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求關於潮汕人「過番」的俗語、童謠
嚴格來說，潮人過番也應該是一種移民，但因為潮人過番有獨特的歷史背景，因此另立一節，專文敘述。潮汕地區是個著名的僑鄉，現在的潮汕本土人口不過1000萬人左右，而在世界各地的潮籍華僑、華人已近1000萬人。但是，過去移民海外和今天的移民迥然不同。潮汕海外移民，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宋元時期的移民、明代移民、清代移民和近代移民。可以說，每個移民期的來臨，都有它的歷史原因。
宋元時期，海外貿易十分活躍，朝廷為了增加財政收入，鼓勵加強海外貿易活動，一方面招引外商來華貿易，另一方面鼓勵中國商人出海貿易，潮汕地區瀕臨大海，在這樣的大環境中，潮人參加這樣的貿易活動，甚至外遷居住是必然之事。當宋元易代之際，潮汕地區經歷了近20年的兵禍。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元軍由著名將領唆都率領進攻潮州城，潮城知州馬發率領士兵英勇抵抗，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潮州城破之後，元兵進行報復性的屠殺，潮州俗語「刣存三家人」記錄了這一滅絕人寰的歷史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潮人紛紛流亡海外。特別是到了番邦之後，南洋國家政府對華商諸多優待，讓這些流亡的人有一種紮根彼地的感情，於是慢慢地在那裡成家立業，逐漸融人當地社會。
明代初期，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厲行「海禁」，洪武四年(1371年)首先頒布禁海命令，洪武十四年(1381)再次下令「禁濱海民私通海外諸國」，並在沿海一帶設置城寨衛所，派兵防守，對敢於出海「通番」貿易者實行嚴厲打擊，使明初私人海上貿易活動受到很大打擊。這種海禁政策，一直到嘉靖年間都沒有寬弛。這個時候，正處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狀態，東南沿海商品經濟已經有了初步的發展，沿海商人為了追求巨大利潤，從事私人海上貿易相當頻繁，並且慢慢地形成較大的規模。這種私人貿易無疑是與政策相抵觸的，統治階層加大對海上貿易活動的打擊，這種情況下，一些人不得不移民海外，定居海外。
第三個階段是清朝統一中國之初，為了鞏固政權，不僅完全繼承了明朝的海禁政策，而且發展為更系統的閉關鎖國政策。特別是對廣東沿海地區：「凡系飄洋私船，照舊嚴禁」。為了對付鄭成功反清力量，順治十七年(1660)九月，實施「遷界」令，強迫沿海地區內徙30～50里，並將沿海村鎮夷為平地。康熙元年，潮汕的澄海、饒平一帶被勒令內遷50里，「既遷之後，不許出界耕種，不許復出界外蓋屋居住，如有故犯，俱以逆賊處斬」。康熙元年至五年，接連的三次遷界，導致百姓流離失所，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潮汕俗語「（訁別）字掠無蟛蜞」，是在遷界期間產生，遷界之後如果出界捕撈的，「俱以逆賊處斬」，那些看得懂的看得膽顫心驚，不敢越邊界半步，那些看不懂的，「白紙黑字，你（訁別）我，我唔（訁別）伊」，照常越界捕些魚蝦蟛蜞，勉強度日。這句話現在引申為循規蹈矩的人反辦不好事情，可以算是一種黑色幽默吧。
康熙二十三年，海禁政策放鬆了。這個時候澄海境內的樟林港已初步形成，出入其間的紅頭船為潮人飄洋過海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提起紅頭船，這是明清時代出入中國南海一帶許許多多木製帆船中的一種。雍正元年(1723)清廷為了便於對各省商船、漁船進行審批、登記、發牌，規定各省商船在船體兩端頭尾部位和大桅上半截用漆油塗上各種不同的顏色，按規定，廣東船舶塗的是紅色油漆，稱為紅頭船。紅頭船的船體大、載重量也大，一般每艘載垂自數十噸至二百餘噸不等，紅頭船的出現，承負著拓展海外交通，促進國際貿易和產品開發以及繁榮地方經濟的重任。
樟林港的繁榮是因原先的漁業港轉變為商業港。乾隆七年 (1742)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兩次經政府批准，共建鋪屋114間，組成六條街道，外有六個村社環繞，稱「八街六社」，樟林的《游火帝歌》描寫了當時的繁榮。建於嘉慶年問的新興街，全長近200米，由54間貨棧組成，全部貨棧樓房以巨楹厚板為料，足以承載大量貨物。
有了紅頭船，有了便於出海的工具，有了樟林港，方便了出海。但「長安雖好，不如故居」，這是中國人共同的心態，為什麼獨有潮汕人敢於冒險，闖盪茫茫的海面，到海外謀取生計呢?
潮汕俗語「盪到無，過暹羅」，真實地反映了潮汕人過番的歷史原因。清朝嘉慶、道光以後國力逐漸衰落，潮汕在清朝時，隨著人口增長，已經從唐宋時的地曠人稀，逐漸變為人多地少，謀生艱難。加上明清兩朝長期實行海禁，明末清初的戰亂又延及潮汕。因此，潮汕許多地方的糧食無法自給，許多農民漁民難得溫飽，生活極其困苦。據乾隆《潮州府志》記述，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潮汕各縣發生澇、風、蝗(蟲)、瘟疫、地震等災難248次，平均每年兩次，以致「鬻妻棄子，餓殍載道，甚至尋死者、遷徙者十之八焉」。那些到南洋一帶謀生的人，來到樟林，帶上一些不易變質的干糧，乘上了紅頭船，漂洋過海。潮汕俗語說：「無可奈何舂甜粿」就是描寫了這種過洋的狀況。在過去。甜粿是一種稀罕的食品；要等到逢年過節才春上一點來祭祀祖先或者神祗。平時是絕對看不到一點甜粿的。因為每次過洋，如果是順風順水，行程需一二十日。如果碰上風浪，則需要一個多月的行程，因此必須多帶一些干糧，甜粿不易變質，所以，過洋的人才准備甜粿，但此舉實在是無可奈何。斯金納的《泰國華僑社會吏的分析》提到：「大量運載他們的帆船，令人想起了載運非洲奴隸的情況。甲板上堆滿了人，這些可憐蟲日夜暴露在惡劣的天氣下，毫無蔽身之所，因為船的下層裝滿了貨物，他們的糧食和有限的水。」
在潮汕民謠中，有不少就是反映這種生活現實的。如「一溪目汁一船人，—條浴布去過番。錢銀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大船駛過七洲洋，回頭不見我家鄉。是好是劫全憑命，未知何日回寒窯?」這些民謠充分反映了向海外移民者的心態，也反映了海外移民的艱辛。
第四個階段是近代移民。19世紀中後期，西方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進程加快，相應加緊了對殖民地資源的掠奪和商品傾銷。東南亞錫礦開采，橡膠園的開辟，北美、澳洲、南非的金礦開采和鐵路建設，南美洲種植園的拓展等都需要大量勞力。而這時候，潮汕地區人多地少．災害頻繁，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自然而然，他們便移民海外。
還有一種作為「豬仔」被掠奪的華工，更是充滿辛酸。潮汕俗語說「日里窟，會得入，（不會）得出」。反映的就是華工悲慘的生活。19世紀末，西方的殖民主義者在潮汕掠奪華工後，英國的主要運送到英屬的新加坡和檳榔嶼，再轉運到東南亞的爪哇、蘇門答臘、北婆羅洲等地，開墾甘蔗、橡膠等大種植園和礦山。荷蘭主要將華工運送到印尼的日里。這些掠奪華工的活動是十分不人道的。大海茫茫，生活條件十分惡劣，加上船主害怕工人造反，把人關在底艙，場地狹窄，難以容身，常常因疾病、飢餓和缺水而大量死亡。根據徐藝圃的《汕頭地區早期華工出洋概論》：「據估計，從1852年到1858年從汕頭掠運出洋的苦力，共有4萬人。而在這6年中，媽嶼島就有8000名苦力死亡，棄屍海灘，無人過問，占運出苦力總數的20％。」
即使這些契約華工在運載的過程中死裡逃生，到了目的地之後，被送進大種植園或礦山作苦丁，所遭受的壓迫、剝削和虐待，同樣是苦不堪言，每天在工頭的皮鞭監督下，要勞動 18個小時以上，所得工錢又只能維持一個人一天的基本生活，生活十分凄苦，很多人沒多久便死了。再者，殖民主義者又開妓院、設賭館，百般引誘，使不少人因染上惡習而借債度日，這樣又要賣身抵債，永遠也難以回歸故里。因此，在潮汕歌謠中，有不少就是反映這種心態的： 「人在外洋心在家，少年妻子一枝花。家中父母年已老，身中無錢又想回。」過番人在大洋的另一方是如此艱難地生活著，舉目無親，當地居民又虎視眈眈，所謂「人地生疏，番仔擎刀」。
而在家的親人又是如此的「望眼欲穿」。這種思念，潮汕人生動地形容為「慘過在等出外翁」。「出外」就是「過番」，「翁」就是丈夫。那些出門在外的人，能較快攢積一些錢回家省親的，只是少數。有的「番客」在外幾十年才能回家一趟，有的一輩子拋下妻兒，不再回來，對於那些在家苦等，上要贍養父母，下要撫養兒女的婦女來說，過的是什麼日子便可想而知。民謠唱道：「前世無身修，嫁著兒婿到外洲。去時小生弟(長得年輕漂亮，像戲台上的小生一樣)，返時留白須。」一首催人淚下的《十二月思君歌》，更是道盡苦等丈夫回家的心曲：「……二月驚蟄是春分，夜昏早起想著君；茶飯半點全（不會）食，想著我君心頭酸。聽著隔房人成雙，孤身帳內無人言，使妾有話無人呾，未知何時是同房……四月立夏是熱天，打開箱囊換暑衣；換上暑衣心忙迫，只見君衫不見伊。……」還有一首《正月思君在外方》：「正月思君在外方，自君去後心頭酸；自君去後相思病，相思病重（不會）落床。二月思君初二三。日日思君床頭伴；自君去後相思病，相思病重（不會）洗衫；三月清明雨紛紛，路上行人成大群；人人掃墓上山去，唔見君家來拜墳。四月立夏日頭長，單身娘囝鼻頭酸；思父思母有時候，思君思婿割斷腸。五月初五扒龍船，溪中鑼鼓鬧紛紛；船頭打鼓別人婿，船尾掠舵別人君。……」出洋謀生的人，他們遠涉重洋，踏上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他們的目的就是能夠賺到一些錢銀，寄回家裡養家活口。潮汕俗語歸納為「番畔錢銀唐山福」。杜桂芳的《潮汕僑批》對這種現象進行精闢的概括，認為這是：「責無旁貸與心安理得傾斜和心理同構」。出洋謀生的人，到了異地，一般都是從事低層次的勞動，收入較低，生活境況大多不佳，有的還相當困難。如他們在僑批中嘆息的「行情冷落，入不敷出」、「商業凋蔽，取利無門」、「左支右絀，生計艱難」……即使遇上風澇火旱，政治動盪，貨幣漲跌等情況，他們也想方設法，不讓家裡的人有丁點的憂慮。如潮汕歌謠《心慌慌》：「……上山來做工，伯公朵隆保平安。雨來乞雨沃，日出乞日曝。所擎大杉桁，所作日共夜，雞啼五更去沖浴，沖到浴來是怎生?海來相阻隔，（不會）得唐山我奴來拍抨。信一封，銀二元，叫奴刻苦勿愁煩；囝兒著扶持，教伊勿賭錢，田園著力作，豬仔著力飼。等到我賺有錢，緊緊回家來團圓。」但是國內家屬對海外親人，卻甚少顧及他們的種種艱辛，而是把這種依賴視為理所當然，而且這種需求遠遠超出了及時寄來，有時候還會有怨言。因此，人們對這種現象，感慨地說這是「番畔錢銀唐山福」。對這種現象，杜桂芳在《潮汕僑批》將其歸納為幾個原因：其一是血緣宗法的約束，其二是宗親義務，其三是現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