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旗袍

A. 王安憶《長恨歌》簡析

這首詩是作者的名篇，作於元和元年（806）。全詩形象地敘述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詩人借歷史人物和傳說，創造了一個迴旋宛轉的動人故事，並通過塑造的藝術形象，再現了現實生活的真實，感染了千百年來的讀者。
詩的主題是「長恨」。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起第一部分，敘述安史之亂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終於得到了楊氏。而楊氏由於得寵，雞犬升天。並反復渲染玄宗之縱欲，沉於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釀成了「漁陽鼙鼓動地來」的安史之亂。這是悲劇的基礎，也是「長恨」的內因。 「六軍不發無奈何」起為第二部分，具體描述了安史之亂起後，玄宗的倉皇出逃西蜀，引起了「六軍」駐馬要求除去禍國殃民的貴妃「宛轉娥眉馬前死」是悲劇的形成。這是故事的關鍵情節。楊氏歸陰後，造成玄宗寂寞悲傷和纏綿悱惻的相思。詩以酸惻動人的語調，描繪了玄宗這一「長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淚下。
「臨邛道士鴻都客」起為第三部分，寫玄宗借道士幫助於虛無縹緲的蓬萊仙山中尋到了楊氏的蹤影。在仙景中再現了楊氏「帶雨梨花」的姿容，並以含情脈脈，托物寄詞，重申前誓，表示願作「比翼鳥」、「連理枝」，進一步渲染了「長恨」的主題。結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深化了主題，加重了「長恨」的分量。全詩寫情纏綿悱惻，書恨杳杳無窮。文字哀艷動人，聲調悠揚宛轉，千古名篇，常讀常新。
今人丁毅、方超在《（長恨歌）評價管窺》一文中認為，此詩是白居易借對歷史人物的詠嘆，寄託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說，詩人年輕時與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靈相愛，但由於門第觀念和風尚阻礙，沒能正式結婚。分手時，詩人寫了「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彼此甘心無後期」的沉痛詩句。文章指出，《長恨歌》作於作者婚前幾個月，詩人為失去與湘靈相會之可能而痛苦。「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正是詩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劇，抒發自己的痛苦與深情。

B. 王安憶長恨歌的評價感想

在這首長篇敘事詩里，作者以精煉的語言，優美的形象，敘事和抒情結合的手法，敘述了唐玄宗、楊貴妃在安史之亂中的愛情悲劇：他們的愛情被自己釀成的叛亂斷送了，正在沒完沒了地吃著這一精神的苦果。

唐玄宗、楊貴妃都是歷史上的人物，詩人並不拘泥於歷史，而是借著歷史的一點影子，根據當時人們的傳說，街坊的歌唱，從中蛻化出一個迴旋曲折、宛轉動人的故事，用回環往復、纏綿悱惻的藝術形式，描摹、歌詠出來。由於詩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藝術化的，是現實中人的復雜真實的再現，所以能夠在歷代讀者的心中漾起陣陣漣漪。

(2)王安憶旗袍擴展閱讀

《長恨歌》創作背景：唐憲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縣）縣尉。一日，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到馬嵬驛附近的仙游寺游覽，談及李隆基與楊貴妃事。王質夫認為，像這樣突出的事情，如無大手筆加工潤色，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沒。

他鼓勵白居易：「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何如？」於是，白居易寫下了這首長詩。因為長詩的最後兩句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所以他們就稱這首詩叫《長恨歌》。陳鴻同時寫了一篇傳奇小說《長恨歌傳》。

C. 怎樣評價王安憶的《長恨歌》

01

又一次翻起王安憶的《長恨歌》，伴著武漢的雨，細細讀過。

04

王琦瑤的故事，發生在其他地方，都有些牽強，但在上海，恰如其分。

這里，前有張愛玲，後有王安憶；這里有紙醉金迷，也有大江東去；這里弄堂深深，流言漫漫，影影綽綽，雲遮霧繞。

上海，是一座女氣的城市。

王安憶說：「上海的繁華其實是女性風採的，風里傳來的是女用的香水味，櫥窗里的陳列，女裝比男裝多。那法國梧桐的樹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夾竹桃丁香花，也是女性象徵。梅雨季節潮黏的風，是女人在撒小性子，嘰嘰噥噥的滬語，也是專供女人說體己話的。這城市本身就像是個大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銀，五彩雲是飛上天的女人的衣袂。」

這里的風景，迷你的眼，可當你睜開眼，卻什麼也沒有。

三小姐翻篇了，「滬上淑媛」成幻想了，滿足王琦瑤一切虛榮的李主任，也在命運的大海里擱淺了，上海留給王琦瑤的，是如膠片紙一樣的回憶，四十年細膩深刻到骨的寂寞，窗外，永遠漆黑，而心裡，也漆黑一片。

王琦瑤在最好的年紀，在夜上海穿上了最美的婚服，繁華過去，當初的婚服，原來就是埋葬她的喪服。

有人說：「大多數人，四十歲就死了，八十歲才埋。」而王琦瑤，二十多歲就死了，六十多歲，才埋。

05

《長恨歌》這本書，讀著讀著就陷進去了，它是一杯苦咖啡，但你必須，慢慢品。

這里有上海，有時代，有愛情，但更多的，是低回婉轉的寂寞與悲哀。

恨，長恨，哀怨、惆悵，填滿心房，最後譜成了一首歌，長恨歌。

但時光終會把所有帶去，所有辦不到的，時光都會辦到。

原來都是一場夢，醒來才覺，太可笑！

D. 急求王安憶《長恨歌》的故事概要。純粹只要情節介紹，不要讀後感、評論等。詳細一點，不少於2600個字。

四十年代，還是中學生的王琦瑤在小姊妹吳佩珍的游說下去了她表哥工作的片廠里玩，漸漸與導演熟了，於是被相邀去試鏡。然而「她開始依著導演的交代在臉上作準備，卻不知該如何嬌羞，如何嫵媚，如何有憧憬又有擔憂。喜怒哀樂本來也沒個符號，連個照搬都沒地方去搬的。紅蓋頭搞起時，她臉上只是木著，連她天生就有的那嫵媚也木住了。導演在鏡頭里已經覺察到自己的失誤，王琦瑤的美不是那種文藝性的美，她的美是有些家常的，是在客堂間里供自己人欣賞的，是過日子的情調。她不是興風作浪的美，是拘泥不開的美。她的美里缺少點詩意，卻是忠誠老實的。她的美木是戲劇性的，而是生活化，是走在馬路上有人注目，照相館櫥窗里的美。從開麥拉里看起來，便過於平淡了。導演不覺失望，他的失望還有一點為王殤瑤的意思，他想，她的美是要被埋沒了。後來，為了補償，他請一個攝影的朋友，為王琦瑤拍了一些生活照，這些生活照果真情形大異，其中一張還用在了《上海生活》的封二，以『滬上淑媛』為題名。」照片而認識了程先生，王琦瑤也因為《上海生活》上刊登的照片而被全校師生所知，成了「名人」，後來被選為「上海小姐」，從此開始命運多舛的一生。因為「李主任在『上海小姐』的決賽上認識了王琦瑤，他本是為二小姐來捧場，結果手裡的花卻投在了王琦瑤的籃子里」，而後又因多方原因，王琦瑤做了軍政大員李主任的「金絲雀」從少女變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一架北平至上海的飛機墜毀，罹難者名單上有位名叫張秉良的成年男性，其實就是化名的李主任」，大員遇難，王琦瑤成了普通百姓。深受打擊的王琦瑤去了幽靜安寧的外婆家¬——鄔橋，認識了阿二。阿二在崑山讀書，本想再去上海或者南京考師范，後因時局動盪，暑假後就耽擱了下來。「阿二的裝扮是舊時的摩登，戴眼鏡，梳分頭，學生裝的領子外頭圍一條駝色圍巾。他對鄔橋的女人看都不看一眼，和男人也不打攏，一個人躲在房裡看書。有時被阿爹差遣去送豆腐，便滿臉的怨艾，鬱沉沉的。」在與阿二心中懵懂少年情感的影響下，王琦瑤回到了上海「住進平安里三十九號三樓」，「到護主教習所學了三個月，得了一張注射執照，便在平安里弄口掛了牌子。這種牌子，幾乎每三個弄口就有一塊，是形形色色的王琦瑤的營生。她們早晨起來收拾干凈房間，穿一身干凈衣服，然後便點起酒精燈，煮一盒注射針頭。」 開始了新的生活。在這里，王琦瑤認識了嚴家師母，接著又認識了康明遜與薩沙。一來二往，王琦瑤的心又活了，暗地裡與康明遜開始了交往，雖是情投意合，兩情相悅，但卻是見不得光的一段戀情。以致於兩人同床共枕，王琦瑤懷上了孩子，康明遜卻表示無法承擔，不得以使心計找了薩沙當孩子的父親但被識破。沒了薩沙的王琦瑤終沒有勇氣打掉孩子，於是決定生下來，在此期間遇上了一直深愛著她的程先生，在程先生的精心照顧下，王琦瑤平安生下了女兒薇薇。然而，命運的輪船再次轉動，「要走快走，已經夠晚了。他沒有推敲這句話的意思，就站起身跨出了窗檯。窗戶本來就開著，好像在等候程先生。有風聲從他耳邊急促地掠過，他身輕如一片樹葉……」「他一離開窗檯，思緒便又回到他的身上。他想，其實，一切早已經結束，走的是最後的尾聲，可這個尾拖得實在太長了。身體觸地的一剎那，他終於聽見了落幕的聲音。」程先生自殺了，在那個「打倒王小狗」的年代。白駒過隙，到了1976年，薇薇到了「豆蔻年華」，當時的上海，依然時尚，在追隨潮流時尚的薇薇時代，王琦瑤認識了女兒女朋友的男朋友長腳還有「老克臘」。八十年代，薇薇與丈夫去了美國，內心的情感潮水卻從未平息的王琦瑤已是知天命之年，仍與女兒的男同學發生畸形戀，在黃金的引誘下，最終被長腳殺死，命喪黃泉。

E. 王安憶的《長恨歌》

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被一枝細膩而絢爛的筆寫得哀婉動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還是中學生的王琦瑤被選為「上海小姐」，從此開始命運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員的「金絲雀」從少女變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員遇難，王琦瑤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內心的情感潮水卻從未平息。與幾個男人的復雜關系，想來都是命里註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瑤難逃劫數，與女兒的男同學發生畸形戀，最終被失手殺死，命喪黃泉。補充一句，"長恨歌"那些堆砌而成的"硬寫"、"死寫" 看慣了倒也看出了味道，看出了合理性，尤其結合故事、人物一起看(故事敘說，人物心理捕捉，向來是王安憶的強項) ，甚至覺得它們必不可少，覺得正是它們使這本書厚重起來的。

F. 有關王安憶<長恨歌>的問題,請幫忙解答,有分!!

第 一 部

上海的弄堂里，每個門洞里，都有王琦瑤在讀書，在綉花，在同小姊妹竊竊私語，在和父母慪氣掉淚。上海的弄堂總有著一股小女兒情態，這情態的名字就叫王琦瑤。這情態是有一些優美的，它不那麼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親可愛的。

第 二 部

王琦瑤等程先生來，等了幾日，卻等來蔣麗莉。她是下班後從楊樹浦過來，調了幾部車，頭發蓬亂著，鞋面上全是灰，聲音嘶啞。手裡提了一個網兜，裝了水果，餅干，奶粉，還有一條半新的床單。進門就抖出來，王琦瑤來不及去阻止，就刷刷幾下子，撕成一堆尿布

第 三 部

王琦瑤眼瞼里最後的景象，是那盞搖曳不止的電燈，長腳的長胳膊揮動了它，它就搖曳起來。這情景好像很熟悉，她極力想著。在那最後的一秒鍾里，思緒迅速穿越時間隧道，眼前出現了四十年前的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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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憶的筆下，上海的弄堂也是有靈魂的，這靈魂也是一個少女的形象——王琦瑤。王琦瑤閉月羞花，著陰丹士林藍的旗袍，身影裊裊，漆黑的額發掩一雙會說話的眼睛。單看這些，王琦瑤與經典戀愛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別忘了，王琦瑤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她的心是上海弄堂的心。如果讀者希望在王琦瑤身上，或者在《長恨歌》里看到純粹的美，純粹的愛，那他免不了會失望的。《長恨歌》里的一切都是現實的，而一切現實都是免不了要讓人失望的。

通篇都說王，是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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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王安憶的長恨歌

[內容提要]人們對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爭論不休，有所謂愛情說、政治主題說、雙重主題說等等。本文作者持愛情說。首先從作品的四個層次來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陳鴻寫《長恨歌傳》那樣板著說教的臉孔去描寫李楊故事，而是以「情」作為主旋律，讓主人公的情去感動讀者，使之產生共鳴，取得審美上的極大成功。本文還結合作者生平經歷和社會歷史分析他在處理歷史題材、政治題材和來自民間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的關系問題上的獨到之處，進一步說明唐明皇楊貴妃形象的審美意義。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歲的白居易被授周至縣尉，當時，他與好友陳鴻、王質夫同遊仙游寺，聽到當地民間流傳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紀的故事，深有感觸，於是創作了千古傳誦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陳鴻為此詩撰寫了一篇《長恨歌傳》。《長恨歌》以其標格卓異的風姿贏得了古今無數的讀者，甚至當時長安妓女以「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而自誇，並因此身價倍增。「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①，不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眾多讀者的心聲。關於《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是讀者爭論的焦點問題，觀點頗為分歧，約可分為三派：其一，愛情主題說。認為從作品宮中多寵的憲宗；其三，雙重主題說。認為將此詩看成純粹的諷諭詩或愛情頌歌都不恰當，它是暴露與歌頌的統一，諷諭和同情的交織，既為李、楊的愛情悲劇一掬同情之淚，又為他們的誤國失政一嘆遺恨之聲，二者交相融匯而不是機械疊加。此外，還有人認為此詩是作者借李、楊悲劇來抒發自己愛情失意的情懷。究竟如何，還需從作品本身去分析。

《長恨歌》就是歌「長恨」，「長恨」是埋在詩里的一顆牽動人心的種子。而「恨」什麼，為什麼要「長恨」，詩人不是直接鋪敘、抒寫出來，而是通過他筆下詩化的故事，一層一層地展示給讀者，認人們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據全詩的內容和情節發展，可將詩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至「盡日君王看不足」，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終於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貴紀。貴紀進宮後恃寵而嬌，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復渲染唐玄宗得貴妃後完全沉湎於歌舞酒色。開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又喚起和統領著全詩。第二層從「漁陽鼙鼓動地來」至「回看血淚相和流」，寫安史之亂，玄宗逃難，被迫賜死貴妃，寫出了「長恨」的內因，是悲劇故事的基礎。詩人有意將因玄宗荒淫誤國所造成的安史之亂進行了淡化處理，對二人的生離死別則著意形容，讀者受到的是悲劇氣氛的感染而不是歷史的理性批判。陳鴻《長恨歌傳》「懲尤物，窒亂階」之說是板著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視為此詩的寫作動機。第三層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至「魂魄不曾來人夢」，描述了楊貴妃死後，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行宮見月，夜雨聞鈴，是一片「傷心色」和「斷腸聲」。長安收復以後回朝時，重過馬克，「不見玉顏空死處」。回宮後，池苑依舊，物是人非，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使人覺得盪氣回腸。第四層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此恨綿綿無絕期」，寫玄宗派方士覓楊貴妃之魂魄，重在表現楊妃的孤寂和對往日愛情生活的憂傷追憶。詩人運用浪漫主義手法，上天入地，後終在虛無縹渺的仙山上讓貴妃以「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再現於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脫於帝王妃子間的感情糾葛，而更多地帶有詩人的主觀的理想成分，並早已超出了歷史事實的范圍，將主觀願望與客觀現實的矛盾沖突表現無余。結尾「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二句，是愛情的嘆息與呼聲，是對於愛情受命運播弄，和愛情被政治倫理摧殘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時空而進入無極之境。這樣，詩人便以「長恨」表現了愛情的長存，亦即點明全詩的主題。

所以，我們認為《長恨歌＞並非是一篇政治諷諭詩，而是一篇歌頌愛情的詩篇。如果說李、楊的生離死別是個愛情悲劇的話，那麼，這個悲劇的製造者最終成為悲劇的主人公，無法不叫人遺憾。《長恨歌》所寫的歷史題材是依照史實想像而成的帝紀間的愛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歷史興衰轉折期中的關鍵人物。由於受重道德而視愛情為罪惡的傳統觀念之根深蒂固，讀者對於《長恨歌》的認識，便常常游移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或者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同文學批評混淆起來，或者以倫理的批評取代審美評價，從而產生理解上的困惑與分歧。這種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寫這首詩的時候即已存在。當時，白居易、陳鴻、王質夫閑談玄宗與楊妃的故事，王質夫說：「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愛情。陳鴻則不然，他認為，白居易寫《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②賦予《長恨歌》以倫理說教的意義。白居易本人則認為，該詩表現的是「風情」，並非如同《秦中吟》、《新樂府》那樣的正聲。唯其如此，他在編集時才把它歸入感傷詩，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就是「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③《長恨歌》以「情」為中心的主旋律始終迴旋激盪於全詩之中，當白居易把「情」作為描寫對象時，那種被他承認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會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於筆端而無從遏制，即使他心存諷諭，只要著意深入感情的領域，作品便不會以諷諭說教的面貌出現。《長恨歌》寫作之初，未嘗不曾出現過如陳鴻所說的「懲尤物，窒亂階」的念頭，寫作的結果卻是傾注著作者感情的愛情描寫。依照正常的藝術感受，讀者是很難從中感受到女人是禍水，李、楊之戀是唐帝國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這個故事寫成諷偷詩，使全詩充滿了「尤物惑人」的諷刺與說教，其價值將如何，我想，是很難與此篇分庭抗禮的。詩人以歷史為素材，又不拘囿於史實，在文學與歷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時空局限，並與人們普遍意義上的情感產生共鳴，因而取得審美意義上的成功。讀者掩卷之餘，甚至會忽略造成這一愛情悲劇的根源，而完全將審美意識集中於李、楊之間纏綿悱惻、難舍難分的感情渲染。生離死別的悲痛、綿綿長恨的情思、宛轉動人的傳說、虛無緣渺的仙境完全將讀者帶進一個透明的純情世界，它沒有塵世間的喧囂與齷齪，其中凝聚著詩人的理念，也層層積淀著歷代讀者的理想，一種對真情嚮往的共鳴使這首詩獲得了永恆的魅力。

H. 王安憶《長恨歌》書評

原來小說也可以寫成這樣。散文一樣的筆法，處處帶著作者的成見，一篇篇的相對獨立的主題，連綴到一起，成了一部小說。時間跨度是一個人的一生，三重的時代，半個多世紀的回望。人物也是相對獨立的成篇，隨著女主人公王王琦遙的人生經歷，漸漸的展現出來。立足地是上海，彷彿一個上海的繁華的舊夢。

處處看到了張愛玲的影子。流言、傳奇還有舊式的繁華而落寂的生活。每一處的景色都寫的帶著上海的特色，每一處的繁華都是一場最終要收尾的夢。

看完小說，我還是沒能明白，這部小說為何要叫《長恨歌》。因為它不過寫了一個人的一生罷了，不過展現了上海的三個時代罷了，它為何要叫《長恨歌》？

無論為何這樣叫法，我還是時時看到驚奇的語句，一絲小小的針刺，觸動神經最深的角落，有所思卻不知為何而嘆。

整站讀完，我發現了一個不完滿的人生。或許，因為書中所有的人都沒有一個完滿的人生，所以應該長恨罷。不論是這個當年的選美的上海小姐，做了芯子的人生，只是一個有權有勢的李主任的情人，付出一生的等候的女主人公王小姐，還是那個與她曾經相識相遇並愛她一生而不得的程生生；還是那個處處都是有著面子的卻獨獨沒有情愛的嚴家師母；還有她的青春的女友的安排。全部都是不完滿的人生。

面子的人生與芯子的人生，你要哪一樣？恩與義，情與愛，你要哪一樣？結發夫妻多是恩與義，卻最少情與愛，可以舉案齊眉、百頭到老，卻也會是路是路，橋是橋。妻子當然還是放在家中的，是為了面子的考慮。情愛也還是要的，如果不是因為中國社會的解放，一九四九年的成立，小老婆肯定也會是合法的。

命運總是不由著自己主張的。弱小者，如王小姐之流，以一生的等候來成全人生。對於一切的命運，只是堅忍的自衛，別無它法。曾經繁華一夢，以為終身有靠，原來最後可以安身立命的只是李主任死前留給她的幾塊金條。她守著那幾塊金條，守到了老，沒想到最後卻為它送了命。強者，如李主任之流，有權有勢，呼風喚雨，名利場中刀山火海，欺瞞壓詐，睡不踏實，人生匆忙。是大千世界主張著別人的命運的人，也主張了王小姐的命運，結果還是更大的看不到的命運之手，主張著他的命運。書中安排飛機出事，他入土為安了。他的命運原來也不是他自己的主張。留下的王小姐在風雨人生中漫度著時光。

命運也許根本就是命運，是誰也不能主張的。繁華後面原來是更大的落寂，人事之間的安排也不總是恰到好處的，總是錯著位，從開始就錯起，一直就只得這樣錯下去，錯到後面成了長恨了。

我不知道我讀懂這本書沒有，只是驚奇其中的一些句子，還有整站書讀完的悵然。寫的是上海，也現的是上海，所以還是有著生活的氣息，雖然作者寫得很繁華，但是其實讀到後面我只在為著書中的人物著急了。這件事，這樣安排應該多麼好啊，那件事，為何這樣發展。

漸漸地明白了長恨歌的意思。因為人生本就是這樣，並不是我想像，也不是你想像，它不是你安排，也不是我安排，所以，只會是錯著走，難道不是長恨嗎？好象除了嘆氣，就只得長恨了。

精彩彩句子摘要（太多，特別是景物描寫類，只摘一些人生類的句子）：

1、其實說起來，外婆要比王琦瑤更懂做人的快活。王琦瑤的快活是實一半，虛一半，做人一半，華服美食堆砌另一半。外婆則是個全部。外婆喜歡女人的美，那是什麼樣的花都比不上，有時看著鏡子里的自己，心裡不由想：她投胎真是投得好，投得個女人身。外婆還喜歡女人的幽靜，不必像男人，鬧轟轟地闖世界，闖得個刀槍相向，你死我活。男人肩上的擔子太沉，又是家又是業，弄得不好，便是家破業敗，真是鋼絲繩上走路，又艱又險。女人是無事一身輕，隨著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便成了。外婆又喜歡女人的生兒育女，那苦和痛都是一時，身上掉下的血肉，卻是心連心的親，做男人的哪裡會懂得？外婆望著王琦瑤，想這孩子還沒享到女人的真正好處呢！這些真好處看上去平常，卻從里及外，自始至終，有名有實，是真快活。也是要用平常心去領會的，可這孩子的平常心已經沒了，是走了樣的心，只能領會走了樣的快活。

2、王琦瑤望著蒙了煙霧的外婆的臉，想她多麼衰老，又陌生，想親也親不起來。她想「老」這東西真是可怕，逃也逃不了，逼著你來的。走在九曲十八繞的水道中，她萬念俱灰里只有這一個「老」字刺激著她。這天是老，水是老，石頭上的綠苔也是年紀，崑山籍的船老大看不出年紀，是時間的化石。她的心掉在了時間的深淵里，無底地墜落，沒有可以攀附的地方。外婆的手爐是陳年八古，外婆鞋上的花樣是陳年八古，外婆喝的是陳年的善釀，茶葉蛋豆腐乾都是百年老湯熬出來的。這船是行千里路，那車是走萬里道，都是時間壘起的銅牆鐵壁，打也打不破的。水鳥唱的是幾百年一個調，地里是幾網路的春種秋收。什麼叫地老天荒？這就是。它是叫人從心底里起畏的，沒幾個人能頂得住。它叫人想起螢火蟲一類的短命鬼，一霎即滅的。這是以百年為計數單位，人是論代的，魚撒籽一樣彌漫開來。乘在這船上，人就更成了過客，終其一生也是暫時

3、王琦瑤緩緩地勸慰說：其實再怎麼樣，也還是結發夫妻最恩深義長。嚴家師母笑了，點著頭道：是啊，有恩有義是不錯，可你知道恩和義是什麼嗎？恩和義就是受苦受罪，情和愛才是快活；恩和義是共患難的，情和愛是同享福的，你說你要哪樣？王琦瑤不得不承認她的話有幾分道理，並且驚訝養尊處優的嚴家師母竟也有著不失慘痛的人生經驗。

4、給時間做個漏真是對得沒法再對，時間真是不漏也漏，轉眼間不走也要走。

I. 王安憶《長恨歌》的女性意識.

從《長恨歌》看中國傳統敘事的還原一支是陰郁而灰暗的歌,一支則是明亮而昂揚的歌;一支是哀怨感傷的歌,一支則是熱情樂觀的歌;一支是綿長而緩慢的歌,一支則是急促而短暫的歌……當我們將王安憶的《長恨歌》和《青春之歌》進行對照的時候,就發現了「歷史」本身戲劇性的古老而執拗的邏輯,這種邏輯包含了歷史與美學兩個方面。從某種意義說,青春敘事的終結是當代歷史本身巨變的結果,時間改變了革命時代的新鮮色調,把青春的留影變成了黯淡陳舊的老照片。其實支配著這美學演變的一隻巨手不是別的,正是時間本身。時間的長度不但構成了歷史,也構成了美學,而「長篇」敘事作品的特有的、其他文體所不能取代的意義,也正體現在它對時間——一定的「歷史長度」的追求。當我們把王安憶的《長恨歌》和另一首更古老的歌——白居易的《長恨歌》(甚至還有比較小市民的《今古奇觀》中的《王嬌鸞百年長恨》的故事,其中也有一首市民化的擬作《長恨歌》)進行比較時,就會發現,它們之間有更多的相似之處,也更符合中國人的審美經驗和趣味。王安憶追慕著那極美的意蘊與神髓,應和著那凄婉的旋律與節拍,綿延出另一場不無重復的人生戲劇,也小心地修復還原出一個古老的歷史敘事的模式,並且流連於那樣陳舊和古老的美學體驗。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循環?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而且,這樣一個對照還令我困惑不已:《青春之歌》是相當「現代」的,《長恨歌》則是非常「傳統」的,可「現代的」和「傳統的」,究竟誰更有價值?誰又在「本質上」更接近「現代」?

A.新女性的舊生活:回到傳統的美學「還原」首先是從人物的生活方式與生存價值的選擇開始的,《長恨歌》的主人公表現了與林道靜完全不同的人生選擇——她們幾乎是在共同的起點上,選擇了「新」與「舊」兩條完全對立的道路。簡單地說,《長恨歌》的故事可以概括為「一位新女性的舊生活」,她徹底地背離了被我們以往的歷史敘事所構造出的一個巨大的「潮流」,躲過了中國現代主流社會歷史的風雲;對應著林道靜的「革命的壯劇」,王琦瑤重復的是「世俗的悲劇」,她重復了一個「紅顏薄命」的故事,一個關於女人命運的古老的寓言。這樣的命運不僅僅是由於中國現代社會的難以預知的巨變所導致的,是「革命」毀了王琦瑤的「幸福生活」,同時也是她自己個人選擇的結果,是她固執地按照一個小市民的價值立場選擇了這樣的生活。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當然首先是兩個置身於完全不同的時代的作家,為她們的主人公「選擇」了不同的生活。楊沫是按照革命時代的政治倫理,去為她的人物選擇了一條介入主流的光明之路;而王安憶則是在一個經歷了百年風雲的世紀末,在一個物質發達起來、精神沉落下去的時代,在一個已經可以獨立冷靜地觀察歷史的時代,在一個歷史本身已經發生了某種復位和整合的時代,讓她的主人公選擇了一條有著古老慣性的道路。人性天然是向下的,王琦瑤當然地選擇了一種懶惰和安逸的生活。她先是像所有充滿了虛榮與享樂觀念的都市少女一樣,嚮往著出名、嚮往著被寵愛、被關注的生活,甚至在真心愛她但又身份低微的程先生、同只是打算包養她做「外室」然而卻地位很顯赫的李主任之間,她還未加什麼思量權衡,就很自然地倒向了後者的懷抱,這正是「上海人的選擇」,也是這個市民社會最尋常、最正常的選擇。這和林道靜的拒絕富貴和被包養生活的「出走」,真是相映成趣。林道靜所遵從的是「求變」的革命的意志,而王琦瑤選擇的卻是「求穩」的古老的邏輯。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旁證,即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其中的核心人物頌蓮的背景和身世情況幾乎和林道靜無異,而且和林道靜相比,她受教育的程度還更高,已經上過一年大學,而林道靜還只是剛剛中學畢業。按說頌蓮應該是一個真正的「時代女性」了,可當她父親破產身亡,繼母給她指出或者下學做工、或者嫁給有錢人「做小」這兩條道路來選擇的時候,她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嫁人——為什麼如此相似的背景卻有著如此不同的選擇?這是寫作者使然,是小說家蘇童和楊沫處在完全不同的歷史邏輯與處境中,採用了完全不同的觀察視角;為什麼會有如此不同的觀照視角?這是當代歷史與社會變遷的結果,作家重新擁有了認同民間價值與古老邏輯的自由權利。時間恢復了歷史的固有邏輯,而作家當然也就要來把這樣一個邏輯以美學的形式展示出來。

與「革命」為林道靜帶來了人生的機遇與幸福完全不同,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遷恰恰改變了王琦瑤既定的人生軌跡,給她帶來了淪落底層的厄運。當然,如果沒有政治的重大變故,王琦瑤最終也可能會落得一個「紅顏薄命」的悲劇結局,但那樣的悲劇是古老而永恆意義上的悲劇,它重復的可能是中國文化中最古老自然的法則。而現在,她的李先生因為面臨巨大的政治變故而在匆匆忙忙的奔波中殞命於一場空難,她也就匆匆地結束自己少女時代和「愛麗絲公寓」的外室生涯,成為了革命時代局促窘迫的避難者。當上海結束了它的末世繁華的時候,王琦瑤也就註定了是一個生錯了時代的美人。像一個走錯了房間或坐錯了車的過客,她的一生註定要在「錯過」的尷尬中度過。在鄉下,她遇見了書生「阿二」,經歷了一場短暫的更像戀愛的戀愛,然而王琦瑤已經不是少女時代「上海三小姐」的王琦瑤,她已經歷得太多,而涉世未深的阿二註定不會真正了解她,他們像是在風雨的間歇里共處屋檐下的路人,很快便匆匆告別。之後,這個曾經驚詫了一個時代的美女就註定只有「蟄居」於地下了。然而這就是上海,這就是市民民間的、海一樣的上海,它仍然能夠容納下她,靠著給人打針的微薄收入,她居然還能夠隱姓埋名地生存下來,並經營出了她自己的那個小小的地下沙龍。在這個年代,她又經歷了和程先生的重逢、和康明遜還有混血兒薩沙之間不無荒唐的「愛情」,並生下了一個沒有名義上的父親的女兒。雖然註定了是一場尷尬的人生戲劇,但王琦瑤還是依靠低調的「平淡」而活了下來,其間除了生活的雜碎,並無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而程先生和蔣麗莉卻先後以不同的形式和相似的悲劇作別了這人生。這說明,即便是在革命的時代,也仍然有著一個潛在的柔軟的市民社會的上海,它構成了這個城市的基礎和更加持久的民間生活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革命和政治的上海」與「小市民的上海」之間的較量,構成了在暗處操縱王琦瑤命運的那隻手以及她一生的底色。王琦瑤的一生,即可以說是個人與歷史之間的沖突,這註定了她作為一個弱女子的悲劇;但同時也可以視作是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之間的持久較量,在這個層次上,市民社會及其意識形態庇護了她,並和她一起,成為了最終的另一意義上的勝利者。這是「長恨歌」的深長的歷史含義與綿遠的悲情之筆的共同所在。

總結王琦瑤的一生,可以用三個詞語來概括,「末世的繁華」、「地下的遺民」和「遲到的夕陽紅」。這不僅是小說的三部曲結構的基本格局,也是它的「感傷主義美學」所得以建立的基礎。現代中國的歷史和時間在「滾滾向前」,而王琦瑤卻試圖停下腳步,她對舊式生活的慣性依戀,使她和現代中國的歷史之間發生了不成比例的悲劇沖突;活在「過去」的時間里,則使她的一生無法不充滿「錯、錯、錯」式的長恨。這是她區別於林道靜的人生壯劇的悲劇所在。這不只是兩種性格的沖突,也是兩種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沖突。「紅顏薄命」是中國人古老的生活經驗和世代相傳的美學,王琦瑤重復著這樣的經驗,從未試圖反抗過它,雖然生活的內容是有了一些「進步」,但生活的觀念和邏輯卻沒有變。從「滬上淑媛」到「上海三小姐」,再到「愛麗絲公寓」,到李主任死於飛機失事,年紀輕輕即經歷了一次人生的重大變故,其實這很有點像是白居易的《長恨歌》中的故事:王琦瑤在獲得「上海小姐」稱號之前的生活,好比是楊玉環的少女時代——「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倒向權貴李主任的懷抱,好比是楊玉環得到了皇帝的專寵——「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李主任突遇不測,王琦瑤孤雁單飛,又好比是楊玉環痛別唐明皇——「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只是原來的人物關系做了一個顛倒;再之後顛沛流離避難他鄉,被迫蟄居地下徒然地追憶當年的一縷溫情,又好比楊玉環唐明皇天上人間的苦苦相思——「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斷腸聲」。不過,這終究是小市民的生活層次,和古典時代帝王人家的華貴生活終是不能同日而語的,王琦瑤的一番經歷可以使人產生些許的憐憫,但卻沒有白居易的《長恨歌》里高貴華美、叫人唏噓斷腸的悲傷痛絕。一個不過是小市民不免荒誕的悲劇,一個則是真正經典的悲絕浪漫的古典傳奇。然而小市民的長恨也不失為一種美的長恨,兩相比較,難免也讓人生出一番「舊時王謝堂前燕」的感慨。

B.兩組人物的對照:「青春」之後是「長恨」

王琦瑤和林道靜之間的「對照性」的意義,還不僅在於她們之間不同的人生道路的選擇,還在於她們人生的「長度」是不同的,這很關鍵。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故事止於她的青春年代的「成熟」,結束至「革命高潮」的到來,結尾時所呈現給讀者的是一片燦爛的曙光,沒有人會懷疑她以後的生活和道路,因為這樣的結尾所產生的「修辭效果」,已經取消了關於「青春之後」的追問,時間和勝利會一直持續下去,但人物的年齡卻終結了,她的「青春」已被定格,這樣就從美學上確立了作品的最終格調。這是革命敘事普遍和共同的修辭方法,所有的結局都是革命的勝利、或者至少是階段性的勝利,革命者站到高處演講,人民則敲鑼打鼓歡慶勝利。

「青春的定格」在傳統敘事中也是存在的,特別是在「大團圓」式的喜劇中。但在絕大多數有長度的敘事中卻不是只有一個時間要素,而是對比存在著的兩個——白居易的《長

恨歌》就是如此。楊玉環被賜死於馬嵬坡前,是一種「香消玉殞」之死,她的青春與美麗定格在這悲慘一幕中,這樣才留下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的唐明皇,也留下了人們心目中永久的美麗和憾恨。一個時間停止了,另一個孤獨地向前,天上人間,生死兩界,活著的人才體驗到他的餘生「被拋棄」的悲涼、生不如死的痛苦,體驗到「遲遲鍾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滋味——《長恨歌》之「長恨」就是這樣產生的。《紅樓夢》也一樣,試想如果林黛玉不是死於她的豆蔻年華,而是真的嫁給了賈寶玉,等過上許多年,當她人老珠黃之時,她的越來越重的肺癆,無法救葯的吐痰咳血,會將她少女時代那令人哀傷和愛憐的「美」一掃而光。果真那樣,一幕使人心痛傷絕的悲情詩篇將不復存在。

古典的美學可見也與「青春敘述」有關。但革命的青春美學卻去漠視這種生者與死者的分離,它要把先行者的死和後來者的生合為一體,讓死者在生者身上獲得永生,這樣它所實現的,便成了一種「不死」的壯美。然而時間終將要延續下去,青春終將要衰老,勝利者也會再度面臨失敗,敘事終止了,生活卻還在繼續。如果楊沫寫出《青春之歌》的「續篇」,真不知道會是一番什麼摸樣——林道靜會結束她的青春年代,會成為革命勝利後某個部門的負責人,然後就成了「反右」、「四清」、「文革」的對象,接下來將要上演的,無疑會是令人似曾相識的悲劇……很顯然,林道靜的出身和經歷將使她難以擺脫被懷疑甚至被專政的命運。我們在文革結束後曾經看到了無數這類關於「傷痕故事」的敘述,這些敘事同樣是採用了革命的「斷裂式」的敘述,即過去的不幸已經終結,美好的生活又「重新開始」,然後故事又在正義的恢復和人民的勝利的歡樂時刻終結。所謂「過去」和「未來」,就是這樣不斷在我們的時間進程與歷史概念中斷裂和重復的。可是如果我們換一種時間修辭法,把這兩段「青春之歌」和「傷痕之歌」的敘事鏈接起來,得出的敘事效果就會大相徑庭,虛假的因割裂而造成的正義、勝利和壯美,就會被完整的敘事本身的荒謬所代替。

而《長恨歌》所採取的歷史修辭法,即體現了對中國古老的傳統意識的恢復。它完整地展現了一個人的一生,也展現了一段有完整長度的歷史,這段歷史的刻度就是穿越了幾個時代的王琦瑤。王安憶寫她充滿浪漫憧憬的少女時代、是為了更加凸顯她爾後深陷紅塵短促而不幸的婚姻生活,襯托她生錯了時代、走錯了房間的一生,映襯她漫長蟄居中的無聊而寂寞的生活,以及晚年遲到又荒唐的「夕陽紅」。王安憶完整地書寫了一個女人重復了無數陳舊故事的「薄命紅顏」的一生。所謂美麗本身就是一場錯誤,幻想美麗更是一場無法躲過的悲劇。王琦瑤的「長恨歌」和楊玉環的「長恨歌」是相似的,但卻充滿了荒唐與卑賤。人們會想,怎麼會這樣?這是人世的敗落,也是美的敗落。王琦瑤,記載和書寫著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側面,見證著上海這座市民之城的一個側面。她的一生完成了作家對一段歷史的認識,也完成了一種美學,一個真正蘊涵著傳統神韻的美學。

還有另一組對照:這就是《長恨歌》中的另一個人物蔣麗莉與王琦瑤的對照。蔣麗莉可以說是《長恨歌》中的林道靜,卻又延伸了林道靜的命運。可以說,關於她的故事「續寫」出了《青春之歌》「省略」了的部分。少女時代的她曾經歷了和王琦瑤完全一樣的生活,她們追想著浪漫的未來,在閨中度過了「姐妹情誼」的時代,她甚至還鼎力相助,幫王琦瑤選上了「上海小姐」的第三名。但這個「丑小鴨」一樣的女孩,可能內心深處在充滿了對王琦瑤的美麗的艷羨的同時,也深藏著一種隱秘的妒忌,她可能一直在和王琦瑤「比」:她的家庭背景好於王琦瑤,擁有可供上流社會出入的沙龍,她就把王琦瑤拉到了她家這個社交場合里來,這樣她就有了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再者她實際上也是在幫王琦瑤競選上海小姐的過程中,感受到了某種滿足,並和王琦瑤的美麗的優勢達成了某種「平衡」;然而當王琦瑤果真成為「三小姐」,並且在和她與程先生三人構成的「三角戀」中牢牢地處於優勢(蔣麗莉愛程先生,而程先生卻愛王琦瑤時,她的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妒忌就逼使她要「革命」——尋找另一種競爭的方式了,她的「向左轉」在深層心理上可能是出於這樣一種原因。可以說,與王琦瑤「攀比」是她終生的一個「情結」,這最初源於人性,最終卻導向了政治。

就這樣,當上海這個「資本主義」與小市,面臨著中國現代以來最大的變動的時候,蔣麗莉走上了革命道路。和林道靜以及許多「小資」人物之所以走上革命是源於個人生活的原因一樣,蔣麗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變成了革命隊伍中的一員,變成了另一意義上的「勝利者」。在接下來的生活中,蔣麗莉取得了無可爭議的優勢,而王琦瑤則淪為了「地下的遺民」。這時,「青春敘事」的「主角」終於由於革命而實現了一次替換。如果小說到這里結束那和楊沫的《青春之歌》的故事也就很有些異曲同工了。但敘述可以終止,時間卻沒有斷裂,當蔣麗莉繼續活下去,成為了革命短暫的勝利者之後,生活還在繼續,結局永遠是新的開始,不但悲劇會再度降臨,死亡也會在時間之河中如期出現。蔣麗莉嫁給了她並不喜歡的革命者——有著一雙臭腳丫子的南下山東幹部,勝利者的新鮮與喜悅並沒有維持多久日常生活的陳舊與固有的邏輯就又開始了。而且要命的是,「革命的上海」似乎永遠也無法戰勝「小市民的上海」,革命政治高居在上海的屋頂,而日常的小市民的生活卻深處於每一座弄堂和角落。對於蔣麗莉來說,她認同革命只是暫時和無奈之下的選擇,而認同「原本的上海」卻是從骨子裡決定的。她骨子裡的那顆「上海心」並沒有使她認同從山東來的革命丈夫的生活,她一直沒有得到自己的幸福。這不僅因為她與美麗的王琦瑤相比本是一個「灰姑娘」,不僅因為革命的燦爛神話終究要還原到灰色的日常生活,還因為她壓根就沒有在內心戰勝過「舊上海」——雖然她會以新社會、「新上海」的勝利的代言者而自詡,但她在王琦瑤面前卻從來就沒有找到過勝利者的感覺,她永遠是自卑的,即使是在王琦瑤最困難的時期。她在抑鬱的生活中度過了暗淡的中年最終死於肝癌。一曲「青春之歌」就這樣變成了「死亡之歌」和另一支「長恨歌」。某種意義上,蔣麗莉完成了林道靜的續篇,也用時間的延續終結了「青春之歌」的神話。

巴赫金在論述小說中的時間問題時,曾分析過古希臘的一種小說,這類作品寫男女之間一見鍾情、然後歷經曲折磨難、最後終成眷屬的故事,這其中按照故事發生的時間看,顯然是有相當的長度的,然而「主人公們是在適於婚嫁的年歲在小說開頭邂逅的;他們又同樣是在這個適於婚嫁的年歲,依然是那麼年輕漂亮地在小說結尾結成了夫妻。他們經過難以數計的奇遇的這一段時間,在小說里是沒有計算的」⑤。為什麼沒有計算呢?顯然是要保持其「青春敘事的特徵。這和古希臘文化的整體上的「童年傾向」與青春氣息是有著內在一致性的。從中國當代文學敘事的歷史變遷看,《長恨歌》這樣的作品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標志:它標志著原型來自西方的「青春——歷史」敘事的格局及其「進化論美學」的終結,以及中國傳統的「生命/死亡——歷史」敘事的格局及其「循環論」與「感傷主義美學」的恢復。「生命本體論歷史觀」所支配下的敘事,必然會呈現出自我的「閉合」性、循環性、完整性和悲劇性,展現出其「長恨」的本質與悲劇美學的力量。個體人生的「必死」和歷史以個體人生為刻度的循環,是中國人歷史及其歷史美學觀的核心。在它的觀照下,歷史的整體整合了歷史的局部,歷史的悲劇消除了歷史的喜劇,以生命為單位的更長的完整敘事取代了以青春為單位的斷裂式敘事。這當然和中國當代文化的語境有著微妙的關系一個世紀結束了,一個「青春」的時代也已消逝,因此他們集體地終結了原來的熱情而不免虛浮淺顯的「青春敘事」與「青春美學」。在這一點上,《長恨歌》是特別要值得肯定的,因為它不是一部一般的小說,而是一個美學——一部可以構成一種美學範例的作品。

C.持守了民間的敘事

從「青春之歌」到「長恨歌」,既是一條遙遠的歷史之路,同時也只有一步之遙,它是主流意識形態逐漸從文學中淡出的一個必然結果,也是歷史與民間意識形態的自動恢復的必然意志。《青春之歌》之所以把一個小資的個人敘事改裝成革命的主流敘事,是當代知識分子迫於在「交代」自己的「歷史問題」的同時謀求政治合法性的企圖。但對《長恨歌》的作者來說,這樣的問題顯然已不存在,她很輕巧地就做到了三個迴避:一是讓王琦瑤選擇了純粹民間式的生活,這一方面是人物自身生存的內心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上海特有的市民社會所具有的「庇護」作用,使她得以生活在最底層和最本原的民間社會——「歷史的芯子」里;二是讓人物選擇了迴避主流社會生活的心靈方式,讓巨型的政治生活無法在人物的心靈中留下痕跡。原發而又根深蒂固的民間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使王琦瑤能夠毫不費力地拒絕和消化著政治歷史給予她造成的影響,這一點正是她不同於林道靜的最大區別。她的看起來十分可悲和可鄙的「外室」生活,和古代的那位「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的美女所選擇的生活和價值之間的細微差別,不過是從高貴的王族到卑賤的小市民的蛻變罷了。上海的弄堂已經造就了她的一顆「上海心」,這顆上海心也就是《長恨歌》的「芯」。正是這顆心使她得以「生活在世道的芯子里」。第三個迴避對小說來說是最重要的——它屬於作家王安憶自己。她選擇了非常個人化的敘事角度,刻意地釋解和避開了宏大歷史敘述的模式,把人物和事件還原到日常生活的末端和細部:參加舞會、串門、喝下午茶、圍爐夜話。津津樂道的是旗袍的式樣,點心的花樣,咖啡的香味,大伏天打開衣服箱子曬霉,用小磨磨糯米……這些都顯示了《長恨歌》作為一部「新歷史主義」小說的特性,即在主流歷史敘述之外重新建立一個「反權力敘述模型」的特性。這是一部屬於上海小市民的現代歷史,是屬於民間和個人的歷史記憶。它所表現的「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詩學或歷史美學,既是最舊和最傳統的,同時也的最新的。現代的歷史在這里是通過她的民間化、邊緣化、私語化和瑣碎化的「編纂法」來得以再現的。

與此相連的是一個「巧合」(也許是重合),這樣的私人化的敘述恰好同「女性主義」的視域天然地具有著某種一致性,也就是說,在這里,市民化的敘事和女性化的敘事產生了奇妙的重合,使《長恨歌》成為了當代中國近乎是「惟一」——至少是不多的——的一部「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的作品。它們共同與波瀾壯闊的主流歷史拉開距離,遠離了男性世界的政治風雲。王安憶「背叛」了現代以來的「啟蒙—革命」的復合式的敘事規則,卻恰恰從另一個方面重建了女性敘事,也建立了現代中國女性的另一種歷史。也可以這么說,在《長恨歌》里,反主流的民間歷史敘事同女性敘事正好是同構的。這與《青春之歌》的情況也正好是反著的,因為「革命敘事」同「男權敘事」之間某種不可避免的重合,正好導致她在試圖保留女性敘事的同時又把它改裝為革命敘事的努力中,陷入了男權的陷阱。

D.從「出走」到「回家」,一個循環

很顯然,從「青春之歌」到「長恨歌」,兩代女性作家在敘事形式上的追求正好經過了一個循環、一個從傳統中「出走」又重新「回家」、回到傳統的過程——當然,這個「傳統」指的是在敘事的內在原型意義上的傳統。王安憶的《長恨歌》不僅離白居易的《長恨歌》更近而且離《紅樓夢》,離《三言》、《二拍》,離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方式也更近;當然,這也正是它比看起來非常「革命」的《青春之歌》更具有「現代性」的原因。相反,盡管楊沫是在竭力反叛傳統,但與王安憶相比,她的「現代性」還是要更為稀薄些。很明顯不是這部小說中的「革命」支持了它的魅力,而是「性」和一些十分陳舊的東西,比如「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等等。這是不是一個有意思的矛盾?

從五十年代的《青春之歌》到九十年代的《長恨歌》,從一代年輕人的主流精神偶像林道靜,到城市民間的芸芸眾生的代言人王琦瑤,在兩個大致具有相似背景的知識女性身上,我們發現了當代文學敘事在其性質上的另一個變化:即,裹挾和隱含了知識分子話語及其敘事的主流權力話語與宏偉歷史敘事已經逐漸讓位於由知識分子主體觀照與改造下的民間話語與民間敘事。這個轉變不是一個個例,而是一個整體的趨向,對此必須要加以強調。

兩部小說在話語方式的選擇傾向上也構成了有意思的對比。《青春之歌》的話語特徵是分為前後兩部分的,前一小部分是以「小資」話語來敘述的,從盧嘉川出現之後,則慢慢向政治話語講述過渡,到江華出現之後,即完全改造成了枯燥無味的政治化敘述,連江華對林道靜的求愛,都是以「能不能比同志關系更進一步」的可笑的話語來表達的。它「假公濟私」地用政治話語來裝裹並講述「私人生活」的故事與場景,既情願又不情願地遮蔽了知識分子原有的啟蒙敘事模式,目的是試圖保留知識分子敘事的潛在的優越感,同時又建立其「革命敘事」的現實合法性,這當然是頗有「苦衷」的,我們從中不難看出楊沫左右為難的樣子,她小心翼翼、誠惶誠恐、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但還是免不了被批判指摘的命運,在對她求全責備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給予諒解——因為這也已經成為另一種歷史。從這部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傳統及其賴以書寫的啟蒙知識話語,是怎樣一步步地自覺而又不自願地「擠進」了政治話語的囹圄之中,這是青春壯歌中的一個無法掩飾的悲劇。

相比之下,雖然《長恨歌》「復辟」了中國傳統的歷史與美學觀念,但它在小說的敘述過程中卻恰恰強化並隱含了「知識分子的話語」,並使之在與市民民間話語的「合作」中實現了互利的相得益彰。市民生活的場景和絮絮叨叨的方言化講述,並沒有遮蔽《長恨歌》作為一部「新歷史主義」小說所包含的知識分子情懷,她實踐了復活歷史邊緣、修復民間歷史並「將歷史交還民眾」的理念。尊重而不是扭曲、改裝和粉飾歷史,正是當代小說新歷史主義敘事中所包含的人文內蘊——「歷史的芯子」畢竟是不會輕易被修改的,上海又回到了它本然的樣子。這個本然的樣子當然不是樂土一片,但它是豐富和真實的,這就是生活和歷史根部的樣子。什麼是「上海文化」和「上海書寫」?王琦瑤的一生,她的全部,都闡釋著這個問題,她更形象地解釋了上海這座現代中國的城市其文化的沖突與變遷,隱喻出小市民的上海、殖民地的上海、革命的上海和回到了市場與物慾時代的上海,它的豐富的歷史、文化與人生意蘊。這是王安憶的貢獻。《長恨歌》值得贊揚的另一點是,它對中國傳統小說的時間修辭以及對中國當代歷史的處理方式之間,實現了一種創造性的「神會」,具備了一個當代優秀作家應該有的高度,即對傳統歷史美學的「現代性的改造」。這表現在,當歷史恢復了它陳舊而恆常的邏輯、上海結束了它的革命時代而再度成為一座典範的消費城市的時候,王琦瑤不僅延續了它少女時代的生活,而且也續接上了她「中斷的悲劇」,她正是死於這樣的一個時代。物慾、市場和消費的上海,並沒有使王琦瑤過上安逸幸福的晚年生活,相反卻真正上演了她該上演的荒唐悲劇——王安憶不是一個簡單的作家,她讓王琦瑤死在金條帶來的災禍之下,死在無聊的小市民的鬧劇里,不但隱含了一個知識分子的人文批判的命題,更在「現代」的語境下取得了古老的美學神韻:這是永恆的悲劇,只是更帶上了落敗和荒謬的氣息。很明顯,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簡單的修復,而是創造性的綿延。

《青春之歌》和《長恨歌》之間還有許多可以比較的角度,特別是在小說的敘事美學上它們聯系著中外小說傳統中許多重要而關鍵的問題。我在上文中的分析,僅僅是試圖從「神會」的意義上引發一種思考,在學理上則留下了太多的疏漏。作為兩個時代的兩類不同的典範文本,它們在比較中的各自的意義都超過了它們自身。我期待著對此問題的不同見解和更深刻的學術闡發。

J. 張愛玲、王安憶筆下女子都穿什麼顏色的旗袍

一個人物就可以一件旗袍。有些雜亂。我也沒看過，只能幫你找一些資料。節選一些。

張愛玲
寫了很多。
《半生緣》中曼楨穿過一件淺粉色的旗袍，袖口壓著極窄的一道黑白辮子花邊；曼璐出場時穿的是蘋果綠軟緞長旗袍，見世鈞時則是一件黑色的長旗袍，袍叉里露出水鑽鑲邊的黑綢長褲。姐妹二人，姿容截然不同；《封鎖》里的吳翠遠穿的是一件白洋紗旗袍，滾一道窄窄的藍邊，人如其衣，平淡如水；而《傾城之戀》里白流蘇脫下來的那件月白蟬翼紗旗袍，大概是被月光浸泡過的吧。當時的月亮，滄桑的淚眼，真是此情可待成追憶。

王安憶。
《長恨歌》中。王琦瑤總是閉花羞月的，著陰丹士林藍的旗袍，身影裊裊，漆黑的額發掩一雙會說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