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紅幫裁縫的獨特之處
紅幫裁縫在170多年的發展進程中,形成了西服製作的「四個功」、「九個勢」和「十六字標准」,成為中國縫制西服的經典。
1.「四個功」
即刀功,手功、車功、燙功。「刀功」是指裁剪水平。「手功」是指在一些不能直接用縫紉機操作或用縫紉機操作達不到高質量要求的部位,運用手上工夫進行針縫,主要有扳、串、甩、鎖、釘、撬、扎、打、包、拱、勾、撩、碰、攙等14種工藝手法。「車功」指操作縫紉機水平,要達到直、圓、不裂、不趨、不拱。「燙功」指在服裝不同部位,運用推、歸、撥、壓、起水等不同手法的熨燙,使服裝更適合體型,整齊、美觀。
2.「九個勢」
是指脅勢、胖勢、窩勢、凹勢、翹勢、剩勢、圓勢、彎勢、戤勢。如袖籠山頭必須做到圓順,袖子要做成有彎勢,後背要有戤勢使兩手伸縮方便,子口要有窩勢,不向外翹,前胸要有胖勢,肩頭要有剩勢等。
3.十六字標准
即「平、服、順、直、圓、登、挺、滿、薄、松、勻、軟、活、輕、窩、戤」。「平」是指成衣的面、里、襯平坦、不傾斜、門襟、背衩不攪不豁,無起伏。「服」指成衣不但要附合人體的尺寸大小,而各部位凹凸曲線與人體凹凸線相一致,俗稱「服帖」。「順」指成衣縫子,各部位的線條均與人的體型線條相吻合。「直」指成衣的各種直線應挺直,無彎曲。「圓」指成衣的各部位連接線條都構成為平滑圓弧。「登」指成衣穿在身上後,各部位的橫線條(如胸圍線,腰圍線)均與地面平行。「挺」指成衣的各部位要挺括。「滿」是指成衣的前胸部要豐滿。「薄」是指成衣的止口、卜頭等部位要做得薄,能給人以飄逸、舒適的感覺。「松」是指成衣不拉緊、不呆板、能給人一種活潑感。「勻」是指成衣面、里、襯要統一均勻。「軟」是指成衣的襯頭挺而不硬,有柔軟之感。「活」是指成衣形成的各方面線條和曲線靈活、活絡,不給人呆滯的感覺。「輕」指成衣的穿著感到輕松。「窩」是指成衣各部位,如止口、領頭、袋蓋、背衩,都要有窩勢。「戤」是指成衣寬舒度,伸手時不扳緊,手放直時戤龍不縐。以上十六字,都是相互聯系,統一在一件服裝上,就能顯示出紅幫特色工藝的特點。在女式服裝上還體現鑲色、嵌條、滾邊、切圖、綉花等工藝特點,使女子服飾造型上更優美,有時代特色。 發起了中國服裝史上最富有革命意義的一次改革,揭開了中國服裝史上嶄新的一頁——中國現代服裝史:在完成這一重大改革的征程中,開創了中國服裝史上影響最大、最深、最久的一個服裝流派——紅幫。
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大大小小的服裝改革。其中,以趙武靈王、魏孝文帝和盛唐時期的3次改革最有聲勢,影響最大,但所有的這些改革,無不是在傳統的范圍內反傳統,是在不根本觸動服飾上的封建主義等差觀念的原則下由上而下進行的某些改良。君主所好臣民必追逐之當時服飾的流行時尚並不是源於美感和生活需求,不是自我形象、個性的展示,也不是群體認同的載體顯現。《韓非子·外儲說》曾描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齊桓公說:他討厭紫色。於是,「是日也,郎中奠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這雖然是帶有寓言色彩的滑稽喜劇,但卻是擊中封建時代服裝變幻的要害的。
而紅幫開創的近現代服裝,是在中國社會出現次重要轉型的歷史背景下,在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延續時間特別漫長的封建專制制度的歷史條件下孕育和展開的;從一開始起,就是由下層民眾中的裁縫與民主革命者共同策劃的,以後改革的全部歷程無不如此。從裁縫師傅到革命領袖,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一起謀構、推廣和完善,不管是男裝、女裝,其代表作中山裝、西裝、旗袍,穿著者都是沒有階級、等級限制的。從大總統到平頭百姓,都可以按自己的條件、意願自由選擇。自由、平等、民主精神從這里得到了體現和高揚。正因為此,這項改革才隨著革命的深入而越來越廣泛越深刻,紅幫也因此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理念,和一個長葆青春活力的流派,走上了一條開放型的發展道路。 取眾之所長是服裝改革取勝的必經之路。這一規律,在紅幫的改革中得到了空前有力的論證。洋為中用,古為今中,推陳出新,成為紅幫參與市場競爭的有力手段。
應該說,中國服裝現代化的春風,是從西方吹進來的。其方法大體上有兩種:一是照搬,購置西方進口的服裝,或向西方裁縫定做西裝。這是開始階段在外國的留學生、外交人士和商人,以及國內的極少數富有者採取的方法;二是借鑒,由中國裁縫參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縫制技藝,按照中國人的體形、性格、生活環境,不斷加以改造,使之中國化,有的完全「化」為中國民族服裝,比如中山裝。這是紅幫等裁縫群體採取的方法。
西裝,在西方也是革命的產物。它是在法國大革命後形成的。後經定型、規范,遂成為西方現代服裝的主導品種,進而作為國際通用服裝向全世界傳播。正是在這種時代大潮中,西裝傳入我國。在中國社會歷史大轉型時期進入中國,是有其心然性的。
而引進西服,使西服中國化,正是紅幫順乎歷史潮流,開拓的洋為中用的一條中國服裝現代化的康莊大道。
中山裝,是化洋為中的顯例。它是受到日式西服的啟發而創制的。紅幫把它引進中國之後,使之徹底中國化了,使紅幫再創作的成果,達到了洋為中用的極高境界。中山裝幾經改革,已不再是洋服了,而是中國的「國服」了。中山裝的創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國服裝史上最偉大的變革之一。它是由革命家和紅幫人為創制主體,以革命氣概和科學精神相結合,以我國社會改革、人民生活的新需要和新的審美趨向為依據,博納中外,一代又代人不斷發展,不斷創新,從而使這種服裝成為向傳統的舊式服裝挑戰、中國服裝走向現代化的第一個重大成果。經過多元發展、大膽普及,不但成為我國現代男裝最具魅力、最有代表的一種服裝,而且在國際服裝中獨樹一幟。
旗袍則是紅幫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一個典範之作。發展到20世紀後期,它已走向世界,進入中西台璧的世界女裝藝術宮殿。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紅幫人都參與了這個女裝精品的創作。它是紅幫和其他裁縫集體智慧、膽識和科學精神的結晶。
旗袍,本是滿族女子穿的一種長袍,為了遮擋胡天的狂風飛沙暴雪,這種袍子長而寬大,是直筒式的,又稱「大衫」。它無法顯示女性的性感特徵.缺乏女性服裝的形象美,從清末起,旗袍悄然變化,辛亥革命以後,更出現了一個持續創新的歷程。在具有先進服裝文化素養的上海、天津、哈爾濱、大連、青島、漢口、廈門、香港等地紅幫裁縫和其他有現代意識的裁縫和服裝企業,以及許多民間心靈手巧的中青年女性的共同參與下,繼承春秋戰國時期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蒙古族女子穿著的長袍等民族服裝的傳統特色,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同時,大膽吸取西方女裝的先進觀念、現代人文精神和設計、造型藝術不斷改進旗袍的款式、造型和剪裁、製作方法,把中西女裝的長處有機地融入旗袍之中,成為魅力無窮的女裝寶典。
如果說中山裝是「西服東漸」的結晶,旗袍則是「東服西漸」的代表作。這兩種中華民族的現代服裝已成為中外服飾文化雙向交流、互相融合的經典之作。正是它們促使互動式的中外服裝文化交流駛進了快車道。 紅幫的歷史貢獻還不僅僅於此,而是在長期的發展中不斷地將一些獨特的文化內涵注入到服裝中去。 一件衣服上要有幾只口袋、袋蓋的形狀、紐扣的多少、領口的設計,都有獨特的文化內蘊。即使是今天,紅幫前人對服飾文化的精彩詮釋,仍讓後人們驚嘆不已,受用不盡。正是有了一整套基於深厚的文化內涵,科學又合乎中國實情的製作體系和理論體系,紅幫在發展了二三十年後,已不再是個只會實干、只求實功實利的民間自發的初級流派,而是一個有理論支持、名師輩出、名店林立、著名產品不斷涌現,具有良好的培訓機制,在全國服裝行業中獨領風騷,引導中國服裝藝術新潮、主潮的主導性流派。1956年,「波緯」、「雷蒙」等20多家著名的服裝店從上海遷往北京,絕不是偶然的,而是紅幫發展的必由之路、必然趨勢。他們無疑代表了當時中國服裝界的最高水平。
② 寧波首富馬建榮家族問鼎寧波首富,他是如何起家的
馬建榮如今身價315億,登上寧波首富寶座。但他是一個非常有良心的老闆,為了解決員工過年回家買票難等問題,每年都花巨資去包車,把員工送回老家;為了解決員工吃飯的問題,他花9千萬為員工建設了一個中央廚房。
舒適的環境,人性化的管理,員工自然心甘情願地賣力工作,馬建榮這個代工巨頭自然是發展得越來越好。
③ 北京有哪些「高級定製」的服裝店
推薦北京紅幫裁縫文化體驗中心,做衣服的師傅均為寧波紅幫裁縫。
紅幫裁縫又稱奉幫裁縫,始於1896年,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紅幫裁縫在服裝史上創立了多個第一:中國第一件西裝、中山裝、旗袍、第一家西服店、學校等。
④ 羅蒙為什麼叫羅蒙
「紅幫」裁縫發軔於清末民初,作為當時最早與國外通商的口岸城市之一,寧波的不少裁縫曾為外國人縫制過服裝,當時民間稱西洋人為「紅毛人」,因此「紅幫」之名由此而來,影響波及全國20多個城市,及香港、台灣、日本、新加坡、蘇聯等地。 紅幫裁縫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先後,培育出幾代出類拔萃的傳人,包括縫制師、裁剪師、高級工藝師、國服高手和高級管理人才等。他們曾為孫中山先生、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國元首製作過精美絕倫的服裝。 源自溪口的剡江沿岸江口鎮(今稱街道),是紅幫裁縫的搖籃,中國第一家西服店、第一套西服、第一件中山裝,均出自奉化裁縫之手。 「紅幫」,一個傳頌百年的名字。她象徵著一種精神,一種海納百川、吐故納新的紅幫精神。羅蒙,紅幫的傳人,傳承了祖輩的精湛技藝,並與現代科技結合,在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中,詮釋著新一代的紅幫文化。 作為紅幫文化重要的繼承者羅蒙,以其深厚的文化內涵和精湛的技術,以其東方的含蓄與儒雅,西方的嚴謹與經典,一直受到上流人士的推崇與喜愛,贏得政界,商務人士的青睞。 紅幫文化,創造了中國服裝文化史上的五個第一,為我國近代服裝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望有用,望採納
⑤ 寧波一老闆身家超800億,他究竟有何背景
馬建榮(申洲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今年56歲。他出生在浙江紹興。他在上世紀90年代末繼承了家族企業申洲國際集團,公司主要從事服裝生產,OEM國際運動品牌,包括阿迪、耐克、優衣庫等,馬建榮家族繼續是寧波2020年福布斯上了中國400富豪榜。截至2021年3月10日,馬建榮家族以800億元的財富位列福布斯全球實時富豪榜第175位。
馬建榮父子逐漸買下其他股東的控制權,把申洲織布變成了自己的企業。同時,馬建榮代替父親執掌公司。馬建榮13歲輟學,和父親一起在一家紡織廠做童工。後來,由於表現出色,他被派往日本留學。不同的是,他把耐克、阿迪達斯、優衣庫和彪馬作為四大客戶,分別占公司收入的30%、22%、20%和11%。可以說,它是服裝行業的一個超級代工廠。
⑥ 有關寧波幫的小故事
虞洽卿、盛丕華、吳錦堂、王寬誠、包玉剛、邵逸夫、應昌期.童善長童涵春堂國葯號 黃楚九的「中法葯房」、史致富的「萬國葯房」、吳錦堂(1855~1926年),名作莫,浙江省寧波市慈溪市東山頭鄉西房村人,少時隨父耕作,及壯東渡日本,經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為重,先後捐銀數十萬兩,興修水利,創辦學校,澤被鄉里。又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從事辛亥革命,是我國近代著名華僑。吳錦堂於清咸豐五年(1855年11月14日)出生於慈溪北鄉海濱小村東山頭(今慈溪市觀海衛鎮錦堂村)。據吳氏族人介紹,元末明初,江西、安徽一帶戰亂頻繁,長江中游一帶居民紛紛南遷,東山頭吳氏明初從江西遷來杭州灣南岸,開懇新漲塗地為生。傳到吳錦堂的父親吳麟初時,已是第12代。外地遷來海濱塗地的居民大都十分貧困,到吳錦堂祖父那一代,家境有所好轉,試圖通過對子女的教育,擺脫世代務農的現實。其父吳麟初,生育五子三女,吳錦堂是他的長子。吳家祖居坐落於東山頭西房村,因吳麟初排行第二,故稱「昂二房」,吳錦堂就出生在一樓靠西邊的正房裡。到其父吳麟初時,連年遭遇天災人禍,家境越來越差。吳錦堂不得不輟學務農,幫父親處理家事,成了主要幫手。不過,他父親並未放棄對他的文化教育,安排他在耕稼之餘跟從當私塾先生的伯父課讀。吳錦堂16歲那年,母親病故,父親又娶唐氏。他待繼母如同生母,村民們都說吳家老大將來定有出息。1880年,吳錦堂在寧波做磨豆腐的小工。在當年,「打鐵、撐船、磨豆腐」是有名的苦營生行業,地位十分卑下。但對於年輕的吳錦堂來說,兩年的起早摸黑、肩挑手推,受盡艱難人生的磨練,為日後在上海灘打拚乃至闖東瀛,奠定了思想、心理、體能上的准備。立足上海灘1882年,豆腐作坊的一位鄰居見吳錦堂能吃苦,又有文化,心氣也高,介紹他到上海紅廟前的萃豐油燭店當幫佣。吳錦堂興沖沖地從寧波回到老家東山頭與家人告別。時年28歲的吳錦堂,就這樣帶著父輩的期望,來到他一直嚮往的上海,一年後成了正式店員。吳錦堂在上海工作3年,習算學文,揣摩商賈經營之道,勤奮精明,深得店主的賞識,曾被派到蘇州等地代庖業務。油燭雖是小商品,但購買者各色人等都有,吳錦堂藉此認識了不少人,對他了解社會各界、積累經驗都很有幫助。特別是他在蘇州分店的經歷,更使他有獨當一面開展商務活動的鍛煉機會,顯露出從事貿易活動的驚人才能。滬上赴東洋1885年,即中法戰爭的第二年,31歲的吳錦堂對我國工商業在列強欺凌下造成的不景氣深有感觸,意識到努力向外求發展是改變目前狀況的一條重要途徑。於是,在友人資助下攜資銀千兩,毅然東渡日本長崎。到達長崎後,吳錦堂經縝密計劃,與人合夥從事物資運銷,業務活動就是代出口商在阪神地區采購物資並運送至長崎,又代進口商將進口貨物運送至阪神地區交給座商。這種營生投入少,資金流轉快,吳錦堂在短短的一年間,將資金擴大了5倍。就這樣,吳錦堂靠著「單幫」式的經營,積累了資本,還通過購銷環節建立了業務網路,為日後事業的輝煌打下了基礎。1887年,吳錦堂與人合夥在大阪設立「義生榮」商號,他終於有了自己開設的第一家商行。商界樹巨人這以後,他的業務范圍不斷擴大延伸:由收購向製造業延伸,如「義生榮號」曾涉足火柴生意;由為出口商購運向自營出口延伸,如將火柴、陽傘運銷中國;由代進口商運銷,轉向自己設行銷售。在經營中,吳錦堂那謹慎靈活、恪守信用和極富開拓性、前瞻性的經營作風逐漸成形,引起商界同仁的注意,稱贊:「他的先見之明、小心謹慎的態度以及隨機應變的經商才能正是他的獨到之處。」一位商界巨人的稚形初步顯現。1889年,吳錦堂在瀨戶內海邊的著名商港神戶設立了「怡生號」,開始定居神戶。此後,經過十多年的奮力開拓,業務不斷擴大,涉足廣泛的實業領域,成了大阪、神戶地區著名的產業資本家。日本作家黑部亨曾撰文,把吳錦堂和神戶紡織業奠基人武藤山治並稱「為神戶照亮前途的人」。同時,他也成了神戶華僑的領軍人物。1894年,吳錦堂被任命為「神戶旅駐大清商人公舉商董」,是神戶中華會館、神戶三江公所的總代。在《浙慈吳錦堂先生六旬榮壽錄》一書里,具名江義所寫的《壽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以火柴為祖國日用品,創辦紅衣商標。以棉花為日本紡織品,購鍾淵股份,開設行號,兼營實業,握販運之權勢,遂獲資數百萬。」這正是對吳錦堂那個時期經營活動的最好概括。仁義奉公益,情懷系故鄉吳錦堂熱心公益事業,關愛旅日僑胞。他是一位深諳經營之道的企業家,也繼承和發揚了寧波幫商人相互提攜、協作共榮的傳統,在創建和發展華商組織、資助華僑公益事業、維護華僑權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萬國醫院、孤兒養育院、盲啞院、紅十字會、同仁會、掖濟會等,都曾得到過他的巨額捐贈。直至今天,在日本兵庫縣還有以吳錦堂命名的村莊和水池,還建立了吳錦堂顯彰碑。吳錦堂澤被鄉親,情系故鄉。當時,國內軍閥混戰,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吳錦堂常常為之輾轉反側,只要力所能及,常出巨款組織賑濟。一開始捐給政府,後來他自己組織賑濟機構,設法購米施賑或組織以工代賑,賑濟范圍北至東北,南至閩廣,甘霖所至救助了無數的災民,人們譽其為「萬家生佛」。不僅如此,他在國內的投資范圍涉及采礦、冶煉、紡織、鐵路建設、金融、農田水利和教育事業等各個方面,多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闖盪世界、造福桑梓」是寧波幫的重要特徵。吳錦堂將資金轉向國內,大規模投資國家建設的同時,開始捐資家鄉水利事業和教育事業,投資數額龐大。1905年動工修建的杜白兩湖水利工程,規模巨大,由四大核心項目構成:重建西界漾塘,遇汛期可藉以截姚北平原東注的洪水;加固兩湖大堤,以增加蓄水量;增設減水壩,用於控制水位;疏浚通海大浦,增設大小橋閘,以完善排灌系統。全工程「竭五六年心血,費七萬余金錢」才得以完成。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教育是國家爭生存、爭富強的必要途徑,投在創辦「錦堂學校」上的資金,累計達22萬銀元。因此,黃炎培主持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把吳錦堂與陳嘉庚、聶雲台並稱為「辦學三賢」。關心革命事,正義志不移吳錦堂非常關心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存亡,他在積極創業的同時,也熱心支持革命活動。早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梁的維新思想就在日本神戶華僑界引起反響。變法失敗後的1902年,梁啟超逃亡日本,在神戶登岸,吳錦堂隆重接待他,並與梁啟超攝影留念。自1899年起,吳錦堂就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孫中山辛亥革命前曾11次到過神戶,辛亥革命後,成為中華革命黨神戶支部領導骨乾的王敬祥、吳錦堂和楊壽彭等與孫中山關系密切。辛亥革命爆發後,吳錦堂等阪神華僑成立了中華民國華僑統一聯合會,在之後的4個月中,開展了大規模的聲援辛亥革命的活動。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吳錦堂更以鮮明的態度支持新生的共和政府,曾分別捐獻上海、寧波軍政府銀2.65萬元和1.64萬元,並出任浙江省軍政府財政水利顧問。1914年,吳錦堂迎來了他的六十大壽,這時離他初到日本正好是30個年頭。為了慶祝壽辰,吳錦堂在松海別墅旁動工建造三層洋樓,次年5月完工,取名「移情閣」,呈八角形,俗稱「八角堂」。從外部環境到建築外形,從布置陳設到室內裝飾,處處透露出中華文化的內涵。「移情閣」瀕臨大海,面對勁松,對出生在浙東海邊的主人,定能引出無限的回憶和美好的遐思……病逝於異域1926年1月14日,吳錦堂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戶養和山莊與世長辭,享年72歲。彌留之際,他一再囑咐家人把他的遺體運歸祖國,葬在家鄉,還囑咐後代不要忘記自己是炎黃子孫,任何時候都不能做有損於祖國的事情。1929年,他的靈柩由吳家自備海船經上海運抵慈北。歸葬到家鄉吳公墓庄位於慈溪市鳴鶴鎮,此地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有杜湖、白洋湖,既是游覽勝地,又是慈北蓄水寶庫。墓園石欄圍繞,松柏蔥翠,宏偉肅穆,系吳錦堂生前自建。陵墓面向白洋湖,墓碑由清代光緒年間狀元張謇提寫。碑旁一副醒目的對聯,為吳錦堂生前自擬,上聯為「為愛湖山堪埋骨」,下聯「不論風水只憑心」,寄託了他對祖國鄉土的深情眷戀。墓碑的上方鑲嵌著章太炎先生撰寫的墓表,篆體直書,約700餘字,記載著吳錦堂的生平事跡。當時,出席追悼會的國內外各界代表達數千人,慈北廣大群眾也自發前來致哀,人數多達萬余。這一天,白洋湖堤上人流不歇,從慈濟祠到錦堂墓地,萬頭攢動,水泄不通。家鄉人民敬獻的輓聯上,寫道「抱濟世熱忱,推食解衣,不愧萬家生佛;奮海外事業,含辛茹苦,允推當代人豪」,高度概括了他卓著的一生。
⑦ 羅meng完美品相,商務休閑襯衫紅幫真傳人,紅幫真傳
他也非常適合這一種風格吧,可以把衣服的優點全都展示出來。
⑧ 孫穗芬的個人軼事
在任何場合遇到典雅的孫穗芬,都可以從細微末節處看出她是一位精緻的女人:她的指甲油總是和著裝顏色相協調;出公共場合時,幾乎都不會忘記用特別小配飾或珠寶點綴當天的整體造型;她一直保持著非常中式的短發,因為這個發型「干凈利落」。孫穗芬說話語速很慢,但談吐優雅,在上海的社交圈裡鼎鼎有名。孫穗芬是朋友們常常稱呼她的名字,她的中文名是孫穗芬——孫中山的孫女,孫科的女兒。不過孫穗芬還有另一重身份——美國商務部商務領事,歷任美國駐廣州、上海總領事館商務領事。她還曾擁有自己的公司。
孫穗芬與母親藍妮
1938年出生的孫穗芬在上海的別墅有好聽的名字——玫瑰別墅,是母親藍妮留下來的。別墅位於里弄的盡頭,弄堂口標明了這里的建築是受國家保護的文物,刷成粉紅的外牆有點西式的味道。這片在舊時就住著不少達官貴人的地方,照樣是名流們的住宅。只不過這里常年安靜,住在這里的人們也保持低調。
走過里弄到達玫瑰別墅,有阿姨應聲開門,一般會仔細地詢問是否是孫穗芬約好的客人。推門進去,一股奇異的檀香伴隨著玄關處古色古香的布置形成強烈的第一印象,拖鞋是大紅中式花紋的,門口擺放著紅木雕花的台幾、牡丹花朵的白瓷瓶、銅質佛像,一切都非常中國。每一處都精心布置的細節讓進入到這棟別墅的人變得輕手輕腳起來。「建築師圖樣標明的日子是41年底,動工則是在42年。當時是日本人佔領上海的時候,我媽咪買了地,請了當時在上海的中國最著名的四個建築設計師蓋了這些房子,當時整條里弄是我媽咪蓋的,一共七棟。」
話語間,孫穗芬環顧了這間再熟悉不過的房間。幾十年過去了,經過幾次波折,這里也有了很大的變化,的擺設都是孫穗芬按照記憶一點點還原的。
「媽咪是當時上海有名的美人。」
照片上的藍妮細眉杏眼,穿著旗袍,有時候是戴著一串珍珠項鏈,有時候則是寶石耳環,看上去總是那麼精巧別致。「我媽咪的審美觀念很強,她的衣服都是她自己設計。那時候,是沒有什麼名牌的,沒有Dior、Gucci。我們將裁縫請到家裡來,挑什麼樣的料子、釘什麼樣的紐子、滾什麼樣的邊,都是她說了算。甚至後來我去了台灣工作,缺什麼衣服都會打電話給她。媽媽會幫我設計好樣子找裁縫做好,我就去香港拿,然後帶回台灣穿。」
孫穗芬孫穗芬的客廳里有洋式的沙發,也有中式的茶幾,她覺得東西方文化對於她的影響也是一半一半。她從小在西式教育的學校讀書,從上海當時的聖心小學到美國的亞利桑那大學。然而,母親的教導是東方的,「我覺得繼承媽媽最多的性格是獨立,她永遠自己有房子,不是跟我父親住在一起。她要比我能幹得多,而且從不依賴於人。她非常有魄力,這一點我比不上。」其實孫穗芬沒有談到的另一點是,她保留了媽媽喜歡穿旗袍的習慣。她穿上定製的大紅色旗袍,戴著許久以前在台灣買的福祿壽翡翠鐲子,和旗袍同色系的大耳環,還有鑽石戒指,帶著一點點摩登的東方意韻佇立在那裡,依稀透露出只有舊上海名媛才有的優雅風韻。
「以前工作的時候,沒有多少時間用來考慮今天要穿什麼衣服,時常是早上直接從抽屜里拿出來就穿上出門。我性子比較急,沒有耐心,工作的時候覺得去美容太浪費時間。退休了,還會偶爾按摩、花時間修修指甲。但我有一個習慣,指甲油的顏色和服裝的顏色一定要搭配。如果我的指甲油是塗的大紅色,就會穿和大紅色匹配的衣服,比如大紅、黑色或白色系的衣服;而粉紅色系的指甲油就會配粉色系的服裝。我櫃子里各式各樣顏色不同的衣服很多,可以滿足我的選擇。同時鞋子、皮包以及佩戴的首飾也都必須是相配的。」
配飾也是孫穗芬保持美麗的法寶。你幾乎很少看到不佩戴首飾的孫穗芬出人們面前,她甚至會佩戴一條粉紅色小靴子的項鏈來搭配她粉色系裙裝出席時尚派對,展示她的童心。首飾是隨性買的,逛街的時候穿什麼服裝就購買跟服裝相配的首飾。是否名牌,不是孫穗芬決定購買的關鍵。「偶爾也買一些名牌的首飾,但是總的來說很少。我覺得我很自信,把人家的牌子掛在我的身上當作自己的光榮不是我的風格。」
最令孫穗芬覺得可惜的是,舊上海曾經名震中國的好裁縫卻一個都找不到了。她至今保留的定服裝的習慣也無法延續。在廣州工作的3年裡,孫穗芬試過很多裁縫,卻沒有一個令她滿意。後來回上海更是找過無數的裁縫,洋裝做得好的幾乎沒有了。唯一一位讓孫穗芬比較滿意的老裁縫,從認識到已經十幾年了,孫穗芬和媽媽的旗袍都在那裡定製。孫穗芬大部分服裝是買來以後做一些改良。「以前好裁縫在上海很普遍,就是街角的小店裡也能找出技藝精湛的,全國最出名的都是上海的紅幫裁縫,在上海幾乎絕跡。也許有個別好裁縫,但我沒有找到。那時候的裁縫很知足,是裁縫就一輩子當好裁縫,做好衣服就是一生的藝術追求。的裁縫哪會那麼仔細,隨便量量就分給手底下的小裁縫做。對客人的要求也不會仔細地去記錄,常常你的要求他只聽了一半。做出來的衣服往往不是我要的。一個裁縫為同一個人做衣服,可以一件大一件小。」這是典型的上海女人的精緻與挑剔,對一切細節都無比重視。「年輕的時候總是在奮斗,偶爾帶著孩子一起出去玩,多數是去動物園這些地方,無法真正地享受一個人的旅行。到了的年紀,可以到處走一走看一看了。如果讓我把自己的旅行經歷寫出來,恐怕是一本書也講不完的故事。」孫穗芬將這種游歷稱為「流浪」,她說她很享受這種狀態。
「流浪」也是需要偶爾停頓的。孫穗芬在孩子長大後閑下來的時間里開始思考,雖然到處旅行,見識也算多,但不一定真能做什麼。和太太們打打橋牌並不是她想要的生活。39歲的孫穗芬考進亞利桑那大學,那一年,她的大兒子也是一名大學生。她依然像小時候在聖心學校那樣勤奮苦讀,成績優異,每門功課都是A。畢業時因為成績優異,孫穗芬榮獲華爾街日報獎,由此成為美國媒體的新聞人物。這個獎由《華爾街日報》每年一度頒發給全美金融畢業生中最優秀者,孫穗芬成為第一個獲得該獎項的女學生。
圍著世界繞了一圈,孫穗芬終究回到了她的出生地上海。上世紀八十年代回國的時候,上海和廣州、深圳都一樣,到處是灰灰的、臟臟的,房子全都看不出眉目來。但是一下飛機,一種親切感就撲面而來。「上海有那麼多中國的東西,所見、所聞、所感,全都是。我生在上海,長在香港和台灣,怎麼都是在中國,更何況這里還有媽媽留給我的房子,有機會就要回來住。」
「名門之後」的傳奇生活
翻開孫穗芬的履歷表,幾乎可以用「傳奇」兩個字來概括。她出生、成長在上海,幼時遭受過綁架,後移居台灣、香港,最後移居美國。17歲中學畢業後,孫穗芬成為一名空姐。其後在工作中認識了日後的丈夫,一位曾經參加過二次大戰的美國飛行員。19歲的時候孫穗芬辭去工作結了婚,專心做一名賢妻良母,養育了三個兒子。孩子長大後,在39歲的時候,孫穗芬決定走出家庭,重新接受高等教育。她與大兒子同時上了大學,成為校園中年齡最大的一名學生,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1986年,孫穗芬在美國商務部做商務領事,成為一名華裔外交官。1992年,孫穗芬因工作需要到美國駐法國巴黎大使館任商務參贊。之後她曾歷任美駐廣州、上海總領事館商務領事。後來她辭去了大使館的工作,在香港創辦了一家咨詢公司。
朋友們都叫她Nora,這個名字在上海社交圈非常響亮,因為她是孫中山的孫女,孫科的女兒!可是孫穗芬卻很反感人們這么定義和詮釋她。她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我過我的日子,我不能依賴祖宗過日子,而且在國外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我不想把他們的名字貼在額頭上,那很沒有出息。我很驕傲有這樣的父輩和祖輩,但一個人應該創造屬於自己的事業和人生。我不希望別人提起我就是某某名人之後,我在一定范圍內也很成功,不是依靠他們的聲名,而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所以我希望別人更加註重我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