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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社會主義新農村對風俗變遷的影響

社會文化史是個大而不確定的概念，在人說不一的情況下，我們選擇這一課題，化費五年的時間，經過四個人的集體努力，寫出這一著作，其目的是想用史實來說話，這比概念之爭具體、詳實，因而也就可能有一定的說服力。

我們想說的社會文化這一概念，並不著眼於對社會文化作如何解釋，社會文化是個新型的知識系統，不長的歷史，跨學科而又界定不太清晰的領域，發展並不成熟，有關社會文化的定義，眾說紛紜。不論是外國或中國學者都可以沿襲前人或發揮創造，進行長久的討論。但是歷史學在當代的發展卻亟需要從社會文化的大視野，開拓自己的新領域。

記得八十年代初，文化史作為一門學科在中斷30年後復興，1982年12月在上海召開建國以來第一次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與會者面對這一古老而又年青的學問，困惑於文化的多義多解，莫衷一是，史學界的前輩周谷城先生作了一個絕妙的比喻說:「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這一言解惑，釋放了各自的能量。隨著文化熱的興起，文化史的著述層出不窮，成為二十世紀末中國一大顯學。

社會文化史是文化史的分支，與文化史有相似的命運，不相同的背景和起點。中國文化素以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和從未中斷的傳統聞名於世，不論是先秦儒學，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都以鴻儒碩學各領風騷，這是中國文化的主力和精萃，由這些學人提煉的思想或制度，具有系統性、主導性和穩定性，是謂主流文化或大傳統。豐富的文化遺存，燦若群星的文化精英，為今人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礎和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人民大眾在生活方式，情感行為，文化心理和風俗習慣中所表現的種種形態和文化意識，因為自發性，多樣性和易變性又與主流文化或大傳統有一定的間矩，成為非主流文化或小傳統。由於資料分散，研究薄弱，留下許多未開墾的處女地。社會文化史是以大眾文化，生活方式和社會風尚的變遷為研究對象，那也就從這一單薄的基礎上起步。在文化史被冷落的時候，它固然被人們遺忘，在文化史興旺以後，它仍然舉步遲緩。

這種情況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的領域尤其突出，它不僅有許多空缺，更無前人的成果可資借鑒。近代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和西方文化的涌進，猛烈地沖擊傳統的社會生活，肇成幾千年未有之歷史巨變。這種急劇的變化絕不限於社會形態的轉化和大事變。在世界進入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國是被迫而後發近代化的國家，伴隨小農社會艱難地發展工業的進程，中國又從獨立的封建國家蛻變為不完全獨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雙重轉變帶來的震撼和陣痛，是整體性的變動，觸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多年來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關注的是上層、是精英、是意識形態和制度，而處於社會下層的民眾是怎樣生息、活動和喜怒哀樂，上層和下層又是怎樣互相滲化和制動，很少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因此，探討百年來人民大眾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關注熱點和價值觀念的演變和時尚，成為我們這一著作的宗旨。

選擇這一薄弱領域作為主攻方向，是因為經過多年的學科考察，使我們確信歷史學的發展和大眾文化在當代的崛起，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必將成為21世紀史學研究的熱點課題，使人耳目一新。

一、廿世紀初，「歷史飢餓」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啟超就說過這樣的話:「今日中國學界，已陷於『歷史飢餓』之狀況，吾儕不容不亟圖救濟。歷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於各學之專門家分擔責任。」⑴

「歷史飢餓」這一句話，在二十初葉的中國學界，不啻是驚世駭俗之語。

中國史學在傳統文化中本是一門發達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學問，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巴比倫的《創世紀詩》，都以耳傳口授的神話傳說作為史學的發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國卻以實實在在的文字記錄，開其史學的濫觴。成書在三千多年前的《尚書. 盤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書，以可靠的信史為世界文明古國所罕見。甲骨文中的「史」字，是執掌文書的官員，這表明從有文字以來就有歷史的筆錄者，記下的是確鑿存在的人和事，後人從地下發掘的文物，往往能證實當初的文字記載，很少被推翻。中華民族就以這樣清明的頭腦和篤實的態度認識自身的歷程，在史學中表現出理性早啟，為其他國家難以企及。

然而成熟並非完備。古代中國史學的資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記載的內容，絕大部分是統治者的政績訓令，文治武功，禮儀大典，星變災異，生產經濟和征伐邊務等國家和皇家大事。史書的編篡者是最高統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這樣的史官實際上是國家的職能機構，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興廢，只要有國家體制的賡續，史官的設置就相沿不變，代代相承，文獻檔案累積數千年不斷。但也由於這一點，資政成為治史的第一要義，把這意圖說得最徹底而又作出範本的是司馬光及其《資治通鑒》，他強調闡明歷史是為了「窮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鑒。」這一思想事實上已成為官修史書的總綱，貫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啟超憤而指斥這不是國民的歷史，是「帝王家譜」。同時，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國民察知現代之生活與過去、未來之生活息息相關。」⑵

說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譜的論斷雖不失有偏激之處，但要求歷史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卻是至理名言，然而這又是中國史學最為薄弱之處。人們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會經濟的演變，國家的興亡衰敗，都可以在文獻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資料，要想知道當時民眾的感受，生活形態和行為方式，在正史中所見廖廖。被目為野史稗乘的筆記、小說，為後世保存了社會文化的大量資料，但由於正統史學的偏見和此類著作的良莠並存，雜亂無序，至今未得到系統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農夫村婦、販夫走卒、傭工小吏，是怎樣在中華大地上生息，創造出燦爛的文明? 又從哪裡一瞥他們的生活風貌，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 各類專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啟超正是為了探求歷史上的全部真相，發出了「歷史飢餓」的呼聲。

歷史是發生在過去的人和事，這是已經消失，永不復現的人情世態，由於時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頗，古人留下的史料遠不能反映社會的全息和事態的全貌，史學研究就是要充分發掘和運用已有的資料，恢復它的原來面貌，探究它的來龍去脈和發展的規律。梁啟超呼籲建立各門專史，正是為了從各個側面探求歷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國後，巨大的空白正在從考古發掘中得到填補，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說明中華文明的源頭並不限於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也是重要的發源地，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齊魯、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區文化的新發現，也正在改變以往史書的定見。因此學術界的前輩有人提出重寫中國歷史⑶，得到許多同行的認同。

引起歷史重寫的，不只是文物的新發現，某些思想觀念的變化和視角的下移也會引起歷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歷史學，改變了以封建統治者立場闡述歷史的舊史學，恢復了勞動人民的歷史地位，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這是歷史著述的大改觀，各門專業史的出版，使「歷史飢餓」得到充實。然而，由於極左思潮的干擾，階級斗爭的絕對化，一部豐富多彩的歷史，又變成人與人的斗爭史。打開歷史讀物，只見風雲變幻，制度消長，政權更迭，人民大眾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們的衣食住行，婚喪喜慶，消閑娛樂，交際應酬是什麼樣子，有什麼追求和時尚? 對於種種大事變、大人物，他們又有什麼想法? 諸多貼近民眾生活和社會文化的課題，又淪為無足輕重或視而不見，往往模糊不清或語焉不詳。在這樣的歷史著述中，穿梭來往的歷史過客，沒有生活，沒有七情六慾，沒有個性，千篇一律，形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樣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態或經濟規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尚且如此，無名無姓的民眾群體，又哪有他們的蹤跡，這是史學最大的空白。有些耽於古人的記載不詳，可能留下永遠不解之謎。《禮記. 曲禮》一句「庶人無故不食珍」，從古到今，閱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雖然事關禮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愛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遺留資料的殘缺，後人不能苛求。在報紙、出版傳媒事業已經相當發達的近代，報刊雜志，出版讀物，有相當大部分的內容已面向新興的市民社會，此類記載不可謂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們的生態和意願? 所以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沒有進行這樣的搜索、發掘和思考，觀念的改變至關重要。

經典作家對有關社會生活的論述, 有許多精闢的見解。馬克思指出:「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⑷馬克思對深入社會生活的歷史著述的價值，給予這樣高的評價，是因為他一貫強調有關生產方式、生產關繫上的改變，歸根結底表現為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方式的變化又推動社會關系的變化。所以生活方式的變化是生產力發展的最終目的，又是促使社會關系變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質力量。⑸李大釗說得好:「歷史這樣的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⑹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歷史學不僅不能淡化社會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學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現。但是建國後，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會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遲了40年。這批著作的問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學著作貼近了人民，使人們看到歷史的價值就在於使人類了解自己的過去，認識現代社會、國民性格與既往和未來息息相關。

社會生活是社會現象也是文化現象。人類來到這個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這是民族賴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出發點。只是在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怎樣吃、怎樣穿、怎樣用的方面表現出種種差別，發展自己的智慧，從而創造出獨特的文化形態和民族傳統。復原前人生活的本來面貌，是社會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對社會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這一步。社會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中來考察，通過生活方式的變遷認識民族文化心理和社會意識的發展歷程。

諸如穿鞋戴帽，本是純粹的個人生活行為，但在近代中國引起軒然大波，成為一代先輩思想啟蒙的先聲，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濫觴。

鴉片戰爭後人們痛感到國家的積弱是由於民智不開，欲啟民智，必先革除惡風陋習對人民的禁錮，其中尤以吸鴉片、裹足成為摧殘民體，有辱國格的兩大公害。先進的知識分子莫不對此口誅筆伐。如果說禁煙是對少數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對裹足卻要變更上千年的陳規舊習，波及千家萬戶。19世紀末興起男子剪辮子的風潮，成為維新運動和民族革命的動員號召。

反對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辮子，必然推動鞋帽服飾的改革。早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請禁婦女裹足折》和《請斷發易服改元折》，認為女子裹足，不能勞動；辮發長垂，不利於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裾雅步，不便於萬國競爭的時代，請求放足、斷發、易服以便於「與歐美同俗」，這就把變衣冠作為學習西方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具有開啟民智的意義。剪辮子與留辮子，從上到下分成兩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層的冥頑派，而下層民眾尤其是閉塞的農村反剪的勢力更大，辮子盡管不是漢族的裝束，但已通行了幾百年，由長期生活積淀形成的心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有的為失去辮子哭泣的、罵娘的、呼媽的形形色色，有的自發組織保辮會進行抗議，甚至發生罷市。主剪的更把這一行動視為支持革命的召喚，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們歡欣鼓舞地選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辮子。有的地方「辮子」還成為一句罵人話，要說一句「你這人真是辮子! 」如同被罵「不是東西」。對辮子的態度，是非榮辱的兩極對立和迅速轉化，極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風潮中社會風尚的起伏激盪。

斷發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導下的風俗改良，不同於歷代改元易服之舉，歷史上的變衣冠所變的形制，不變的是倫理性和等級性，民國初頒布的《服制》規定官員不分級別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禮服，是對封建服式等級制的徹底否定。孫中山還提出「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⑺作為改良服飾的指導思想，這一與現代文明接軌的服裝觀念在中國的實施，使得人人須臾不可離身的服裝，徹底擺脫封建倫理的規范，向著實用、經濟、衛生、美觀的方向發展，這是服裝史上的重要轉折。

在服裝變化中，穿洋裝是一大時尚，這不能簡單地歸於崇洋的傾向。民主制的確立激勵了人們對西方民主社會的嚮往，人們醉心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思想，認為由這種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會的前進方向，洋裝是文明的的象徵，受到人們的喜愛。社會實踐的結果是，洋裝在中國的流行，並未取代中國服裝，而是促進了中國服裝的改良。中山裝的出現，就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它以西服為模本，改大翻領為立領，四個貼口袋，五個扣，去掉腰帶。女性服裝一改寬大直筒式的滿裝，依照西方的人體曲線美加以剪裁，演變成今日的旗袍。這都是沿用西式服裝的審美和價值觀念，結合中國傳統的某些形制而創作的新服式，可謂西體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麼，不穿什麼是個人行為，一些先進的思想家們都把個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視為個體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力。個性解放的呼聲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人們的生活慾望，在穿著打扮上追新求異，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湧。西裝革履，長袍馬褂，坦胸露背，長靠短打，新舊土洋，千奇百怪，真正開開始了服裝自由穿著的時代。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服裝的變化得風氣之先，敏感地表現了文化氣候的走向。

從社會、思想和文化變遷的角度看服裝的變化，那服裝就成為考察社會文化變遷的窗口。所以一部優秀的社會生活史必定是社會文化史；一部優秀的社會文化史必然要對社會生活作出具體詳實的文化和社會的闡釋。這是從不同方位對同一課題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會文化史和社會生活史的聯系和區別。

社會文化史的內容並不限於社會生活，大眾文化和社會風尚都是研究的大宗，這在90年代大眾文化崛起以後，學科的主題愈來愈加明確。

二、廿世紀末，大眾文化崛起的呼喚

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出現持續的文化熱，這是從文化反思發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論、文化建設與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課題的研究性熱潮，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滲入各門學科，成為社會變革思潮的一部分。毫無疑問，文化史的勃興，時代的需要是決定性因素。更確切地說，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開始於對十年浩劫和建國以來「左傾」錯誤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隨著經濟改革的全面推開，突出了觀念變革的問題，文化研討與社會改革意識融為一體，推動了社會史的復興。從社會史領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發展和改造，觸動觀念變革的深層結構，也是文化史進一步深化的趨勢。人們從傳統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發掘有利於現代化的因素，摒棄舊觀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相適應的文化觀念和心態，貫串文化熱。濃厚的意識形態與強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熱的思想解放意義更甚於學術意義。

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大發展與市場經濟的導向，使得人們的社會心理從關心意識形態向關注經濟生活轉化，文化熱有所降溫，文化人邊緣化。其實這種降溫只是從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視點的多元化。尤其是大眾文化的崛起，那種憑借現代傳媒技術，為大眾消費而製造的文化產品，一改傳統的說教面孔，走向商業化和娛樂化，對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沖擊。本來，哪個時代都有大小傳統、雅俗文化和主亞文化之分，大眾文化即是小傳統和通俗文化，並不始於現代。但是大眾文化真正顯示它重要的社會價值，令人刮目相看，卻是現代工業文明的產物，這在中國學術界有個適應和調整的過程。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對幾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各自領域，缺少對這兩者相互影響、制約、滲透的綜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數精英的思想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這是主導大傳統的精神資源，一部文化史實際上是思想文化學術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為一代文化之精華，但又往往高於民眾，未必被民眾所理解，甚至不能流傳，到後世才被人發現，這在文化史上屢見不鮮。自古以來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視俗文化的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脫俗，與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離，有識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態度，居高臨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態，看待俗文化。思想家們的智慧言論和提煉的思想命題，蘊藏深刻的文化內涵，但這是經過舍棄大量的生龍活虎的具體現象而後抽象的思維成果。人們常說理論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樹，這灰色意味著高度凝煉的理論形態有相當簡約的程式，僅僅靠理論的演繹和表述，難以充分反映豐富多採的實際生活，對一般民眾來說，只能仰視，可望而不可及。大小傳統之間的隔膜，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距離，在精英文化為主流的文化結構中是慣常的，也是難以避免的現象。社會主義文化面向勞動人民，大大縮小了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論是封建主義傳統還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指導思想雖然有根本性質的不同，以精英文化為主流的一元化的結構，卻沒有多少變化，這大約是前現代社會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科技的發展推動了新一代文化市場的發育，九十年代大眾文化崛起，以銳不可擋的勢態，改變雅文化與俗文化的傳統定勢。以信息高科技為生產和傳播的新興文化產業，以大量的影視、音響、多媒體和電子讀物湧向市場，與此同時，學術成果通俗化蔚為潮流，把少數人享用的專業知識，變成大眾欣賞的讀物。文化消費不再是精英的特權，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現代工業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廣大的市民消費階層，他們的選擇決定了文化市場的取向。面對這一變化，現代學者有高度的評價。有的說:「崛起於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於以前的那種市井文化或鄉俗文化，而是一種與城市生活直接相關的大眾文化。....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接受，只要現代化進程不發生逆轉，在相當一個時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難以動搖的。」⑻有的認為: 「大眾文化反映著普通群眾的精神要求，代表著大多數人的利益，是現實的中國文化的主要構成。」⑼有的強調:「大眾文化、通俗文化的發展，在一定限度內體現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權利。它在文化領域內，形成多元化和多層次的局面，從而給人民提供了選擇的條件」⑽

大眾文化由小傳統、亞文化一躍而為中國文化的主要構成，史學也失去神聖的光環，從資政濟世的高閣，下移到平民百姓的書桌，甚至變成茶餘飯後消閑讀物。史學研究者從代聖人立言、「帝王師」，淪為民眾的一枝筆。這對專事研究王朝興亡盛衰，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那種大抱負、大事變、大業跡的治史傳統是個挑戰。史學著作從治國經邦之學向閱世知人的轉化，不僅要開拓前人從未涉獵的歷史荒原，也在改變研究課題的方向。芸芸眾生的穿衣吃飯，婚喪嫁娶，消閑娛樂，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還成為國家社科基金的重點項目。從文化史與社會史交差的邊緣而萌生的社會文化史，因為視角下移到人民大眾，開辟新的領域，給歷史學的建設又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文化史和社會史本是近代新史學起飛的雙翼，建國後雙雙中斷，肇致史學建設的失調。它們命運相濟，盛衰相連，是這兩們學科發展的共同趨勢。這主要表現在，社會史的繁榮往往以文化論爭為先導，文化史的深入有待從社會史領域內發展。二十世紀初社會學的引進和社會史研究的開拓，得力於十九世紀末中學與西學，新學與舊學之爭；三十年代社會史的興旺，又導源於二十年代文化論戰開其先河；八十年代後期社會史的復興，直接受益於文化熱的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反復說明，對現實社會的思考不能脫離對傳統文化的反省，變革中國的社會又必然從文化變革發端。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交錯、重疊、伴生是常見的普遍現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會史又是相鄰、相交而不相屬的獨立學科。文化史的研究廣涉物質、精神和制度的各個層面，外延可跨入哲經文史各個部門，但並非是網路全書，從各個側面探索傳統文化特質的形成、發展和演變是中心內容。因此偏重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發展的脈絡，也是當然之義。由於無視下層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相互的影響和制約，以及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成為一大缺失。這種文化史只能是上揚的文化專史，而不是中華文化的全史。社會史以社會生活的發展、社會結構和社會問題為研究對象，通過具體、詳實的研究，復原已經消失的社會形態，務實、求真，描述性的寫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揚的需要下移，從社會史的領域考察中國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對社會史的內容進行闡釋。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學科的一片沃土。大眾文化入主文化結構的態勢，呼喚創生自己的理論和學術系統，盡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會學、社會文化史和公共史學的成就。但是，中國社會文化史將以自己的特色和傳統有別於其他國別的社會文化史，開出新的天地。

這在中國又是一個待採的富礦。這不僅因為浩瀚的史書和數不盡的文物遺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還因為中國人有濃厚的歷史意識，看問題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們重視歷史經驗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筆記。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資料，最為豐富、生動，有待人們去整理、發掘。大眾文化薈萃的近代報刊，百餘年來累計資料數額驚人，薄弱的研究與豐富的資源形成極大的反差。一旦打開這個寶庫，會使人們眼界大開，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歷史的改寫。所以，中國社會文化史是最有發展潛力的陣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會化

在我們設計課題的時候，視線是向下看，著眼於小傳統，可是作為精英文化的大傳統又是怎樣影響和制約小傳統的發展，這是理解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互動關系中一個至為重要的問題。沿著文化傳統的脈絡，揭示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和特點是我們的思路。

中國古代社會的大傳統表現為禮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備的社會規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國的准則，不論哪個學派都在這一領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認同，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傳統在古代表述為「俗」，所謂俗者「習也」。鄭玄在《周禮》注中說:「土地所生，習也。」這是從生活經驗中自發形成的風俗習慣，具有地方性和多樣性。有生活才有規范生活的禮，所以俗先於禮，禮本於俗。俗一旦形成為禮，上升為典章制度，就具有規范化的功能，要求對俗進行教化和整合。從《周禮》成書就強調「禮俗，以其馭民」。以禮化俗即為禮俗，這是馭民的統治方略，也是對民眾生活的調適。禮作為觀念形態，以高踞主導地位的優勢滲進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傳統對同一的大傳統得到最大范圍的認同。古人說:「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禮行則道德一矣。道德一則風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滲進世俗生活，從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過以禮化俗的過程推向下層民眾，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會化的結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國社會文化顯著的特點是，倫理觀念和文化意識滲入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對此說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學家們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題，它要求人們以倫理之道觀照日常生活；又從日常生活體體會人倫事理，這為我們理解傳統文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飯，這一最尋常的行為來說，倫理意識滲入飲食活動的傾向隨處可見，從熟食的發明、原料的調配、烹飪的技巧、食具的選擇、節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審美，無一不受倫理的濡染，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視為國家重器的鼎來說，本是飯鍋，它鼓腹，容量大；兩耳，便於移動；三足鼎立，方便燃燒。炊具和餐具合而為一，比釜、鑊、豆、簋更為實用。《說文解字》說他是「調和五味之寶器」。用這寶器，供奉祖先和神靈，行施重大禮儀，這就使日用飯鍋蒙上神秘的色彩，尊為禮器。傳說黃帝鑄造三隻鼎，象徵天地人。夏禹鑄九鼎，作為傳國之寶。周滅商後，移九鼎於鎬京，舉行隆重的定鼎儀式，自此定鼎喻為國家政權的奠基，遷鼎則指國家的滅亡，問鼎乃是窺視政權的行為，由此演繹出許多歷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權力是以權杖和連枷為代表，這是從生產工具和武器演化而來，比較直觀好理解，在中國則以飯鍋作為權力的象徵，這在文明古國中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從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為權」，飲食與權力、天理連為一體，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為意識形態。作為飯鍋的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其實用價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倫理意義，已成為約定俗成的文化符號，積淀在民族心理中源遠流長。當代中國送給聯合國的世紀寶鼎，紀念香港回歸的盛和寶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得到海內外的認同。由食器到寶器，表現了由俗物而成為禮器和以禮化俗的過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為「道」，
古人所說形而上者謂之道，這是觀念；形而下者謂之器，這是百姓日用。作為日用器物可以變化更新，貫串其中的觀念一旦與倫理掛勾就經久不變。在西方商品大潮洶涌輸入的清末，即使反對洋務的頑固派也不反對日用器物的引進?

❷ 什麼樣的體型不適合穿旗袍為什麼

旗袍，中國和世界華人女性的傳統服裝 ，被譽為中國國粹和女性國服 。雖然其定義和產生的時間至今還存有諸多爭議，但它仍然是中國悠久的服飾文化中最絢爛的現象和形式之一。

旗袍走過的歷程，其實就是中國對現代世界接納、改造的歷程。伴隨著服飾從傳統工藝走向現代工藝，從傳統審美走向現代審美，旗袍見證了一代女性的獨立、又見證了下一代女性的成長。如果您也喜歡知性優雅，就給自己也准備一身旗袍吧！

那麼，什麼樣的身材就不能穿旗袍呢？

要把旗袍穿得好看，出來款式的選擇很重要，體型也非常重要。如果太胖的人，特別是臀圍太大的人，是不太適合穿旗袍。旗袍本來就是修身的款式，太胖或者臀圍太大，很容易暴露自己身材的缺點，所以還是不太適合穿旗袍的。

另外，有小肚子的人也是同理，除非你穿旗袍後加一條披肩來掩蓋凸起的小肚子，否則，緊身的旗袍會讓你看起來像個孕婦。

太胖也也不合適，太瘦了也不行，因為旗袍本身就是顯身材曲線美的單品，如果你是紙片人，那麼，穿出來就沒有什麼美感可言了。

總之，旗袍是非常挑身材的，有小肚子和胖的人、很瘦的紙片人慎選。

❸ 我想收集一些中國古代文學常識（尤其是一些不常見的）

推薦你一本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的《文學藝術常識》，由尹力強主編，市場價大約為36元RMB,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內容介紹：
文學常識部分：中國古代文學、中國近現代文學、外國文學；
文藝常識部分：音樂、戲劇、戲曲、攝影、電影、廣播電視藝術、舞蹈、美術、雕塑、書法、篆刻;
中國文化常識部分：中國傳統思想、中國傳統美德、中國文物、中國古代建築、中國工藝美術、中國民俗、中國人的生活等。
圖書目錄：
第一部分 文學常識
一、中國古代文學
（一）古代文體
詩歌
文筆
散文
韻文
駢體文
語錄體
古體詩
近體詩
律詩
絕句
樂府
賦
詞
散曲
雜劇
諸宮調
筆記
小品文
（二）先秦文學
《詩經》
楚辭
神話
中國古代神話
甲骨卜辭
銅器銘文
《尚書》
《春秋》
《左傳》
《國語》
《戰國策》
《論語》
《孟子》
《莊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先秦寓言
（三）秦漢文學
《古詩十九首》
《孔雀東南飛》
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
東方朔
賈誼
司馬遷及其《史記》
班固與《漢書》
（四）三國兩晉南北朝文學
建安七子
竹林七賢
陳壽《三國志》
陶淵明
范曄《後漢書》
酈道元《水經注》
木蘭詩
陸機《文賦》
劉勰《文心雕龍》
《世說新語》
（五）隋唐五代文學
李白
杜甫
劉禹錫與《竹枝詞》
白居易與《新樂府》
溫庭筠詞
李煜詞
初唐四傑
杜牧《阿房宮賦》
唐宋古文運動
唐宋八大家
唐代傳奇
敦煌歌辭
敦煌變文
（六）宋元文學
婉約派
豪放派
柳永詞
李清照詞
辛棄疾詞
歐陽修
蘇洵
蘇軾
蘇轍
沈括《夢溪筆談》
關漢卿
王實甫
馬致遠
《三國志平話》
（七）明清文學
八股文
《徐霞客游記》
章回小說
《三國志演義》
《水滸傳》
《西遊記》
《封神演義》
《金瓶梅》
馮夢龍與「三言」
凌濛初與「二拍」
湯顯祖《牡丹亭》
洪升《長生殿》
孔尚任《桃花扇》
《聊齋志異》
《儒林外史》
《紅樓夢》
二、中國近現代文學
（一）中國近代文學
龔自珍
魏源
黃遵憲
曾國藩和湘鄉派
劉鶚《老殘游記》
曾樸《孽海花》
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李寶嘉《官場現形記》
（二）中國現代文學
「五四」新文學運動
白話文學
鄉土文學
左翼文學
延安文藝座談會
解放區文學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魯迅
葉聖陶
茅盾
朱自清
聞一多
冰心
郭沫若
老舍
沈從文
巴金
歐陽予倩
曹禺
《嘎達梅林》
阿凡提的故事
《阿詩瑪》
（三）解放區作家
丁玲
趙樹理
周立波
孫犁
李季
《白毛女》
（四）五六十年代文學
五六十年代長篇小說
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說
五六十年代散文
五六十年代詩歌
五六十年代戲劇
「文革」期間的文藝界
（五）新時期的文學
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學
新時期的詩歌
新時期的散文
新時期的戲劇
新時期的小說
（六）港台文學
唐人
金庸
梁羽生
瓊瑤
三、外國文學
（一）日本文學
物語文學
俳語
夏目漱石
井上靖
德永直
川端康成
小林多喜二
（二）俄羅斯文學
普希金
萊蒙托夫
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列夫·托爾斯泰
契訶夫
高爾基
法捷耶夫
肖洛霍夫
（三）德國文學
歌德
海涅
格林兄弟
狂飆突進運動
（四）英國文學
莎士比亞
笛福
司各特
狄更斯
蕭伯納
伏尼契
（五）法國文學
莫里哀
盧梭
巴爾扎克
雨果
梅里美
福樓拜
左拉
羅曼·羅蘭
（六）義大利文學
但丁
彼特拉克
薄伽丘
（七）希臘文學
伊索寓言
荷馬史詩
希臘神話
希臘悲劇
（八）美國文學
霍桑
馬克·吐溫
傑克·倫敦
海明威
（九）其他
泰戈爾
塞萬提斯
安徒生童話
《一千零一夜》
第二部分 文藝常識
一、文藝綜合
（一）文藝理論知識
文藝
文藝與社會生活
典型
現實主義
浪漫主義
（二）黨的文藝方針
「二為」方向
「雙百」方針
「兩結合」創作方法
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
關於宣傳工作的四句話
關於精品的三個標准
「五個一」工程
三貼近
二、中國文化界部分評獎
（一）新聞出版界評獎
（二）文學界評獎
（三）戲劇界的評獎
（四）電影界評獎
（五）電視界評獎
（六）其他評獎
三、音樂
（一）概述
（二）音樂體裁
（三）中外音樂名家名作
四、戲劇
（一）概述
（二）戲劇的體裁
（三）歐美戲劇
（四）中國話劇
五、戲曲
（一）概述
（二）中國戲曲史
（三）中國戲曲劇種
（四）中國戲曲文學
（五）戲曲音樂
（六）戲曲表演
（七）戲曲舞台美術
六、雜技
七、曲藝
八、攝影
（一）照相機的基本知識
（二）照相機鏡頭
（三）攝影的光學原理
（四）攝影構圖
（五）攝影用光
（六）分析好照片的基本要求
（七）作品分析
九、電影
（一）電影基本概念
（二）電影的功能
（三）影像鏡頭
（四）聲音
（五）蒙太奇
（六）長鏡頭
（七）中國電影類型
（八）西方電影的類型與體裁
（九）中國電影名家名作
（十）外國電影名家名作
十、廣播電視藝術
（一）廣播電視的概念
（二）廣播電視的產生
（三）中國的廣播電視
（四）廣播電視的藝術要素及藝術技巧
（五）廣播文藝的節目分類
（六）電視文藝的節目分類
（七）節目、欄目及作品舉要
十一、舞蹈
（一）舞蹈基礎知識
（二）古典舞
（三）民間舞
（四）芭蕾舞
（五）現代舞
十二、美術
（一）美術概念
（二）美術的社會功能
（三）現代美術門類
（四）中國傳統書畫門類
（五）美術作品構成的要素
（六）中外美術批評與鑒賞
（七）中國美術名家名作
（八）外國美術名家名作
十三、雕塑
（一）雕塑
（二）雕塑的樣式
（三）雕塑的材料和分類
（四）中國古代雕塑藝術
（五）外國雕塑藝術
十四、書法篆刻
（一）中國書法的特點
（二）中國書法的類別
（三）中國書法家
（四）篆刻
（五）文房四寶
第三部分 中國文化常識
一、中國古代文學
概述
孔子
「四書五經」與儒家思想
老莊與道家思想
佛學思想
二、中國傳統美德
概述
孝敬父母
尊老愛幼
「歲寒三友」的高尚情操
誠實守信
尊師重教
三、中國傳統藝術
概述
中國民樂
京劇
地方戲
圍棋
中國象棋
中國畫
四、中國文物
概述
甲骨文
三星堆文化
司母戊方鼎
越王勾踐劍
良渚美玉
曾侯乙編鍾
金縷玉衣
永樂大鍾
五、中國古代建築
概述
宮廷建築
寺廟建築
園林
塔
橋梁
六、工藝美術
概述
唐三彩
瓷器
風箏
燈彩
刺綉
剪紙
玉雕
石獅雕刻
七、中國民俗
概述
廟會
舞獅
春節
八、中國人的生活
旗袍與中國傳統服飾
針灸術麻醉術
鞏固練習
文學常識填空題一
文學常識問答題一
文學常識填空題參考答案
文學常識問答題一參考答案
文藝常識填空題一
文藝常識問答題一
文藝常識填空題一參考答案
文藝常識問答題一參考答案
文藝常識填空題二
文藝常識問答題二
文藝常識填空題二參考答案
文藝常識問答題二參考答案
附錄一：教育部普通高校藝術類專業招生辦法
附錄二：影視傳媒專業都考哪些科目
附錄三：影視傳媒專業解讀
附錄四：影視傳媒專業考生疑難問題解答
附錄五：往年部分院校考試題目
附錄六：藝術類考生需要注意的報考常識
附錄七：名牌藝術類院校優秀學生藝術高考經驗談
附錄八：全國部分院校招生計劃
主要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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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南大「旗袍女神」PK蘇大「旗袍美人」 看看誰更美(組圖）

衣裳落梅總有一件適合你自己的旗袍不知道是旗袍為她增添了一份嫵媚，還是這個人詮釋了旗袍真正的情愫和真諦，彷彿她就是天生為旗袍而生，她可能不是最美，身段也不是最高挑玲瓏，但是旗袍穿在她身上，就是有一種名叫「合適」的美感。這是第一次見到立言時候給人的感覺。 由於從小受古典文學的熏陶，平日里也愛撫琴習曲潑墨寫意，周立言說自己骨子裡對傳統旗袍就有一種強烈的歸屬感。就是這樣一個內心對旗袍擁有深深感情的女生，直到她擁有了第一件旗袍——紅色棉布，傳統琵琶扣，以梅花作點綴，自己給這件旗袍取了個很美的名字：衣裳落梅。從此之後，立言便再也無法停止對旗袍的熱愛。在讀研時一次偶然的機會，立言赴台參加了世界文學會議，在晚宴上的女士一律以旗袍出場，端莊又典雅，立言說，那是一種任何服飾無法復制的美感。所以自己在一些重要場合中，也都會穿上旗袍，一來享受旗袍本身的美感帶來的快樂，更重要的是旗袍代表著端莊、穩重、脫俗，時刻提醒著自己保持這份優雅自持感。

❺ 近代中國農村的風俗習慣變化小,主要因為

社會文化史是個大而不確定的概念，在人說不一的情況下，我們選擇這一課題，化費五年的時間，經過四個人的集體努力，寫出這一著作，其目的是想用史實來說話，這比概念之爭具體、詳實，因而也就可能有一定的說服力。 我們想說的社會文化這一概念，並不著眼於對社會文化作如何解釋，社會文化是個新型的知識系統，不長的歷史，跨學科而又界定不太清晰的領域，發展並不成熟，有關社會文化的定義，眾說紛紜。不論是外國或中國學者都可以沿襲前人或發揮創造，進行長久的討論。但是歷史學在當代的發展卻亟需要從社會文化的大視野，開拓自己的新領域。 記得八十年代初，文化史作為一門學科在中斷30年後復興，1982年12月在上海召開建國以來第一次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與會者面對這一古老而又年青的學問，困惑於文化的多義多解，莫衷一是，史學界的前輩周谷城先生作了一個絕妙的比喻說:「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這一言解惑，釋放了各自的能量。隨著文化熱的興起，文化史的著述層出不窮，成為二十世紀末中國一大顯學。 社會文化史是文化史的分支，與文化史有相似的命運，不相同的背景和起點。中國文化素以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和從未中斷的傳統聞名於世，不論是先秦儒學，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都以鴻儒碩學各領風騷，這是中國文化的主力和精萃，由這些學人提煉的思想或制度，具有系統性、主導性和穩定性，是謂主流文化或大傳統。豐富的文化遺存，燦若群星的文化精英，為今人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礎和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人民大眾在生活方式，情感行為，文化心理和風俗習慣中所表現的種種形態和文化意識，因為自發性，多樣性和易變性又與主流文化或大傳統有一定的間矩，成為非主流文化或小傳統。由於資料分散，研究薄弱，留下許多未開墾的處女地。社會文化史是以大眾文化，生活方式和社會風尚的變遷為研究對象，那也就從這一單薄的基礎上起步。在文化史被冷落的時候，它固然被人們遺忘，在文化史興旺以後，它仍然舉步遲緩。 這種情況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的領域尤其突出，它不僅有許多空缺，更無前人的成果可資借鑒。近代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和西方文化的涌進，猛烈地沖擊傳統的社會生活，肇成幾千年未有之歷史巨變。這種急劇的變化絕不限於社會形態的轉化和大事變。在世界進入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國是被迫而後發近代化的國家，伴隨小農社會艱難地發展工業的進程，中國又從獨立的封建國家蛻變為不完全獨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雙重轉變帶來的震撼和陣痛，是整體性的變動，觸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多年來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關注的是上層、是精英、是意識形態和制度，而處於社會下層的民眾是怎樣生息、活動和喜怒哀樂，上層和下層又是怎樣互相滲化和制動，很少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因此，探討百年來人民大眾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關注熱點和價值觀念的演變和時尚，成為我們這一著作的宗旨。 選擇這一薄弱領域作為主攻方向，是因為經過多年的學科考察，使我們確信歷史學的發展和大眾文化在當代的崛起，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必將成為21世紀史學研究的熱點課題，使人耳目一新。 一、廿世紀初，「歷史飢餓」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啟超就說過這樣的話:「今日中國學界，已陷於『歷史飢餓』之狀況，吾儕不容不亟圖救濟。歷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於各學之專門家分擔責任。」⑴ 「歷史飢餓」這一句話，在二十初葉的中國學界，不啻是驚世駭俗之語。 中國史學在傳統文化中本是一門發達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學問，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巴比倫的《創世紀詩》，都以耳傳口授的神話傳說作為史學的發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國卻以實實在在的文字記錄，開其史學的濫觴。成書在三千多年前的《尚書. 盤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書，以可靠的信史為世界文明古國所罕見。甲骨文中的「史」字，是執掌文書的官員，這表明從有文字以來就有歷史的筆錄者，記下的是確鑿存在的人和事，後人從地下發掘的文物，往往能證實當初的文字記載，很少被推翻。中華民族就以這樣清明的頭腦和篤實的態度認識自身的歷程，在史學中表現出理性早啟，為其他國家難以企及。 然而成熟並非完備。古代中國史學的資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記載的內容，絕大部分是統治者的政績訓令，文治武功，禮儀大典，星變災異，生產經濟和征伐邊務等國家和皇家大事。史書的編篡者是最高統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這樣的史官實際上是國家的職能機構，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興廢，只要有國家體制的賡續，史官的設置就相沿不變，代代相承，文獻檔案累積數千年不斷。但也由於這一點，資政成為治史的第一要義，把這意圖說得最徹底而又作出範本的是司馬光及其《資治通鑒》，他強調闡明歷史是為了「窮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鑒。」這一思想事實上已成為官修史書的總綱，貫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啟超憤而指斥這不是國民的歷史，是「帝王家譜」。同時，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國民察知現代之生活與過去、未來之生活息息相關。」⑵ 說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譜的論斷雖不失有偏激之處，但要求歷史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卻是至理名言，然而這又是中國史學最為薄弱之處。人們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會經濟的演變，國家的興亡衰敗，都可以在文獻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資料，要想知道當時民眾的感受，生活形態和行為方式，在正史中所見廖廖。被目為野史稗乘的筆記、小說，為後世保存了社會文化的大量資料，但由於正統史學的偏見和此類著作的良莠並存，雜亂無序，至今未得到系統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農夫村婦、販夫走卒、傭工小吏，是怎樣在中華大地上生息，創造出燦爛的文明? 又從哪裡一瞥他們的生活風貌，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 各類專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啟超正是為了探求歷史上的全部真相，發出了「歷史飢餓」的呼聲。 歷史是發生在過去的人和事，這是已經消失，永不復現的人情世態，由於時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頗，古人留下的史料遠不能反映社會的全息和事態的全貌，史學研究就是要充分發掘和運用已有的資料，恢復它的原來面貌，探究它的來龍去脈和發展的規律。梁啟超呼籲建立各門專史，正是為了從各個側面探求歷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國後，巨大的空白正在從考古發掘中得到填補，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說明中華文明的源頭並不限於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也是重要的發源地，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齊魯、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區文化的新發現，也正在改變以往史書的定見。因此學術界的前輩有人提出重寫中國歷史⑶，得到許多同行的認同。 引起歷史重寫的，不只是文物的新發現，某些思想觀念的變化和視角的下移也會引起歷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歷史學，改變了以封建統治者立場闡述歷史的舊史學，恢復了勞動人民的歷史地位，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這是歷史著述的大改觀，各門專業史的出版，使「歷史飢餓」得到充實。然而，由於極左思潮的干擾，階級斗爭的絕對化，一部豐富多彩的歷史，又變成人與人的斗爭史。打開歷史讀物，只見風雲變幻，制度消長，政權更迭，人民大眾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們的衣食住行，婚喪喜慶，消閑娛樂，交際應酬是什麼樣子，有什麼追求和時尚? 對於種種大事變、大人物，他們又有什麼想法? 諸多貼近民眾生活和社會文化的課題，又淪為無足輕重或視而不見，往往模糊不清或語焉不詳。在這樣的歷史著述中，穿梭來往的歷史過客，沒有生活，沒有七情六慾，沒有個性，千篇一律，形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樣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態或經濟規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尚且如此，無名無姓的民眾群體，又哪有他們的蹤跡，這是史學最大的空白。有些耽於古人的記載不詳，可能留下永遠不解之謎。《禮記. 曲禮》一句「庶人無故不食珍」，從古到今，閱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雖然事關禮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愛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遺留資料的殘缺，後人不能苛求。在報紙、出版傳媒事業已經相當發達的近代，報刊雜志，出版讀物，有相當大部分的內容已面向新興的市民社會，此類記載不可謂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們的生態和意願? 所以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沒有進行這樣的搜索、發掘和思考，觀念的改變至關重要。 經典作家對有關社會生活的論述, 有許多精闢的見解。馬克思指出:「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⑷馬克思對深入社會生活的歷史著述的價值，給予這樣高的評價，是因為他一貫強調有關生產方式、生產關繫上的改變，歸根結底表現為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方式的變化又推動社會關系的變化。所以生活方式的變化是生產力發展的最終目的，又是促使社會關系變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質力量。⑸李大釗說得好:「歷史這樣的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⑹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歷史學不僅不能淡化社會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學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現。但是建國後，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會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遲了40年。這批著作的問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學著作貼近了人民，使人們看到歷史的價值就在於使人類了解自己的過去，認識現代社會、國民性格與既往和未來息息相關。 社會生活是社會現象也是文化現象。人類來到這個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這是民族賴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出發點。只是在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怎樣吃、怎樣穿、怎樣用的方面表現出種種差別，發展自己的智慧，從而創造出獨特的文化形態和民族傳統。復原前人生活的本來面貌，是社會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對社會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這一步。社會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中來考察，通過生活方式的變遷認識民族文化心理和社會意識的發展歷程。 諸如穿鞋戴帽，本是純粹的個人生活行為，但在近代中國引起軒然大波，成為一代先輩思想啟蒙的先聲，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濫觴。 鴉片戰爭後人們痛感到國家的積弱是由於民智不開，欲啟民智，必先革除惡風陋習對人民的禁錮，其中尤以吸鴉片、裹足成為摧殘民體，有辱國格的兩大公害。先進的知識分子莫不對此口誅筆伐。如果說禁煙是對少數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對裹足卻要變更上千年的陳規舊習，波及千家萬戶。19世紀末興起男子剪辮子的風潮，成為維新運動和民族革命的動員號召。 反對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辮子，必然推動鞋帽服飾的改革。早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請禁婦女裹足折》和《請斷發易服改元折》，認為女子裹足，不能勞動；辮發長垂，不利於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裾雅步，不便於萬國競爭的時代，請求放足、斷發、易服以便於「與歐美同俗」，這就把變衣冠作為學習西方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具有開啟民智的意義。剪辮子與留辮子，從上到下分成兩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層的冥頑派，而下層民眾尤其是閉塞的農村反剪的勢力更大，辮子盡管不是漢族的裝束，但已通行了幾百年，由長期生活積淀形成的心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有的為失去辮子哭泣的、罵娘的、呼媽的形形色色，有的自發組織保辮會進行抗議，甚至發生罷市。主剪的更把這一行動視為支持革命的召喚，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們歡欣鼓舞地選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辮子。有的地方「辮子」還成為一句罵人話，要說一句「你這人真是辮子! 」如同被罵「不是東西」。對辮子的態度，是非榮辱的兩極對立和迅速轉化，極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風潮中社會風尚的起伏激盪。 斷發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導下的風俗改良，不同於歷代改元易服之舉，歷史上的變衣冠所變的形制，不變的是倫理性和等級性，民國初頒布的《服制》規定官員不分級別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禮服，是對封建服式等級制的徹底否定。孫中山還提出「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⑺作為改良服飾的指導思想，這一與現代文明接軌的服裝觀念在中國的實施，使得人人須臾不可離身的服裝，徹底擺脫封建倫理的規范，向著實用、經濟、衛生、美觀的方向發展，這是服裝史上的重要轉折。 在服裝變化中，穿洋裝是一大時尚，這不能簡單地歸於崇洋的傾向。民主制的確立激勵了人們對西方民主社會的嚮往，人們醉心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思想，認為由這種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會的前進方向，洋裝是文明的的象徵，受到人們的喜愛。社會實踐的結果是，洋裝在中國的流行，並未取代中國服裝，而是促進了中國服裝的改良。中山裝的出現，就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它以西服為模本，改大翻領為立領，四個貼口袋，五個扣，去掉腰帶。女性服裝一改寬大直筒式的滿裝，依照西方的人體曲線美加以剪裁，演變成今日的旗袍。這都是沿用西式服裝的審美和價值觀念，結合中國傳統的某些形制而創作的新服式，可謂西體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麼，不穿什麼是個人行為，一些先進的思想家們都把個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視為個體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力。個性解放的呼聲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人們的生活慾望，在穿著打扮上追新求異，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湧。西裝革履，長袍馬褂，坦胸露背，長靠短打，新舊土洋，千奇百怪，真正開開始了服裝自由穿著的時代。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服裝的變化得風氣之先，敏感地表現了文化氣候的走向。 從社會、思想和文化變遷的角度看服裝的變化，那服裝就成為考察社會文化變遷的窗口。所以一部優秀的社會生活史必定是社會文化史；一部優秀的社會文化史必然要對社會生活作出具體詳實的文化和社會的闡釋。這是從不同方位對同一課題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會文化史和社會生活史的聯系和區別。 社會文化史的內容並不限於社會生活，大眾文化和社會風尚都是研究的大宗，這在90年代大眾文化崛起以後，學科的主題愈來愈加明確。 二、廿世紀末，大眾文化崛起的呼喚 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出現持續的文化熱，這是從文化反思發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論、文化建設與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課題的研究性熱潮，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滲入各門學科，成為社會變革思潮的一部分。毫無疑問，文化史的勃興，時代的需要是決定性因素。更確切地說，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開始於對十年浩劫和建國以來「左傾」錯誤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隨著經濟改革的全面推開，突出了觀念變革的問題，文化研討與社會改革意識融為一體，推動了社會史的復興。從社會史領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發展和改造，觸動觀念變革的深層結構，也是文化史進一步深化的趨勢。人們從傳統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發掘有利於現代化的因素，摒棄舊觀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相適應的文化觀念和心態，貫串文化熱。濃厚的意識形態與強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熱的思想解放意義更甚於學術意義。 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大發展與市場經濟的導向，使得人們的社會心理從關心意識形態向關注經濟生活轉化，文化熱有所降溫，文化人邊緣化。其實這種降溫只是從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視點的多元化。尤其是大眾文化的崛起，那種憑借現代傳媒技術，為大眾消費而製造的文化產品，一改傳統的說教面孔，走向商業化和娛樂化，對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沖擊。本來，哪個時代都有大小傳統、雅俗文化和主亞文化之分，大眾文化即是小傳統和通俗文化，並不始於現代。但是大眾文化真正顯示它重要的社會價值，令人刮目相看，卻是現代工業文明的產物，這在中國學術界有個適應和調整的過程。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對幾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各自領域，缺少對這兩者相互影響、制約、滲透的綜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數精英的思想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這是主導大傳統的精神資源，一部文化史實際上是思想文化學術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為一代文化之精華，但又往往高於民眾，未必被民眾所理解，甚至不能流傳，到後世才被人發現，這在文化史上屢見不鮮。自古以來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視俗文化的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脫俗，與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離，有識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態度，居高臨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態，看待俗文化。思想家們的智慧言論和提煉的思想命題，蘊藏深刻的文化內涵，但這是經過舍棄大量的生龍活虎的具體現象而後抽象的思維成果。人們常說理論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樹，這灰色意味著高度凝煉的理論形態有相當簡約的程式，僅僅靠理論的演繹和表述，難以充分反映豐富多採的實際生活，對一般民眾來說，只能仰視，可望而不可及。大小傳統之間的隔膜，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距離，在精英文化為主流的文化結構中是慣常的，也是難以避免的現象。社會主義文化面向勞動人民，大大縮小了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論是封建主義傳統還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指導思想雖然有根本性質的不同，以精英文化為主流的一元化的結構，卻沒有多少變化，這大約是前現代社會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科技的發展推動了新一代文化市場的發育，九十年代大眾文化崛起，以銳不可擋的勢態，改變雅文化與俗文化的傳統定勢。以信息高科技為生產和傳播的新興文化產業，以大量的影視、音響、多媒體和電子讀物湧向市場，與此同時，學術成果通俗化蔚為潮流，把少數人享用的專業知識，變成大眾欣賞的讀物。文化消費不再是精英的特權，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現代工業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廣大的市民消費階層，他們的選擇決定了文化市場的取向。面對這一變化，現代學者有高度的評價。有的說:「崛起於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於以前的那種市井文化或鄉俗文化，而是一種與城市生活直接相關的大眾文化。....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接受，只要現代化進程不發生逆轉，在相當一個時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難以動搖的。」⑻有的認為: 「大眾文化反映著普通群眾的精神要求，代表著大多數人的利益，是現實的中國文化的主要構成。」⑼有的強調:「大眾文化、通俗文化的發展，在一定限度內體現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權利。它在文化領域內，形成多元化和多層次的局面，從而給人民提供了選擇的條件」⑽ 大眾文化由小傳統、亞文化一躍而為中國文化的主要構成，史學也失去神聖的光環，從資政濟世的高閣，下移到平民百姓的書桌，甚至變成茶餘飯後消閑讀物。史學研究者從代聖人立言、「帝王師」，淪為民眾的一枝筆。這對專事研究王朝興亡盛衰，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那種大抱負、大事變、大業跡的治史傳統是個挑戰。史學著作從治國經邦之學向閱世知人的轉化，不僅要開拓前人從未涉獵的歷史荒原，也在改變研究課題的方向。芸芸眾生的穿衣吃飯，婚喪嫁娶，消閑娛樂，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還成為國家社科基金的重點項目。從文化史與社會史交差的邊緣而萌生的社會文化史，因為視角下移到人民大眾，開辟新的領域，給歷史學的建設又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文化史和社會史本是近代新史學起飛的雙翼，建國後雙雙中斷，肇致史學建設的失調。它們命運相濟，盛衰相連，是這兩們學科發展的共同趨勢。這主要表現在，社會史的繁榮往往以文化論爭為先導，文化史的深入有待從社會史領域內發展。二十世紀初社會學的引進和社會史研究的開拓，得力於十九世紀末中學與西學，新學與舊學之爭；三十年代社會史的興旺，又導源於二十年代文化論戰開其先河；八十年代後期社會史的復興，直接受益於文化熱的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反復說明，對現實社會的思考不能脫離對傳統文化的反省，變革中國的社會又必然從文化變革發端。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交錯、重疊、伴生是常見的普遍現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會史又是相鄰、相交而不相屬的獨立學科。文化史的研究廣涉物質、精神和制度的各個層面，外延可跨入哲經文史各個部門，但並非是網路全書，從各個側面探索傳統文化特質的形成、發展和演變是中心內容。因此偏重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發展的脈絡，也是當然之義。由於無視下層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相互的影響和制約，以及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成為一大缺失。這種文化史只能是上揚的文化專史，而不是中華文化的全史。社會史以社會生活的發展、社會結構和社會問題為研究對象，通過具體、詳實的研究，復原已經消失的社會形態，務實、求真，描述性的寫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揚的需要下移，從社會史的領域考察中國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對社會史的內容進行闡釋。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學科的一片沃土。大眾文化入主文化結構的態勢，呼喚創生自己的理論和學術系統，盡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會學、社會文化史和公共史學的成就。但是，中國社會文化史將以自己的特色和傳統有別於其他國別的社會文化史，開出新的天地。 這在中國又是一個待採的富礦。這不僅因為浩瀚的史書和數不盡的文物遺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還因為中國人有濃厚的歷史意識，看問題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們重視歷史經驗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筆記。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資料，最為豐富、生動，有待人們去整理、發掘。大眾文化薈萃的近代報刊，百餘年來累計資料數額驚人，薄弱的研究與豐富的資源形成極大的反差。一旦打開這個寶庫，會使人們眼界大開，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歷史的改寫。所以，中國社會文化史是最有發展潛力的陣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會化 在我們設計課題的時候，視線是向下看，著眼於小傳統，可是作為精英文化的大傳統又是怎樣影響和制約小傳統的發展，這是理解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互動關系中一個至為重要的問題。沿著文化傳統的脈絡，揭示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和特點是我們的思路。 中國古代社會的大傳統表現為禮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備的社會規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國的准則，不論哪個學派都在這一領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認同，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傳統在古代表述為「俗」，所謂俗者「習也」。鄭玄在《周禮》注中說:「土地所生，習也。」這是從生活經驗中自發形成的風俗習慣，具有地方性和多樣性。有生活才有規范生活的禮，所以俗先於禮，禮本於俗。俗一旦形成為禮，上升為典章制度，就具有規范化的功能，要求對俗進行教化和整合。從《周禮》成書就強調「禮俗，以其馭民」。以禮化俗即為禮俗，這是馭民的統治方略，也是對民眾生活的調適。禮作為觀念形態，以高踞主導地位的優勢滲進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傳統對同一的大傳統得到最大范圍的認同。古人說:「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禮行則道德一矣。道德一則風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滲進世俗生活，從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過以禮化俗的過程推向下層民眾，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會化的結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國社會文化顯著的特點是，倫理觀念和文化意識滲入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對此說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學家們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題，它要求人們以倫理之道觀照日常生活；又從日常生活體體會人倫事理，這為我們理解傳統文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飯，這一最尋常的行為來說，倫理意識滲入飲食活動的傾向隨處可見，從熟食的發明、原料的調配、烹飪的技巧、食具的選擇、節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審美，無一不受倫理的濡染，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視為國家重器的鼎來說，本是飯鍋，它鼓腹，容量大；兩耳，便於移動；三足鼎立，方便燃燒。炊具和餐具合而為一，比釜、鑊、豆、簋更為實用。《說文解字》說他是「調和五味之寶器」。用這寶器，供奉祖先和神靈，行施重大禮儀，這就使日用飯鍋蒙上神秘的色彩，尊為禮器。傳說黃帝鑄造三隻鼎，象徵天地人。夏禹鑄九鼎，作為傳國之寶。周滅商後，移九鼎於鎬京，舉行隆重的定鼎儀式，自此定鼎喻為國家政權的奠基，遷鼎則指國家的滅亡，問鼎乃是窺視政權的行為，由此演繹出許多歷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權力是以權杖和連枷為代表，這是從生產工具和武器演化而來，比較直觀好理解，在中國則以飯鍋作為權力的象徵，這在文明古國中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從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為權」，飲食與權力、天理連為一體，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為意識形態。作為飯鍋的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其實用價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倫理意義，已成為約定俗成的文化符號，積淀在民族心理中源遠流長。當代中國送給聯合國的世紀寶鼎，紀念香港回歸的盛和寶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得到海內外的認同。由食器到寶器，表現了由俗物而成為禮器和以禮化俗的過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為「道」， 古人所說形而上者謂之道，這是觀念；形而下者謂之器，這是百姓日用。作為日用器物可以變化更新，貫串其中的觀念一旦與倫理掛勾就經久不變。在西方商品大潮洶涌輸入的清末，即使反對洋務的頑固派也不反對日用器物的引進 .

❻ 元宵燈謎有什麼~~~

1、元宵 （打一成語）——謎底：一朝一夕

2、元宵節後捷報多 （打一成語）——謎底：喜出望外

3、元宵同返家 （打一成語）——謎底：眾望所歸

4、元宵之後柳吐芽 （打一成語）——謎底：節外生枝

5、元宵燈火已闌珊 （謙辭禮貌用語）——謎底：望多關照

6、觀賞元宵燈謎 （打人名二）——謎底：張節文虎

7、小毛頭約會：元宵節晚八點 （詩詞句）——謎底：少年十五二十時

8、正月十五打牙祭 （打一成語）——謎底：一年一回

9、園外隱約聞猿啼，星月小橋聽蕭聲 （節日紀念日）——謎底：元宵節

❼ 中國近代史風俗習慣的變遷如何

社會文化史是個大而不確定的概念，在人說不一的情況下，我們選擇這一課題，化費五年的時間，經過四個人的集體努力，寫出這一著作，其目的是想用史實來說話，這比概念之爭具體、詳實，因而也就可能有一定的說服力。

我們想說的社會文化這一概念，並不著眼於對社會文化作如何解釋，社會文化是個新型的知識系統，不長的歷史，跨學科而又界定不太清晰的領域，發展並不成熟，有關社會文化的定義，眾說紛紜。不論是外國或中國學者都可以沿襲前人或發揮創造，進行長久的討論。但是歷史學在當代的發展卻亟需要從社會文化的大視野，開拓自己的新領域。

記得八十年代初，文化史作為一門學科在中斷30年後復興，1982年12月在上海召開建國以來第一次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與會者面對這一古老而又年青的學問，困惑於文化的多義多解，莫衷一是，史學界的前輩周谷城先生作了一個絕妙的比喻說:「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這一言解惑，釋放了各自的能量。隨著文化熱的興起，文化史的著述層出不窮，成為二十世紀末中國一大顯學。

社會文化史是文化史的分支，與文化史有相似的命運，不相同的背景和起點。中國文化素以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和從未中斷的傳統聞名於世，不論是先秦儒學，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都以鴻儒碩學各領風騷，這是中國文化的主力和精萃，由這些學人提煉的思想或制度，具有系統性、主導性和穩定性，是謂主流文化或大傳統。豐富的文化遺存，燦若群星的文化精英，為今人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礎和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人民大眾在生活方式，情感行為，文化心理和風俗習慣中所表現的種種形態和文化意識，因為自發性，多樣性和易變性又與主流文化或大傳統有一定的間矩，成為非主流文化或小傳統。由於資料分散，研究薄弱，留下許多未開墾的處女地。社會文化史是以大眾文化，生活方式和社會風尚的變遷為研究對象，那也就從這一單薄的基礎上起步。在文化史被冷落的時候，它固然被人們遺忘，在文化史興旺以後，它仍然舉步遲緩。

這種情況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的領域尤其突出，它不僅有許多空缺，更無前人的成果可資借鑒。近代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和西方文化的涌進，猛烈地沖擊傳統的社會生活，肇成幾千年未有之歷史巨變。這種急劇的變化絕不限於社會形態的轉化和大事變。在世界進入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國是被迫而後發近代化的國家，伴隨小農社會艱難地發展工業的進程，中國又從獨立的封建國家蛻變為不完全獨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雙重轉變帶來的震撼和陣痛，是整體性的變動，觸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多年來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關注的是上層、是精英、是意識形態和制度，而處於社會下層的民眾是怎樣生息、活動和喜怒哀樂，上層和下層又是怎樣互相滲化和制動，很少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因此，探討百年來人民大眾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關注熱點和價值觀念的演變和時尚，成為我們這一著作的宗旨。

選擇這一薄弱領域作為主攻方向，是因為經過多年的學科考察，使我們確信歷史學的發展和大眾文化在當代的崛起，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必將成為21世紀史學研究的熱點課題，使人耳目一新。

一、廿世紀初，「歷史飢餓」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啟超就說過這樣的話:「今日中國學界，已陷於『歷史飢餓』之狀況，吾儕不容不亟圖救濟。歷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於各學之專門家分擔責任。」⑴

「歷史飢餓」這一句話，在二十初葉的中國學界，不啻是驚世駭俗之語。

中國史學在傳統文化中本是一門發達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學問，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巴比倫的《創世紀詩》，都以耳傳口授的神話傳說作為史學的發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國卻以實實在在的文字記錄，開其史學的濫觴。成書在三千多年前的《尚書. 盤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書，以可靠的信史為世界文明古國所罕見。甲骨文中的「史」字，是執掌文書的官員，這表明從有文字以來就有歷史的筆錄者，記下的是確鑿存在的人和事，後人從地下發掘的文物，往往能證實當初的文字記載，很少被推翻。中華民族就以這樣清明的頭腦和篤實的態度認識自身的歷程，在史學中表現出理性早啟，為其他國家難以企及。

然而成熟並非完備。古代中國史學的資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記載的內容，絕大部分是統治者的政績訓令，文治武功，禮儀大典，星變災異，生產經濟和征伐邊務等國家和皇家大事。史書的編篡者是最高統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這樣的史官實際上是國家的職能機構，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興廢，只要有國家體制的賡續，史官的設置就相沿不變，代代相承，文獻檔案累積數千年不斷。但也由於這一點，資政成為治史的第一要義，把這意圖說得最徹底而又作出範本的是司馬光及其《資治通鑒》，他強調闡明歷史是為了「窮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鑒。」這一思想事實上已成為官修史書的總綱，貫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啟超憤而指斥這不是國民的歷史，是「帝王家譜」。同時，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國民察知現代之生活與過去、未來之生活息息相關。」⑵

說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譜的論斷雖不失有偏激之處，但要求歷史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卻是至理名言，然而這又是中國史學最為薄弱之處。人們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會經濟的演變，國家的興亡衰敗，都可以在文獻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資料，要想知道當時民眾的感受，生活形態和行為方式，在正史中所見廖廖。被目為野史稗乘的筆記、小說，為後世保存了社會文化的大量資料，但由於正統史學的偏見和此類著作的良莠並存，雜亂無序，至今未得到系統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農夫村婦、販夫走卒、傭工小吏，是怎樣在中華大地上生息，創造出燦爛的文明? 又從哪裡一瞥他們的生活風貌，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 各類專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啟超正是為了探求歷史上的全部真相，發出了「歷史飢餓」的呼聲。

歷史是發生在過去的人和事，這是已經消失，永不復現的人情世態，由於時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頗，古人留下的史料遠不能反映社會的全息和事態的全貌，史學研究就是要充分發掘和運用已有的資料，恢復它的原來面貌，探究它的來龍去脈和發展的規律。梁啟超呼籲建立各門專史，正是為了從各個側面探求歷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國後，巨大的空白正在從考古發掘中得到填補，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說明中華文明的源頭並不限於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也是重要的發源地，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齊魯、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區文化的新發現，也正在改變以往史書的定見。因此學術界的前輩有人提出重寫中國歷史⑶，得到許多同行的認同。

引起歷史重寫的，不只是文物的新發現，某些思想觀念的變化和視角的下移也會引起歷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歷史學，改變了以封建統治者立場闡述歷史的舊史學，恢復了勞動人民的歷史地位，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這是歷史著述的大改觀，各門專業史的出版，使「歷史飢餓」得到充實。然而，由於極左思潮的干擾，階級斗爭的絕對化，一部豐富多彩的歷史，又變成人與人的斗爭史。打開歷史讀物，只見風雲變幻，制度消長，政權更迭，人民大眾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們的衣食住行，婚喪喜慶，消閑娛樂，交際應酬是什麼樣子，有什麼追求和時尚? 對於種種大事變、大人物，他們又有什麼想法? 諸多貼近民眾生活和社會文化的課題，又淪為無足輕重或視而不見，往往模糊不清或語焉不詳。在這樣的歷史著述中，穿梭來往的歷史過客，沒有生活，沒有七情六慾，沒有個性，千篇一律，形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樣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態或經濟規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尚且如此，無名無姓的民眾群體，又哪有他們的蹤跡，這是史學最大的空白。有些耽於古人的記載不詳，可能留下永遠不解之謎。《禮記. 曲禮》一句「庶人無故不食珍」，從古到今，閱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雖然事關禮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愛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遺留資料的殘缺，後人不能苛求。在報紙、出版傳媒事業已經相當發達的近代，報刊雜志，出版讀物，有相當大部分的內容已面向新興的市民社會，此類記載不可謂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們的生態和意願? 所以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沒有進行這樣的搜索、發掘和思考，觀念的改變至關重要。

經典作家對有關社會生活的論述, 有許多精闢的見解。馬克思指出:「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⑷馬克思對深入社會生活的歷史著述的價值，給予這樣高的評價，是因為他一貫強調有關生產方式、生產關繫上的改變，歸根結底表現為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方式的變化又推動社會關系的變化。所以生活方式的變化是生產力發展的最終目的，又是促使社會關系變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質力量。⑸李大釗說得好:「歷史這樣的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⑹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歷史學不僅不能淡化社會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學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現。但是建國後，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會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遲了40年。這批著作的問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學著作貼近了人民，使人們看到歷史的價值就在於使人類了解自己的過去，認識現代社會、國民性格與既往和未來息息相關。

社會生活是社會現象也是文化現象。人類來到這個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這是民族賴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出發點。只是在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怎樣吃、怎樣穿、怎樣用的方面表現出種種差別，發展自己的智慧，從而創造出獨特的文化形態和民族傳統。復原前人生活的本來面貌，是社會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對社會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這一步。社會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中來考察，通過生活方式的變遷認識民族文化心理和社會意識的發展歷程。

諸如穿鞋戴帽，本是純粹的個人生活行為，但在近代中國引起軒然大波，成為一代先輩思想啟蒙的先聲，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濫觴。

鴉片戰爭後人們痛感到國家的積弱是由於民智不開，欲啟民智，必先革除惡風陋習對人民的禁錮，其中尤以吸鴉片、裹足成為摧殘民體，有辱國格的兩大公害。先進的知識分子莫不對此口誅筆伐。如果說禁煙是對少數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對裹足卻要變更上千年的陳規舊習，波及千家萬戶。19世紀末興起男子剪辮子的風潮，成為維新運動和民族革命的動員號召。

反對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辮子，必然推動鞋帽服飾的改革。早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請禁婦女裹足折》和《請斷發易服改元折》，認為女子裹足，不能勞動；辮發長垂，不利於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裾雅步，不便於萬國競爭的時代，請求放足、斷發、易服以便於「與歐美同俗」，這就把變衣冠作為學習西方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具有開啟民智的意義。剪辮子與留辮子，從上到下分成兩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層的冥頑派，而下層民眾尤其是閉塞的農村反剪的勢力更大，辮子盡管不是漢族的裝束，但已通行了幾百年，由長期生活積淀形成的心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有的為失去辮子哭泣的、罵娘的、呼媽的形形色色，有的自發組織保辮會進行抗議，甚至發生罷市。主剪的更把這一行動視為支持革命的召喚，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們歡欣鼓舞地選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辮子。有的地方「辮子」還成為一句罵人話，要說一句「你這人真是辮子! 」如同被罵「不是東西」。對辮子的態度，是非榮辱的兩極對立和迅速轉化，極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風潮中社會風尚的起伏激盪。

斷發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導下的風俗改良，不同於歷代改元易服之舉，歷史上的變衣冠所變的形制，不變的是倫理性和等級性，民國初頒布的《服制》規定官員不分級別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禮服，是對封建服式等級制的徹底否定。孫中山還提出「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⑺作為改良服飾的指導思想，這一與現代文明接軌的服裝觀念在中國的實施，使得人人須臾不可離身的服裝，徹底擺脫封建倫理的規范，向著實用、經濟、衛生、美觀的方向發展，這是服裝史上的重要轉折。

在服裝變化中，穿洋裝是一大時尚，這不能簡單地歸於崇洋的傾向。民主制的確立激勵了人們對西方民主社會的嚮往，人們醉心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思想，認為由這種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會的前進方向，洋裝是文明的的象徵，受到人們的喜愛。社會實踐的結果是，洋裝在中國的流行，並未取代中國服裝，而是促進了中國服裝的改良。中山裝的出現，就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它以西服為模本，改大翻領為立領，四個貼口袋，五個扣，去掉腰帶。女性服裝一改寬大直筒式的滿裝，依照西方的人體曲線美加以剪裁，演變成今日的旗袍。這都是沿用西式服裝的審美和價值觀念，結合中國傳統的某些形制而創作的新服式，可謂西體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麼，不穿什麼是個人行為，一些先進的思想家們都把個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視為個體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力。個性解放的呼聲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人們的生活慾望，在穿著打扮上追新求異，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湧。西裝革履，長袍馬褂，坦胸露背，長靠短打，新舊土洋，千奇百怪，真正開開始了服裝自由穿著的時代。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服裝的變化得風氣之先，敏感地表現了文化氣候的走向。

從社會、思想和文化變遷的角度看服裝的變化，那服裝就成為考察社會文化變遷的窗口。所以一部優秀的社會生活史必定是社會文化史；一部優秀的社會文化史必然要對社會生活作出具體詳實的文化和社會的闡釋。這是從不同方位對同一課題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會文化史和社會生活史的聯系和區別。

社會文化史的內容並不限於社會生活，大眾文化和社會風尚都是研究的大宗，這在90年代大眾文化崛起以後，學科的主題愈來愈加明確。

二、廿世紀末，大眾文化崛起的呼喚

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出現持續的文化熱，這是從文化反思發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論、文化建設與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課題的研究性熱潮，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滲入各門學科，成為社會變革思潮的一部分。毫無疑問，文化史的勃興，時代的需要是決定性因素。更確切地說，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開始於對十年浩劫和建國以來「左傾」錯誤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隨著經濟改革的全面推開，突出了觀念變革的問題，文化研討與社會改革意識融為一體，推動了社會史的復興。從社會史領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發展和改造，觸動觀念變革的深層結構，也是文化史進一步深化的趨勢。人們從傳統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發掘有利於現代化的因素，摒棄舊觀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相適應的文化觀念和心態，貫串文化熱。濃厚的意識形態與強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熱的思想解放意義更甚於學術意義。

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大發展與市場經濟的導向，使得人們的社會心理從關心意識形態向關注經濟生活轉化，文化熱有所降溫，文化人邊緣化。其實這種降溫只是從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視點的多元化。尤其是大眾文化的崛起，那種憑借現代傳媒技術，為大眾消費而製造的文化產品，一改傳統的說教面孔，走向商業化和娛樂化，對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沖擊。本來，哪個時代都有大小傳統、雅俗文化和主亞文化之分，大眾文化即是小傳統和通俗文化，並不始於現代。但是大眾文化真正顯示它重要的社會價值，令人刮目相看，卻是現代工業文明的產物，這在中國學術界有個適應和調整的過程。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對幾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各自領域，缺少對這兩者相互影響、制約、滲透的綜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數精英的思想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這是主導大傳統的精神資源，一部文化史實際上是思想文化學術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為一代文化之精華，但又往往高於民眾，未必被民眾所理解，甚至不能流傳，到後世才被人發現，這在文化史上屢見不鮮。自古以來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視俗文化的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脫俗，與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離，有識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態度，居高臨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態，看待俗文化。思想家們的智慧言論和提煉的思想命題，蘊藏深刻的文化內涵，但這是經過舍棄大量的生龍活虎的具體現象而後抽象的思維成果。人們常說理論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樹，這灰色意味著高度凝煉的理論形態有相當簡約的程式，僅僅靠理論的演繹和表述，難以充分反映豐富多採的實際生活，對一般民眾來說，只能仰視，可望而不可及。大小傳統之間的隔膜，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距離，在精英文化為主流的文化結構中是慣常的，也是難以避免的現象。社會主義文化面向勞動人民，大大縮小了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論是封建主義傳統還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指導思想雖然有根本性質的不同，以精英文化為主流的一元化的結構，卻沒有多少變化，這大約是前現代社會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科技的發展推動了新一代文化市場的發育，九十年代大眾文化崛起，以銳不可擋的勢態，改變雅文化與俗文化的傳統定勢。以信息高科技為生產和傳播的新興文化產業，以大量的影視、音響、多媒體和電子讀物湧向市場，與此同時，學術成果通俗化蔚為潮流，把少數人享用的專業知識，變成大眾欣賞的讀物。文化消費不再是精英的特權，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現代工業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廣大的市民消費階層，他們的選擇決定了文化市場的取向。面對這一變化，現代學者有高度的評價。有的說:「崛起於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於以前的那種市井文化或鄉俗文化，而是一種與城市生活直接相關的大眾文化。....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接受，只要現代化進程不發生逆轉，在相當一個時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難以動搖的。」⑻有的認為: 「大眾文化反映著普通群眾的精神要求，代表著大多數人的利益，是現實的中國文化的主要構成。」⑼有的強調:「大眾文化、通俗文化的發展，在一定限度內體現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權利。它在文化領域內，形成多元化和多層次的局面，從而給人民提供了選擇的條件」⑽

大眾文化由小傳統、亞文化一躍而為中國文化的主要構成，史學也失去神聖的光環，從資政濟世的高閣，下移到平民百姓的書桌，甚至變成茶餘飯後消閑讀物。史學研究者從代聖人立言、「帝王師」，淪為民眾的一枝筆。這對專事研究王朝興亡盛衰，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那種大抱負、大事變、大業跡的治史傳統是個挑戰。史學著作從治國經邦之學向閱世知人的轉化，不僅要開拓前人從未涉獵的歷史荒原，也在改變研究課題的方向。芸芸眾生的穿衣吃飯，婚喪嫁娶，消閑娛樂，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還成為國家社科基金的重點項目。從文化史與社會史交差的邊緣而萌生的社會文化史，因為視角下移到人民大眾，開辟新的領域，給歷史學的建設又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文化史和社會史本是近代新史學起飛的雙翼，建國後雙雙中斷，肇致史學建設的失調。它們命運相濟，盛衰相連，是這兩們學科發展的共同趨勢。這主要表現在，社會史的繁榮往往以文化論爭為先導，文化史的深入有待從社會史領域內發展。二十世紀初社會學的引進和社會史研究的開拓，得力於十九世紀末中學與西學，新學與舊學之爭；三十年代社會史的興旺，又導源於二十年代文化論戰開其先河；八十年代後期社會史的復興，直接受益於文化熱的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反復說明，對現實社會的思考不能脫離對傳統文化的反省，變革中國的社會又必然從文化變革發端。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交錯、重疊、伴生是常見的普遍現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會史又是相鄰、相交而不相屬的獨立學科。文化史的研究廣涉物質、精神和制度的各個層面，外延可跨入哲經文史各個部門，但並非是網路全書，從各個側面探索傳統文化特質的形成、發展和演變是中心內容。因此偏重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發展的脈絡，也是當然之義。由於無視下層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相互的影響和制約，以及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成為一大缺失。這種文化史只能是上揚的文化專史，而不是中華文化的全史。社會史以社會生活的發展、社會結構和社會問題為研究對象，通過具體、詳實的研究，復原已經消失的社會形態，務實、求真，描述性的寫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揚的需要下移，從社會史的領域考察中國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對社會史的內容進行闡釋。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學科的一片沃土。大眾文化入主文化結構的態勢，呼喚創生自己的理論和學術系統，盡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會學、社會文化史和公共史學的成就。但是，中國社會文化史將以自己的特色和傳統有別於其他國別的社會文化史，開出新的天地。

這在中國又是一個待採的富礦。這不僅因為浩瀚的史書和數不盡的文物遺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還因為中國人有濃厚的歷史意識，看問題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們重視歷史經驗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筆記。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資料，最為豐富、生動，有待人們去整理、發掘。大眾文化薈萃的近代報刊，百餘年來累計資料數額驚人，薄弱的研究與豐富的資源形成極大的反差。一旦打開這個寶庫，會使人們眼界大開，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歷史的改寫。所以，中國社會文化史是最有發展潛力的陣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會化

在我們設計課題的時候，視線是向下看，著眼於小傳統，可是作為精英文化的大傳統又是怎樣影響和制約小傳統的發展，這是理解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互動關系中一個至為重要的問題。沿著文化傳統的脈絡，揭示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和特點是我們的思路。

中國古代社會的大傳統表現為禮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備的社會規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國的准則，不論哪個學派都在這一領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認同，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傳統在古代表述為「俗」，所謂俗者「習也」。鄭玄在《周禮》注中說:「土地所生，習也。」這是從生活經驗中自發形成的風俗習慣，具有地方性和多樣性。有生活才有規范生活的禮，所以俗先於禮，禮本於俗。俗一旦形成為禮，上升為典章制度，就具有規范化的功能，要求對俗進行教化和整合。從《周禮》成書就強調「禮俗，以其馭民」。以禮化俗即為禮俗，這是馭民的統治方略，也是對民眾生活的調適。禮作為觀念形態，以高踞主導地位的優勢滲進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傳統對同一的大傳統得到最大范圍的認同。古人說:「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禮行則道德一矣。道德一則風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滲進世俗生活，從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過以禮化俗的過程推向下層民眾，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會化的結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國社會文化顯著的特點是，倫理觀念和文化意識滲入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對此說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學家們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題，它要求人們以倫理之道觀照日常生活；又從日常生活體體會人倫事理，這為我們理解傳統文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飯，這一最尋常的行為來說，倫理意識滲入飲食活動的傾向隨處可見，從熟食的發明、原料的調配、烹飪的技巧、食具的選擇、節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審美，無一不受倫理的濡染，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視為國家重器的鼎來說，本是飯鍋，它鼓腹，容量大；兩耳，便於移動；三足鼎立，方便燃燒。炊具和餐具合而為一，比釜、鑊、豆、簋更為實用。《說文解字》說他是「調和五味之寶器」。用這寶器，供奉祖先和神靈，行施重大禮儀，這就使日用飯鍋蒙上神秘的色彩，尊為禮器。傳說黃帝鑄造三隻鼎，象徵天地人。夏禹鑄九鼎，作為傳國之寶。周滅商後，移九鼎於鎬京，舉行隆重的定鼎儀式，自此定鼎喻為國家政權的奠基，遷鼎則指國家的滅亡，問鼎乃是窺視政權的行為，由此演繹出許多歷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權力是以權杖和連枷為代表，這是從生產工具和武器演化而來，比較直觀好理解，在中國則以飯鍋作為權力的象徵，這在文明古國中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從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為權」，飲食與權力、天理連為一體，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為意識形態。作為飯鍋的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其實用價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倫理意義，已成為約定俗成的文化符號，積淀在民族心理中源遠流長。當代中國送給聯合國的世紀寶鼎，紀念香港回歸的盛和寶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得到海內外的認同。由食器到寶器，表現了由俗物而成為禮器和以禮化俗的過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為「道」，

古人所說形而上者謂之道，這是觀念；形而下者謂之器，這是百姓日用。作為日用器物可以變化更新，貫串其中的觀念一旦與倫理掛勾就經久不變。在西方商品大潮洶涌輸入的清末，即使反對洋務的頑固派也不反對日用器物的引進

❽ 傳統文化有哪些特點

中國傳統文化特點有很多,除了學界普遍認同的諸如"天人合一"、"和為貴"之類的特點外,最富個性的特點則主要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崇尚倫理道德的人際關系、重視政務的價值取向、推尊入世的處世哲學、強調統一的政治理念和光宗耀祖的功名思想. 關於文化的概念，學術界尚無公認的定義。從結構要素看文化不僅包括作為知識形態的哲學、宗教和各門具體科學以及蘊含於這些學科之中的思維方式，同時也包括作為非知識形態的社會心理、風俗習慣和民族精神等。在這些結構要素中，哲學作為時代的精華，占據著核心的地位。 文化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必然植根於社會生活的深層土壤之中；不同民族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不同類型和特點的文化。而「各個民族文化的差異性，是那些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所從事的物質生存方式，所建立的社會組織形態的多樣性造成。」 因此，要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徵，必須聯系繁生中華民族文化的地理環境和社會條件進行分析。 (一)地理環境的隔絕狀和大陸性文化 中華人民生活在富饒的東亞大陸，東臨浩淼的太平洋，西北有漫漫的戈壁橫亘其上，西南有險峻的青藏高原聳立。這種一面臨海，三面是險阻叢生的陸路交通的地理狀況，給版圖遼闊的中國，造成了內部有較大的迴旋餘地，而與外部世界相對隔絕的狀態。這種半封閉的大陸性地理環境，使中國古文化獲得了特別完備的「隔絕機制」；而這種「隔絕機制」正是一個獨立的古文化系統得以延續的先決條件。 所以從秦漢到隋唐，中原文化雖與中亞、西亞的草原文化以及南亞次大陸的佛教文化進行過頗有深度的交流，但中國古文化系統始終保持著自身的風格和系統，沒有出現過象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等民族的文化因異族的入侵而被摧毀或中絕那樣的「斷層」。但另一方面，地理環境的隔絕狀態卻同時滋生了中國古文化強烈的中央觀念，形成了閉鎖內向的思維定勢和自足心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國人心中只有「中國」，沒有他邦，或者把自己的國度看作是世界的中心，以「天朝王國」的心態傲視周邊各族和異域他邦。這就使中國文化不可能象希臘海洋文化那樣，通過海外貿易和向外擴張，在匯集古代世界各條知識之流的基礎上形成發展，因而具有開放性和多元性。 中國古文化是在封閉狀態下獨立地產生，而且比周邊各族成熟較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模式，因而在往後的發展中更注重自身體系的整合和自我意識的完善，更強調對傳統的評價和解釋，並通過對傳統的解釋和闡述求得發展。對於外來文化，則往往採取排斥、否定的態度，即使是吸收，也是重其同，斥其異，並最終將其融化於自己的體系中。 (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農耕文化 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個體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這種經濟結構中，一個家庭便是一個生產單位，家庭內部實行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生產的產品主要用於生活所需，各個家庭和社會組織彼此間只有簡單的交換關系，沒有精細的分工。由於封建統治階級長期推行「重農抑商」、「仰本抑末」的政策，對小農經濟實行嚴格控制，限制農民遷徒或改業，使農民世世代代被束縛在一塊土地上，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重復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歸的簡單再生產。他們所嚮往和追求的生活目標，不過是「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畜妻子」，「幼有所養，老有所終」，以保持安居樂業、穩定和諧的狀態。這種規模狹小，簡單重復的物質生產方式，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較明顯的保守性和狹隘性，而缺乏希臘工商文化那種競爭、冒險的進取精神和向外擴張的四方觀念。如錢穆先生所雲：「心中不求空間之擴張，唯望時間之綿延，絕不想人生有無限向前之一境，而認為當體具足，循環不已。」(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3頁) 農業自然經濟的性質也決定了農民對待自然的態度。在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業生產很大程度要靠天吃飯。而對於天災人禍的發生，人們又是無法控制的。因此，在農民的心目中，天(自然)是可敬又可畏的。它既能給人造福，也能給人降災，人對於天意只能順從，而不能違抗。而且，農民的實踐經驗也決定他們必然採取這種對待自然的態度。農業生產必須趨農時，趕季節，及時耕作；作物培育必須「順物之性」，遵循植物生長發育的規律；抵禦洪水災害，必須因勢利導；疏通河道，引水排洪。如此等等，都是一種順應自然、「道法自然」的方法。因此，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中國傳統文化佔主導地位的致思取向的是「天人合一觀，而不具有西方文化那種征服自然的強烈觀念。在生產規模簡單狹小、科學認識水平低下的社會條件下，農民們無論是對自然規律的掌握，還是對社會規律的認識，無論是生產技術的改進，還是防病治病知識的提高，都是靠世世代代的經驗積累，這種經驗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直觀性，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 正因為經驗來之不易，且在局部范圍又十分有效，因而人們把它看得十分珍貴。而對於個體小農來說，迫切需要的也正是與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關系密切的實用知識，而那些高深的理論問題，則引不起他們的興趣。這一社會心理積淀的結果，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思維定勢：重經驗直觀，輕邏輯抽象；重日常實用，輕理論思維。這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區別於希臘科學的一個重要特點。 中國傳統農業主要依靠人工灌溉。而水利工程的興建，需要發揮集體協作的力量。同時，個體小農抵禦天災人禍的脆弱性，使農民必須以家族或宗族為單位，通過群體的組合，協同勞作，以增強自身的力量，保證自然經濟簡單再生產的實現。農業自然經濟這一生存方式，使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較強烈的群體觀念和集體協作的精神，而不象西方文化那樣強調個人奮斗和追求個人利益。這種群體觀念折射到科學文化領域，便形成了整體觀的思維方式。這種整體思維在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宗法血緣社會和宗法制文化 中國古代社會，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聯結起來的宗法制社會，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是由原始時代以父系家長制為核心的血緣組織演化而來的。在宗法社會里，每個人都以血緣的親疏被固定在社會組織的網路之中，各司其職，各安其分，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以及社會組織之間，都以血緣關系為聯結紐帶，以血緣觀念作為情感交流的心理基礎。在政治結構上，宗法社會的首要特徵是家國同構：家庭是國家的縮影，國家則是家庭的擴大；國家關系、君臣關系不過是家庭關系、父子關系的伸延；對家長的孝和對君王的忠互相溝通，並在維護政治統治和協調社會秩序的職能上統一起來。這樣，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被倫理化、感情化。人們都習慣於生活在溫情脈脈的倫理紗幕之中，鍾情於對現實人際關系的把握。思想家們所關注的也多是「道德教化」、「齊家治國」等社會的政治人事問題，而對於自然界的種種現象和奧秘，卻缺乏希臘人那樣的探索熱情。這種重人倫，輕自然的價值取向，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型特徵。 這種倫理型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凝聚發揮過巨大作用。同時，由於「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規范實踐的結果，使中華民族養成了講道德，重禮義、守信用等美德。但另一方面，由於這種倫理型文化是建立在血緣宗法制的基礎之上，為鞏固君主專政服務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禁錮了人們的思想，抑制了人的個性的發揮和對自我價值的追求，造成了人格的某種缺陷。宗法制文化的另一特點是先王觀念和傳統崇拜流行。由於宗法社會是建立在宗法血緣為紐帶的家族關系之上的，而家庭又是以家長為核心，因此，孝敬家長和族長便成為每個家庭成員的必然義務和基本的倫理原則。在國家社會中，君王也應依孝道行事，以孝治天下，才能「德教加於百姓」，從而「得萬國之歡心」，「得百姓之歡心」。這樣，以孝立身，以孝治天下便成為宗法社會的一種普遍的、不可動搖的人生准則和社會心理。順此，必然生發出尊祖敬宗的倫理觀念，進而被提升為「事其先王」，「事其先君」的政治原則。 歷代君王無不高舉「法先王」的旗號，以格守祖訓、謹遵祖制相標榜，思想家們往往以代先聖立言為己任，把古聖先賢的言行作為衡量道德水準和能力的標尺。而那些帶有激進色彩的言行、風格和人格；無一不受到指斥，被作為異端而取消。所謂「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就是先王觀念的集中概括。先王觀念從家族血緣的心理和情感出發，把崇拜的對象神聖化、理想化，從而豎起了一面象徵中華民族勤勞勇敢、正義善良、聖德仁智的旗幟。 在這個意義上，先王觀念對中華民族的統一，以及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從而大大強化了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延續力。但另一方面，先王觀念作為一種致思取向，卻養成了尚古復古、因循守舊的心理，扼殺了人們的創造性思維和進取精神，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參考資料

❾ 章子怡被人猛甩巴掌什麼情況

跳票六年，由章子怡、黃曉明、王力宏、張震、陳楚生一眾大牌卡司主演的電影《無問西東》終於定檔今年1月12日。

《無問西東》片名出自清華大學校歌中的一句歌詞「立德立言，無問西東」，意指德行東西融會貫通，環顧四周，舍我其誰的精神。一部關於我國最高學府的影片，故事難免讓人浮想聯翩、心潮澎湃。

章子怡第一次在飛機上看劇本，看到一段的時候已經淚如雨下了。她說，「我在飛機上看劇本，看到一段的時候已經淚如雨下，把劇本合上了。我特別害怕，不敢往下看，因為我那個時候已經開始覺得特別恍惚。它太感動我了，我不敢往下看下去。」

黃曉明在拿到劇本時第一時間就把它看完了，並且兩次因感動而落淚，他說：「我記得第一次拿到這個劇本的時候是一口氣看完的，特別的感動，而且我兩次為它而落淚，我特別喜歡這個劇本。所以，就覺得有興趣要來參加這個故事。」

張震說：「第一次見這個劇本，我就非常喜歡。導演花了很多心思在這個劇本上面，這個電影主要講的是很直接很單純的一種情感，對於這樣子的劇本，拍一個這樣題材的電影感到非常有興趣。

電影跨越了時間和空間，跨越了生死和背叛，跨越了青春和人生，預告片的結尾，世界很美好，世道很艱難的大字讓人倒吸冷汗，雞皮疙瘩起了一身。

有人跳井，有人落發，愛恨生死統統向你襲來。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啊？他們到底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啊？

❿ 中國百年變遷--社會風尚如何變遷急！

社會，歷史，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促其變遷，但這總體在近代史上更為明顯．
一、廿世紀初，「歷史飢餓」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啟超就說過這樣的話:「今日中國學界，已陷於『歷史飢餓』之狀況，吾儕不容不亟圖救濟。歷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於各學之專門家分擔責任。」⑴

「歷史飢餓」這一句話，在二十初葉的中國學界，不啻是驚世駭俗之語。

中國史學在傳統文化中本是一門發達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學問，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巴比倫的《創世紀詩》，都以耳傳口授的神話傳說作為史學的發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國卻以實實在在的文字記錄，開其史學的濫觴。成書在三千多年前的《尚書. 盤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書，以可靠的信史為世界文明古國所罕見。甲骨文中的「史」字，是執掌文書的官員，這表明從有文字以來就有歷史的筆錄者，記下的是確鑿存在的人和事，後人從地下發掘的文物，往往能證實當初的文字記載，很少被推翻。中華民族就以這樣清明的頭腦和篤實的態度認識自身的歷程，在史學中表現出理性早啟，為其他國家難以企及。

然而成熟並非完備。古代中國史學的資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記載的內容，絕大部分是統治者的政績訓令，文治武功，禮儀大典，星變災異，生產經濟和征伐邊務等國家和皇家大事。史書的編篡者是最高統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這樣的史官實際上是國家的職能機構，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興廢，只要有國家體制的賡續，史官的設置就相沿不變，代代相承，文獻檔案累積數千年不斷。但也由於這一點，資政成為治史的第一要義，把這意圖說得最徹底而又作出範本的是司馬光及其《資治通鑒》，他強調闡明歷史是為了「窮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鑒。」這一思想事實上已成為官修史書的總綱，貫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啟超憤而指斥這不是國民的歷史，是「帝王家譜」。同時，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國民察知現代之生活與過去、未來之生活息息相關。」⑵

說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譜的論斷雖不失有偏激之處，但要求歷史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卻是至理名言，然而這又是中國史學最為薄弱之處。人們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會經濟的演變，國家的興亡衰敗，都可以在文獻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資料，要想知道當時民眾的感受，生活形態和行為方式，在正史中所見廖廖。被目為野史稗乘的筆記、小說，為後世保存了社會文化的大量資料，但由於正統史學的偏見和此類著作的良莠並存，雜亂無序，至今未得到系統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農夫村婦、販夫走卒、傭工小吏，是怎樣在中華大地上生息，創造出燦爛的文明? 又從哪裡一瞥他們的生活風貌，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 各類專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啟超正是為了探求歷史上的全部真相，發出了「歷史飢餓」的呼聲。

歷史是發生在過去的人和事，這是已經消失，永不復現的人情世態，由於時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頗，古人留下的史料遠不能反映社會的全息和事態的全貌，史學研究就是要充分發掘和運用已有的資料，恢復它的原來面貌，探究它的來龍去脈和發展的規律。梁啟超呼籲建立各門專史，正是為了從各個側面探求歷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國後，巨大的空白正在從考古發掘中得到填補，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說明中華文明的源頭並不限於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也是重要的發源地，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齊魯、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區文化的新發現，也正在改變以往史書的定見。因此學術界的前輩有人提出重寫中國歷史⑶，得到許多同行的認同。

引起歷史重寫的，不只是文物的新發現，某些思想觀念的變化和視角的下移也會引起歷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歷史學，改變了以封建統治者立場闡述歷史的舊史學，恢復了勞動人民的歷史地位，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這是歷史著述的大改觀，各門專業史的出版，使「歷史飢餓」得到充實。然而，由於極左思潮的干擾，階級斗爭的絕對化，一部豐富多彩的歷史，又變成人與人的斗爭史。打開歷史讀物，只見風雲變幻，制度消長，政權更迭，人民大眾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們的衣食住行，婚喪喜慶，消閑娛樂，交際應酬是什麼樣子，有什麼追求和時尚? 對於種種大事變、大人物，他們又有什麼想法? 諸多貼近民眾生活和社會文化的課題，又淪為無足輕重或視而不見，往往模糊不清或語焉不詳。在這樣的歷史著述中，穿梭來往的歷史過客，沒有生活，沒有七情六慾，沒有個性，千篇一律，形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樣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態或經濟規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尚且如此，無名無姓的民眾群體，又哪有他們的蹤跡，這是史學最大的空白。有些耽於古人的記載不詳，可能留下永遠不解之謎。《禮記. 曲禮》一句「庶人無故不食珍」，從古到今，閱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雖然事關禮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愛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遺留資料的殘缺，後人不能苛求。在報紙、出版傳媒事業已經相當發達的近代，報刊雜志，出版讀物，有相當大部分的內容已面向新興的市民社會，此類記載不可謂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們的生態和意願? 所以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沒有進行這樣的搜索、發掘和思考，觀念的改變至關重要。

經典作家對有關社會生活的論述, 有許多精闢的見解。馬克思指出:「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⑷馬克思對深入社會生活的歷史著述的價值，給予這樣高的評價，是因為他一貫強調有關生產方式、生產關繫上的改變，歸根結底表現為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方式的變化又推動社會關系的變化。所以生活方式的變化是生產力發展的最終目的，又是促使社會關系變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質力量。⑸李大釗說得好:「歷史這樣的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⑹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歷史學不僅不能淡化社會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學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現。但是建國後，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會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遲了40年。這批著作的問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學著作貼近了人民，使人們看到歷史的價值就在於使人類了解自己的過去，認識現代社會、國民性格與既往和未來息息相關。

社會生活是社會現象也是文化現象。人類來到這個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這是民族賴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出發點。只是在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怎樣吃、怎樣穿、怎樣用的方面表現出種種差別，發展自己的智慧，從而創造出獨特的文化形態和民族傳統。復原前人生活的本來面貌，是社會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對社會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這一步。社會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中來考察，通過生活方式的變遷認識民族文化心理和社會意識的發展歷程。

諸如穿鞋戴帽，本是純粹的個人生活行為，但在近代中國引起軒然大波，成為一代先輩思想啟蒙的先聲，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濫觴。

鴉片戰爭後人們痛感到國家的積弱是由於民智不開，欲啟民智，必先革除惡風陋習對人民的禁錮，其中尤以吸鴉片、裹足成為摧殘民體，有辱國格的兩大公害。先進的知識分子莫不對此口誅筆伐。如果說禁煙是對少數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對裹足卻要變更上千年的陳規舊習，波及千家萬戶。19世紀末興起男子剪辮子的風潮，成為維新運動和民族革命的動員號召。

反對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辮子，必然推動鞋帽服飾的改革。早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請禁婦女裹足折》和《請斷發易服改元折》，認為女子裹足，不能勞動；辮發長垂，不利於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裾雅步，不便於萬國競爭的時代，請求放足、斷發、易服以便於「與歐美同俗」，這就把變衣冠作為學習西方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具有開啟民智的意義。剪辮子與留辮子，從上到下分成兩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層的冥頑派，而下層民眾尤其是閉塞的農村反剪的勢力更大，辮子盡管不是漢族的裝束，但已通行了幾百年，由長期生活積淀形成的心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有的為失去辮子哭泣的、罵娘的、呼媽的形形色色，有的自發組織保辮會進行抗議，甚至發生罷市。主剪的更把這一行動視為支持革命的召喚，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們歡欣鼓舞地選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辮子。有的地方「辮子」還成為一句罵人話，要說一句「你這人真是辮子! 」如同被罵「不是東西」。對辮子的態度，是非榮辱的兩極對立和迅速轉化，極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風潮中社會風尚的起伏激盪。

斷發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導下的風俗改良，不同於歷代改元易服之舉，歷史上的變衣冠所變的形制，不變的是倫理性和等級性，民國初頒布的《服制》規定官員不分級別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禮服，是對封建服式等級制的徹底否定。孫中山還提出「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⑺作為改良服飾的指導思想，這一與現代文明接軌的服裝觀念在中國的實施，使得人人須臾不可離身的服裝，徹底擺脫封建倫理的規范，向著實用、經濟、衛生、美觀的方向發展，這是服裝史上的重要轉折。

在服裝變化中，穿洋裝是一大時尚，這不能簡單地歸於崇洋的傾向。民主制的確立激勵了人們對西方民主社會的嚮往，人們醉心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思想，認為由這種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會的前進方向，洋裝是文明的的象徵，受到人們的喜愛。社會實踐的結果是，洋裝在中國的流行，並未取代中國服裝，而是促進了中國服裝的改良。中山裝的出現，就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它以西服為模本，改大翻領為立領，四個貼口袋，五個扣，去掉腰帶。女性服裝一改寬大直筒式的滿裝，依照西方的人體曲線美加以剪裁，演變成今日的旗袍。這都是沿用西式服裝的審美和價值觀念，結合中國傳統的某些形制而創作的新服式，可謂西體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麼，不穿什麼是個人行為，一些先進的思想家們都把個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視為個體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力。個性解放的呼聲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人們的生活慾望，在穿著打扮上追新求異，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湧。西裝革履，長袍馬褂，坦胸露背，長靠短打，新舊土洋，千奇百怪，真正開開始了服裝自由穿著的時代。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服裝的變化得風氣之先，敏感地表現了文化氣候的走向。

從社會、思想和文化變遷的角度看服裝的變化，那服裝就成為考察社會文化變遷的窗口。所以一部優秀的社會生活史必定是社會文化史；一部優秀的社會文化史必然要對社會生活作出具體詳實的文化和社會的闡釋。這是從不同方位對同一課題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會文化史和社會生活史的聯系和區別。

社會文化史的內容並不限於社會生活，大眾文化和社會風尚都是研究的大宗，這在90年代大眾文化崛起以後，學科的主題愈來愈加明確。

二、廿世紀末，大眾文化崛起的呼喚

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出現持續的文化熱，這是從文化反思發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論、文化建設與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課題的研究性熱潮，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滲入各門學科，成為社會變革思潮的一部分。毫無疑問，文化史的勃興，時代的需要是決定性因素。更確切地說，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開始於對十年浩劫和建國以來「左傾」錯誤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隨著經濟改革的全面推開，突出了觀念變革的問題，文化研討與社會改革意識融為一體，推動了社會史的復興。從社會史領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發展和改造，觸動觀念變革的深層結構，也是文化史進一步深化的趨勢。人們從傳統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發掘有利於現代化的因素，摒棄舊觀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相適應的文化觀念和心態，貫串文化熱。濃厚的意識形態與強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熱的思想解放意義更甚於學術意義。

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大發展與市場經濟的導向，使得人們的社會心理從關心意識形態向關注經濟生活轉化，文化熱有所降溫，文化人邊緣化。其實這種降溫只是從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視點的多元化。尤其是大眾文化的崛起，那種憑借現代傳媒技術，為大眾消費而製造的文化產品，一改傳統的說教面孔，走向商業化和娛樂化，對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沖擊。本來，哪個時代都有大小傳統、雅俗文化和主亞文化之分，大眾文化即是小傳統和通俗文化，並不始於現代。但是大眾文化真正顯示它重要的社會價值，令人刮目相看，卻是現代工業文明的產物，這在中國學術界有個適應和調整的過程。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對幾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各自領域，缺少對這兩者相互影響、制約、滲透的綜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數精英的思想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這是主導大傳統的精神資源，一部文化史實際上是思想文化學術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為一代文化之精華，但又往往高於民眾，未必被民眾所理解，甚至不能流傳，到後世才被人發現，這在文化史上屢見不鮮。自古以來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視俗文化的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脫俗，與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離，有識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態度，居高臨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態，看待俗文化。思想家們的智慧言論和提煉的思想命題，蘊藏深刻的文化內涵，但這是經過舍棄大量的生龍活虎的具體現象而後抽象的思維成果。人們常說理論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樹，這灰色意味著高度凝煉的理論形態有相當簡約的程式，僅僅靠理論的演繹和表述，難以充分反映豐富多採的實際生活，對一般民眾來說，只能仰視，可望而不可及。大小傳統之間的隔膜，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距離，在精英文化為主流的文化結構中是慣常的，也是難以避免的現象。社會主義文化面向勞動人民，大大縮小了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論是封建主義傳統還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指導思想雖然有根本性質的不同，以精英文化為主流的一元化的結構，卻沒有多少變化，這大約是前現代社會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科技的發展推動了新一代文化市場的發育，九十年代大眾文化崛起，以銳不可擋的勢態，改變雅文化與俗文化的傳統定勢。以信息高科技為生產和傳播的新興文化產業，以大量的影視、音響、多媒體和電子讀物湧向市場，與此同時，學術成果通俗化蔚為潮流，把少數人享用的專業知識，變成大眾欣賞的讀物。文化消費不再是精英的特權，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現代工業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廣大的市民消費階層，他們的選擇決定了文化市場的取向。面對這一變化，現代學者有高度的評價。有的說:「崛起於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於以前的那種市井文化或鄉俗文化，而是一種與城市生活直接相關的大眾文化。....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接受，只要現代化進程不發生逆轉，在相當一個時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難以動搖的。」⑻有的認為: 「大眾文化反映著普通群眾的精神要求，代表著大多數人的利益，是現實的中國文化的主要構成。」⑼有的強調:「大眾文化、通俗文化的發展，在一定限度內體現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權利。它在文化領域內，形成多元化和多層次的局面，從而給人民提供了選擇的條件」⑽

大眾文化由小傳統、亞文化一躍而為中國文化的主要構成，史學也失去神聖的光環，從資政濟世的高閣，下移到平民百姓的書桌，甚至變成茶餘飯後消閑讀物。史學研究者從代聖人立言、「帝王師」，淪為民眾的一枝筆。這對專事研究王朝興亡盛衰，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那種大抱負、大事變、大業跡的治史傳統是個挑戰。史學著作從治國經邦之學向閱世知人的轉化，不僅要開拓前人從未涉獵的歷史荒原，也在改變研究課題的方向。芸芸眾生的穿衣吃飯，婚喪嫁娶，消閑娛樂，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還成為國家社科基金的重點項目。從文化史與社會史交差的邊緣而萌生的社會文化史，因為視角下移到人民大眾，開辟新的領域，給歷史學的建設又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文化史和社會史本是近代新史學起飛的雙翼，建國後雙雙中斷，肇致史學建設的失調。它們命運相濟，盛衰相連，是這兩們學科發展的共同趨勢。這主要表現在，社會史的繁榮往往以文化論爭為先導，文化史的深入有待從社會史領域內發展。二十世紀初社會學的引進和社會史研究的開拓，得力於十九世紀末中學與西學，新學與舊學之爭；三十年代社會史的興旺，又導源於二十年代文化論戰開其先河；八十年代後期社會史的復興，直接受益於文化熱的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反復說明，對現實社會的思考不能脫離對傳統文化的反省，變革中國的社會又必然從文化變革發端。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交錯、重疊、伴生是常見的普遍現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會史又是相鄰、相交而不相屬的獨立學科。文化史的研究廣涉物質、精神和制度的各個層面，外延可跨入哲經文史各個部門，但並非是網路全書，從各個側面探索傳統文化特質的形成、發展和演變是中心內容。因此偏重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發展的脈絡，也是當然之義。由於無視下層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相互的影響和制約，以及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成為一大缺失。這種文化史只能是上揚的文化專史，而不是中華文化的全史。社會史以社會生活的發展、社會結構和社會問題為研究對象，通過具體、詳實的研究，復原已經消失的社會形態，務實、求真，描述性的寫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揚的需要下移，從社會史的領域考察中國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對社會史的內容進行闡釋。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學科的一片沃土。大眾文化入主文化結構的態勢，呼喚創生自己的理論和學術系統，盡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會學、社會文化史和公共史學的成就。但是，中國社會文化史將以自己的特色和傳統有別於其他國別的社會文化史，開出新的天地。

這在中國又是一個待採的富礦。這不僅因為浩瀚的史書和數不盡的文物遺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還因為中國人有濃厚的歷史意識，看問題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們重視歷史經驗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筆記。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資料，最為豐富、生動，有待人們去整理、發掘。大眾文化薈萃的近代報刊，百餘年來累計資料數額驚人，薄弱的研究與豐富的資源形成極大的反差。一旦打開這個寶庫，會使人們眼界大開，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歷史的改寫。所以，中國社會文化史是最有發展潛力的陣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會化

在我們設計課題的時候，視線是向下看，著眼於小傳統，可是作為精英文化的大傳統又是怎樣影響和制約小傳統的發展，這是理解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互動關系中一個至為重要的問題。沿著文化傳統的脈絡，揭示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和特點是我們的思路。

中國古代社會的大傳統表現為禮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備的社會規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國的准則，不論哪個學派都在這一領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認同，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傳統在古代表述為「俗」，所謂俗者「習也」。鄭玄在《周禮》注中說:「土地所生，習也。」這是從生活經驗中自發形成的風俗習慣，具有地方性和多樣性。有生活才有規范生活的禮，所以俗先於禮，禮本於俗。俗一旦形成為禮，上升為典章制度，就具有規范化的功能，要求對俗進行教化和整合。從《周禮》成書就強調「禮俗，以其馭民」。以禮化俗即為禮俗，這是馭民的統治方略，也是對民眾生活的調適。禮作為觀念形態，以高踞主導地位的優勢滲進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傳統對同一的大傳統得到最大范圍的認同。古人說:「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禮行則道德一矣。道德一則風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滲進世俗生活，從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過以禮化俗的過程推向下層民眾，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會化的結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國社會文化顯著的特點是，倫理觀念和文化意識滲入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對此說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學家們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題，它要求人們以倫理之道觀照日常生活；又從日常生活體體會人倫事理，這為我們理解傳統文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飯，這一最尋常的行為來說，倫理意識滲入飲食活動的傾向隨處可見，從熟食的發明、原料的調配、烹飪的技巧、食具的選擇、節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審美，無一不受倫理的濡染，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視為國家重器的鼎來說，本是飯鍋，它鼓腹，容量大；兩耳，便於移動；三足鼎立，方便燃燒。炊具和餐具合而為一，比釜、鑊、豆、簋更為實用。《說文解字》說他是「調和五味之寶器」。用這寶器，供奉祖先和神靈，行施重大禮儀，這就使日用飯鍋蒙上神秘的色彩，尊為禮器。傳說黃帝鑄造三隻鼎，象徵天地人。夏禹鑄九鼎，作為傳國之寶。周滅商後，移九鼎於鎬京，舉行隆重的定鼎儀式，自此定鼎喻為國家政權的奠基，遷鼎則指國家的滅亡，問鼎乃是窺視政權的行為，由此演繹出許多歷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權力是以權杖和連枷為代表，這是從生產工具和武器演化而來，比較直觀好理解，在中國則以飯鍋作為權力的象徵，這在文明古國中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從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為權」，飲食與權力、天理連為一體，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為意識形態。作為飯鍋的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其實用價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倫理意義，已成為約定俗成的文化符號，積淀在民族心理中源遠流長。當代中國送給聯合國的世紀寶鼎，紀念香港回歸的盛和寶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得到海內外的認同。由食器到寶器，表現了由俗物而成為禮器和以禮化俗的過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為「道」，

古人所說形而上者謂之道，這是觀念；形而下者謂之器，這是百姓日用。作為日用器物可以變化更新，貫串其中的觀念一旦與倫理掛勾就經久不變。在西方商品大潮洶涌輸入的清末，即使反對洋務的頑固派也不反對日用器物的引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