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評價"三寸金蓮」的文章
纏足通過外力改變腳的形狀，嚴重影響了腳的正常發育，引起軟組織攣縮，這個痛苦的過程是用言語不足以描述的。而一千多年以來中國的千千萬萬的女性從小就要經受這樣的痛楚，不情願的忍受這種從心理和身體上的摧殘。
通過纏腳而來的小腳真的那麼美嗎？以至於男人在娶妻時將它作為一條最重要的標准，而女性將它作為人生中對自己身體必須實現的重大改造。事實則不然，下面有一段關於小腳的真實的描述，讓人非常的感慨，從我們現在的審美角度出發，我們甚至會覺得我們的祖先是那麼的不可理喻。
一般來說，小腳從正面看，像火傷之後，脫去陳皮爛肉，露出變形、變顏的一個肉疙瘩。只有一個翹起的趾頭，依稀可辨上面的指甲，其它，一概呈現出可憎的模糊輪廓。 從側面看，腳趾和腳跟已從中折斷，兩部分緊挨在一起，在軟肉的附和下，形成一條由兩端站立的曲線，腳跟臃腫，腳掌消失，腳背凸起。腳的全長不及自然長度的一半，整隻腳像一個不規則的三角形。最恐怖的是從正面看腳底。那是一幅完全消解了人足的原始形象的荒誕圖案。除了變形的足跟之外，已沒有一丁點平滑的腳板。四個腳趾長短不一地向外轉折，圍繞在以大腳趾為軸心的腳心下面，腳趾的正面因此變成了腳板心，完全扭曲地壓在了腳板底下。
我們都很清楚，在審美不超出常態的情況下，這樣的小腳是很醜的。事實上，這樣的小腳也不健康，不實用，纏足對人身的傷害是終身的。纏了小腳的女人其支撐的重心移到腳外部，行動極為不便。而且它們成年後多患早發退行性關節炎。
無論是從賞心悅目還是從健康實用的角度，女人纏小腳都是不應該被接受的，而這樣的殘忍的行為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卻曾經盛行一千餘年，以至於我們不得不承認它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有影響力的文化，古人的這種不健康的視覺審美取向就象一個復雜的謎（當然，這肯定不僅僅是個審美的問題），而這個謎的背後有太多的東西值得我們深思和反省。
很多人都認為女子纏小腳的習俗是封建社會和男權社會的產物。顯然，它們之間是有很多的內在的聯系的，但如果要說，小腳文化與封建社會和男權社會有著必然的等同性，卻是值得懷疑的。在西方也同樣經歷了封建社會，女子的地位一度非常低下，他們的女性通過束腰和穿高跟鞋的方式來獲得男性的認可，沒有聽說過有逼迫女性纏小腳的歷史傳聞，這無論如何比纏小腳來的文明。
女子裹小腳的起源據說是這樣的：南唐李後主（公元937——978）因為喜歡宮嬪睿娘的小腳狀態，就讓她纏足做新月狀，並因此成為皇宮里最受寵的一個女人。於是皇宮里開始流行纏足。由於皇帝的表率作用，小腳成為時尚，繼而官場與民間也相繼流行。
這並沒有得到確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唐朝的女子不用纏腳，而恰恰是從宋朝（公元960——1279）開始，儒家文人乃至於農家男人開始痴迷的追捧女子的「三寸金蓮」。但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封建社會在秦始皇統一全國（公元前221）之前就已經形成。從此我們可以看出,纏小腳的習俗並不是封建社會和男權社會的伴生物。
現在就有一個最大的疑問，那就是為什麼偏偏就是在宋朝，這樣一個隨著歷史前進的步伐已經比較開化的年代，女子裹小腳這樣的反人道的殘忍的習俗卻盛行開來。其實「三寸金蓮」的說法源於北齊少帝蕭寶卷贊其寵妾潘玉兒一雙柔弱無骨的纖小美足「步步生蓮花！」，但當時及其後的隋唐在對腳的審美上並未出現這樣的傾向，所以女子裹小腳在宋朝泛濫開來絕不可能是偶然的，一定是有其社會與思想根源的。因為時代久遠又難以找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只能根據當時社會以及文化方面的史料作一些合理的推理，下面我想盡我所能就這個問題作一些深入的思考與探索。
任何一種現象都可以從社會的歷史與現實中尋找根源，而且其根源一般都可以追蹤到文化，小腳的陋俗也不例外。小腳習俗所存在於的文化環境必定是一種非理性的文化所產生的。而一般來說，文化內涵中核心思想的單一性或者說叫做單調性是非常容易導致文化的非理性，因為缺乏不同思想的爭鳴，就難以對思想本身進行反思，同時文化中核心思想的一元化因為缺少其他思想的制衡，容易走向極端。當這種非常態的文化主導了一個國家時，這個國家的民眾作為個體就被單一的思想簡單化，無論是從個體自身還是與其他個體相比較都找不到思考的內驅力，作為整體因為內部沒有差異性，缺乏內部矛盾的整體失去前進的原動力。當整個國家都基本靜止了他的思維，民眾反過來就完全固守於已有的非常態文化，並逐漸惰性的走向極至，國家與民眾不可避免的進入非理性狀態。尤其不幸的是，文化中核心思想的一元化與由它所主導的非理性國家互相作用，形成惡性循環，在這種情形下，任何荒謬的事情的發生以及可能長久的持續都是不足為奇的。而在宋朝，程朱理學就是上面推理的現實演繹。朱的理學與程的心學都是對儒家學說的進一步發展，將中庸提到天理的高度，並根據他們所認為的道與器相分離的原則，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這種思想體現了對作為人這樣的有尊嚴的個體的極端的不尊重，當這種思想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時，一旦腳是否小成為評判女子是否美的標准（事實上已經上升為賢良與道德的標准），全社會對於女子因此所遭受的痛楚的漠視也就不足為奇了。
宋王朝在中國歷代王朝中是一個比較弱勢的政權。一方面，其領土局限於中原及長江以南地區，該地區內又基本為漢族人，所以無論是地域文化和種族文化都是比較單一的，這種情形有利於某一種思想在全國形成權威地位。而在漢唐時期，因為領有西域大漠，肢體完整，政治文化中心長安更是胡漢文化的交匯地帶，這就是為什麼盡管從西漢時漢武帝就已開始認識到儒家學說是統治者愚民的一劑良葯，並讓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這卻沒有導致漢唐期間儒家思想在社會中的極權地位。另一方面，縱觀整個宋朝政權歷史，在與少數民族政權如金、遼、西夏交戰的戰場上一直處於被動地位，朝廷內也有主戰和主和兩種聲音，但主張稱臣和進貢的投降派一直都佔了上風，而且皇室也傾向於苟和求安，但這就增加了百姓的賦稅負擔，民不聊生，農民起義風起雲涌，因為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加之政權本身體弱，所以幾乎沒有哪個朝代像宋朝的當權者那樣對安定與秩序充滿了渴望。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至上，而最基本的道德規范是「三綱五常「，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是仁、義、禮、智、信。可見，儒家思想是強調秩序和塑造權威的思想,是維護皇權與男權的思想，這正切合了當時政權的需要，所以統治者極端的推崇儒家學說，並在統治中深刻地貫徹、嚴格地執行、極力地發展儒家思想。男權與皇權都屬於極權和威權的范疇，都是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它們一脈相承。隨著皇權的權威被進一步神化，男子相對於女子強勢地位就被進一步增強，而男子的強與女子的弱是相對的，即這種更加強勢的地位必定是建立在進一步降低和弱化女子的地位的基礎上的。在這里有一點應該被提到，宋朝的男性是比較壓抑的，他們在對外族的戰爭中基本都是失敗的，這裡面除了國力軍事等宏觀因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古代戰場當戰法水平接近時，士兵的力量與野性至關重要，宋朝軍隊在用兵方面與北方少數民族相比水平相近，但由於士兵基本上是漢人，而且多來自江南，在力量與野性方面相對明顯欠缺，在戰場上的失敗就不奇怪了，但由此而來的巨大的挫敗感對宋朝的男性是沉重的心理上的折磨。在宋朝這樣一個男權社會里，男子對自己的強大有著與生俱來的自負，但當他們的這種自負被自己的保家衛國的無能所重創時，必然從本能上必然去尋找出路以承載破碎的尊嚴。很顯然，女性是最合適的對象。漢代才女班昭在她的著名的《女誡》中曾提到：「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可見在中國歷史上，男性的剛強在本質上就是以女性的柔弱為襯托的，所以，必然的，當時的男性潛意識的迫使女性走向更弱勢的地位，從而為自己在戰場上丟失的自尊尋找平衡。女性在纏了小腳之後，因行走不便只得輕抬步微扭腰（所謂的蓮步姍姍）而盡顯柔弱，因不能輕松隨便走動只得好好獃在家裡相夫教子，做一個嫻靜的賢妻良母，這與宋王朝政權渴望的秩序是相符的，更是當時逐漸走向極端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境界，而且還暗暗迎合了當時男性當中普遍的一種心理需求。因此，女子纏小腳的行為在宋朝走向泛濫是由當時社會極其不正常的宏觀的社會形勢和文化氛圍所決定的。
纏小腳的陋俗竟然能從宋朝一直延續到民國初期，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宋朝以降，極端的儒家思想，也就是將禁錮人性的禮發揮到極至的程朱理學一直在社會占據著統治地位。但是，社會這種宏觀的思想的代代傳承具體到微觀是由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個體所實現的，程朱理學的延續不衰說到底是一代代的一個個有靈性的人所作出的選擇的綜合的結果，這是一個多麼大人為的悲劇。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國內外交流的頻繁，西方的文明之風在國內逐漸刮大，知識分子率先覺醒，並開始積極宣傳西方的各種流派的思想，反思我們的傳統文化的某些弊病，這種思考逐漸蔓延到整個社會。在這種多元的文化氛圍熏陶之下，當時的社會思想非常活躍，人們開始真正的理性的去審視自己的那些為禮教所束縛的非理性的風俗習慣，所以，水到渠成的，男人的長辮子給剪了，女人放足了。但是，中國女人的千年裹足的疼痛與屈辱實在是不能這樣輕輕的一筆就從我們的歷史中勾去，只有對歷史的深刻反思才能讓我們克服蒙昧，踏者歷史的足跡繼續前進。