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尚旗袍慈善

㈠ 旗袍深受世界女性歡迎，它來源於什麼

旗袍是中國乃至世界女性的傳統服飾，被譽為中國的國粹和女性的民族服飾。盡管對其定義和時代仍存在諸多爭議，但它仍然是中國悠久的服飾文化中最絢爛的現象和形式之一。

旗袍形成於20世紀20年代，有學者認為旗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兩漢時期的服飾。20世紀20年代以後，它成為最常見的女裝，1929年被中華民國政府確定為民族服裝之一。

他認為民國旗袍對旗袍有影響，但他不認為兩者之間有直接的繼承關系，所以認為不宜稱民國旗袍為「旗袍」，因此，他主張將旗袍改名為「旗袍」，將「台北旗袍研究會」改名為「台北旗袍研究會」。

㈡ 旗袍是怎麼來的啊

旗袍是女性服飾之一，源於滿族女性傳統服裝，在20世紀上半葉由民國漢族女性改進，由中華民國政府於1929年確定為國家禮服之一。民國以後，上海、北平等地的漢族女性在其基礎上予以改良。1949年之後，旗袍在大陸漸漸被冷落，尤其文革中被認為封資修象徵大量毀壞。
旗袍是滿族的傳統服飾，二十世紀上半葉由民國服飾設計師參考滿族女性傳統旗服和西洋文化基礎上設計的一種時裝，是一種東西方文化糅合具象。在現時部分西方人的眼中，旗袍具有中國女性服飾文化的象徵意 甘婷婷旗袍照義。在濃厚的封建禮教氛圍中，想要婦女如現在一般外露曲線是不可能的。傳統旗袍的裁製一直採用直線，胸、肩、腰、臀完全平直，使女性身體的曲線毫不外露。盡管旗袍改於滿族婦女的袍子，或稱旗裝、旗服，但旗袍並不是旗裝。旗袍是帶有中國特色、體現西式審美、並採用西式剪裁的時裝。旗裝是滿族婦女的民族服飾。旗裝大多採用平直的線條，衣身寬松，兩邊開叉，胸腰圍度與衣裙的尺寸比例較為接近；在袖口領口有大量盤滾裝飾。黃色是皇家獨尊之色，民眾是忌用。旗裝色彩鮮艷復雜，用料等花色品種就多樣，喜用對比度高的色彩搭配。在領口、袖頭和掖襟上加上了幾道鮮艷花邊或彩色牙子盤滾設計。由於旗裝是一種平面服飾，盤滾成為旗裝除面料外的唯一設計空間，因而以多盤滾為美。清末曾時興過「十八鑲」（即鑲十八道花邊）。清代旗袍紋樣多以寫生手法為主，龍獅腆麟百獸、鳳凰仙鶴百鳥、梅蘭竹菊百花，以及八寶、八仙、福祿壽喜等都是常用題材。

㈢ 簡述旗袍的發展過程表

論及旗袍風尚的起始時間，通常認為在20世紀民國時期，鄭逸梅先生即稱 「原來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國後始御之」 。至於具體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對比較含糊。周錫保先生和張愛玲女士均以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後，周氏還以1923年的畫報等資料推斷，所謂旗袍在其時的上海數十人中不過一二 。事實上，以當時上海的新聞界對社會現象敏感程度，一種新式樣的風行必然會引起廣泛的關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報》等報紙上很難查到有關於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資料為旗袍在1925年的出現提供了佐證 。在作為舊帝都的北京，也有記載表明旗袍時尚始於1925年 。因此，將旗袍流行的起始時間視為1925年當為合理。 旗袍的樣式起源，在學術界爭論很多，主要觀點有四種：
第一種以周錫保先生《中國古代服飾史》為代表，認為旗袍即是從清代旗女的袍服直接發展而來。但也有學者認為：「民國旗袍雖然具有類似於旗女之袍的形式，卻不再具有旗女之袍的涵義，如果完全認為民國旗袍是直接由旗女之袍發展而來，未免有失偏頗」
第二種以袁傑英教授《中國旗袍》以及包銘新教授《中國旗袍》《近代中國女裝實錄》為代表，認為旗袍和旗裝袍有一定繼承關系，但同時認為旗袍的源頭應是西周麻布窄形筒裝或先秦兩漢的深衣。江南大學崔榮榮教授也在著作《近代漢族民間服飾全集》中說：「有些人質疑旗袍是滿族服飾……我認為這些認知是片面和表面化的，漢族的袍服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而滿族的袍和褂的歷史淵源又從哪裡來的呢？答案我想很容易得到 。」國學大師章太炎亦認為：「昔諸葛亮造筒袖鎧……滿洲之服，其筒袖鎧之緒也 。」將滿族服飾的源頭追溯到三國時期的蜀漢服飾。
第三種以王宇清《歷代婦女袍服考實》為代表，認為中國婦女所穿的袍，遠溯周、秦、漢、唐、宋、明時代，並不是只有在清代旗女才穿袍服。他認為旗女之袍對民國旗袍有影響，但不認為二者有直接繼承關系，因此認為民國旗袍稱之為「旗」袍並不合適，所以他倡導旗袍改名為「祺袍」，並把「台北旗袍研究會」改名為「台北祺袍研究會」。多年以來，台灣服裝界人士一直呼籲為「祺袍正名」。 第四種以卞向陽教授《論旗袍的流行起源》為代表，認為旗袍是中國服裝傳統的西化變異。融合了旗袍馬甲和文明新裝的特點， 同時又結合了西式裙裝的配伍形式， 構成了既有西方流行的影子而不同於中國傳統袍服，又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時代象徵的新時尚流行和服裝審美的特點，可為中西服飾交融的設計典範。他同時認為「旗袍」名稱的起源是一種「誤稱」，因為較早倡導旗袍的群體都是都市中受西學影響較深、追求男女平等反對封建禮教的新女性、學生等社會群體，她（他）們絕大多數是漢族人，她（他）們的祖先在清初經過流血抗爭才為漢族婦女取得不穿滿式服裝的權利，她們不可能去復辟帝制時代的、還是異族壓迫者的服飾，所以旗裝袍在民國復辟的條件並不具備 。 而民國之時「旗袍」的稱呼之所以最終會流行開，是因為整個清代，漢族女裝依然保留漢族女性傳統的「上衣下裳」制。除了貴族命婦禮服外，尋常女子一般並不穿袍服，而旗女不論貴族女性禮服還是尋常女子的日常服飾卻都是袍服。因此在長達近300年時間的潛移默化下，普通人已經習慣了「女子穿袍=旗女之袍」的歷史記憶，所以在民國旗袍開始出現的時候會給普通人一種這是「旗袍」的聯想。實際上民國旗袍首倡群體並不承認「旗袍」這個稱呼，而是「只叫它做長衫、長衣或長袍，與男性服裝混為一詞，1926年2月27日上海《民國日報》有短文《袍而不旗》，提議改稱「中華袍」。又有人提議叫做祺袍的，但兜兜轉轉的，最後還是叫回旗袍了 。」 「旗袍」是專指民國出現的旗袍，還是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在內，旗袍概念的界定，和旗袍起源樣式一樣在學術界頗有爭議。
眾所周知，旗袍在文革期間被當成「四舊」「封、資、修」的象徵進行批鬥備受冷落，對於旗袍的研究在學術界成了禁區，一直到了改革開放後對旗袍的研究才在大陸學術界才逐漸多了起來。

改革開放後早期，基於政府提倡的「中華民族是一家」政策，同時為了證明旗袍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高貴的出身，研究旗袍是學者有意識地把民國旗袍和清代旗人服飾之間的關系更多地聯系起來。「『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觀點並非特別之多，但也自成一派 。」
比如《辭海》中有關於旗袍的註解：「旗袍，原為清朝滿族婦女所穿用的一種服裝，兩邊不開衩，袖長八寸至一尺，衣服的邊緣綉有彩綠。辛亥革命以後為漢族婦女所接受，並改良為：直領，右斜襟開口，緊腰身，衣長至膝下,兩邊開衩，袖口收小。」
例如郁風的觀點：「旗袍，顧名思義，是指清朝滿人入關前後八旗婦女的衣袍，即以滿蒙為主體的關外婦女的常服……這種旗袍主要在北方流行，南方婦女仍多數沿襲明朝風俗習慣穿著較長的上褂，下露長裙 。」
又例如袁傑英的觀點：「旗人的常裝與軍裝不同，一般是袍服，……一直是以簡約的直身為基本樣式，均稱旗袍。、」「旗袍在清代是男女通用的衣著，只是在穿著風格上略有不同，官制與民用在選料、配飾方面加以區別而己 。」
但是「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觀點，從一開始就在學術界受到質疑。「在整個清代浩瀚的文獻中，『旗袍』一詞從未出現，在清代旗人稱呼自己所服袍服為旗服或旗裝，滿語稱呼為『衣介』。旗袍二字作為一個具有特定意義詞出現，最早見於1918年沈壽口述，張睿筆錄的《雪宦秀譜》一書中：『綳有三：大綳舊用以綉旗袍之邊，故謂之邊綳』。這里的旗袍是作為一個特定的指代某種刺綉服飾的名詞 。」
當今學術界主要的觀點認為「旗袍」指民國旗袍，在民國時期發展成熟並形成較穩定形態的女子袍服，下面列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幾種觀點：
周錫保在其著《中國古代服飾史》一書中認為：「滿族婦女的長袍……這種長袍開始時極為寬大，後來也漸變為小腰身，其時間已接近於辛亥革命前夕。這種長袍，到後來卻演變成為漢族婦女的主要服飾之一，即後來稱之為旗袍者。

包銘新在其著《中國旗袍》一書中也對這個 問題作了專門的闡述：「把旗袍視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雖看似無大錯，卻難免有望文生義之嫌，旗袍的內涵要比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豐富的多。廣義的可以說旗袍經歷了清代旗女之袍、民國時期的新旗袍和當代時裝旗袍三個時期的發展，其中以民國時期的新旗袍最為典型也最為重要。狹義的說，旗袍就是民國旗袍，當然也可以包括民國以後基本保持民國旗袍特徵的旗袍 。」
卞向陽在其《論旗袍的流行起源》一文中說到：「所謂『旗袍』，指衣裳連屬的一件制服裝（One-Piece Dress），同時，它必須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觀表徵：右衽大襟的開襟或半開襟形式，立領盤紐、擺側開叉的細節布置，單片衣料、衣身連袖的平面裁剪等。盡管有觀點認為旗袍包含清代旗裝的袍和民國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義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紀民國以後的一種女裝式樣 。」
在民國時期的雜志上，也有許多關於「旗袍」概念的討論，如1937年《現代家庭》雜志上署名昌炎的作者撰文「十五年來婦女旗袍的演變」中寫到：「什麼是旗袍，可說是民國紀元後適合新時代中華女子經變演出來的一種新產物，也可以說是，中國女子仿製以前清旗女衣著式樣的一件曾經改制的外衣 。」 民國旗袍風行的原因，有眾多學者和當時的媒介認為，民國初女子為尋求思想的獨立和女權的解放，效仿男穿子長袍是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漢族女性自漢代後，服飾逐漸只穿「上衣下裳」式，俗稱「兩截衣」，穿袍服幾乎成為男性的專利。女性穿「兩截衣」也被成了封建禮教對女性壓迫的象徵，被視為封建禮教迫害歧視女性罪證的《女兒經》中就寫到：
「為葚事 兩截衣 女人不與丈夫齊
百凡事體須卑順 不得司晨啼母雞 」
民國建立初期的一段時間里，由於西方文化與思想的大量湧入，國家飽受列強侵略和軍閥戰爭之苦，思想先進的年輕人積極學習西方，特別是女性勇敢地追求解放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當時爆發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等以年輕人為參與主體的社會運動，為當時女性尋求思想解放和平等權利提供了巨大推動力。有許多學者在研究旗袍的緣起時，也是站在當時這樣的一個社會背景下，比如吳昊的著作《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革命（1911—1935）》 一書。這種觀點的支持者還有WESSIELING 。
張愛玲女士就曾在《更衣記》里寫道：「五族共和之後，全國婦女突然一致採用旗袍，倒不是為了效忠於清朝提倡復辟運動，而是因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她們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於男女平權之說，可是四周的情形與理想相差太遠了，羞憤之下，她們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將女人的根性斬盡殺絕。因此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 」。王宇清先生也持有這種觀點：「旗袍，這後來流行大半個世紀的女裝，卻原來竟是新潮女子們爭女權爭平等的副產品呢 」。
辛亥革命前夕的許多積極參與革命團體的青年女性也喜穿長袍，周亞衛在《光復會見聞雜憶》中回憶1907年秋瑾的裝束：「當時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給長袍（和男人一樣的長袍），頭梳辮子，加上玄青辮穗，放腳，穿黑緞靴。那年她三十二歲。光復會的年輕會員們都稱呼她為『秋先生』」。
所謂女子為求與男子平等的權利而穿男子長袍之風氣，並沒有隨著革命的勝利而結束。1920年《民國日報》刊登朱榮泉寫給楚倫先生的信，討論女子著長衫的文章——「女子著長衫的好處 」，「長衫」最初是廣東一帶對男子長袍的稱呼，可見當時上海地區女子著長衫者已經不罕見。
經過辛亥革命勝利後的女子放足、剪發運動，女性的解放到了20年代中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伴隨女權運動的發展，女子服男子長袍的現象在全國也越來越普遍。北京的報紙載文：「如今的女子剪發了，足也放了，連衣服也多穿長袍了。我們乍一見時，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將來的男女裝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 。」不僅北京如此，「在廣州通衡大道之中，其穿長衫之女界，觸目皆是。……而無論貧富貴賤之家，若系女界之年少者，一若非具備一長衫，即不足以壯觀瞻 。由此可以看到當時年輕女性著男子長袍已是成為一種風氣，但是在當時輿論之中並沒有太多的鼓勵，反而批評者不少。到了後來，北伐勝利之後，旗袍便己經完全恢復了女性的氣質，很少再能見到服男子長袍的女性了。 1840年以後進入近代，西洋文化浸襲著清朝本土文化，許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這樣的大都會，因華洋雜居，得西文風氣之先，服飾也開始發生潛在的變革。
風行於二十世紀20年代的旗袍，是由中國傳統袍服在民國婦女在穿著中吸收西洋服裝式樣不斷改進而定型的。當時無專業服裝研究中心，服裝式樣的變化以千家萬戶，在時代風尚的影響下不斷變化。
從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國旗袍風行了20多年，款式幾經變化，如領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長、開衩的高矮，使旗袍徹底擺脫了老式樣，改變了中國婦女長期來束胸裹臂的舊貌，讓女性體態和曲線美充分顯示出來，正適合當時的風尚，為女性解放立了一功。青布旗袍最為當時的女學生所歡迎，一時不脛而走，全國效仿，幾乎成為20年代後期中國新女性的典型裝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作為領導服裝潮流的十里洋場中摩登女郎、交際名媛影劇明星等，在旗袍式樣上的標新立異，也促進了它的發展，其中如交際花唐瑛等人，最早在上海創辦的雲裳時裝公司便是。自30年代起，旗袍幾乎成了中國婦女的標准服裝，民間婦女、學生、工人、達官顯貴的太太，無不穿著。旗袍甚至成了交際場合和外交活動的禮服。後來，旗袍還傳至國外，為他國女子效仿穿著。
30年代和40年代是旗袍的黃金時代，也是近代中國女裝最為光輝燦爛的時期。這時的旗袍造型纖長，與此時歐洲流行的女裝廓形相吻合。此時旗袍已經完全跳出了旗女之袍的局限，完全是一個「中西合璧」的新服式了。先是有了「別裁派」的說法。旗袍的局部被西化，在領、袖外採用西式的處理，如用荷葉領、西式翻領、荷葉袖等，或用左右開襟的雙襟。這些改革的應用雖並不廣泛，但表示了當時人們思想上的自由，旗袍原有的程式不再是必須遵循的。旗袍與西式外套的搭配也是「別裁派」的一個特點，這使得旗袍進入了國際服裝大家族，可以與多種現代服裝組合，說明它已經「國際化和現代化了」。20年代的旗袍仍然寬大平直；與當時流行的倒大袖相呼應，旗袍的下擺比較大，整個袍身也是呈「倒大」的形狀。但肩、胸乃至腰部，則已呈合身之趨勢。張愛玲說：「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這位以善於觀察和描述時裝的女作家所說的「初興」，如果是指20年代，那「嚴冷方正」一定是她童年的印象了。
30年代末出現了「改良旗袍」。旗袍的裁法和結構更加西化，胸省和腰省的使用旗袍更加合身，同時出現了肩縫和裝袖，使肩部和腋下也合體了。有人還使較軟的墊肩，謂之「美人肩」。這表明女性開始拋棄以削肩為特徵的舊的理想形角。這些裁剪和結構上的改變，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上海鴻翔公司的後人金泰鈞先生對此堅信不疑。他本人雖未親身經歷了這一過程的全部，但他在40年代工作於鴻翔時，還可從老師傅處獲得有關於此的很多
消息。這時旗袍已經成熟已經定型，以後的旗袍再也跳不出30年代旗袍所確定的基本形態，只能在長短、肥瘦及裝飾上作些變化。全世界女性們所鍾愛的旗袍，就是以30年代旗袍為典型的。而30年代的旗袍，就是以海派旗袍為楷模的。
二十世紀20年代，受西方服飾影響，經改進之後的旗袍逐漸在廣大婦女中流行起來。旗袍的樣式很多，有長旗袍、短旗袍、夾旗袍、單旗袍等。改良後的旗袍在20世紀30年代，幾乎成為中國婦女的標准服裝。
此時的時裝流行中心早已由蘇、揚移至上海，上海又是婦女尋求解放的重鎮，傳教士、商人、革命黨人競相創辦女學，掀起了一股女權運動浪潮。尋求解放的社會大氣候盪滌著服飾妝扮上的陳規陋習，趨向於簡潔，色調力求淡雅，注重體現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馬甲的形式出現，馬甲長及足背，加在短襖上。後將長馬甲改成有袖的式樣，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雛形。據說得風氣之先的上海女學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俑者。當時的女學生作為知識女性的代表，成為社會的理想形象，她們是文明的象徵、時尚的先導，以至社會名流時髦人物都紛紛作女學生裝扮。 二十世紀初盛行內穿喇叭型寬大袖子的短襖，外套前後擺及地的無袖長馬甲。此後旗袍在邊、袖、襟、領等處作了一些改動，增加了裝飾，出現繁復的變化。但仍保持舊式旗袍馬甲的平直寬大風格，襲用傳統的直線裁製方式，顯露不出女性的窈窕身段。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旗袍在長短、寬窄、開衩高低以及袖長袖短、領高領低等方面的改動尺度有所反復。 1929年，受歐美短裙影響，原來長短適中的旗袍開始變短，下擺上縮至膝蓋，袖口變短變小。後來又有校服式旗袍，下擺縮至膝蓋以上1寸，袖子採用西式。這一改變遭非議，1931年後旗袍又開始變長，下擺下垂。三十年代中期發展到極點，袍底落地遮住雙腳，稱為「掃地旗袍」。原先能遮住手腕的旗袍袖子縮短至肘部。以後袖長越來越短，縮至肩下兩寸，1936年後幾乎無袖。
清代旗裝不開衩，出現旗袍後，旗袍在縮短袖子時也悄悄在左邊開低衩。後來衩越開越高漸漸及膝部高到大腿。由於有人反對，袍衩一度回到膝蓋以下。但輿論壓力一減小，袍衩又迅速升高，1933年後流行大開衩旗袍。
傳統旗袍是上下一條直線，外加高高的硬領。三十年代初期，袍腰開始日積月累地收縮，到一九三四年後，女性身材的曲線終於全部顯露出來。高聳及耳的領子也逐漸變矮，後來有的成了無領旗袍。
建國之初，人們對衣著美的追求已完全轉化成了對革命工作的狂熱。旗袍所代表的悠閑、舒適的淑女形象在這種氛圍里失去了其生存空間……

50年代——也有過燦爛的一瞬
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如果說服裝也有流行的話，那流行的主導已轉向平民。到1956年，據說前蘇聯的某領袖人物到中國訪問時提出，中國人的服裝要體現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新面貌，於是，政府號召「人人穿花衣裳」。
這時出現的旗袍比以往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氣質。不妖、不媚、不纖巧、不病態，符合當時美觀大方的標准，而且更為實用。
六、七十年代——被冷落的20年
從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是傳統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災難。「文革」前夕，王光美隨劉少奇出訪四國，穿過旗袍，到後來文革期間被當成罪遭到被紅衛兵批鬥。
八、九十年代——逐漸復甦
為最能體現這種完美身材的旗袍有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照說當年大受青睞的旗袍會再次回到人們當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旗袍並未再度流行，而是只有少數人在穿……
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經遠去，被冷落了三十年之久的它，在八十年代以來開放後的國土上顯得有些落伍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開始復興
新時代女性理想形象又有所改變。高挑細長，平肩窄臀的身材為人們所嚮往。而作為最能襯托中國女性身材和氣質的中國時裝代表——旗袍，再一次吸引了人們注意的目光。隨著傳統文化重新被重視，旗袍也被視為中華民族的象徵之一，不但領導人夫人、女性外交官員在外事活動中身穿旗袍，在中國舉辦的歷次大型國際會議和體育盛會禮儀小姐的服飾也多選擇旗袍，國外，還有不少設計大師以旗袍為靈感，推出了有國際風味的旗袍，甚至是中國旗袍與歐洲夜禮服的結合產物。 早在1933年，中國旗袍就曾在芝加哥世博會上獲銀獎。

2010年上海世博會組委會曾定製了60套緙絲旗袍作為中國政府贈送各國元首夫人的禮物，每件價值十萬元。
各國駐上海總領事夫人也曾身穿旗袍參加慈善義演。
外國遊客來上海，常常將訂做旗袍作為第一個節目，視之為中國元素代表。
媒體報道過美國觀眾穿旗袍觀看中國文化節演出。
法國著名服裝設大師皮爾·卡丹曾說：「在我的晚裝設計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靈感來自中國的旗袍。」
2008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瑞典女運動員出場服裝選用的是中國旗袍式樣，超過10位各國奧運冠軍要求做一件中國禮服——旗袍用於自己的婚禮。
對歐美明星，公眾場合穿旗袍也許更多是為自己添加異國情調。中外媒體曾發布過伊麗莎白·泰勒、帕麗斯·希爾頓、凱莉·米洛、艾瑪·沃特森、珍妮弗·洛佩茲、比約克、濱崎步的漂亮旗袍照。
好萊塢巨星詹妮弗·洛佩茲、英國超模姬·摩絲、妮可·基德曼、維多利亞·貝克漢姆、席琳·迪翁的旗袍風采更可以證明旗袍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現總理李顯龍父子的夫人都以旗袍做為禮服，新加坡歷代華裔的總統夫人都以身著旗袍彰顯華裔身份。
越南官方認為越南傳統服飾AO DAI（奧黛）源自中國旗袍，並且認為AO DAI的中文名稱就是旗袍
馬來西亞2006年8月29日發行了一套馬來西亞各族傳統服飾的郵票，其中的華族女性服飾為旗袍。

㈣ 旗袍的起源

旗袍是民國的國服，盛行於三四十年代。行家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看作旗袍流行的起點，三十年代它到了頂峰狀態，很快從發源地上海風靡至中國各地。

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創立民國。民國之初，剪辮發，易服色，把屬於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級制度送進了歷史博物館，這一切為倒大袖與新樣式旗袍的誕生創造了條件。二十年代早期，城市女性中時興過一陣「文明新裝」。

旗袍追隨著時代，承載著文明，以其流動的旋律、瀟灑的畫意與濃郁的詩情，表現出中華女性賢淑、典雅、溫柔、清麗的性情與氣質。旗袍連接起過去和未來，連接起生活與藝術，將美的風韻灑滿人間。

(4)風尚旗袍慈善擴展閱讀：

旗袍，中國和世界華人女性的傳統服裝 ，被譽為中國國粹和女性國服。雖然其定義和產生的時間至今還存有諸多爭議，但它仍然是中國悠久的服飾文化中最絢爛的現象和形式之一。

旗袍形成於上個世紀20年代，有部分學者認為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先秦兩漢時代的深衣 ，民國20年代之後成為最普遍的女子服裝 ，由中華民國政府於1929年確定為國家禮服之一。

50年代後，旗袍在大陸漸漸被冷落，尤其文革中被視為「封建糟粕」、「資產階級情調」遭受批判。

80年代之後隨著傳統文化在內地被重新重視，以及影視文化、時裝表演、選美等帶來的影響，旗袍不僅逐漸在大陸地區復興，還遍及世界各個時尚之地。

1984年，旗袍被國務院指定為女性外交人員禮服。

從1990年北京亞運會起，歷次大陸舉行的奧運會、亞運會以及國際會議、博覽會多選擇旗袍作為禮儀服裝。

2011年5月23日，旗袍手工製作工藝成為國務院批准公布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2014年11月，在北京舉行的第22屆APEC會議上，中國政府選擇旗袍作為與會各國領導人夫人的服裝。

㈤ 旗袍的寓意

1、風行於本世紀20年代的旗袍，脫胎於清代滿族婦女服裝，是由漢族婦女在穿著中吸收西洋服裝式樣不斷改進而定型的。當時的變化並不復雜。

2、從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國旗袍風行了20多年，旗袍的款式幾經變化，使旗袍徹底擺脫了老式樣，改變了中國婦女長期來束胸裹臀的舊貌，讓女性的體態和曲線美充分顯示出來，適合了當時的風尚，促進了女性解放。旗袍的誕生幾乎成成為20年代後期中國新女性的典型裝扮。

3、自30年代起，旗袍幾乎成了中國婦女的標准服裝，無不穿著。旗袍甚至成了交際場合和外交活動的禮服。後來，旗袍傳到了外國，被西洋女子效仿穿著。

4、發展至今，旗袍的樣式花色都逐漸繁多，隨著復古風尚的流行，旗袍重新演繹昔日的精彩。作為中國服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旗袍，有著悠久的歷史，象徵著華夏文明，襯托東方女性的優雅氣質，仍然在樣式上不斷創新，在時尚的舞台上大放異彩。

二、袍的寓意和特點

旗袍樣式多樣，基本都有以下特徵：右衽大襟為開襟半襟形式，立領盤組擺側開衩,。單片衣料、衣身連袖的平面裁剪。開衩只是旗袍的很多特徵之一，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要的。

旗袍是美麗典雅的代名詞，展現女性的端莊優美與迷人曲線，非常適合突女性柔美的特徵。旗袍是傳統的象徵，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承載著歷史和文化的積淀，作為時裝，章顯女性的婉媚，承載著女性身上的雋永和優雅。

三、旗袍的花紋樣式

1、花草圖案

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花草圖案，就是梅蘭竹菊四君子了，再有就是蓮花等，具有美好象徵意義的花紋圖案。

【梅】

梅花凌寒獨自開，所以堅韌、經霜傲雪等特質在人們心中具有美好的印象；梅花有五瓣，象徵福祿壽喜財；梅花和喜鵲一起出現時，又代表著喜上眉梢的吉祥寓意。

【蘭】

蘭花清新淡雅，深受文人雅士的喜愛。在旗袍上以蘭花作為裝飾，也能夠凸顯女性的溫婉氣質。

【竹】

高風亮節，堅韌不拔，是想到竹的第一印象。旗袍紋樣中的竹的形象，大多是翠綠的竹葉點綴在旗袍上。

【菊】

菊花的花型十分的飽滿，雖然菊花的印象屬於悠閑恬淡，但是在旗袍上的菊花圖案卻有著富貴長壽的寓意。

花草圖案是旗袍紋樣當中運用最多的花紋，既可以簡單簡約，也可以富麗華貴。

㈥ 旗袍怎麼理解都有那些品類啊

論旗袍的流行起源
世界服裝網 www.csfz.cn 2005-10-09 16:00:25.0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學術界抑或設計界，旗袍在很多人看來屬中國傳統服裝的當然代表，甚至已經成為中國服裝傳統的代名詞。但是，站在21世紀的高處回首中國悠久的服裝歷史，旗袍真就那麼傳統嗎？從某種意義上說,旗袍從流行之初就註定了它是拖著西化影子的中華國粹。深入考察旗袍流行的起源，不但有助於澄清中國的服裝及設計史實，亦為中國現代服裝設計如何將民族傳統與國際流行交融提供一個生動的範例。

一、旗袍風尚的基本特徵

所謂「旗袍」，指衣裳連屬的一件制服裝（One-piece Dress），同時，它必須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觀表徵：右衽大襟的開襟或半開襟形式，立領盤紐、擺側開衩的細節布置，單片衣料、衣身連袖的平面裁剪等。盡管有觀點認為旗袍包含清代旗裝的袍和民國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義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紀民國以後的一種女裝式樣。而所謂「旗袍風尚」則更多是從裝扮行為模式和社會群體角度考慮，其基本特徵為：以旗袍為基本品類，在配伍上則具有一件制服裝的特點，下身基本不再配穿可能外露的裙或長褲，在一定的社會群體中風行一時。

二、旗袍風行的起始時間、地點和人群

論及旗袍風尚的起始時間，通常認為在20世紀民國時期，鄭逸梅先生即稱「原來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國後始御之」。至於具體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對比較含糊。周錫保先生和張愛玲女士均以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後，周氏還以1923年的畫報等資料推斷所謂旗袍在其時的上海數十人中不過一二。事實上，以當時上海的新聞界對社會現象敏感程度，一種新式樣的風行必然會引起廣泛的關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報》等報紙上很難查到有關於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資料為旗袍在1925年的出現提供了佐證。在作為舊帝都的北京，也有記載表明旗袍時尚始於1925年。因此，將旗袍流行的起始時間視為1925年當為合理。

至於旗袍風尚的始發地，應在其時對中國服裝流行影響最為廣泛的上海或北京。盡管旗袍從名稱上望文生義應與滿族人有必然的聯系，而北京的滿族人非但在數量遠多於上海，還在衣著上保持有本族旗裝(Qi Style,也稱滿裝Manchu Style)傳統，且兩地旗袍風尚的起始時間也較為一致，但是，旗袍在當時是一種新派的時興，它與滿族人舊時的袍在穿法上有諸多不同，但卻和西式裙裝頗為類似，以上海在中國唯一的時尚中心地位、西風東漸的先得之地以及追求衣著時興的城市特徵而言，1948年屠詩聘先生斷言旗袍「開始流行於上海，逐漸流入內地」並非虛妄，而許地山先生早在1935年也曾有過類似論述。

關於旗袍風尚的始發群體，有諸多原始記載和研究結論表明為上海的女學生群體。以當時其「女界領袖」的衣著引領地位和對西化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而論，也只有她們才可能是旗袍最早的主要使用者。

三、旗袍式樣的起源分析

關於旗袍的式樣起源已經有諸多的研究。很多結論認為民國旗袍是清代旗裝中的袍的延續，其主要依據為兩者之間形的類似和名的聯想，國外也有將其稱為「Mandarin Dress」。但是，此類推論很難解讀旗袍風尚中棄裙褲而穿襪甚至裸腿的迥異於此前中國傳統的裝扮特徵。事實上，服裝歷史中很多款式的類似純屬巧合，斷言其承襲卻又不盡然。在清代，女式旗裝袍一般稱為襯衣或氅衣,卻很少有旗袍之說。盡管沈從文先生在論述雍正四妃子便服時曾談到其中兩件長袍「已經具有後來旗袍規模」，但本意應該是求得對研究主體的形象說明而非指兩者之間的因襲必然。張愛玲曾將最早的旗袍解釋為1921年女學生對男裝袍的款式借用，但少有論證。還有境外研究認為旗袍的起源是漢裝、旗裝和西方服裝的元素結合，卻又語焉不詳。

作者無意否認旗袍與中國傳統服裝的必然聯系，但是如果仔細考察旗袍的早期時尚，我們會發現它盡管具有中國傳統服裝的部分款式特徵，但並非清代旗裝袍的嫡生，如今被看作國粹的旗袍從風行之初就脫不了西化的胎記。

首先，必須看到傳統的袍在中國女性中的普遍使用曾出現斷層。清代的滿族女性穿袍，漢族女子則主要為褂、襖配裙和褲。盡管滿漢服裝間的區別到清末已很模糊，但民國初年女性穿袍者「極不普遍」。其次，從歷史的沿革角度考慮，自19世紀末起包括服裝在內的部分舊傳統習俗就被有識之士當作妨礙中國進步的障礙，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廢除了清代的服裝禮儀制度，還發生了短暫的排滿風潮，其後又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在受西方文明影響最早也最大的上海，復制清代旗裝袍的社會條件似不充分。再從旗袍的使用群體角度分析，旗袍初始的穿用者和最早的倡導者是都市中受西學影響較深的學生等社會群體，她(他)們絕大多數是漢族人，她(他)們的祖先在清初經過流血抗爭才為漢族婦女取得不穿滿式服裝的權利，服裝史上由此有了清代女裝的「漢裝(Han Style或Chinese Style)」和「旗裝」之分，盡管自清末起上海女裝就是西洋東洋、漢裝滿裝兼而有之，但要讓其照搬曾為之唾棄的舊傳統服裝少有可能。由此可見，旗袍與清代旗裝中的袍應該不會有直接的淵源關系。

任何新流行的興起在其偶發性的背後都有必然性。聯系1925年前後的上海女裝時尚，可以對旗袍式樣的誕生作如下解釋：自20世紀10年代起，傳自留學東洋女學生的少有紋飾短衣長裙的「文明新裝」成為新派女性的時髦；馬甲原本是清代以來上海婦女的常用衣類，短可及腰長可至膝，20世紀20年代初時興一種長至小腿的大馬甲，類似旗裝式樣的袍而無袖，有人為求區別也為標榜新奇將它稱為「旗袍馬甲」；至旗袍風行之前，開始有將旗袍馬甲著於褂襖之外而取代裙和褲的穿法，部分研究認為旗袍即脫胎於此；再將日常生活中的旗袍馬甲加上文明新裝中風行的及肘喇叭袖（時稱倒大袖），構成了旗袍最早的流行式樣。

但是，如此僅說明了旗袍本身的形的由來，卻無法解釋旗袍風尚中與舊傳統完全不同的服裝配伍方法，而這恰恰是民國的旗袍和以往傳統衣著習俗之最大區別所在：自清代至旗袍風行之前，無論是漢族還是滿族女性均通過與袍服或上裝相配的裙和長褲將下肢基本遮蓋。而在旗袍的配伍中,除1925年旗袍流行的萌芽期有少量袍中穿褲的記載外,其時尚主流基本為旗袍內不著可能外露的裙及長褲，而是配穿合體的襪，甚至不著襪而裸露小腿。

作者注意到，旗袍與當時的連衣裙等西式裙裝在衣裳連屬的制式和衣裝搭配上均有出奇的相似，包銘新先生也曾將旗袍比喻為中國的One-piece Dress。早在20世紀初，上海已經於華洋雜處中見識並開始寬容地接納了包括西式裙裝在內的西方服裝體系；10年代中期後上海流行跳交際舞（時稱「交際茶舞」），摩登女子穿用的「茶舞服」中就有西式連衣裙；對於部分受西方文明影響較大的女性群體而言，西式裙裝也常為其所用；而且作為旗袍母體之一的文明新裝亦不同於日本和中國傳統服裝，它是西方服裝體系通過日本再迂迴傳到中國的結果，裙已經不是中國傳統的圍系式而改為西式套穿，裙內也不再穿著長褲；加之上海「時髦機器」的城市特性對服裝流行求新求變的訴求，在上海的西式學堂的女學生群體中最早出現了融旗袍馬甲、文明新裝和西式裙的諸多特性於一體的旗袍新流行也就不難理解。旗袍之所以「只不過略仿旗裝，和真正滿人的袍，相去很遠」，其根本原因應在於此，而這又是過去的某些研究較為忽略之處。

四、旗袍稱謂的由來推斷

盡管自清代以來，袍就不是普通漢族女性的日常服裝，在上海只有旗人和少數欲以衣裝獵奇爭艷者穿用，但由於男子的普遍使用，當時的人們對袍並不陌生，而所謂旗袍確實與其在外形上十分類似，將它歸類為「袍」也很合理，何況還有男袍女穿之旗袍起源說。同時，因為漢族男性早在清初就改穿滿式男裝，而旗裝中的男、女袍除大小和裝飾不同外幾乎形出一轍，加上旗袍前身之旗袍馬甲也與旗裝的袍多有相似之處，由此可以理出旗袍與旗裝袍的間接聯系。「旗」字則可從「旗袍馬甲」中得到解讀，「旗袍」稱謂甚至還可能是它的直接衍化。非但如此，較先採納旗袍的又是一個鼓吹男女同權的社會群體，她們不但要通過旗袍摒棄過去婦女上衣下裙兩截穿衣的習俗以改變中國女性的弱勢群體形象，更想無論在稱呼上還是在式樣上都取得和男性一樣使用袍的權利。而且盡管其時的上海已經較為開放，保守思想仍有相當勢力，對西式裝扮和新奇時髦雖然見怪不怪，但在流行的推廣過程中還是阻力重重。新式、樣冠以看似傳統的「旗袍」之名以強調中式模糊西化，也許是為體現五族共和及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更可能是期待以此減輕社會的群體壓力。

五、旗袍流行的美學解讀、消費保證和社會機遇

任何一種式樣要成為時尚，必須為大眾的美學理念所認可、消費相對便利並包容於一定的社會氛圍。風行之始的旗袍是中式表觀下的西化穿用，其既有中國服裝傳統的外觀承襲，但又是西風吹拂下的傳統變異。時尚美好出乎想像的強大力量，渴望和想往包括服裝流行在內的西方文明的社會風氣，加上民眾重視衣飾的習俗和傳統服裝製作業的基礎，以及北伐革命風起雲涌的時代背景，終於成就了旗袍的在中國的全面流行。

對於旗袍時尚的美學解讀，盡管有觀點認為其在於類似西式審美所嘉許的人體曲線顯露，但事實上旗袍風尚仍體現了中國傳統審美的潛意識並構成了具有中國20世紀前期的時代特徵的新的衣飾美學觀⒂。早期的旗袍依然是傳統的平面結構，其連身通袖強調的還是手臂下垂時傳統美人的溜肩，腿也只在袍衩間得到意念上的完整；盡管旗袍在胸臀的最大處是合體的，但由於沒有橫向腰線分割和胸腰省道，腰部雖通過邊縫內收但仍具相當的寬松度，在順暢的廓形下，胸的突顯依然較西式服裝為弱，而東方人種臂的扁平卻被忽略；至於纖腰則是概念想像的必然，身段婀娜者自不必說，即便是腰變粗腹顯贅穿上旗袍仍有臆想中的苗條，最多隻是使袍在腹前有一個不明顯的凸出曲面，反而顯出中國傳統式的「富態」，這使得旗袍無論二八佳麗或六十年紀均相適相宜。如此構成的旗袍非但中國的女人喜歡它，即便男人也欣賞它，老派人物接納它是因為其有傳統的服裝表徵和審美意趣，西式因素的融入又迎合了當時所必需的開明 ；新派人物歡迎它則著眼於其中西交融的衣著方式，還具有緊跟西方的流行感和一個完全中國味道的名字。而旗袍對於服飾配伍的中西包容又體現出不同社會群體的審美偏愛。

由於早期旗袍的結構和傳統服裝脈絡相承並不復雜，同時其簡練的廓型和局部裝飾又對材料具有極大的兼容性，服裝製作因人而異相當便利，這使得旗袍的風行在物質上成為可能。旗袍可以到弄堂口胡同旁的裁縫攤或把裁縫請到家裡量身而制，如果付不起工錢則乾脆自做自穿或請人幫忙，而當時的時裝店通常只賣西式服裝，至多有一兩個櫃面承接那些不滿意江湖裁縫又不願自己動手的富家女子的旗袍定做。盡管其時並沒有設計師的職業分工，但是具有優秀服裝傳統的中國女性特別如上海的時尚民眾，將其流行主張通過裁縫之手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現代概念中的設計行為。正是由於旗袍的這種泛設計性使旗袍看似大同小異但有著豐富的局部變化，進而造就了旗袍個性充沛的風尚流行。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社會背景為旗袍的風行提供了有利時機。北伐革命的隆隆炮聲和婦女解放的陣陣口號，成了作為新女性的標志之一的旗袍為社會接納乃至贊許的最好理由。社會各界特別是商業功利驅使下的紡織廠、服裝店等則對旗袍時尚的推波助瀾。婦女特別是城市女性的時髦天性也使旗袍加速進入百姓衣裝生活。自1927年以後，旗袍的流行逐漸由城市向鄉村推廣，至20世紀30年代，旗袍已經取代上衣下裙而成為中國女性的主要服裝品類。

六、結論

旗袍風尚是中國服裝傳統的西化變異。它起始於1925年上海的女學生群體，1927年後風行全國。早期旗袍的式樣融合了旗袍馬甲和文明新裝的特點，同時又結合了西式裙裝的配伍形式，構成了既有西方流行的影子而不同於中國傳統袍服、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象徵的新的時尚流行和服裝審美，並被現代人視為20世紀中國衣著傳統的代表和中西交融的設計典範。鑒於旗袍風尚與以往袍服的區別，可將「旗袍」作為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全部具備或部分突出如右衽開襟、立領、盤紐、擺側開衩等局部特徵的一件制女裝的專門指稱，而將此前旗裝中的袍稱作「旗裝袍」。同時，由於境外研究以及英文翻譯對旗袍的表述多種多樣，如「Mandarin Dress」、「Ch'ipau」以及「Cheongsam」等，建議統一以「Qi Pao」指代。

㈦ 陳數出席白衣天使基金活動，她做過哪些公益呢

娛樂圈在中國是非常盛行的，因為他承載著人們對於娛樂的期望。很多零零後都非常喜歡追隨娛樂圈當中的明星，由此飯圈文化也就興起來了。我們在作為粉絲給自己喜歡的偶像打榜的時候一定要理智，有些明星他根本就不在乎這些打榜，而是靠自己真實的實力通過接戲來賺錢。注，很多網友的好奇他之前還參加過哪些公益活動呢？小編所知道的有他還參加了一些兒童的基金公益會議，可見她是一個非常善良的演員。

二、勇擔社會責任是我們每個公民的職責。

社會中有各種各樣的人，然而他們的貧富差距也是有的，所以我們應當要認清自己的定位，如果自己能夠達到為社會付出的地步我們一定要發自內心的去幫助這個社會。其中陳數他就做到了這一點。因為他知道他的錢財已經比大部分人多了，而且社會當中還有很多處在困難當中的人，如果自己能夠伸出援手的話就能夠讓更多的人享受幸福，他的這份善良值得我們去學習。

㈧ 美女愛旗袍，那麼旗袍又是怎麼來的

旗袍作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員，其發源有人認為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戰國至漢代曾為時人所重，後世的袍服或與深衣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事實上，深衣與袍服頗有差異，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當於把上衣下裳連成一體；袍服則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義，後來袍服逐漸被接納為一種穩定的服飾式樣，與上衣下裳的服制並行不悖。袍服自漢代被用於朝服，起始多為交領、直據，衣身寬博、衣長至附、袖較肥闊，在袖口處收縮緊小，臂肘處形成圓弧狀，稱為「袂」，或稱「牛胡」，古有「張袂成蔭」之說。袍服式樣歷代有變制，漢代深衣制袍，唐代圓領襇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寬身長袍，穿著者多為知識分子及統治階層，久而久之蔚成風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種不事生產的上層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閑生活。服飾上的寬衫大袍。褒衣博帶，逐漸成為中原地區衣飾文明的一種象徵。

【出自網路知道，作者yyfreeliang】

㈨ 誰給我講講<旗袍>里關萍露的原型人物和她的事跡

《旗袍》關萍露原型黃慕蘭 《旗袍》陸續在全面地面台開播，收視率居高不下，該劇的原型之一黃慕蘭老人，104歲高齡的她至今還生活在杭州。杭州某小區，一條狹長的街道，通往一棟普通的居民樓。連鄰居們也不知道，曾被周恩來總理稱為「我黨一部網路全書」的傳奇湘女的老地下黨員黃慕蘭，現在就和兩位保姆在此「隱居」。這位曾因出色的情報工作救過周恩來、關向應的「女間諜」，今年已經104歲。 《旗袍》在劇本創作初期時，也對黃慕蘭的傳奇經歷進行了深刻研究，把她的特工生涯經過藝術塑造後，才有了關萍露這樣出色的角色，《旗袍》一劇正是意在歌頌和贊揚中共地下黨員的英雄本色。
電視劇《旗袍》中的關萍露，她智勇雙全，用年輕的生命做賭注，她從一個善良單純的女學生，成長為臨危不亂、忍辱負重的中共優秀諜戰人員；她深愛自己的男友，甚至為了他深入虎穴，卻被男友誤認為是賣國求榮的女人，幾次三番要除掉她；面對男友對革命的背叛，她毅然將其帶到當年他們歃血為盟的地方親手槍殺了他…… 根據黃慕蘭老人等多位紅色女特工改編的關萍露，她有著強大的內心力量，和堅定的革命信念，但是除此之外作為一個生命個體，她也有屬於她的柔情。但在這柔情的外衣下，關萍露必須做到的是忍辱負重，奉獻青春與生命，譜成一典紅色的生命之歌。如此精彩的諜戰人生，也造就了現在《旗袍》的收視率為何會這么高的原因了。
如今的黃慕蘭老人一直低調地生活在杭州，完全看不出這樣一位慈祥的老人當年是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拋頭顱、灑熱血，殺漢奸，救周總理性命的女英雄。104歲的黃老現在依舊愛看電視，每天必看《新聞聯播》；愛打麻將，中午必打一小時紙麻將；最大的愛好是照相，與她合影時，她先會捋平衣角，整理好頭發，然後會強有力地握住你的手，並且露出燦爛的笑容。 當問起她是否會看《旗袍》的時候，黃慕蘭老人高興地說，肯定會看，可以看到自己年輕時候的風采，是一件很激動的事情！ 黃慕蘭是一位奇女子。這位出身湘中名門的女性，本可以像大多數的世家小姐一樣，讀一所教會大學，或寫詩，或學藝，相夫教子，悠閑平穩地過日子。可是，她卻選擇了終身以革命為業。作為中共早期的婦女運動領袖和特科重要成員，她極富傳奇色彩的一生，橫跨差不多一個世紀，所接觸的知名人士，所親歷的重大事件，足令後人喟嘆。黃慕蘭 - 人物簡介
20世紀30年代從事地下工作時的黃慕蘭。周南中學校友會 供圖黃慕蘭原名黃彰定，又名黃淑儀、黃定慧，中共早期的婦女運動領袖和特科重要成員。出身於湘中名門，父親曾任長沙嶽麓書院主任教習，是譚嗣同、黃興、蔡鍔的兒子等的老師。1926年，年僅19歲的黃定慧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於北伐前夕在武漢投奔革命。 黃慕蘭天生麗質，長得非常漂亮，而且秀外慧中，能力強，有魄力，曾給不少國共高層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節，武漢舉行了幾十萬人的慶祝大遊行，國共兩黨的名流如宋慶齡等全部到場，那年剛20歲的黃慕蘭是大會的主席。黃慕蘭於北伐前夕在武漢投奔革命，擔任了漢口婦女部的部長。這位不到20歲的婦女運動領袖，不僅人長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際廣，工作有魄力，活動能力很強。黃慕蘭在武漢工作時，在武漢三鎮很有名。她認識許多社會各界上層人士，特別是婦女界的著名人士如何香凝、宋慶齡等，黃慕蘭與她們都有過工作關系，曾給不少國共高層人士留下深刻印象。當時，一些單身男子常常晚上往她們的宿舍里跑，而且賴著不走。 令人稱奇的是，黃慕蘭還被幾位大文豪作為原型寫進作品。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她化身為長篇小說《騎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寫《蝕》借鑒過黃慕蘭。一次黃慕蘭到茅盾家作客，茅盾開玩笑說「聽說你改了名字叫黃定慧了，為什麼取了個尼姑的名字？」黃馬上反正擊道：「你膽敢取笑我，我還要找你算帳呢！你說，你為什麼拿我做模特兒？人家都說《蝕》三部曲中的幾個浪漫女性，原型都是我，逼得我只好改名『定慧』了。」 國共分流後不久，黃慕蘭赴上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兼機要交通員，並成為中央特科成員。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營救過周恩來、關向應等中央領導人，以一個令人矚目的大美女形象出現，周旋於舊上海的各種場合，在隱蔽戰線屢建奇功，演繹了一個紅色特工的人生傳奇。[1]黃慕蘭 - 人物經歷
1907年，黃慕蘭（原名黃彰定，字淑儀）出生在湖南瀏陽一個開明之家，12歲被父母送進長沙周南女校。周南女校當時培養了一批在中國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學生，如向警予、蔡暢、楊開慧、丁玲等。1923年至1925年，黃慕蘭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包辦婚姻，「丈夫」是抽鴉片、打丫鬟的二世祖。 北伐前夕，黃慕蘭逃婚後在漢口投奔宋慶齡、何香凝領導下的婦女運動，19歲擔任了漢口婦女部的部長，她不僅人長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際廣，有魄力，在武漢三鎮很出名。很多優秀男士都對她展開了追求。郭沫若把她化身為長篇小說《騎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據說茅盾寫《蝕》也借鑒過她的故事。 1927年三八節當天，黃慕蘭與中共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主編、中共中央軍委機要處主任秘書和警衛團政治指導員宛希儼結婚。國共分裂之後，宛、黃夫婦被命令轉入地下工作，用米湯在《聖經》中密寫文件、去小旅館對接頭暗號……至此，黃慕蘭開始了「潛伏」人生。 1928年，兒子出生才三天，丈夫宛希儼就被調往贛西南領導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4個月後犧牲。1928年12月，黃慕蘭接到地下黨組織調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員會機要秘書，成為中央特科成員。赴命前，她強忍著喪夫別子的巨大哀傷，把剛斷奶的兒子送回宛希儼的父母家撫養。 在中央機關工作時，黃慕蘭遇見了在武漢時就認識的賀昌。賀昌在中共六大上和關向應同時當選為中央委員。日久生情，黃慕蘭開始了她的第三段婚姻。 1931年，賀昌主動申請獨自秘密前往蘇區斗爭，黃慕蘭再次面臨離別。黃慕蘭後來才聽到傳達的消息：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他跟項英、陳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堅持游擊戰爭，一次率領部隊向粵北邊區轉移時，在江西會昌河遭敵伏擊，被包圍了7天7夜，最後因糧盡彈絕腿部負傷而壯烈犧牲。陳毅曾寫有悼念其犧牲的《哭阮嘯仙、賀昌同志》。 1931年1月，黨組織看中了黃慕蘭的活動能力和社會關系，委命她為中國人民革命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長，與潘漢年單線聯系，承擔營救被捕同志的任務。[2] 黃慕蘭 - 智救關向應
黃慕蘭還曾智救我黨早期傑出領導人關向應。
1931年4月中旬，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在上海領導全國工聯工作的關向應在閘北他的寓所被捕。關向應當時化名李世珍，被捕時身份沒有暴露。
幸好關向應被捕時，當時負責中共地下黨保衛工作的顧順章正在漢口，對之並不知曉。4月21日，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這個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不僅供出了中共地下黨中央幾乎所有的機關以及領導人的地址，還將關押在國民黨監獄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領導人都逐個指認了出來，當時在獄中的惲代英就是被他指認出來而犧牲的。
營救迫在眉睫，情況非常危急。周恩來找到黃慕蘭，要她不惜一切代價盡快救出關向應。
黃慕蘭分析再三，便向法租界的大律師、她的密友陳志皋提出，要求會會陳志皋的父親陳其壽。這個陳其壽可不簡單，他在法租界會審公廨當了18年的刑庭庭長，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當見到黃淑儀後，陳其壽對她很有好感，主動提出要收她為「過房女兒」，並要她擔任自己幾個女兒的家庭教師。
隨著交往的加深，黃淑儀取得了陳其壽的信任，於是陳志皋便向父親提出了請求，說是黃小姐有一個遠房親戚叫李世珍，被當局誤抓了進去，現關在龍華監獄，是否能通融一下。陳其壽一聽，很爽快地答應幫忙。
數天後，陳其壽讓陳志皋出面請龍華監獄的典獄長到陳家吃飯，同時將黃淑儀也叫了來。就在飯桌上，陳其壽將這件事講了，並在介紹黃淑儀的身份時，稱她為自己的「過房女兒」。典獄長將放人的事一口答應了下來。
但此後，關向應卻遲遲未能被放出。這時黨內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向忠發的叛變。好在他還沒來得及把關向應招出來，就被蔣介石槍斃了。雖說有驚無險，但周恩來擔心夜長夢多，再次要黃淑儀加緊辦理。黃淑儀只好又一次來到陳其壽家中，委婉地催促此事。
聽說自己乾女兒的事遲遲拖著未辦，陳其壽非常生氣，於是又把典獄長找來質問，典獄長說是姓李的書記官不肯放人。陳其壽非常了解此人愛好，讓陳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又封了2斤上好的煙土去找李書記官。於是在龍華監獄關了近半年的關向應終於被放了出來。
營救成功後，欣喜不已的黃淑儀和陳志皋一道，親自駕車到龍華將關向應接了出來，並在東方旅館包了房間替他接風洗塵。不久關向應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蘇區，擔任了湘鄂西蘇區的軍委書記兼紅三軍政治委員，後任紅二方面軍總政委、八路軍120師政治委員、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書記等職。

1931年，黃慕蘭調任中國人民革命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長，1933年奉命脫黨，先後以銀行家、慈善家、國民黨特派員等特殊身份為中共工作，參與了「全國冤獄賠償運動」、營救「七君子」出獄、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線、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動。解放前夕，她還在上海組建過渡性統戰組織「牛尾聚餐會」，這個組織曾爭取與勸說蔣介石次子蔣緯國反正，可惜沒有成功。
建國之後的黃慕蘭命運十分坎坷。建國初期，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從事里弄居民工作，當她因黨籍問題去找當年暗戀自己的華東局書記饒漱石求助時，卻被他一頓奚落。1955年，黃慕蘭涉入「潘楊案」之中，於6月初在上海被捕。此後二十多年，她數入秦城，出獄後又多次上訴，一直沒有結果。直到1980年，在老戰友鄧穎超的幫助下，她的冤獄才得以平反。她著有《黃慕蘭自傳》，記述了黨史上許多鮮為人知的事情，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
黃慕蘭 - 密報向忠發叛變
鮮為人知的是，黃慕蘭是第一個將原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叛變的消息傳遞給中央的人，使周恩來等得以及時的轉移，使當時的黨中央機構避免了無法估量的損失。黃定慧1931年6月22日下午，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師陳志皋與熱戀之中的黃慕蘭一起去看電影，因時間尚早，便找了一個咖啡館坐了下來。兩人剛剛坐定，又有一人推門而入。來者叫曹炳生，租界當局的法語翻譯。他和陳志皋是同學，一見碰到了熟人，便徑直走了過來。
老同學相見，聊天的內容自然很隨意。曹炳生感慨地說：「志皋兄，我哪有你這么清閑，陪女朋友出來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個共產黨的大頭頭，50多歲的樣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齒，一隻手只有4個手指頭。這個人架子蠻大，但一點沒骨氣，還沒用刑就什麼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沒聊幾句，就站起來說：「我要走了，當局馬上要派人來巡捕房，辦理引渡手續。」說罷，向黃慕蘭笑了笑擺擺手，便匆匆離去，消失在人海里。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在他們說話的時候，黃慕蘭一直低著頭，喝著咖啡，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但腦子里卻在緊張地思索著：50多歲的湖北人，他會是誰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頭疼，電影不看了，讓陳志皋將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電話通知了剛剛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漢年。不一會兒，潘漢年就走了過來。兩人關起門來將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個個排起隊來……
「會不會是總書記向忠發？」話一出口，黃慕蘭自己也嚇了一跳。
「對，是他。」潘漢年站了起來，「他年輕時為了戒賭，將左手指砍去了一個。那我就走了！」說罷，潘漢年就跑了出去。
周恩來接到潘漢年的密報之後，立即搬家，住進了四馬路上的都城旅館。中共地下黨的其他成員也紛紛轉移了。
曹炳生說的那個叛徒確實是向忠發。自從1931年4月擔任中央保衛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叛變以後，形勢變得非常嚴峻。經中央決定，擔任總書記一職的向忠發要到江西中央蘇區去工作，為了安全，臨走以前周恩來特別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時一再關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過夜。誰知6月21日夜裡，向忠發從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來，到姘婦楊秀貞處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順風車行要車，被人認了出來，剛抓到巡捕房就扛不住了，做了可恥的叛徒……
為了查實向忠發的叛變，周恩來一面派內線進一步打聽，一面派特科紅隊的隊員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偵察。當晚，只見一隊特務，押了一個人用鑰匙打開了他的寓所進行搜查……周恩來的住所只有三把鑰匙，除了周恩來與鄧穎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發的手裡……一場巨大的災難，就在黃慕蘭的機警報信後化解了。 黃慕蘭 - 感情生活
黃慕蘭一生結過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屬於典型的「革命聯姻」。她的第一次婚姻，由父親包辦配給了她父親朋友的兒子，這個人又吃又喝又賭又嫖，她很痛苦，結婚一年不到就逃出來了。在武漢時期，黃慕蘭結識了《民國日報》總編輯、國民黨市黨部宣傳部長的共產黨員宛希儼，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黃淑儀與宛希儼於1927年「三八婦女節」登報結婚。1927年三八節，武漢舉行了幾十萬人的慶祝大遊行，國共兩黨的名流，象宋慶齡、柳亞子全部到場，那年19歲的黃慕蘭是大會的主席。國共分裂後，她就開始轉為地下，去了江西南昌當交通員。不久，生了個兒子，兒子生出來剛三天，黃慕蘭還在醫院里，丈夫就上山打游擊了，1928年宛希儼在贛南領導暴動時犧牲，她把兒子送到男家，前往上海。 1928年底，黃慕蘭赴上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兼機要交通員，並成為中央特科成員，在周恩來、康生、陳賡、潘漢年、李強的領導下工作。黃慕蘭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員賀昌，很快便產生革命情誼，經周恩來批准，兩人正式結婚。不久，賀昌調往中央蘇區，後擔任了中央紅軍的總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犧牲。 在營救關向應期間，陳志皋對美貌智慧的黃慕蘭展開追求。 《黃慕蘭自傳》記載：1930年6月的一個下午，她和陳志皋在咖啡館閑談，偶遇陳在法租界巡捕房當翻譯的同學曹炳生，曹談起了巡捕房最近抓到的一個共產黨頭頭，說此人是湖北人，60歲左右，酒糟鼻子，鑲一口金牙，9個指頭，是懸賞10萬元才抓到的。言者無意，聽者有心。黃慕蘭一邊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邊緊張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誰？突然，一個符合描述特點的人物闖進了她的腦海里：這個人很可能是政治局主席向忠發！這個人要是叛變就不得了！ 短短兩小時之內，這個消息便由黃慕蘭傳給了潘漢年，周恩來迅速組織中央的李富春、蔡暢等人轉移。果然，當天晚上，向忠發帶著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鑰匙開門闖進了周恩來轉移前的住所……向忠發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又是特科領導成員，掌握的情報非比尋常，若不是黃慕蘭的這次偶遇，中共在上海的中樞機構完全有可能在瞬間垮掉。 1933年，陳志皋正式向黃慕蘭求婚。黨組織認為，在當時復雜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黃慕蘭與陳志皋結合，很可能會打開新的工作局面，黃慕蘭於是聽取了組織的意見。 黃慕蘭與陳志皋結婚以後，1933年奉命脫黨，先後以銀行家、慈善家、國民黨特派員等特殊身份為中共工作，參與了「全國冤獄賠償運動」、營救「七君子」出獄、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線、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動，期間再次遭受國民黨的牢獄之災。黃慕蘭 - 建國後的生活
黃定慧老人建國之後的黃慕蘭命運十分坎坷。黃陳二人均未獲工作安排，黃曾去找當年的同事——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卻被他一頓奚落。其實饒乃是由愛生恨，現在當然要看黃的笑話。當時為打破經濟封鎖，決定派一批人去國外搞貿易，陳積極要求前往，實則他與初戀情人已在外同居，至此恰好可以一走了之。黃無可奈何，只好希望陳繼續為黨做貢獻。陳表示國內一切由黃處理，並決不離婚。陳此去再也沒有回來，給黃心靈造成巨大的創傷。 黃此後結束了通易公司，參加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從事居委會工作和救濟總會的工作。1955年，黃慕蘭涉入「潘楊案」之中，於6月初在上海被捕，後被關入秦城監獄。63年，宣判她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同年被和宛希儼的長子接出監獄。黃的老同事吳德峰、阿英支持她上訴，期間陳從海外託人帶信要黃去香港，黃未去。67年，黃再次被押入秦城，75年釋放，黃表示要繼續上訴，一直沒有結果，連在地下工作時指導過她的工作的高級領導人，也無能為力，不能過問。直到1980年，得蒙鄧穎超召見，她的冤獄才得以平反，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事。
黃慕蘭 - 評價
黃慕蘭雖然出身名門小姐，但是沒有絲毫豪門小姐的嬌弱，而是一個有主見、敢作為、大膽潑辣的奇女子，特別是在中央特科工作中，做出了許多重大的成績，真是巾幗不讓須眉。尤其是在感情問題上能夠服從大局，為了工作需要，放棄自己真愛的男人，而與陳志皋結婚，這種犧牲精神是非常可貴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才皆可拋。別人做不到的事情，黃慕蘭做到了，她奇就奇在這里。中共特科元勛陳賡大將曾說：「慕蘭的一生是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反映。」 周恩來稱黃慕蘭為「我黨網路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