讓婚紗照拍的更完美。

三、根據場景選擇
新人根據婚紗照套餐規定衣服的套數，確定婚紗、禮服、古裝、便裝等衣服的數量和風格。在預訂婚紗照的時候，店家一般會明確說明外景和內景衣服的套數。因此在選擇衣服的時候，註定不能求全，需要取捨。

四、要符合自身氣質
新娘選擇婚紗和禮服要結合自身的樣貌和體型特徵。同樣的衣服穿在不同人的身上會顯示出不同的效果。因此選擇衣服要根據自己的特點。對於身材瘦小的新娘，盡量選擇修身的婚紗，而且最好不要有豎條紋;而富態的新娘就可以選擇寬松華貴一點的婚紗，或者是顏色鮮亮一些的禮服，彰顯富貴之氣。

以上就是本期「拍攝婚紗照禮服該如何選擇」的全部內容，喜歡就咨詢起來吧~

❽ 女的穿五四青年裝的話怎樣

這個和穿什麼風格沒多大關系，我個人是覺得自己覺得好看或者喜歡最重要。只要不是異類，不影響市容，喜歡穿什麼都隨心。不要太在意別人覺得好不好看，別人覺得好的，不見得是自己喜歡的。自己喜歡的，就算別人覺得不好看，自己穿了高興就好，如果正巧遇到和你興趣相投的，多個知心豈不是更好。

❾ 你們拍結婚登記照的時候都穿什麼衣服

1、正式風格（白襯衣+其他）

校園結婚證照片

無論是拍婚紗照還是拍結婚證件照，校服都是無數新人偏愛的服裝，畢竟自己當年也是十年寒窗一步一步走過來了。學生時代可能占據了之前人生的一半時間，這時候穿上當年鬆鬆垮垮醜醜的校服，頗有五味雜陳的感覺。而且帶上紅領巾這種返老還童的想法也是挺不錯的。走唯美系的話穿日系校服拍，更是別有一番韻味。

❿ 伍修權的青年伍修權

一、辛亥革命斷了伍家生計，書吏之子求學路上備嘗艱辛
伍修權（ 1 9 0 8 — 1 9 9 7年），曾用名吳壽泉，祖籍湖北大冶，出生於湖北武昌。他的祖父伍倫奎和父親伍理釗都在清庭駐武昌的湖廣總督衙門下面做事，專做抄抄寫寫文書一類的工作，雖然收入有限，但吃的是「皇糧」，一家人衣食有靠，一度達到了小康之家的水平。可好景不長，就在伍修權三歲時，他的故鄉武昌爆發了辛亥革命，一夜之間湖廣總督衙門不復存在，伍家的兩位書吏也自然丟了差使，全家人賴以生存的唯一經濟來源被切斷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帝制，這對於社會發展和國家民族來說，當然是一件幸事，但對伍家這樣依附於舊體制維持生計的家庭而言，卻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使他們一下子淪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伍修權的祖父在貧病之中黯然去世，父親到處求職卻四處碰壁，全家人只得靠糊火柴盒等手工活來謀生。伍修權有兄弟八人，他排行老四，從小他就跟著幾個哥哥在長江邊揀菜葉薯根，在蛇山上揀拾煤渣柴枝。他家的鄰居，大都是工人、手工業者和小販等下層勞動者，其子弟也就成了伍修權的童年夥伴。正是這一切，才為伍修權此後成為革命者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和環境，從而打下了最初的「階級基礎」。正如他自己在回憶中所言，由辛亥革命引起的的家境衰落，「卻從另一個方面，給我帶來了一些意外的好處，可以說是『有所失，必有所得』，……我在這里得到的現實教育，大大有助於自己後來的投身革命。」
由於家境貧寒， 孩子又多，伍修權吃飯穿衣都不容易，想受教育更是困難重重。直到1920年他12歲時，還只能在家中幫忙做些雜活補貼家用。不過他也不能算毫無文化，畢竟父輩是書吏出身，也算是讀書人，雖然不能教給伍修權現代知識，卻也讓他基本識字，能背上幾段「子曰詩雲」。那時正是「五四」運動的第二年，一些熱心人士為了普及教育和喚起民眾，開始面向廣大勞動群眾的子弟辦學，武昌城裡也開辦了一個不收學費的「單級學校」。伍修權從鄰居家的小夥伴那裡聽到了這個消息就去參加了報名，老師見他已經基本識字，又見他的年齡個頭遠在其他兒童之上，就讓他直接插進小學二年級，伍修權也總算正式開始了他的求學之路。這個武昌重鎮的小學校和今天許多偏遠地區的小學校相比，恐怕都要遜色許多。所謂學校，不過是一間教室，一個老師給四個年級一共四十多名學生輪留講課而已。條件雖然簡陋，伍修權卻依然學得十分起勁，由於這種特殊的教學模式，他可以在那兒同時同地聽到幾個不同年級的課，學習效率倍增，當年就跳入了初小三年級。正當伍修權發奮讀書之時，情況又發生了變化。這所掛靠在武昌高等師范小學名下的「單級學校」，在辦了一年半之後，因為經費短缺和支持不力等等原因不得不停止辦學，伍修權又面臨著失學的命運。所謂天助自助者，由於他入學後一直勤奮學習並名列前茅，老師對他格外器重，在單級學校停辦之時，幫他疏通了有關方面，讓他進入了同樣免費的武昌高等師范附屬小學，並且插入初小四年級繼續讀書，伍修權才得以繼續求學。
由於是一所正規的學校，校方規定每個學生必須穿統一的校服。這一件小小的校服卻難壞了伍家，連吃飯都時常斷頓，哪有餘錢為他添置校服呢？經過再三的請求和老師的同情諒解，學校在免收學費之後，又破例允許他不穿校服上學。於是，伍修權每天穿著家常的舊布衫，背著自製的小書包，走在了整齊劃一的學生隊伍里。由於衣服的關系，聽課時他不得不坐在教室最後的角落裡，列隊出操又照例站在排尾，到哪兒都是一個突出的目標，不斷地承受不時襲來的譏諷和嘲笑。這時的伍修權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的懵懂少年，周圍的社會環境已經使他懂得，一個人要自立並受到他人尊重，並不在於他的衣著外表，而是在於他的品行和學識。面子上的不好受逼出了骨子裡的自尊心，使他形成了更強的上進心，穿著上不如別人，學業上卻要高於別人。由於伍修權的刻苦努力和他待人接物的謙虛誠懇，使他很快贏得了周圍老師和同學們的尊重和好感，最終順利地完成了在高師附小的三年學習。
二、十四歲少年幸遇恩師，中共一大代表成為他的入團介紹人
1922年即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第二年，伍修權在高師附小升到了高小五年級。就在這一年，伍修權的班裡來了一位新老師。這位老師二十五六的年紀，生得方方正正，濃眉大眼，對人滿面春風，又透出一股正氣，一見面就讓伍修權覺得可敬可親。這位老師到班裡不久，就注意到了班上從個頭到學業都高出別人一頭的伍修權，經常和他交談，相互間很快熟悉起來，建立了相當密切的關系。這位老師，就是伍修權思想上的啟蒙者和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中共一大代表和湖北地區最早的共產黨人陳潭秋。當時，陳潭秋以學校教師為職業掩護，一面領導湖北地區黨的工作，一面傳播革命思想，發現並培養革命青年。他不僅為學生講授語文和歷史等重要課程，還是與學生關系密切的級任老師，相當於今天學校的班主任。在課堂上，陳潭秋不斷地將許多的革命道理和社會知識，點點滴滴地灌輸到孩子們的頭腦中。在講解革命理論的時候，他善於聯系實際，又不超出講課的范圍，把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滲透到他要講的課題中，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他講的道理既新鮮又深刻，語言又很生動和淺顯，對於伍修權這樣求知慾旺盛的青年來說，無異是在革命知識的荒漠上，澆灑下一陣陣甘霖，在正待開發的處女地上，播下了一粒粒種子。伍修權由於自己所處的家庭地位和環境，正對社會上的許多不公現象感到不可理解，聽了陳老師的講課和言談，思想上的重重迷霧漸漸被撥開了。
過了一段時間，陳潭秋又組織伍修權等年齡較大又積極上進的學生，利用課余時間為失學的工人子弟掃盲識字，同時對學生家長和工人家庭進行社會調查，使伍修權比較深入地接觸和了解了勞動人民和無產者的生活狀況，從而啟發和提高了他的階級意識和斗爭觀念。在此基礎上，陳潭秋又讓伍修權等開始參加一些黨的外圍活動，使他們由普通的學生，漸漸變為一個個初具革命思想的進步青年。
1923年底，經過一年多的教育和考察，黨組織決定將15歲的伍修權和另外二名同學吸收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陳潭秋和當時武漢團組織的負責人何恐作為他們的介紹人。入團的儀式不比今天，既沒有激昂的大會宣誓，也沒有洪亮的集體歌唱，只是下課以後，在一間小屋子裡，由陳潭秋庄嚴而低沉地通知伍修權等三名學生，組織上批准了他們的要求，同意他們成為黨所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隨後，他和何恐同志為伍修權等講解了青年團的任務，對團員的要求和今後的工作等等，同時決定由伍修權和另兩名一起入團的同學，組成高師附小的第一個團小組，並指定伍修權為第一任小組長。儀式雖然簡單，意義卻非比尋常，它可以說是伍修權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正是從這一天起，伍修權正式成為了革命隊伍中的一員。當時，共產黨被簡寫為「CP」，共青團則簡寫為「CY」。
伍修權無疑成了當時武漢地區第一批，同時也是中國第一代的「CY」成員。
三、中秋之夜離鄉北上，初一學生躋身蘇俄大學堂
1925年的秋天，伍修權剛剛完成了高師附中第一年的學習。開學不久後的一天，伍修權路過當地黨組織負責人錢介磐老師家門口，錢老師遠遠地就迎上來叫住他，告訴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談。原來，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中國革命家，決定在莫斯科創辦一所以孫中山命名的學校，專門為中國培訓革命人才和黨的幹部，以進一步幫助和支援中國革命，這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山大學已經籌建就緒，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的黨組織，選派一批年輕的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青年，在指定地點集中，然後集體赴蘇學習。湖北的黨組織遵照中央的通知，對所屬的黨、團員和青年骨幹一一作了研究，確定了伍修權和其他一批同志作為赴蘇學習的人選。聽到這個消息後，伍修權欣喜若狂，紅色首都莫斯科是革命青年心目中的聖地，是十月革命的發祥地，能夠到那裡學習，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他立即向錢老師表達了願意赴蘇留學的意向。
按照中央規定，各地赴蘇人員一律到上海集中待命，由於當時黨的經費有限，去上海的路費及個人行裝只能各人自籌解決，這又成了伍家的大難題。雖然全家人對伍修權獲得出國留學的機會異常高興，可是家無余糧，生活尚且困難，更別說為伍修權整置長途旅行的路費和行裝了。正當伍修權無計可施近於絕望之時，恩師和同窗們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伍修權的小學老師張朗軒先生為他送來了多年的積蓄四十元大洋，解決了他的路費和行裝問題，同學何立人將自己的一件呢大衣送給了他，幫他抵禦了橫渡日本海和跨越西伯利亞的一路風寒，其他師友也都用各種方式對他表示了支持和幫助，使得伍修權得以順利成行。1925年的中秋之夜，伍家舉行了一個多年來最豐富的家宴為伍修權餞行，父親破天荒地割回了一點肉，打了二兩酒，母親還為他做了一盤炒雞蛋。吃完團圓飯，父親和三個哥哥將他送上了東去的輪船。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實際上是他們最後的訣別，不等伍修權重回故鄉，他的父親和三位兄長就在貧病之中相繼辭世了。伍修權重回故鄉與母親團聚，已經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事了。
當年10月28日，伍修權和同志們乘上一艘駛往蘇聯的煤船，到達遠東的海參崴後，換乘火車用兩周的時間到達了革命聖地莫斯科，在那裡蘇聯政府為這些中國革命者提供了相當良好的學習和生活條件。當時的中山大學面臨大街，附近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大教堂，校舍是高達數層的寬大樓房，有宿舍、教室、小吃部和辦公用房，還有專門的俱樂部，校內設有面積寬闊的大廣場，有專門從瑞典請來的體育教員帶領學生做早操，學校南端還建有一個小花園，供教師和學生們課余散步聊天。到校不久，校方就請來了裁縫為每個中國學員量身製做了西服、大衣和皮鞋等日常著裝，然後分編班級，發放了學生證，每人每個月還能領到十個盧布的零用錢。於是，伍修權這個在國內衣著寒酸坐在教室角落裡餓著肚子聽課的窮小子，一下子變成了西裝革履享受當時一流教育和訓練的大學生。
中山大學根據中國學員的文化程度編成幾個班，每班約二十多人。從法、德等國來的同志外語水平較高，編為法語、德語班，從中國去的英語較好的則編成英文班，直接用外語上課。學習的課程有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聯共黨史、西方革命運動史、東方革命運動史和俄語。在班上伍修權的年齡最小、文化程度最低，別的同學多是大學文化，至少也是高中，只有他一人剛剛上完初一。由於伍修權的勤奮好學，他這個小小的初中生進步很快，整體成績在這個精英群體中居於中等，超過了許多基礎比他扎實的同志，俄語和政治經濟學方面尤其突出。在中大學習，要聽懂教授的講課，學好俄語是一個先決條件，伍修權在俄語學習上也下了很大的心思。當時同學中只有一本劉澤榮先生編寫的俄語語法，伍修權一回宿舍就爭著看，把那些名詞、代詞、形容詞的變格和動詞的變化規律等等，都背得爛熟。為了學習單詞，伍修權專門准備了一個小本子，把所接觸到的新單詞都抄到小本子上，將它們反復記熟，背熟後再把這一批去掉，換上新的不熟的單詞，再反復背，如此不斷反復，詞彙量得到了迅速提高。此外，伍修權還利用各種機會去練習俄語的聽說，通過實際使用來提高自己的俄語水平。如此一來，伍修權的俄語水平在短期內得到了迅速提高，不通過翻譯也能大致聽明白教員的授課了。在政治經濟學這門課上，由於伍修權平時對這一學科很感興趣，閱讀了許多教材和輔導材料，加上他的俄語水平不凡，同學們一致推薦由他來擔任翻譯。在課堂上，伍修權流利而准確地翻譯和講解了教員的論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
四、反革命政變陰雲起，文秀才變武將軍
1927年，伍修權來到中大學習已經快兩年了，正當他要結束在中大的學業之時，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因為國民黨右翼勢力的叛變而失敗了。中國共產黨人奮起反抗，用一系列的武裝起義來回應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在激烈的斗爭中，黨深感軍事人才的不足，於是通過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從已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結業並准備回國的學員中，抽選一批轉入蘇聯各個軍事學校，為新生的人民軍隊培養經過正規教育和訓練的軍事人才。正當伍修權為不能回國參加斗爭而焦慮不安時，校方向他傳達了中共中央的這一指示，伍修權當即表示服從組織的安排。按照伍修權的條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愛好，任意選擇不同的軍兵種及其學科，步兵、炮兵、工兵、騎兵和海、空軍等等，都可以自由報名應試。他考慮到國內的作戰形式主要將是游擊戰爭，其他兵種雖然都比步兵瀟灑和輕松，但只有靠兩條腿走路的步兵才最適合國內斗爭的需要，於是決定學習步兵。
伍修權來蘇聯之前只是一個閱歷不深的青年學生，這兩年雖然學了不少馬列理論，但對當兵打仗還根本摸不著頭腦，於是他決心從頭學起，報考專門訓練初級軍事指揮員的莫斯科步兵學校。校方將伍修權等十一名應考合格的原中山大學學生編成一個單獨的中國班，他們成了莫斯科步校的第一批中國學員。步校位於莫斯科郊外，利用的是沙皇時代就存在的軍校舊址，這里的環境和中山大學很不相同，校舍完全是兵營式的建築，設有各種訓練器械和室內運動場。學員宿舍也完全是基層連隊的風格，每間宿舍安排三十多人同時居住，正好是一個排的建制，每人一張木床一個小櫃，還設有集體的槍架。到了步校，伍修權就換下了他那一身西裝革履的學者打扮，夏天穿的是套頭式的士兵單衣，冬季是拖到腳面的粗呢軍大衣和高達膝蓋的氈靴，完全成了一個蘇軍普通戰士的模樣。
步校的生活方式和作息制度和部隊完全一樣，每天很早起床出操跑步，吃過早餐就上課，一上就是五個小時，上午的操課全部結束後才吃午飯，午休後又是三小時的操課，晚上是自習時間，除了各自溫習功課、整理筆記和閱讀有關書籍，有時還得去聽教員輔導。對伍修權來說，這種生活雖然緊張刻板，卻有十分豐富、充實的內容，讓他感到每天都有一定的收獲與長進，因此學習的勁頭始終不減。步校有許多課程不在室內而是在室外進行，比如隊列訓練、射擊投彈、地形學等等，對學員的體能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過，這可難不倒伍修權，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文弱的書生。身為窮人的子弟，長期的勞動鍛煉出了他強健的體魄，在國內上學時他就是學校運動會上從不缺陣的運動員，曾經在一次運動會上幾乎包攬同一年齡組的全部冠軍，被同學稱為「台炮」，野外的風雨對於伍修權而言已經習以為常了。蘇聯軍隊那時依然重視騎兵，步校的學生也要學習騎術。俗話說「北人善馬，南人善舟」，伍修權這個長江邊上長大的青年連馬都見得不多，要想學會騎馬，難度可想而知。可伍修權就是有股不服輸的勁頭，在不知摔了多少個跟頭之後，他不但能夠用雙手駕御戰馬，還能用兩腿夾住馬肚，在馬上自如地射擊和劈刺，成了技藝精湛的騎手。
冬夏兩季，伍修權要和其他戰友一起到郊外參加野營訓練和攻防演習。夏天，他們要自己搭帳篷，住在戶外；冬天，更是要經受俄羅斯零下幾十度嚴寒的考驗。伍修權常常頭戴只露出面部的氈帽，穿著又長又厚的軍大衣和沉重的高筒皮靴，在深達一兩尺的積雪中摸爬滾打，前進時一步一個深坑，每一步都邁得十分艱難。在劇烈的運動中，一方面外面寒風刮面痛如刀割，另一方面體內又熱得如同火燒。這種異乎尋常的鍛煉，幫助伍修權適應了各種氣候和環境，培養了他克服困難的毅力和勇氣，為以後幾十年的軍旅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異國佳人留不住中國青年，從伯力到江西萬里赴戎機
到了1929年，伍修權在莫斯科步校已經渡過了兩年的學習時光，這年10月，東北的張學良和蘇聯軍隊發生了邊界沖突，即「中東路事件」，蘇軍急需一批中文翻譯隨軍出征，就到莫斯科步校挑選了十名中國同志，伍修權也在其中。戰事結束後，伍修權又被分配到蘇聯遠東保衛局，成了一名專職的翻譯。在那裡，伍修權成了蘇聯軍官，加入了聯共（布）黨，獲得了相當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當時遠東地區有不少華僑，大多是農民，俄語水平不高，蘇聯政府十分需要漢語翻譯協助進行管理，而伍修權受過專業的教育和翻譯實踐的鍛煉，是中山大學的高材生，又積極肯干，因此深受保衛局領導的器重。為了做好當地華僑的工作，當地辦了一份中文報紙，經常請伍修權將蘇聯報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和軍政機關的文件公告譯成中文在報紙上發表，有的還匯編成小冊子出版並分發給華僑閱讀。伍修權筆譯技能嫻熟，下筆速度很快，有時一個周末就能譯出一萬多字，一經發表，就能拿到相應的稿費。當時伍修權手頭可是相當的寬裕，加上開支不大，很快就積攢了一筆不小的存款，還經常拿出稿費請周圍的同志下館子，吃羊肉串。要知道那時蘇聯還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生活還很艱難，一天只有午餐時才能在白菜湯里見一點肉丁，下館子大塊吃肉大口喝酒可是件很奢侈的事。
在蘇聯的那段時間，伍修權不但經濟上非常「小康」，愛情女神對他也十分眷顧。在不少蘇聯姑娘的眼裡，來自中國的青年是理想的戀愛對象，他們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年輕瀟灑又頗有修養，當時也確實有一些在蘇聯留學的中國青年娶了當地的姑娘安居樂業以致樂不思「蜀」。在莫斯科步校學習期間，步校醫務室一名叫「卡佳」的護士姑娘對他頗有好感，常常去找他。由於伍修權的俄文名字是「彼契可夫」，人們就開玩笑地將兩人的名字合起來，叫他們「彼契卡佳」。護士姑娘欣然接受，伍修權卻沒有表態，後來他奉命調到遠東，這份感情也就沒了下文。到遠東保衛局後，單位的一位女共青團員又相中了他，幾次對他進行暗示，伍修權卻總是裝作沒有理解對方的好意，沒有進行回應。後來，保衛局的領導為了讓他在當地紮下根來，安心工作，也一再動員他找個蘇聯姑娘結婚，主動為他當起了紅娘。
安逸的生活並不能讓伍修權平靜下來，在蘇聯生活得越久，他對祖國的思念也越急切，渴望回國參加斗爭的意願日夜縈繞在他心頭。他正是血氣方剛，精力旺盛的時候，成天坐辦公室，啃黃油麵包可不是他的理想，他朝思暮想的是回到祖國的土地上去，和同志們並肩戰斗。他把自己的想法試探性地向保衛局的領導提了幾次，保衛局的領導哪裡肯放走這樣一個難得的人才，對他說共產黨員都是國際主義者，在哪兒工作都是為共產主義奮斗，他在局裡的工作十分重要，不必非回中國不可。幾次碰壁之後，伍修權決心繞過遠東保衛局，向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中央代表團求助。但是，怎麼才能獲得領導的同意，到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去呢，情急之下，伍修權使了個「金蟬脫殼」之計。他對遠東保衛局的領導撒了個小謊，說他在莫斯科有個女朋友，想回去看看她，順便動員她來遠東，在這里定居下來。領導一聽，大為滿意，馬上批准了他的要求，還幫他解決了從遠東首府伯力去莫斯科的車票，開出了招待所的介紹信，並特批了一筆路費。伍修權心中暗喜，為了不使人產生懷疑，他幾乎沒有帶走任何個人物品，連自己那筆不菲的存款也沒動，隻身趕往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伍修權馬上和共產國際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取得了聯系，在代表團負責同志的協助下，伍修權回國的要求終於被蘇方接受，准備在組織的安排下秘密回國。
當時從蘇聯秘密回國的路線有三條，一是繞道歐洲，搭乘遠洋客輪回國，二是在海參崴搭蘇聯貨輪從海路直達上海或者大連等中國港口。這兩條線路雖然相對安全，卻路費昂貴，耗時費力。第三條是通過中蘇邊境秘密越境，這條路最為便捷，卻也最為危險，伍修權回國心切，就選擇了這一方式。一個黃昏，伍修權換上一身黑色的中式衣褲，將作為路費的美鈔和中國紙幣用一條圍腰布捲起纏在腰間，登上一輛馬車，在秘密交通員的掩護下，向邊境駛去。快過國境線時，一個土崗子上的碉堡里傳來了一聲吼：「什麼人？」那是中國軍閥部隊的哨兵在問話。趕車的交通員非常輕松地回答道：「老毛子！」那時，邊界兩側的居民常在兩國間來回做工或者倒騰買賣，哨兵見得多了，往往懶得一一盤問，伍修權只聽得碉堡里傳來了幾聲懶洋洋的咕嚕聲，卻沒有人露面，馬車毫不減速，轉眼就把邊境哨所甩在了後面。充滿危險的國境線，由於白軍哨兵的馬虎鬆懈，讓伍修權順利通過了。伍修權趕到了滿洲里的火車站，乘火車到達營口，又從營口搭上了開往上海的客輪，准備在指定的地點等待組織的下一步安排。
可是到達上海後，伍修權在預先指定的旅館內，等了接近一個月也沒有同志來接頭。原來，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剛剛遭遇了一場可怕的災難，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供出了我黨的大量機密，許多同志遭到逮捕和犧牲，上海的地下黨組織一時間難以恢復正常工作，伍修權正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他從萬里之外奔波回國，卻一下子和黨失去了聯系，剛剛回國的歡欣鼓舞完全被焦灼和失望所代替，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伍修權想來想去，只能咬著牙上街走走。這種做法一方面極大地增加了自己被捕的可能，另一方面卻也有遇見同志的希望。一天晚上在南京路上，伍修權一邊裝作閑逛的遊人，一邊警惕地掃視著過往的人群，突然，一張熟悉的面孔映入了眼簾，他發現了和他在遠東地區共同工作過的老同志張振亞！在通常的情況下，和街頭碰見的熟人直接對接組織聯系是十分危險的，在尖銳復雜的斗爭環境下，有些人昨天還是朋友和同志，今天就可能變成叛徒和敵人。但伍修權此時別無選擇，憑借對張振亞的了解，他相信張振亞是可以信賴的，於是他悄悄地走了過去，向張振亞說明了自己的情況。伍修權是幸運的，張振亞同志並沒有暴露，而且還和組織保持著聯系，他把伍修權的情況向上級組織作了匯報，在上級的安排下，伍修權離開上海坐船來到香港，一路輾轉，穿越了閩西山區，最終到達了他萬里奔波的目的地——中央蘇區。
一到蘇區，他這個經過蘇聯正規軍校教育的軍事人才，馬上就發揮了作用。紅軍剛剛從白軍手中繳獲了一些馬克沁重機槍，都是蔣介石花了大價錢從德國的兵工廠里買來的，這對連步槍數量都不夠的紅軍而言可是火力強大的重武器。可是當時戰士們對於這種新裝備的使用和維修，還一無所知，只能看著這四個人才能扛動的大傢伙乾瞪眼。伍修權到了以後，稍稍擺弄了幾下，馬上讓這些重機槍噴射出了密集的彈雨，在戰場上大顯神威，讓戰士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很快，擔任紅軍學校校長的葉劍英就發現了這個人才，親自點將，挑選伍修權做教員，為紅軍學校的學員們講解射擊學原理。就這樣，經歷了千錘百煉的伍修權回到了國內革命斗爭的大舞台，為他傳奇的革命人生揭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