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服李白及帽子

① 古代詩人的衣服和帽子還有鞋子是什麼顏色

李白白色，

② 唐朝男子戴的帽子叫什麼

唐朝男子戴的帽子叫作襆頭。襆頭是中國古代，特別是唐朝的男子最常佩戴的「帽子」。襆頭最初是古代男子用來裹發的四腳頭巾，也就是折上巾，折裹頭部時，每個人的折疊技巧不一，所以折好的襆頭形狀各異。隋朝時，禮部尚書牛弘上書朝廷，建議在襆頭內設置骨架，罩在頭上，以利於折出造型一致的襆頭，後來發展成有骨架的烏紗帽。唐朝皇帝李世民穿常服時喜歡佩戴襆頭。很快，人們開始效仿皇帝，襆頭也成為唐朝最常見的「帽子」。襆頭的種類也有很多，如唐朝期的軟腳襆頭；唐中後期的硬腳襆頭。

③ 急！我想知道歷史上很有名的詩人，如李白、四大才子、蘇軾、張致遠，他們的服裝特點各是什麼

多種中國文學史上有．王揚樓駱，王孟高橙，大小李杜，元白，三曹蘇李袁，二晏，陳子昂，蘇梅黃辛，屈宋，周姜，韓柳－－－－

④ 被韓國網友稱為韓服的漢服，是哪個朝代的呢

明朝的。明朝皇帝給朝鮮賜了很多服飾，高麗國王及世子冕服、王妃翟衣就是沿用了明朝的御賜服飾並改良而成的，早期李氏王朝與文武官員的公服、常服皆與明朝相近，甚至可以說完全相同。李氏衣冠文物，悉同中國，女子服裝效法明代襖裙和唐代齊胸襦裙，男子著裝則基本上在照搬明朝服飾。

除了漢服，韓國人覬覦的還有端午祭、青丘九尾狐、帽子、李白、孔子、火炕文化、泡菜文化、風水文化等，這些文化里有他們已經申遺成功的，有半路被我國專家攔截下來的，實在是令人大跌眼鏡。

其實關於漢服和韓服的的爭論由來已久。中國文化淵遠流長，底蘊深厚，服飾款式和類型都有跡可循，反觀韓國，作為偏居一隅的小國他們本沒有自己的衣冠制度，其本土文化受到中國文化深刻的影響，比如東亞儒家文化圈就是很好的佐證。呂思勉先生在《中國古代文化常識》一書中寫道：“中國的衣服，大體上可謂是自行進化的。其仿自外國的，只有靴。”中國的靴子最早出自胡人。

近幾年漢服熱在年輕人中興起，真正實現文化復興還需要我們培養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多了解我國的傳統文化才能更好地捍衛我們的文化遺產，中華文化燦爛而輝煌，我們要銘記歷史才能更好地傳承。

⑤ 衣服後面的帽子怎麼叫法

，而且和古代的禮制有關。

舉例如下：

冠。貴族男子戴的普通帽子。「冠」字里的「元」即首，表示頭的意思；「寸」表示法度的意思。冠是身份的象徵，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縮影。冠主要是由冠圈、冠梁和纓組成。纓是冠圈兩旁的絲繩。冠還有一個必不可少的附件叫「笄」，也叫「簪」，是用來把冠固定在頭發上的細長簽子。由於簪和纓是戴冠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古代作品中常用來指戴冠的人。如：「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杜甫《八哀詩》)

冕。天子、諸侯、大夫祭祀時戴的禮帽。從字形上看，「冕」字從「曰」，可知是一種帽子。

弁。古代貴族男子穿禮服時戴的一種次於冕的帽子。

胄。古代士兵作戰時戴的頭盔。「介胄」指穿戴盔甲的士兵。如：「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史記·絳侯世家》)

帽。據考證，「帽」字是漢代以後才出現的。「曰」和「冒」是帽的古字。古代特指用布帛縫合的圓形軟帽，一般不在正式場合佩戴。到了唐代，帽子已經很普及，而且常常出現在正式場合。

巾。可以裹頭，也可以擦汗。「巾」是象形字。戴頭巾之風，漢末時盛行。以後有諸葛巾、東坡巾、山谷巾、程子巾等不同的名目。

衣。衣服的總稱。古人特指上衣。《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意思是說，治理天下從衣裳開始。可見，衣服是禮儀制度的象徵。

裳。古人特指下衣。如《詩經·齊風》：「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時說天還沒亮就起床，急急忙忙把上衣下衣穿倒了。

襦。指短上衣，是一般人平時禦寒所服。

禪。指單衣，是夏天的衣服。

褻。指貼身穿的上衣。

裘。指皮衣。如：「五花馬，千斤裘。」(李白《將近酒》)

袍。指長襖，長至腳背，有里子面子，中間絮絲棉或亂麻。「袍」是形聲字，聲旁「包」有包住全身的意思。

褐。用粗毛或粗麻製成的短衣，貧苦人所穿。

衰(蓑)。用草編成的雨衣。

襟。最初指衣的交領，後來指衣服的前幅。也叫「衽」。

裾。指衣服的下擺。

袖。很長的袖子。如古代作品中常提到「長袖」和「廣袖」。也叫「袂」。

紳。指腰帶系結後的下垂部分。古代士大大入朝時，把記事的手版「笏」插在腰帶間，叫「縉紳」。所以後來「縉紳」就成了士大夫的代稱。裙。指下衣，也就是「裳」。

褲。古代寫作「絝」。只有兩個褲筒，兩腿分別套入褲腿，沒有襠。和現在的褲子不同。

⑥ 李白敏銳之力星元皮膚帽子時尚潮男帶字母的同款在哪買

去淘寶上面有

⑦ 古代貴族男子戴的帽子又被稱為什麼

貴族戴冠、弁、冕。

冠：貴族男子所戴的普通帽子。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冠是成人的標志，是貴族男子的常服。該戴冠而不戴的，是不合禮的。有人為了合乎禮，甚至獻出生命。《左傳．哀公十五年》記載衛國內亂，子路用以系冠的纓被人砍斷，他放下武器結纓，並說：「君子死，冠不免。」結果被人砍死。古人又有免冠謝罪之說，摘去冠，表示自己有過錯，情同罪犯，自降身份。冠是貴族成年所必戴，所以也就成了達官貴人的代稱。李白《古風》：「路逢斗雞者，冠蓋何輝赫。」與童子對舉，則冠強調的是成年人。《論語．先進》：「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而弱冠一詞，則指剛剛進入成年。冠的作用主要是被頭發束住，同時也是一種裝飾。冠圈的兩旁有絲繩，用來在下巴上打結，將冠固定在頭頂上，這兩根絲繩就是纓。戴冠前要將頭發盤在頭頂上打成髻，用纚(xǐ，或寫作縰，是一塊黑色的帛)把發髻包住，然後再戴冠。戴上冠後，還要用笄（jī，先秦叫笄，漢代以後叫簪）左右橫穿過冠圈和發髻再加以固定。女子不戴冠，只用笄或簪固定發髻。後來固定冠冕的叫衡笄，只固定頭發的叫發髻。杜甫《春望》：「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發笄尖的一端分作兩股，形狀像叉子，叫做釵。古代不戴冠的有四種人：小孩、平民、罪犯、異族。

弁：有皮弁、爵弁之分，是貴族戴的比較尊貴的帽子。皮弁有白鹿皮製作，由幾塊拼接而成，樣子類似現在的瓜皮帽。爵弁是紅中帶黑的弁，因其顏色與雀頭相似而得名，其樣子大致與皮弁差不多。

冕：天子、諸侯、大夫的祭服。《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漢代以後只有皇帝才能戴冕有旒，冕旒一詞是皇帝的代稱。王維《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⑧ 交領漢服配李白帽可以嗎

這樣搭配很合理。

⑨ 李白的"一天須飲三百杯"全詩和解釋，急！

《襄陽歌》
李白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籬花下迷。
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
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
鸕鶿杓，鸚鵡杯。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
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
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麹便築糟丘台。
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
車傍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
咸陽市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
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
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
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
舒州杓，力士鐺，與爾同死生。
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是不是這個？

開元十三年（725），李白從巴蜀東下。十五年，在湖北安陸和退休宰相許圉師的孫女結婚。襄陽離安陸不遠，這首詩可能寫在這一時期。它是李白的醉歌，詩中用醉漢的心理和眼光看周圍世界，實際上是用更帶有詩意的眼光來看待一切，思索一切。
詩一開始用了晉朝山簡的典故。山簡鎮守襄陽時，喜歡去習家花園喝酒，常常大醉騎馬而回。當時的歌謠說他：「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騎駿馬，倒著白接�。」接�（lí離），一種白色帽子。李白在這里是說自己象當年的山簡一樣，日暮歸來，爛醉如泥，被兒童攔住拍手唱歌，引起滿街的喧笑。
可是李白毫不在乎，說什麼人生百年，一共三萬六千日，每天都應該往肚裡倒上三百杯酒。此時，他酒意正濃，醉眼朦朧地朝四方看，遠遠看見襄陽城外碧綠的漢水，幻覺中就好象剛釀好的葡萄酒一樣。啊，這漢江若能變作春酒，那麼單是用來釀酒的酒麴，便能壘成一座糟丘台了。詩人醉騎在駿馬雕鞍上，唱著《梅花落》的曲調，後面還跟著車子，車上掛著酒壺，載著樂隊，奏著勸酒的樂曲。他洋洋自得，忽然覺得自己的縱酒生活，連歷史上的王侯也莫能相比呢！秦丞相李斯不是被秦二世殺掉嗎，臨刑時對他兒子說：「吾欲與若（你）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李斯的故鄉）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還有晉朝的羊祜，鎮守襄陽時常游峴山，曾對人說：「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祜死後，襄陽人在峴山立碑紀念。見到碑的人往往流淚，名為「墮淚碑」。但這碑到了今天又有什麼意義呢？如今碑也已剝落，再無人為之墮淚了！一個生前即未得善終，一個身後雖有人為之立碑，但也難免逐漸湮沒，哪有「月下傾金罍」這般快樂而現實呢！那清風朗月可以不花一錢盡情享用，酒醉之後，象玉山一樣倒在風月中，該是何等瀟灑、適意！

詩的尾聲，詩人再次宣揚縱酒行樂，強調即使尊貴到能與巫山神女相接的楚襄王，亦早已化為子虛烏有，不及與伴自己喝酒的舒州杓、力士鐺（chēng稱）同生共死更有樂趣。

這首詩為人們所愛讀。因為詩人表現的生活作風雖然很放誕，但並不頹廢，支配全詩的，是對他自己所過的浪漫生活的自我欣賞和陶醉。詩人用直率的筆調，給自己勾勒出一個天真爛漫的醉漢形象。詩里生活場景的描寫非常生動而富有強烈戲劇色彩，達到了繪聲繪影的程度，反映了盛唐社會生活中生動活潑的一面。

這首詩一方面讓我們從李白的醉酒，從李白飛揚的神采和無拘無束的風度中，領受到一種精神舒展與解放的樂趣；另一方面，它通過圍繞李白所展開的那種活躍的生活場面，能啟發人想像生活還可能以另一種帶喜劇的色彩出現，從而能加深人們對生活的熱愛。全篇語言奔放，充分表現出富有個性的詩風。... ...

⑩ 青蓮居士李白,愛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啊

李白時代的服裝的一般特點
唐朝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沿襲著以往各個朝代的風俗的基礎上，也有著不同的創新和發展。唐朝前期的思想控制相對與唐朝而言是較為嚴格的。唐朝時期在較為鬆散的思想氛圍中，漸漸放棄了正統庄嚴的服飾，走向了與下層百姓更為融合和親切的服飾系統。在唐朝的統治階級的倡導下，李白所處的這一時期的服飾基本以常服為主，除非是非常正式的場合如祭祀等等，不再穿戴非常正式的冕服和冕冠等服飾。常服是相對冠服而言的，冠服即指上文提到的諸如冕服和冕冠之類的服飾。總的來說，古代男子的服制大體上就分為常服和冠服這樣兩類。「隋唐五代的冠服主要是繼承了經北魏改革以後的漢式服裝，與漢代的冠服衣裳已有所區別；而常服則主要是北齊、北周改革後的圓領缺骻袍。」 可見就唐時的男子常服而言，主要的流行款式還是較為統一的，以圓領缺骻袍居多。隋唐五代的常服較為簡易實用。男服為襆頭、圓領缺骻袍（系腰帶）和靴履；女服為裙、衫、帔。在唐人張文成著名的《遊仙窟》小說中，可以看出唐人裝束的這種特點。男主人公與崔十娘就寢之前，十娘喚侍女「與少府（即男主人公——引者）脫靴履，疊袍衣，隔襆頭，掛腰帶。然後自與十娘施綾帔，解羅裙，脫紅衫，去綠襪。」 寥寥數語，將這一時期男女穿著風俗的主要特點表露無遺。
華梅的《服飾與中國文化》中也這樣介紹道；
「從隋唐時起，服飾制度越來越完備，加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交流活躍、民風奢華，因而服式、服色上都呈現出多姿多彩的可喜局面。就男裝來說，服式相對女裝較為單一，但服色上卻被賦予很多講究。男服中最盛行的是圓領袍衫。圓領袍衫亦稱團領袍衫，是隋唐時期士庶、官宦男子普遍穿著的服式，當為常服。從大量唐代遺存畫跡來觀察，圓領袍衫明顯受到北方民族的影響，整體各部位變化不大，一般為圓領、右衽，領、袖及襟處有緣邊。文官衣略長而至足踝或及地，武官衣略短至膝下。袖有寬窄之分，多隨時尚而變異，也有加襕、褾的，其中一些款式延至宋、明。服色上有嚴格規定，據《唐音癸簽》記載：『唐百官服色，視階官之品。』這與前幾代只是祭服規定服式服色之說有所不同。」
唐代的人們一般首服襆頭，是一種包頭的巾帛，這是當時的一種風俗。「一般敘襆頭的來源，多引唐人雜說及《新、舊唐書》《車服志》、《輿服志》，認為創始於北周。其實結合壁畫和墓俑圖像分析，若指廣義『包頭巾子』或平帽子而言，商代早已使用，如今還留下許多種不同形象可供比價印證。東漢時期就已經普遍流行這種裝束，至魏晉以後，巾裹更加普及，幾乎成為男子的主要服飾。到北周武帝時，將這種幅巾做了加工修改，裁出腳，後襆發，故俗稱之襆頭。」 《隋書•禮儀志》雲:
巾,案《方言》雲：「巾，趙、魏間通謂承露。」《郭林宗傳》曰：「林宗嘗行遇雨，巾沾角折。」又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此則野人及軍旅服也。制有二等。令高人道士所著，是林宗折角；庶人農夫常服，是袁紹幅巾。故事，用全幅皂而後襆發，俗人謂之襆頭。自周武帝裁為四腳，今通於貴賤矣」。《戲贈鄭溧陽》：「漉酒用葛巾」中提到的「葛巾」用的是陶淵明的典故，倨《宋書•陶潛傳》載，郡守訪陶潛，逢其酒熱，郡守取陶潛頭上的葛巾濾酒，用畢又戴在他的頭上。陶潛亦不以為意。這里寫陶潛嗜酒忘情。也證明了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流行情況。李白借陶潛的崇尚自適的情懷來喻鄭晏，表達了對他的生活情趣的贊美，同時也流露出作者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潔情懷。
襆頭，是唐朝這一時期男子最為普遍的首服。初期以一幅羅帕裹在頭上，樣式較為低矮。後在襆頭之下另加巾子，以桐木、絲葛、藤草、皮革等製成，猶如一個假發套髻，以保證裹出固定的襆頭外形。中唐以後，逐漸形成了定型帽子。名稱多依其演變式樣而定，貞觀時頂上低平稱「平頭小樣」，高宗和武則天時加高頂部並分成兩瓣，稱「武家諸王樣」，玄宗時頂部圓大，俯向前額稱「開元內樣」，皆為柔軟紗羅，臨時纏裹。襆頭兩腳，最初似帶子，自然垂下，至頸或過肩。後漸漸變短，彎曲朝上插入腦後結內，都屬於軟腳襆頭。中唐以後的襆頭之腳，或圓或闊，猶如硬翅而且微微上翹，中間似有絲弦，使之富有彈性，謂之硬腳。 李白在《玩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訪崔四侍御》中寫到：「忽憶綉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裹烏紗巾，倒被紫綺裘。」其中的烏紗巾便是襆頭的一種。
唐代男子頭戴襆頭，身穿圓領袍衫，下配烏皮六合靴。這一身既灑脫飄逸，又不失英武之氣，是漢族與北方民族相融合而產生的一套服飾。 這一時期漢族與北方民族的交流在李白的詩中也有所體現，有多處寫道了關於胡人的情況。如《幽州胡馬客歌》：「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 詩人對北方少數民族騎兵作了生動刻畫。
隋唐五代男服中的鞋類，最重要的是靴。靴與襆頭、圓領缺骻袍相配，構成了這一時期男服的最常見的形式。此時已經有了表示鞋子大小的「鞋號」。據記載，薛昭緯為人糊塗、氣貌渾濁，但又生性滑稽。在沒有登第前，他到鞋店買鞋，店主問：「秀才腳第幾？」 薛昭緯調侃說：「與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也。」 所謂」腳第幾」,猶現在問「穿多大號鞋」，可知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隨著鞋子種類的增加和製鞋工藝的復雜化，製鞋已從家庭內部走向了社會。
靴在我國起源甚早，早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就已出現了短靴型的陶器，商周時代的考古遺址中，也曾發現過靴或與靴有關的文物。但是由於靴的最大特點是便於騎乘，在農業地區服用較少，所以在很長的歷史階段中，一直被當作最典型的胡服。 進入隋唐以後，烏皮六合靴與折上巾（襆頭）一起，成為「貴賤通用」的服裝。
靴多為皮革製作，隋唐人穿的靴一般是用六塊皮革縫綴而成，看上去有六條縫，所以稱作「六合靴」或「六縫靴」。一般來說，北朝的靴可能要靿較長，所以朝廷特別規定不許著靴入殿省。唐太宗時（公元626-649年）馬周建議縮短靴靿，並加靴氈，於是作為胡服的靴子就堂皇的進入了廟堂之上。 李白在寫作著名的《清平調詞三首》時，就有讓宦官高力士為其脫靴的故事。顯然那時穿靴入宮已經習以為常了。 「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對酒》）的描繪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唐時還有女子穿靴的習俗。
李白的一生除了有十年長安這段官宦生涯，其餘的時間都處於漫遊或歸隱的狀態中，屬於「士」這一階層。「士」是古代貴族的最低一級，李白屬於貴族，但是處於最底層的階級層面。這一身份特點和李白的身世有關。「據最早的文獻（唐李陽冰《草堂集序》和唐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記載，李白是五胡十六國之一西涼國的創建人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孫，祖籍是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在隋唐末年，李白的祖先因罪或其他原因流亡到西域的碎葉，隱姓易名，流寓了五世，到了唐中宗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李白的父親才攜家族重新返回內地，定居於西蜀綿州的昌隆（今四川江油），同時恢復李姓。唐朝皇帝也是李暠的後裔，所以李白長大以後在社交中常常和唐宗室子弟聯宗，以從兄弟、叔侄或祖孫相稱謂。」 然而由於當時能證明李白是貴族的資料缺乏，所以李白的身份只能定位為「士」。「士」在後來的演變中也成為了學子的代名詞。「士」這一階層在當時的唐朝由於科舉制度的實施而趨於人數眾多，不受上層社會的重視，「士」階層實與平民階層十分相近。人們對李白有這樣一個稱呼：「布衣李白」，布衣在唐朝更為經常性的含義即是稱那些沒有入仕的知識分子。通過這個稱呼我們可以了解到詩人生活與底層勞動人民的緊密聯系，由此我們也可以推測李白平時的服飾應與唐朝一般的男子相似，即通常所穿的是唐時的常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