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幫忙分析以下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
娜拉走後怎樣？
作者: 金德萬
娜拉Nora是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的名劇《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的女主角，體現了婦女解放的先聲the embodiment of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該劇寫成於1889年。易卜生1828-1906，挪威著名文學家。
易卜生是上個世紀的著名作家，是現代派文學的開創人之一。置身於世界工業革命大潮洶涌澎湃的歐洲，易卜生洞察世態人心之深切至今仍使人震撼。他在《鴨子》一劇中說過：「你別再用『理想』那個漂亮字眼了，在大白話中我們管那叫『謊言』」。
魯迅先生當年是十分欣賞易卜生的戲劇的。他曾發出「娜拉走後怎樣？」的議論，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娜拉出走了結，魯迅則寫出了《傷逝》描述涓生與子君的「怎樣」。
娜拉走後怎樣？
魯迅的這一思想命題成為本世紀的世紀命題。
娜拉這個北歐弱女子的經歷，喻示的是人的本質及其在歷史中的處境。
娜拉出走之前正彷彿置身於一個革命前的形勢之中，庸常的、使人窒息的玩偶之家，她出走之後則要面對著組織社會生活的問題，這個社會生活卻難免又是庸常的、使人窒息的，盡管可能在型式上是一種天翻地覆，但生活仍然是柴米油鹽。
這前後兩種情勢以娜拉的出走為界限恰當地體現了人類現代史中最為典型的兩種形勢。以追求革命、實施革命，革命之後。比之於娜拉則是要出走，出走，出走以後。
如果說人之本性決定了人的需求與現實永遠處於矛盾之中，人們的生活則註定了永遠是追求，達到目標，再追求，這樣的一種循環，以至反映人類生活的本質，用現在時新的話來說就是人們對精神和物質的需要與生產力發展的現實之矛盾，那麼我們則可以看到，追求、目標是最令人迷戀的，因此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極盡能事地敘述這一追求的心理與生活過程，最後達到革命的爆發，娜拉出走，這是戲劇的高潮，也是令千萬人為之慶幸，為之熱血沸騰的場面。就這個意義來說，革命就是重新安排人的生活環境，革命是最令人追求，最令人為之神往，最令人迷戀的了。
革命的合法性源自於對人的本性的觀念。如果以為人性等同於獸性（或者說人所想像的獸性），那麼就不會有推翻奴隸制的革命了。同樣，正是因為人人生來平等這個觀念成為不言而喻的真理，街壘才會在巴黎壘起以對抗封建特權。自然，觀念的終極本原是個大可辯論的題目，這里只談觀念本身的源流。
西方思想史上對人的本性的兩種觀念都源遠流長。
柏拉圖認為世界是歸結於一個完善的理性本質。如果說這個理性的本質可以為人甚至為奴隸所理解（或說回憶起來），無疑，人在其本性上必定有與這個終極理性的同一性。這就是說，人是理性的，更進一步說，人居於這個本質上是理性的世界裡而又獨具理性，這就意味著人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特殊的地位。人是一種獨特的存在。基督教正統神學以柏拉圖主義為藍本，在整個中世紀中只是上帝取代了先驗的觀念，人與世界的這個理性的姻緣始終不變。
文藝復興，將神復歸於人。但並沒有動搖這個理性主義的軸心觀念；恰恰相反，世界觀的世俗化將神性的性狀歸還於人。人這個萬物的靈長以其天賦的理性駕馭著宇宙。磅礴於全歐洲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思潮掃除了中世紀的舊神學而展示了以人為中心的新宗教。其根據就是對人的輝煌理性的崇揚。這一種人的本性之觀念的牢固可以從這樣一個事實看出：從古希臘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以人的理性思維為根據而將人視為獨特的存在。這種獨特性的物理圖景就是將人視為宇宙中心的地心說。因此理性主義的人文觀與日月拱衛的地心說實際上是互為表裡、上下相依的。然而我們知道，文藝復興以來發生了世界中心的轉移。地球不再是宇宙的軸心了；人類的家園只是渺如恆沙的星體中的一顆行星。近代科學破除了人類中心觀，這給人類思想以極大的沖擊。然而以人類為獨具理性的生靈而以理性為至高至上的理性主義不僅沒有受挫反而更見高揚，啟蒙時代便是理性主義得到完整表述並贏得廣泛信徒的時代。
近代科學經驗引發的另一種關於人的本質的觀念則可以說是更認真地接受了人之中心地位喪失的教誨。就人與客觀世界的關系而言，經驗主義持一種相當低調的理論立場，它排除了有關人的能力和特性的種種不可證實的前提。經驗主義把人的知識小心翼翼地安置在一小塊被認為還算可靠的基地之上。
經驗主義要破除的就是人對自己獨特本性的自負，將人的本性定義在毫無光彩的現實之中。
革命一詞，在20世紀的中國，是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政治名詞。大而言之，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農民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平民革命、國民革命、等等；小而言之，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學界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文字革命、戲劇界革命、音樂界革命、美術革命、乃至散文革命；此外，還有科技革命、教育革命、宗教革命、家庭革命、道德革命、工業革命、產業革命，如此等等，幾乎涵蓋一切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被鄧小平看作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也是革命的一種。
革命一詞，在中國文獻中，最早見於《易傳》「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及《尚書》之「革殷受命」，指的是改朝換代，易代鼎革。
近代日本，以革命二字譯英語revolution一詞，用以表示「從根底處掀翻之，而製造一新世界」之義，20世紀初葉，革命一詞在中國流行，就是日譯之revolution，而並非《易傳》與《尚書》中革命的原義。
1903年初，梁啟超在《釋革》一文中解釋re的本意說：它的特徵是不主漸變而主頓變，不是局限於部分之變而要求全體之變，不是滿足於累進之比例而堅持反對之比例，「其事物本不善，有害於群，有窒於化，非芟荑蘊崇之，則不足以絕其患，非改弦更張之，則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lution。」據此，梁氏認為：「易姓者固不足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由此點出革命之與《易傳》《尚書》之革命的差異。《新民叢報》第22號。
鄒容1903年在《革命軍》一書中更為明確：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也。」公理、公例說明革命的客觀必然性；去腐敗存良善，由野蠻進文明，除奴隸為主人，確立了革命的目標、使命以及革命本身的工具性地位。
章太炎為《革命軍》作序，說明鄒容以革命作為書名，正是他的目標，「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他說：「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葯。」
現代革命的一個基本特徵，是以合眾共和Republic結人心，開民智，事成之後，必為民主。這是20世紀初革命黨人對革命的普遍共識。無論革命得怎麼樣，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無不是在這個革命的方向上作出的努力。
自此以及，革命的詞義有了些許分歧。大歸不外三個問題：
一、革命與階級
二、革命與暴力
三、革命與步驟
以革命與階級為例：
自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後，革命便同階級對立、階級斗爭結合為一。階級之對立，階級之斗爭被宣布為革命的直接原因，革命被解釋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統治，與此相應，一些階級被確定為革命的動力，一些階級被確定為革命的對象。這一思想走向極端，就是不斷地搜尋敵對階級，不斷地進行客觀存在乃至人為地設置對立面，製造階級斗爭視為對革命的堅持，視為革命堅定性與徹底性的表徵。
但也有持異議者。
如孫中山，但在民生主義中斷言：
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斗爭是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他認為，階級斗爭是現實的存在，但是社會之所以有進化，乃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利益相互調合，而不是由於大多數的利益相互沖突。其中，社會與工業之改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直接征稅與分配之社會化，都屬「打破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的革命，皆是通過資本家和工人利益相調和而實現。
18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了人類思想史的新紀元。19世紀初葉，1831年，22歲的達爾文踏上了到南極探險的歷程，這一年黑格爾因霍亂逝世。年輕的達爾文懷揣著賴爾遵循培根的經驗方法所撰的《地質學原理》，信奉由笛卡爾、培根和黑格爾所樹立的理性思想，在經驗和探索中創立了進化論了。
牛頓力學與達爾文的進化論共同構成了十九世紀思想的支配性因素。牛頓的宇宙圖景和達爾文的生物世界完備了十九世紀世界觀的基礎。按照這一世界觀的說法：世界就像一架機器一樣是由運動中的物質實體所組成、服從於質量和引力定律，人類同樣是自然力的一個產物，其發生、發展及特性均受制於淘汰與競爭的規律。
由西方的這兩種不同的關於人的觀念生發出西方的兩場大革命。
1789年法國革命要打碎一切舊傳統而創造一個新世界：新的歷法代替舊的日月；新的度量代替舊的斤尺；新的省份代替舊的領區；新的語言代替舊的方言；新的公民代替舊的臣民。策動這一破舊立新的熱情的正是對理性的信心。革命就是要以理性來審判以往的一切，要以理性精神來立定一個新的世界，在那裡理性的人與理性的世界最終達到了和諧。毫無疑問，法國大革命是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思想的邏輯結果，是理性主義思想在歷史上的實現。
與此相映對照的是英國革命。
在整個英國革命中從來沒有重造一個新世界的企圖。在領導這場革命的人的口中我們也聽不到法國革命中那慣有的宏大輝煌的言詞。法國的革命國會通過了《人權宣言》，而英國的革命國會最重要的立法是《航海法》，它只有一個功利性的目的，就是保護本國的海運業主。然而英國革命的這種平淡瑣細特徵並不是說這場革命是一次缺乏哲學和思想指導的僅僅由目光如豆的市民發動的事變，英國革命實際上是在深厚的英國哲學思想傳統的背景下展開的。雖然作為一種成熟的經驗主義哲學在當時還有待發展，但英國革命無疑是在經驗主義精神的指導下進行的。它謹慎而實際地對具體問題作出反應，目的只是求得一個局部上得到切合實際利益的改進。
十七世紀以來，實際上存在著兩股革命潮流，一種是效法英國革命，一種是演化於法國革命。近兩百年來的無數革命，大體可從上述意義上劃為兩類。
屬於前者的有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1949年中國革命。屬於後者的則有美國革命。
這兩種革命潮流之不同非僅在程度之劇烈與否上，他們的基本取向，對新社會的規劃以及指導哲學上都有本質的不同。
英法兩種革命可以說是現代人類的兩種改造社會的規劃。
法國類型顯得更加吸引人，它展現的是一個令人熱血沸騰意氣風發的前景。1789年之後，又有1871年、1917年等嘗試。然而這些嘗試的後果似乎並非妙不可言，每每墮入專制獨裁的深淵，導致出與首義者的理想截然相反的結果來。
掃盪一切的理性精神似乎總不能達到理想境地。
而英國革命，在經驗主義的小心規劃下，它的政治成果要牢靠得多。英國沒有一部規劃一切的憲法，其政治制度卻能經受種種驚濤駭浪的沖擊而愈加牢靠。繼承英國傳統的美國革命，其確立的憲政制度運行二百餘年而仍有效，這與法國革命改制多變恰成對照。
理性主義的大革命為什麼行不通呢？問題出在「娜拉走後怎樣？」當我們從戰歌嘹亮旌旗飛舞的革命形勢轉入到革命後的平淡生活時，有兩點是理性主義思想所始料未及的。
一、人類社會生活是建立在無數個人利益交織而成的錯綜復雜的習俗慣例上的。沒有什麼人的理性可以從頭到尾設計一套新的制度來代替它而不出紕漏。如果以為理性的設計可以預見一切，那隻不過是如同哈耶克所說的乃是人的致命的自負而已。而唯一能防止這種自負致命後果的，是給各種思想各種觀念各種選擇以自由競爭的權力。
二、理性主義所忽視的第二點，是我們的社會從根本上就是由庸人芸芸眾生所組成的事實。平庸的生活，平庸的人，革命的熾熱誰都喜歡，理想年代的壯麗風光總是令人神往。但是革命烈火一停息，新社會里生活的還是庸人。娜拉出走後，生活仍然如常。魯迅設計的子君，有決然與舊家庭分手決裂的勇氣，卻無法抵擋生活平庸的侵蝕。事實上一切革命理論家都知道，他們得到的通明燦爛的新世界一定要由高尚無瑕的人來居住才好。而且所有的導師都厭惡庸人。
造就新人就是理想主義對娜拉走後怎樣的回答。
蒲松齡講過一個很有意味的故事。
有個死囚在臨刑時特地找到一個有寶刀的劊子手就刑，那個劊子手慷然應諾，到了大限時刻刀起頭落，只聽見那頭顱滾出丈遠還在不絕口地叫「好刀！好刀！」
這恐怕是中國古典小說中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個故事，卻很明朗很深刻地揭示了現代社會知識分子靈魂扭曲的表相。
押解上宗教審判所的刑架上的殉難者千方百計地要證明自己比法官更虔誠，是真正的信徒。
文革前康生曾公開講，中國知識分子一是賤一是懶，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為懶，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身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這是賤。
魯迅言：真正的猛士方敢正視慘淡的人生。
在知性上確定了社會生活的世俗性後保持了自己心靈的高貴。
對人類社會生活的組織發展抱著濃厚興趣地翻撿一切歷史事實以核對一切學術傳統從而求探真理。
愛智求知，正是人文精神的真諦
philosoph
考鏡源流 辯章學術
原作於一九八七年，改定於二OO四年。
⑵ 娜拉馬修圍巾編織機怎麼編織
圍巾編織機，如果是電子操作的，就是輸入設計軟體，直接LCD操作機器就可以用了。但是始終不知道你說的「娜拉馬修」是個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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